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俣飞

(1.深圳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广东 深圳 518052；2.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广东 深圳 518052)

一、引言

随着海洋经济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选择和发展动力，沿海地区在区域发展战略中均对海洋产业进行了重点规划，并根据各自发展优势提出了优化海洋产业结构、构建现代化海洋产业体系的目标。同时，实现海洋产业在空间上的集群和细分领域的协同，成为各地海洋经济规划中予以重点考虑的因素。海洋产业的集聚有助于形成区域内不同类型与规模企业间的分工合作体系，进而优化当地海洋产业结构和海洋经济空间发展格局，但这一主题长期以来较少受到学者的关注，因此，有必要对各个海洋产业间空间交互关系与协同效应进行研究。当前，学者对海洋产业发展规律的研究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

对于海洋科技创新效率、海洋经济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成为对海洋产业发展规律的重要视角之一。邰骎(2014)[1]、姜宝等(2015)[2]、杨鸣等(2016)[3]、鄢波等(2018)[4]利用DEA-BCC模型、超效率DEA视窗模型、三阶段DEA模型、DEA-CCR模型针对海洋科技创新效率进行了研究；詹长根等(2016)[5]全面分析了中国沿海11个省市海洋经济效率的总体特征和时空格局，并提出了地区经济发展效率、海洋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程度、海洋资源禀赋等因素影响海洋经济效率；王泽宇等(2020)[6]使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中国海洋三次产业的经济效率并利用面板Tobit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因素；高田义等(2018)[7]利用DEA-BBC对青岛市海洋经济的科技创新效率进行评价，并运用层次分析法甄选出青岛应该优先发展的海洋产业；许林等(2019)[8]运用SFA方法测算了中国沿海11个省市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的效率；杜军等(2019)[9]利用VAR模型研究了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宋泽明、宁凌(2021)[10]、纪建悦等(2021)[11]等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证明了海洋科技创新、海洋产业结构与海洋经济效率之间存在门槛效应；刘韬等(2021)[12]利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海洋高技术产业协同创新效率并考察了其影响因素。

近年来，随着集聚理论的发展并形成概念，该理论开始用于海洋产业研究。王涛等(2014)[13]比较了沿海省市的海洋集聚情况并分析了产生差异的因素；陈国亮(2015)[14]通过测算协同集聚指数及其影响因素，指出海洋产业协同集聚表现为空间更加集中、空间大尺度变迁和邻近地理变迁三个空间演化类型；刘彦军(2016)[15]指出基于区位优势/资源禀赋优势的海洋产业集聚会引发区域海洋经济分异；杜军等(2016)[16]通过比较广东、山东的海洋产业集聚特征发现广东海洋经济规模大于山东而海洋产业空间集聚度不如山东；徐胜和杨学龙(2018)[17]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指出了创新驱动是海洋产业集聚与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因素；陈晓峰和张二震(2020)[18]利用修正后的E-G指数对中国海洋产业协同集聚度及其空间格局进行综合评判并确定了其影响因素。

综合以上分析，当前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海洋产业效率的时间与区域比较及科技创新对海洋产业效率的影响，在研究海洋集聚度时则集中于通过区位熵、E-G指数对集聚程度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而关于集聚程度对海洋产业效率影响方式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以海洋产业效率与集聚程度之间的联系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我国沿海9省市(2006-2018年)的相关数据，通过空间面板模型确定集聚程度对海洋产业效率的影响，同时就其产生影响的方式进行深入分析，并根据分析内容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二、产业集聚在推动海洋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机制

产业集聚是一种由单一产业结构向多产业结构不断演进的过程，是基于产业要素之间的差异化分布实现不同类型与规模企业间在同一区域通过分工合作而形成的有机体系，该体系不仅需要单一产业在空间上的集中过程，更需要发挥不同细分领域上关联产业间价值创造与空间交互的协同效应(Hesley和Strange，2014)[19]。

产业集聚按照行业间的关联性，可以划分为产业多样化集聚和产业专业化集聚。产业多样化集聚是产业关联的外在表现，即由于某些地区拥有原材料丰富、交通基础设施便利以及廉价劳动力等资源优势，从而能够吸引大量关联产业发生指向性的集聚，其主要是指不同业务范围的经营主体之间由于地理位置上的邻近，加速行业之间融合的可能性，从而提高产业转型升级。相对而言，产业专业化集聚通常是指产业上下游之间通过协同效应提高产业资源配置及科技创新水平，有效解决产业同构性，避免产业资源错配，从而提高各自领域及产业整体的效率。总体来看，产业多样化集聚与产业专业化集聚有助于聚拢专业人才和发挥知识溢出效应，进而提高产业及其上下游的生产效率。

