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形势稳中向好，平衡性持续增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取得新突破，雄安新区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长江保护法正式实施，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系统保护修复成效明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不断优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持续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稳步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合作竞争力不断加强。展望“十四五”乃至更長一段时期，区域协调发展仍是一篇不容忽视的大文章，如何有效缩小地区差距，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课题。

京津冀：加强联防联控，持续改善生态环境

作为蓝天保卫战的重点区域之一，近年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2021年，京津冀区域PM2.5平均浓度为36.9微克/立方米，比2013年下降62.3%，三地全年优良天数均超过260天，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减少88%，北京空气质量更是首次实现全面达标。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联防联控和集团式作战。

自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以来，三地与周边地区连续4年实施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联合应对重污染天气;共同签订《跨省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框架协议》，连续5年开展联合应急演练;同步颁布实施《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解决监管数据不共享、异地执法难等问题。目前，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内煤电机组2亿千瓦已全面完成超低排放改造，超过3亿吨粗钢产能完成或正在实施超低排放改造;排查并分类整治涉气“散乱污”企业6.2万家，实现动态清零;燃煤锅炉35蒸吨以下全面淘汰，现存燃煤锅炉数量仅为2013年的1/50;燃煤替代累计完成2100万户，基本实现平原地区散煤清零，减少燃煤使用量5000万吨左右。今年冬奥会期间，北京空气质量达到有PM2.5监测以来最好水平，PM2.5浓度甚至出现个位数，“北京蓝”成为冬奥会的靓丽底色。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重大战略，同时也是一个长期、系统和复杂工程，尽管在三省市的共同努力下，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成效显著，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与挑战。”今年全国两会上，农工党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推进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的提案，建议推动实现京津冀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一体化，从顶层设计层面，以资源环境承载和碳达峰为约束，规划确定区域产业结构、产能规模、产业布局、能耗总量、能源结构、水资源分配等;深化区域水生态保护协作，推动京津冀生态环境监管一体化，完善跨界联合执法、交叉执法机制。

从法治保障来看，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营养研究所所长赵晓燕认为，虽然京津冀三地已同步施行了《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协同立法取得标志性、突破性进展，但相关法律法规还需进一步健全。她建议，三地应协同进一步完善生态治理相关法规，统筹污染物排放标准，统一制定污染物排放收费标准，确保各地政府在生态治理过程中按统一标准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执法科学性。

此外她还建议，要用好并完善京津冀生态补偿机制，切实发挥其在落实生态保护权责、调动各方积极性的重要作用。在她看来，密云水库保护是一个很好的协同案例。2018年，京冀两地联合签署密云水库上游潮白河流域水源涵养区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3年多来，北京累计支持张家口、承德两市资金9.5亿元，用于上游开展潮白河流域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和水资源保护相关工作。2020年10月，京冀两地又共同出台《京冀密云水库水源保护共同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提出联合开展生态保水、执法保水、科技保水、工程保水、河长制保水五大行动，为推动密云水库上游流域水资源和水生态持续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据京冀密云水库水源保护工作联席会议重点工作专题会介绍，2022年京冀两地将共同推进全流域总氮监测及源解析工作，持续实施《行动方案》，并签订新一轮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

为保障京津冀水资源供给，解决缺水严重问题，全国政协委员、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原所长李琳梅建议，把海水淡化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水源。“当前，京津冀地区短缺的水资源，正在构成区域持续发展潜在的‘心腹之患，已经成为制约协同发展战略实施的突出因素。”李琳梅给出一组数据——2020年京津冀地区水资源总量185.4亿立方米，仅占全国总量的5.9%。“近年来，南水北调水缓解了京津冀地区的生产生活生态用水压力，但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现有水资源仍不能满足京津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水资源缺口依然存在。”为此，李琳梅建议，将海水淡化水作为京津冀地区的主要增量水源，提高其在区域水资源供给中的配置比例，并作为重要战略安全保障。具体而言，一是进一步加大机制政策创新，通过沿海新增高耗水企业必须使用海水淡化水、加大工业“点对点”供水力度、实施产水补贴等措施，探索水资源价格统筹机制。二是将海水淡化水主要供给京津冀沿海一线的工业、市政用水，以此减少输水成本与工业用水的二次水处理成本，进而把有限的用水指标用于区域发展的新增用水需求。三是加快区域内大规模海水淡化示范工程建设，开展自主首台（套）大型海水淡化装备的应用示范。四是依托天津、河北渤海湾沿岸大规模海水淡化工程，开展浓盐水排海试验研究，出台明确的浓盐水排海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海水淡化工程浓盐水直接排海，打通政策堵点。五是整合优势资源，开展协同攻关，加快建设国家级海水淡化科技创新及产业基地，重点突破海水淡化“卡脖子”技术，突破大型海水淡化装备制造技术瓶颈。

