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 玥

(1.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06；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2488)

一、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正在逐步发展完善。在20世纪90年代后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劳动力市场转型更是加速进行，各方面均朝着更具效率的方向推进。应该说，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依据市场信号自由流动对健全劳动力市场发展和改善劳动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至关重要。其中，劳动力的工作转换也成为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得以不断尝试更优配置的行为。

本文尝试以户籍制度作为劳动力市场隐形分割为基本前提，将教育对工作转换的可能影响纳入分析并构建统一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下探讨工作转换可能的两方面效应(人力资本折损效应和增强匹配效应)的最终效果对于不同群体(以户籍状况和受教育程度两个维度区分)的具体表现。因此，相比于已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更多地体现为，关注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可能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隐形分割，考察在户籍、教育等方面不同的禀赋可能造成的工作转换特征差异，并据此探讨如何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发展教育使劳动者具有更均等的禀赋和机会，以推动建成更加统一有效的劳动力市场。本文拟从反映总体就业状况的两个方面，即收入水平和就业稳定性两个角度入手，来探讨可能来自户籍因素造成的本地和外来劳动力在工作转换行为上的差异，并特别关注受教育程度改善对于工作状况以及工作转换行为的影响，同时利用2010年和2016年的两轮调查数据考察这期间的动态变化。希望依托这样的测算和分析得以了解造成我国劳动力市场上更深层次制度性障碍的因素、发现制约我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深化和劳动力要素得以进一步有效配置的潜在因素。本文旨在探索以下几个议题：(1)工作转换的基本表现如何？我国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上户籍分割是否造成了工作转换的差异？(2)工作转换对于就业状况改善的效果如何？以收入和就业稳定性两个角度观察工作转换的发生，探析不同的户籍群体其是否有所不同。(3)户籍、教育等方面如何影响了合意的工作转换，其具体机制是什么？对于户籍分割后且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群体，有效配置劳动力及人力资本的潜在方向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4)工作转换以及就业状况有着怎样的动态变化特征？这些变化意味着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深化的进程如何？

二、文献综述

有关工作转换问题，国内外的研究者分别在理论基础和经验分析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在理论方面涉及对工作转换动机的阐释；在户籍分割造成的工作转换差异方面的解释则可追溯到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理论；在工作转换的经验分析方面，众多文献都考虑分析了教育的因素，并关注工作转换对于就业状况全方面的影响。这里分别从工作转换的理论动机和实证方面对工作转换及其效果的研究等方面对相应文献进行了梳理，并且针对我国的户籍制度引入了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说明。

在有关工作转换的理论动机阐释方面，“工作-搜寻”理论、“转换者-停留者” 理论从不同的角度上探讨了工作转换发生的动机与可能的结果(明娟、曾湘泉，2015)[1]。其中“工作-搜寻”理论认为工作转换使得劳动者在不断的工作搜寻过程中获得与自身人力资本水平更加匹配的工作(Jovanovic,1979[2]；Pissarides,2011[3]; Mortensen,2011[4])，“转换者-停留者”理论认为过多的工作转换使得劳动者无法在固定岗位上积累专有人力资本(Bagger等，2014[5]；Becker, 1962[6])。因此，鉴于工作转换可能带来的人力资本折损效应和匹配效应可能刚好相反，所以理论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标准的所谓合意的“工作转换”程度，最优的工作转换必定与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和具体的制度特征以及个人特征相关。

此外，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理论(segmented labor market,简称SLM)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并行的首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两个部分。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的收入偏低且稳定性较差，工作转换的频率较高；在首要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包括工资收入等方面的总体工作回报较好(吴愈晓，2011)[7]。在我国，户籍制度始终是一项不容忽视的制度分割，因此伴随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的转型历程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观察在不同阶段工作转换的表现和相关特征的各方面变化，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程度并据此探索深化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获得更有效配置劳动力资源的相关举措。