随着海洋开发向深海和远海的步伐逐渐加快，集聚式发展已成为现代海洋产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我国海洋产业的自身特点及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产业多样化集聚与产业专业化集聚通过各自的作用机制，推进海洋产业不断实现优化升级。

一方面，多样化集聚有助于区域海洋产业形成先发优势。在多样化集聚作用下，领军企业通过发挥示范和辐射作用，吸引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及相关支持机构加入而形成产业集群，集群内企业更容易产生规模效应、创新驱动、知识溢出、产业放大和自我升级，人才集聚、信息集聚和知识集聚不断增强。相比于陆域产业而言，海洋产业多样化集聚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子产业发展时序特征，通过对区域海洋经济发展历程的研究，很多学者得出了海洋产业多样化集聚，遵循着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从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的演进规律。多样化集聚有助于海洋产业各个企业主体知识溢出、共享和交互，政府产业政策也能够更好发挥培育和引导作用，促进资金、人才及知识资源在集群内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另一方面，专业化集聚促进区域海洋产业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优化。由于技术扩散和知识溢出效应的空间局限性，提升产业的专业化集聚程度有助于加快知识与资源的分享传播，从而促使区域海洋产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推进海洋产业不同生产部门的合理布局及结构优化。具体来看，海洋第一产业以海洋资源直接利用为主，海洋第二产业则作为与陆域高技术行业联系最紧密的领域，是海洋产业各个领域向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阶段发展的基础，而海洋第三产业中既有贴近应用场景和用户需求的交通运输、滨海旅游等业态，又有能够将知识、技术等无形生产要素导入的生产性服务业，各个产业之间的协同配合更有利于提出技术创新的发展方向和有效需求。此外，海洋产业“小规模、定制化”的生产特征，决定了海洋金融、海洋科研等海洋第三产业与其他海洋产业之间的关系只有更加紧密，其所提供的支持和服务才更具有适用性。

三、海洋产业集聚程度的演化特征

如表1所示，沿海9个省市海洋产业多样化集聚程度的差异与当地海洋优势密切相关。海洋第一产业多样化集聚程度方面，辽宁为最高的2.35，福建、浙江、山东、江苏作为海洋第一产业高集群区域该数值也超过了1.00，这些均体现了当地海洋第一产业发展情况较好；海洋第二产业多样化集聚程度方面，江苏为最高的1.12，天津、广东、山东作为海洋第二产业高集群区域该数值也超过了1.00，这也反映了这些地区的海洋第二产业中多个领域已具备了一定规模，同时也有几个海洋第二产业中的优势行业；海洋第三产业多样化集聚程度方面，上海为最高的1.21，这与其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总产值在全国占比最高的情况一致，广东、浙江、福建作为海洋第三产业高集群区域该数值也超过了1.00，全国海洋第二、第三产业总产值在海洋产业中占比超过90%，而广东这两个产业都实现了多样化集聚，因此其海洋产业总产值也为全国最高。

表1 海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多样化集聚程度

关于产业专业化集聚的测度方法，早期使用赫芬达尔指数、胡弗系数、锡尔系数、空间基尼系数等，此后，EG指数、DO指数等也被学者广泛应用。考虑到EG指数不能从区域层面反映海洋产业的专业化集聚水平，本文构建了γ指数来反映区域海洋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γ指数如(1)所示：

γ=[1-|LQxk-LQyk|/(LQxk+LQyk)]+[LQxk+LQyk]

(1)

该等式右边第一项代表专业化集聚指数的质量，第二项代表专业化集聚指数的深度，显然，该指数值越大，表示产业专业化集聚水平越高；反之，则表示产业专业化集聚水平越低。根据该方法，利用相关数据计算出的沿海9个省市不同海洋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如下。