除了水资源，森林资源也是京津冀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参加全国两会之前，全国人大代表、廊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农业推广研究员方金华一直忙着与北京专家进行新型泡桐品种的繁育、推广。这种高品质速生用材树种，可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目前已在环京津地区推广种植。方金华认为，要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应率先实现三地造林绿化和林业管护一体化。一方面，在高标准规划种植、林地利用与保护、林业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精准发力，加强林木的抚育管理，对一些低产低效林、退化林进行改造和修复，提高森林资源质量与效益。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人才优势，针对热点、难点问题和共性关键技术联合公关，筛选出一批技术成熟、效益好的先进技术和适宜京津冀区域的优良品种推广应用。同时，在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野生动物保护和疫源疫病防控等方面加强合作，建立联防联控协作网，加强监测预警和信息的沟通交流。gzslib202204021743

长三角：打通堵点，让基本公共服务更均等

以4%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约1/4的经济总量，长三角不仅经济体量大、活跃程度高、创新能力强，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等方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江苏与沪浙皖累计开通省际毗邻公交线路51条;长三角高铁总里程达6329公里，位居全路第一，沪宁合杭间高铁基本实现高频次1小时达;四省市间17条省际断头路已打通7条。今年1月，三省一市还共同签订了《长三角跨省市交通基础设施快联快通建设实施合作协议（2022-2025）》，确定66项跨省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2022年长三角铁路建设下达投资计划686亿元，计划开通推进17个项目工程。可以说，长三角交通“一张网”正从互联互通迈向快联快通。

对于这一变化，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锐有切身体会。“以前在长三角周边地区出差，车要转来转去，非常不方便，但是现在非常便捷。”她希望，未来能够进一步优化和加密高速公路网，特别要打通断头路，促进各种资源的自由流动。其次，鉴于在高速公路省际收费站仍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车辆拥堵，她希望能够通过不停车便捷收费的方式，更好提高交通效率。

在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邵志清看来，过去几年长三角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基础设施要提升它的能级”，比如沿海港口怎么协同、沿江铁路如何加快推进。他认为，在制度创新方面，可以围绕营商环境一体化、公共服务便利化，打造一体化的市场体系，最终形成互通的市场准入标准，为各方打造出更好的营商环境。

“不管是高铁、高速，还是地铁、机场等重要基础设施，如果能打破壁垒、打通堵点，进一步提高通行效率，对于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活力提升、人员流动都非常好。”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学院副院长曹阿民认为，长三角在加快基础设施布局的同时，还应考虑将相关服务跟上，比如毗邻区公交衔接、轨道交通衔接、交通卡一体化，使大家享受到同域同等服务。

位于汕頭市潮阳区的潮汕环线金潮大桥 来源：新华社

随着交通条件的日益便利，近年来，长三角跨区域就医现象也越来越普遍，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重点机构的医疗压力，对老百姓而言就医体验也有所下降。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佘才高认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医疗资源也非常丰富，可以在医疗资源共享一体化上探索出一条新路径，比如通过专科建设、人才培养、远程诊断以及医联体建设等一系列“组合拳”，解决跨区域就医矛盾和问题，最终实现小病就地解决，疑难杂症通过医联体快速转运至长三角内大型医院就诊。