在实证方面，更多的文献探讨工作转换对于工资收入的改善效应(search for better pay)，也有文献探讨了其对就业质量的改善效应(search for higher-quality)(Kristen Keith等,1999[8]；姜培源等，2021[9])。与此同时，国内的研究也探讨了工作转换中我国特有的户籍分割的作用和效果(邵敏，2018)[10]，并且关注到了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对于工作转换行为的可能影响(黄乾，2010)[11]。在有关工作转换对收入影响的大量文献中，正是由于来源于前述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和匹配效应的相反作用，相关的结论也并不一致(黄乾，2010[11]；Becker，1962[6]；Parsons，1972[12]；Parson，1973[13]；蒋和超，2017[14]；王晶晶等，2021[15])。此外，工资收入只是体现劳动者在劳动市场上各方面获得的一个方面而已。除此之外，就业的稳定性同时成为总体就业状况的重要构成(Leschke等，2014)[16]。

虽然相关文献分别从人力资本积累和匹配的角度探讨了工作转换成本、收益乃至动机(杨芸等，2020)[17]，并且讨论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对于工作转换的可能机制，但均未对我国具有户籍制度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探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在户籍制度下工作转换行为、工作匹配获得等状况的劳动力市场运行方面的含义刻画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三、工作转换行为的机制分析

(一)基本分析框架

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具有获得较好就业状况的可能性，而不具有当地城市户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可能较好就业状况的实际获得。对于这样的群体来说，通过工作转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尝试寻求到更合意并符合其人力资本水平的就业(Jovanovic,1979[2]；Pissarides,2011[3]; Mortensen,2011[4])。这里我们抽象掉其他可能影响工作转换的因素，而仅仅聚焦于户籍和受教育水平两方面的因素。也即抛开户籍和受教育程度方面的因素，任何劳动者都有可能会有工作转换，而这里我们抽象掉对这部分工作转换的分析。如图1左所示，假定对于个人可获得的最好的就业状况取决于其受教育程度等人力资本水平F(edu)，随着受教育水平(横轴所示)提高，个人可能获得更好的就业状况(纵轴)，而户籍状况则影响了其能否获得这样就业状况的可能性P(hukou)(吴愈晓，2011[7]；邵敏，2018[10])，因此个人当前获得的实际状况取决于其人力资本水平可获得的前沿就业状况乘以其户籍状况影响的获得较好就业状况的可能性。

Employment Statu=F(edu)×P(hukou)

当户口为本地城市户口时，这一可能性P取最大值1，劳动者获得就业状况前沿；而当户口为外来户口时，这一可能性小于等于1。因此对于本地劳动力来说其获得就业状况前沿F(edu),而外来劳动力仅依据户籍状况获得其就业状况F(edu)×P(hukou)，而两条线间的虚线阴影部分为工作转换的潜在收益(F(edu)-F(edu)×P(hukou))，这部分可期望通过不断的工作转换来尝试获得。进而图1右给出了对于外来劳动力来说工作转换的成本与收益状况。其中虚线的阴影部分对应图1左的虚线阴影部分，为工作转换的潜在收益。横轴下方代表了工作转换的潜在成本(人力资本折损的机会成本，为负值)，其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这是因为，一般来说，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可获得较好的收益，因此暂时放弃当前工作继续寻求更好工作的代价(也即机会成本)更高。进而工作转换的潜在收益减去工作转换的潜在成本成为工作转换的净收益，其呈现倒U型。

图1 与户籍和教育相关的工作转换的成本收益

(二)几个假说

工作转换行为给予个人不断尝试以获取前沿就业状况的可能性，即通过工作转换尝试获得尽可能接近于1的P(hukou)，然而在工作转换过程中也可能会有相应的人力资本折损，个人需要在相应的折损和更好的就业可能性之间做出权衡。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以户籍和受教育程度的维度将劳动力分为不同的群体，其在工作转换方面的表现特征可能如以下假说。

1.对于本地劳动力来说，其拥有较好的户籍，更容易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在户籍方面并不存在限制其获得更好就业状况的可能性(P取得最大值1，工作状况获得前沿水平)。因此，工作转换对其来说并无明确的潜在收益(对应图右，收益为0的横轴线)，而仅仅存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折损(工作转换的成本)，而相关折损的机会成本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进而相比于外来劳动力，本地劳动力可能有更少的工作转换。

2.假定具有较低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其可获得的最好的工作状况也不过是劳动力市场上最低等级质量的就业，那么工作转换对他来说的潜在收益几乎为0(图1右的原点处)，因此其也不具备工作转换的动机。