如表2所示，沿海9个省市海洋两两产业专业化集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与该地海洋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相关性。海洋第一、第二产业专业化集聚方面，辽宁为最高的3.84，山东、福建、浙江、江苏作为高协同区域也超过了3.00，这些均体现了当地海洋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而广东、上海等地较发达的海洋船舶及设备制造等行业并没有在海洋渔业向远海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海洋第一、第三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方面，辽宁、福建均值为最高的3.42，山东、浙江等作为高协同区域，均值也超过了3.00，海洋第一、第三产业高协同区域的海洋渔业比较发达，其与海洋交通运输、滨海旅游等产业也能够形成较好的配合；海洋第二、第三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方面，广东均值为最高的3.01，上海、山东、江苏等高专业化集聚度区域，其均值也超过了2.90，这与上述区域在海洋采掘业、海洋制造业、海洋工程建筑业等行业较为发达密切相关，但由于海洋第二、第三产业在海洋产业总产值中的比例超过90%，这也导致各地该专业化集聚程度的差别不大。

表2 两两海洋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

海洋第二产业包括海洋油气业、海洋电力业、海水利用业、海洋船舶工业等产业，是海洋产业中与陆域产业的科技创新水平关联最高的行业，黄英明和支大林(2018)[20]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得出海洋第二产业作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与陆域产业的技术经济关联性相对于传统海洋产业更强，许林等(2019)[8]也得出海洋第二产业占比越高的省份其海洋金融支持海洋经济的效率也越高，这些都说明了海洋第二产业与科技创新、金融服务的关联性较强。从海洋经济的发展阶段来看，发展初期海洋第二产业的升级主要来自海洋交通运输业提高港口基础设施水平、运能运力的需求，此后，随着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路线的不断完善，以海洋第二产业为主的海洋战略新兴产业要实现关键突破和自主发展，就需要海洋科研教育、海洋金融等海洋第三产业的支持。海洋科研教育通过与产业界合作，为其提供海洋科技应用和产业化所必要的前沿知识，提升海洋第二产业整体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各类风险投资基金投向海水综合利用、海洋新能源、高端海洋装备制造等海洋新兴产业的关键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成长型高技术企业，来自海洋科研教育、海洋金融领域的有效支持为海洋第二产业向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阶段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考虑到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在海洋第三产业中的占比接近50%，因此，在进一步分析时，需测算海洋第二产业与海洋交通运输业及除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外海洋金融、科研、教育等其他海洋第三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

如表3所示，海洋第二产业与海洋交通运输业专业化集聚程度方面，均值最高为江苏的3.56，其次为天津的2.85，这与上述省份海洋第二产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发展较好的情况相符，江苏海洋船舶工业、天津海洋油气业增加值在全国占比均为最高，而上海、广东均值为较低的2.58、2.48，这也反映了上海、广东海洋交通运输业虽然在全国增加值最高，但其未充分发挥对海洋第二产业的有效带动作用。海洋第二产业与其他海洋第三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方面，广东、上海均值在3以上，分别达到3.24、3.05，此外，江苏、浙江、山东等均值也超过2.9，这说明上述省市海洋金融、科研、教育等产业与海洋第二产业之间具有较好的良性互动关系。

表3 海洋第二产业与海洋交通运输业、其他海洋第三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

四、海洋产业集聚程度对海洋产业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设定与数据描述

本文基于前述对中国沿海省市海洋产业集聚程度的测算，分析其与沿海省市海洋产业效率之间的关系，在考察海洋产业集聚程度对海洋产业效率的影响时，以海洋产业效率为被解释变量，以前述海洋产业多样性集聚和专业化集聚程度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加入若干控制变量。

在进行计量检验时，首先，通过方程一考察海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多样化集聚程度对海洋产业效率的影响，多样化集聚与沿海省市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的关系很大，其结果体现为各地通过发展规划指导各个海洋产业在当地实现集聚，从而发挥集聚过程中的规模经济效应并提高当地海洋产业效率；其次，通过方程二考察海洋两两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对海洋产业效率的影响，专业化集聚重点考虑两两海洋产业之间是否存在发展的协调一致，即两两产业之间是否能够促进知识与资源的分享传播以及各个海洋企业间更好的分工合作，进而提升海洋产业的效率；最后，为进一步分析海洋二、三产业之间专业化集聚程度的影响，通过方程三考察海洋第二产业与海洋交通运输业、其他海洋第三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对海洋第二产业效率的影响，其目的在于分析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教育金融科研等第三产业能否对海洋第二产业提供足够的支持，进而促进该产业的产业升级与效率优化。