“如果说推进长三角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环境保护、营商环境等方面的融通融合是区域一体化的需要，那么推进教育一体化则是实现高质量的需要。”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左俊认为，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过程中，要把教育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好推动科技、人才、劳动力等创新要素的跨区域配置，为后发地区补齐发展短板、实现跨越赶超增强内生动力。在他看来，没有教育高质量一体化，就很难实现长三角全区域、全领域的高质量一体化。据左俊介绍，长三角教育一体化起步较早，2012年就建立了“一市三省”会商机制，2015年搭建了框架性合作机制;2018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教育一体化步入快速发展通道，初步形成教育质量一体评价、优质资源一体共享、教师队伍一体培养、重大活动一体举办、创新平台一体建设、技术难题一体攻关的区域教育发展新格局。他坦言，在长三角坐标系中，安徽在学前教育普惠化、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职业教育适应性、高校学科建设、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有必要进一步发力，比如，加快引进一批沪苏浙优质学校来皖开设分支机构，重点向皖北、皖西大别山等基础薄弱、人口较多的地区倾斜;与沪苏浙高校、头部企业共建一批优质学科、产业学院、科研平台，联合培养高层次人才。

粤港澳大湾区：多举措加快科创要素流通

自2019年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至今已满3周年。3年多来，在中央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下，粤港澳三地不断凝聚力量，让这片5.6万平方公里、覆盖约8600万人口的热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2021年大湾区经济总量约13万亿元，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达25家，拥有超50家“独角兽”企业、1000多个产业孵化器和近1.5万家投资机构;2021年大湾区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6万多家，启动超过30个粤港和粤澳科技合作资助项目;2021年横琴粤澳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4761户，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已汇聚医药企业220家，前海深港合作区累计注册港资企业1.19万家，实际利用港资占前海实际利用外资的93.2%。

“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最具创新能力的城市群之一，也有能力去实现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全国人大代表、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玉宇认为，当下粤港澳大湾区主要还面临两方面挑战，一是如何加快科技创新要素流通，二是争取更多的科研人才落户大湾区。在他看来，大湾区应切实落实企业特别是民营科创企业在科技创新体系的主体地位，鼓励企业牵头或参与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项目等。同时，鼓励行业领军企业参与应用基础研究，设立研究院，与国家及省实验室等研究机构共设创新联合体，加快创新成果应用转化。

同样关注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广州分院院长陈广浩也表示，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是支撑大湾区的一个关键。他介绍，当前围绕支撑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科院在大湾区布局了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重大创新平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雏形已现，未来还将瞄准国际科技前沿，通过一系列布局增强大湾区的基础研究能力，提高原始创新水平。在陈广浩看来，大湾区布局的这些“国之重器”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基础，今后还应加强顶层设计，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将这些大装置、大平台“串珠成链”，发挥更大的作用。gzslib202204021743

近年来，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科技企业孵化器在鼓励大湾区创新创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铁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钱春阳看来，科技企业孵化器已成为科创的重要阵地，但目前还存在部分孵化器物理空间高度集中、产业方向模糊等难点，应加强对创新型孵化器的规划指导，引导孵化机构向提供增值服务和投资等方向发展，为创新创业企业提供更多支持。

“香港在科研和金融上的优势，对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区域创新而言十分重要。”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常务理事黄锦辉认为，虽然香港与内地的科创产业对接工作持续推进，但在落地执行层面仍面临不少“大门已开、小门未开”的情况。他建议，要促进大湾区人才流动，可适当简化驻港国际科创公司派遣员工到内地工作时的通关手续;适当降低香港本土零部件入境关税，提高科创产品成果竞争力，促进更多香港和内地合作的科研成果落地及助力大湾区工业转型升级;拓宽内地产品的认证渠道，利用香港在检测认证方面的优势，助力大湾区成为“国际检测认证中心”。

全國政协常委、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主席蔡冠深也表示，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是科技企业持续创新的保障。他建议打通香港与内地市场的资金循环，具体包括降低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申请门槛;在深港两地率先开展“创投通”，设定一定的额度上限，让香港创投资金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在两地自由兑换调动;在大湾区先行试点“新股通”，增强两地IPO市场的融资能力，也可让内地和香港的投资者通过认购彼此市场的新股，分享新经济企业IPO的红利。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澳门工商联会会长何敬麟也建议，可以在澳门推动融资，让金融创新更好地服务科技创新。“澳门拥有国际金融优势，在推动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方面，可以作为对内对外金融双向开放的‘试验田。”据他介绍，在粤澳一系列金融创新举措推动下，澳门金融机构正在不断进驻内地，努力营造粤澳金融合作的良好生态。他建议，未来在金融方面要降低涉澳相关金融业务进入广州的门槛，全方位支持吸引外资股权基金“巨头”，多举措并行支持穗澳产融对接机制创新，健全穗澳产融合作的政策支持体系，保障穗澳产融合作有序推进，实现大湾区经济体系深度融合发展。