Eff0=∂0+∂1Cl1+∂2Cl2+∂3Cl3+∂4lnArea+∂5Cost

+∂6lnFund+∂7Pat+∂8lnGDP+∂9Open+∂10lnHigh+μ

(2)

Eff0=∂0+∂1Co1+∂2Co2+∂3Co3+∂4lnArea+∂5Cost

+∂6lnFund+∂7Pat+∂8lnGDP+∂9Open+∂10lnHigh+μ

(3)

Eff2=∂0+∂1Co4+∂2Co5+∂3lnArea+∂4Cost+∂5lnFund+∂6Pat

+∂7lnGDP+∂8Open+∂9lnHigh+∂10lnMac+μ

(4)

1.被解释变量。本文分别使用海洋产业生产效率(Eff0)、海洋第二产业生产效率(Eff2)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测算的海洋生产效率是指技术效率，即在给定一组投入要素的情况下，生产单元的实际产出同一个假设同样投入要素情况下的最大产出之比，技术效率测度的关键是最优值的确定，即具有投入最小或产出最优性质的前沿生产函数。对前沿生产函数估计的方法主要有数据包络分析(DEA)和随机前沿分析(SFA)两种，与DEA相比，SFA适用于单一产出的情况，并且由于随机确定生产前沿面，因此有着更加可靠的经济理论支撑，同时，还考虑了随机误差和其他变量的可能干扰波动，本文测算的海洋产业效率仅以行业产值作为单一产出，并考虑到随机误差和其他变量可能的干扰，更加适用SFA方法。

在进行具体测算时，本文选用超越对数形式的生产函数，并假设各个投入要素的相互作用对产出的影响较小，设定的随机前沿模型：

Yit=ALitKitEitexp(vit-μit)

(5)

其中Yit表示地区i在时期t的产出，Lit、Kit和Eit分别表示地区i在t期的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能源投入。具体来看，劳动投入用涉海就业人员数量衡量；海洋经济的能源消费量利用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对样本省份的能源消费量进行折算；资本投入用海洋资本存量加以衡量，同样用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对样本省份资本存量进行折算，并对我国2000年省际资本存量的估算结果，利用永续盘存法测算以2000年为基期的样本省份资本存量。产出指标选取样本省份海洋经济生产总值来衡量。为了和海洋资本存量保持一致，同样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

2.核心解释变量。海洋产业多样化集聚程度对海洋产业效率的计量模型(计量模型一)中，选择海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多样化集聚程度等3个变量(Cl1、Cl2、Cl3)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两两海洋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对海洋产业效率的计量模型(计量模型二)中，选择两两海洋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等3个变量(Co1、Co2、Co3)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海洋第二产业与海洋交通运输业、其他海洋第三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对海洋第二产业效率的计量模型(计量模型三)中，选择海洋第二产业与海洋交通运输业及其他海洋第三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等2个变量(Co4、Co5)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3.控制变量。表4给出了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4 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海洋产业集聚程度对海洋产业效率的空间计量模型

本文使用空间面板模型对沿海省市海洋产业集聚程度与海洋产业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空间面板模型的一般公式如(6)所示：

y=ρWy+Xβ+δWX+λWμ+ε

(6)

若δ=0，λ=0，则为SAR模型；若ρ=0，δ=0，则为SEM模型；若ρ≠0，λ≠0，δ=0，则为SAC模型；若δ≠0，则为SDM模型。

在选择空间面板模型时，要先确定空间权重，本文选择地理距离、地理经济距离为空间权重，其计算方法如下：

通过LM分别检验SAR模型或SEM模型是否合适，如果两者都合适则可以进一步进行Wald检验与LR检验，判断是否更适合使用SDM或SAC模型。经过检验，方程一、方程二、方程三均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根据稳健LM值判断均可使用SAM和SEM。

(三)空间计量模型的结果分析

从模型结果来看，基于无空间效应、地理距离矩阵、地理经济矩阵面板回归模型均能较好反映出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计量模型一中，海洋第一产业多样化集聚程度Cl1在所有模型中均通过了1%显著性的概率检验，但其数值均为负，这表明海洋第一产业当前主要仍以传统近海渔业为主，这种产业的技术水平不高，其集群也意味着该地区仍以发展海洋传统产业为主；海洋第三产业多样化集聚程度Cl3在所有模型中均通过了1%显著性的概率检验且系数为正，表明一个地区海洋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提高其海洋产业效率，海洋第三产业占比高也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表现，而产业结构越高级也意味着产业生产效率越高；海洋第二产业多样化集聚程度Cl2在所有模型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原因在于海洋第二产业同时包含高技术含量与低技术含量的领域，这需要进一步对海洋第二产业的各个领域进行区分；控制变量确权海域使用面积Area在所有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为负值，这表明当前确权海域使用面积主要用于近海养殖及环境保护，该面积越大越说明当地海洋传统产业发达；控制变量专利申请数量Pat、高技术企业发展水平High在所有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与技术进步有助于提高产业效率的情况相符，但专利申请数量Pat系数接近0，远小于高技术企业发展水平High系数，这说明后者更能反映地区海洋产业的科技发展水平。

在计量模型二中，海洋一、二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Co1在所有模型中均通过了1%显著性的概率检验，但其数值均为负，这表明海洋一、二产业实现专业化集聚的地区主要发展海洋渔业、海洋盐业、海洋化工等传统产业，该类产业代表了海洋产业中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部分，因此对于海洋产业效率存在不利影响；海洋一、三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Co3在所有模型中均通过了1%显著性的概率检验且系数均为正值，表明一个地区海洋一、三产业实现专业化集聚能够提高其海洋产业效率，其原因在于海洋第三产业中的主要部分包括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该类产业发达的地区在发展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中也占有较大的优势，也有能力对岸线、码头等海洋基础设施开展投资，从而为发展海洋牧场、远洋捕捞提供支撑；海洋二、三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Co2在所有模型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这并不能说明该变量对海洋产业效率无影响，其原因主要在于海洋二、三产业在海洋产业中占比超过90%，导致前述对其测算的结果在各个地区、不同时期的差异不大；控制变量方面，模型二得出的结果与模型一基本一致。

在计量模型三中，海洋第二产业、其他海洋第三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Co5在全部模型中均通过了1%显著性的概率检验且结果为正，这说明海洋第二产业作为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对海洋产业上、下游产业发展具有较强带动作用，剔除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产业后的其他海洋第三产业包括了各类涉海科研、教育、金融活动，而二者若能实现协同发展则能够有效促进当地海洋第二产业的效率；海洋第二产业、海洋交通运输业专业化集聚程度Co4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海洋交通运输业发达并不能带动海洋第二产业发展，二者的专业化集聚效应在促进当地海洋第二产业效率方面的作用也不明显；控制变量专利申请数量Pat在大部分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该变量所代表的科技发展水平对海洋第二产业效率的影响更大；控制变量装备制造业发展水平Machine在多个模型中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海洋第二产业的效率与当地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控制变量对外发展水平Open在所有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值为负，但这并不能说明对外开放水平对海洋第二产业效率存在负面影响，该系数为负应更多地解释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外商投资在GDP的比重是在不断下降的，而海洋第二产业效率是在不断提升的，因此，二者表现为负相关。

表5 计量模型空间面板回归结果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1.考察海洋各个产业多样化集聚对海洋产业效率的影响时，仅有第三产业多样化集聚与海洋产业效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海洋第三产业比重的不断增加是海洋经济由初期向成熟期发展的特征，海洋教育科研金融等形成集群效应则是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表现，因此，对促进海洋产业效率提升有积极作用。

2.当以海洋三次产业进行划分，并测算其两两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对海洋产业整体效率的影响时，海洋一、二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与海洋产业效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主要体现了传统海洋产业低效率的生产方式；海洋一、三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与海洋产业效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海洋第三产业中的经济发展因素、科技创新因素，对海洋第一产业由“产量型”近海捕捞向“品质型”远海渔业生产和渔业服务转变的促进作用，因此，加大对远海养殖、生态恢复的科研投入，能够有助于解决近海资源枯竭等问题，加速海洋渔业生产方式由捕捞型向农牧型转变。

3.当对海洋第三产业进行更进一步划分时，发现海洋第二产业与除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外其他海洋第三海洋产业的专业化集聚程度与海洋第二产业效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也反映了海洋产业中科研、教育、金融等生产型服务业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因此，在我国不断推进海洋强国战略的过程中，要进一步推动海洋第二产业与海洋科研教育金融产业等协同发展。