除了引进港澳资金之外，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樊庆峰希望，国家层面能够指导各省份出台培育“专精特新”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政策，为企业早期研发、成果转化、市场拓展、数字化转型等环节，配套政策性融资担保、知识产权证券化、产业投资基金、供应链金融等多种金融服务，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知识产权是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之一。发展知识产权融资，匹配轻资产、高成长的科技企业的融资需求，让‘知产变‘资产，是金融服务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助力科技创新的重要舞台。”他说道。

成渝双城：要引才，更要聚才留才

从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作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重大决策部署，到同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再到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被称为“中国经济第四极”的成渝双城经济圈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

日前刚刚发布的《2021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成渝两地共设立双城经济圈发展基金300亿元，共同实施年度重点任务85项，推进重大合作项目67个，打造区域合作平台10个。“应该说，总体推动的态势是比较好的。”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傅勇林认为，作为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值得让人期待。同时他也提醒，这是一盘大棋，需要调结构、转方式、增动能、上水平，对整个城市群的人文肌理、社会肌理、经济肌理、文化肌理进行科学理性剖析，作出针对性很强的对策。

去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与重庆市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了《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规划》，提出到2025年，西部金融中心初步建成;到2035年，西部金融中心地位更加巩固，金融服务“一带一路”功能更加完善，西部金融中心的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

为加快推动西部金融中心建设，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川渝两省市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关于支持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的提案”，并提出五点建议：一是建立中央层级的统筹协调机制，参照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立由国务院领导牵头的统筹协调机制，在人民银行设立办公室，协调推动各项建设工作;二是在成渝地区布局重大金融基础设施、重要金融机构;三是支持推动成渝地区金融市场和监管区域一体化，建议国家发改委、银保监会指导成渝地区开展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四是积极在成渝地区推动金融开放创新;五是加大对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的人才支持。

这其中，高端人才是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首要关键。然而，由于经济、地理条件等原因，西部地区在人才引进、培养和使用方面还有较大不足，有些金融、科研机构不仅吸引人才困难，就连已有的人才也存在很大的流失风险。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四川九洲电器集团识别事业部副总经理陈琳感受颇深。她表示，从人才流动趋势上看，一二线城市人才集聚，三四线城市人才流出，成渝地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地区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成都、重庆之外的三、四线城市，对人才吸引力尤为不足，特别是国防科技工业或国家重点基础建设等相关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正在逐年下降，将直接影响和制约这些城市和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与可持续发展，不利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均衡发展。

“对这一类城市而言，引才只是第一步，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聚才、留才。”陈琳认为，首先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国家产教融合平台建设。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企业与高校联合开展产学研合作的协同机制、育人机制、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并给予政策和经费支持，促进加快支撑创新发展的各领域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为高校培养更加符合企业需求的各领域优秀人才;另一方面，出台或完善相关细则政策，进一步鼓励重点领域或行业的科技型企业向高校开放实习实践岗位，既让企业深度参与高校人才培养，又为高校人才提供深入了解企业发展和文化的机会。与此同时，还要为重点领域或行业的企业在学校树立品牌，吸引优秀人才到该类企业就业，促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陈琳还建议，要进一步支持各级地方政府创建人才引进绿色通道，吸引高层次人才落户和办企业，包括解决引入人才安家落户的后顾之忧，探索实行引才、留才“一企一策”新模式。

全国人大代表，长安汽车党委书记、董事长朱华荣分享了企业引才留才的经验。在他看来，吸引和留住高端人才，除了在住房、就医、子女就学等方面狠下功夫外，还要在创新创业环境营造上努力。“一个世界一流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撑。目前，我们非常重视基础科研人员的待遇、激励以及荣誉，并向他们大力倾斜。”朱华荣建议，相关部门可以加强引导，让基础科研人员从精神、物质等方面有更多的收获，让他们能心无旁骛地抓好创新。同时，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市场化薪酬制度、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超额利润分享、项目跟投等方式，有效实施对科研技术人员的中长期激励;通过制度及文化营造科技创新氛围，健全完善正向激励、容错纠错和澄清保护机制，优化任用激励、精神激励等措施，营造良好的用人环境，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

编辑：张军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