4.在考察其他控制变量对海洋产业效率的影响时，代表科技创新要素的专利申请数量、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对海洋第二产业效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反映了提高海洋第二产业生产效率需要提升其科技创新水平，这需要通过更多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的研发支持海洋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

(二)政策建议

1.促进区域优势海洋产业集群发展。沿海地区应以国家推进“海洋强国战略”为契机，把握区域海洋产业的发展优势和向海经济的政策机遇，不断制定、完善海洋产业集群发展政策和重大项目。对于科技创新能力较强的地区，应加快发展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攻关特种船舶、水下作业配套设备、海底观测探测设备、极地深远海渔业捕捞加工装备等一批“卡脖子”环节。对于装备制造业发达地区，可加大船舶及海工装备产业园区的规划面积，重点引进相关领域企业总部、知名实验室，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通过船舶及海工装备总部基地、国际科研合作平台、相关主题展会等突破性举措，形成中国船舶及海工装备行业的世界级影响力。充分发挥关联产业之间的协同效应，形成一批产业链长、地区特色鲜明、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区域性海陆产业集聚区，从而充分利用其集聚优势提升资源要素配置效率。

2.实现资源利用型海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海洋环境污染不断压缩近海渔业的发展空间，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驱动陆海环境保护协同发展，一方面不断优化当前以总量控制和逐级分解排污指标为主的治理方法，同时，以海洋环境容量为前提条件，建立灵活的海洋环境资源产权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等市场化机制；其次，要不断提高绿色、智慧技术在海洋资源开发中的运用，控制近海渔业养殖密度，推进渔业养殖工厂化、生态化、深远化，不断实现原有单一品种单层养殖拓展为多品种间作、轮作、立体养殖，从而使海水养殖成为“净化水质”的有效手段；最后，探索海洋渔业与海洋油气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滨海旅游业的协同发展方式，基于海洋渔业打造休闲渔业博物馆、民俗渔村等海洋文化产业，推进在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的过程中，促进渔业养殖、休闲渔业、科学研究、科普教育、海洋文旅等跨界融合，对避风效果好、基础条件优岛礁辐射海域的牧场项目进行优先开发和重点开发，从而实现深远海牧场建设与海岛旅游开发相结合。

3.提升海洋交通运输业对其他海洋产业的带动作用。海洋交通运输业作为传统海洋产业，能够为海洋船舶工业、工程建筑业提供研发需求，从而有助于实现将部分领域研发成果向其他海洋产业扩散，在带动其他海洋产业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前，海运市场船舶大型化、港口智慧化的趋势更加明显，但同时经济社会对海洋运输的时效性、灵活性、整体性和软价值要求越来越高，需要通过必要的兼并重组和政策扶持，增强国内港口和海运企业的分工协作能力和整体竞争力。因此，各个地区应利用建设全球、国家或区域航运中心的契机，通过放宽在船舶种类、登记类型、船员配备、技术条件、船东国籍、外资比例等方面船舶登记要求，实现船舶登记制度及相关配套政策对标国际知名航运中心，在扩大基础航运业规模的同时，不断拓展、优化海洋运输业与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海洋产业在海洋产业链各个环节的联系，从而发挥海洋交通运输业对其他海洋产业的带动和促进作用。

4.提升海洋科技与金融对海洋高技术产业的支持。海洋高技术产业基于陆域相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而来，并以海洋高端装备、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材料、海洋电子信息等为代表，其发展离不开海洋科研与海洋金融的大力支持。首先，需要以提升海洋科研服务水平为目标，全面建设综合化、体系化、智能化的海洋技术中试平台、工程技术研究试验中心、海洋立体观测系统等，助力海洋高技术企业获得更多基础研究支持并实现科研成果产业化；其次，需要加快建设市场化运作的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构建多产业、多链条交互融合的平台体系，形成完整的海洋高技术产业上下游科研服务配套产业链条，提升发挥中介服务机构在海洋科技商业化过程中的“桥梁”作用；最后，要引导金融机构建立海洋投资联盟并参与海洋高技术企业的研发活动，鼓励其提升海洋金融产品对海洋高技术企业的适用性，丰富海洋高新科技专利权、知识产权、高价值科研设备等海洋科研资产的抵质押融资模式，同时，建立含有“风险分担补偿机制”的海洋产业基金，确保基金在支持关键技术、重大项目研发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