3.具有一定的受教育水平但不具有本地城市户籍的外来劳动力。其户籍状况可能限制了其获取更好的就业状况的机会，因而更可能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其工作转换具有潜在收益。并且受教育程度越高，该潜在收益越大。然而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转换可能造成的人力资本折损也越多。个人需要在收益和成本之间权衡寻求最优的工作转换和工作状况。

从这样的机制上看，真正的为了寻求更优就业状况而进行工作转换的行为更多地发生于具有一定受教育水平的外来劳动力上。而从净收益上看，受教育水平居中的劳动力可通过工作转换获取到的净收益更大。

总之，户籍是造成潜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关键因素。而对于分割后的群体，依据其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其工作转换的潜在成本和收益均存在差异。外来户籍的劳动力更可能处于潜在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其中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劳动力工作转换可获得的潜在收益越高。这样不同的户籍和受教育程度造成了工作转换行为和结果的不同。事实上我们并不想在是否工作转换以及什么是最优合意的工作转换行为上做过多主观的价值判断。即频繁的工作转换可能意味着我们拥有更为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制度，而较少的工作转换有可能也伴随着在某一职位和岗位上的深度人力资本积累。然而无论工作转换最终是否有益，所有的劳动力市场的参与者有着同样均等的机会，就业者本人有更多的可选择集则是绝对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改善的。本文关注了户籍分割以及教育改善对于工作转换的各方面影响。户籍制度的制约可能造成外来劳动力不能像本地劳动力一样获得同等收入水平和稳定性的就业，需要更多的工作转换来搜寻更合意的工作，这无疑加大了劳动力市场的摩擦，降低了相应的运行效率。考虑到如果教育的获得有助于外来劳动力获得更均等的机会和回报，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现有户籍分割带来的劳动力市场配置的效率损失。我们从分群体以及动态的角度观察有关工作转换以及工作状况的差异及变化，并且聚焦于户籍、教育等因素等对于这些因素的影响效果，用以观测我国劳动力场运行状况的变化，并从其中主要的因素(户籍和教育)入手，探讨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更好地获得合意的工作转换的相关政策含义。

四、数据、指标和样本介绍

(一)数据介绍和主要指标设定

本文相关研究采用的数据为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后简称CULS)在2010年和2016年分别进行的第三轮和第四轮调查数据(CULS3和CULS4)。CULS问卷包含了丰富的个人特征特别是就业状况相关指标(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签订合同状况、受教育程度等)。除此之外，该调查还特别关注了有关劳动者的工作历史和工作转换的信息。在户籍的刻画方面，我们依据户口性质和户籍所在地，区分了本地劳动力(具有当地城市户口)和外来劳动力，并对外来劳动力进一步区分了城城转移劳动力(非本市非农户口)和乡城转移劳动力(非本市农村户口)；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我们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具体受教育程度阶段的方式来刻画。对于本文的核心变量就业稳定性和工作转换的相关指标的构建如下：

1.就业稳定性指标。本文考虑了岗位稳定性和社会保障状况两个方面用以刻画就业稳定性。具体的就业稳定性指标的构建原则是，拥有更长期稳定的合同(岗位稳定性方面)、受到具有更高质量社会保障的覆盖的劳动者其总体就业稳定性程度更高。

2.工作转换的刻画。在我们的第四轮调查CULS4中，除了询问当前工作的基本信息外还特别调查了劳动者的第一份工作以及上一份工作的信息；在第三轮调查CULS3，则以当前工作为基点，向前推问了前三份工作的信息。本文根据调查问卷的相关问题可以得到当前就业或者曾经就业过的劳动者是否发生过工作转换，或者是否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等相关信息。

(二)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表1给出了本文涉及的主要相关指标的变量描述性统计。从个人特征的相关指标上看：外来劳动力相对更年轻，受教育水平相对更低(与本地劳动力相比，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低1.5年左右)；总体上外来劳动力的来自工作的收入略高于本地劳动者，可能源于外来劳动力更年轻的年龄结构。观察总体就业稳定性得分(0-10分)情况可以看到，在2016年，本地和外来就业者的得分分别为6.7和4.27分。在2010-2016年，外来劳动力在各方面的就业稳定性都有一定的提高，在社会保护方面的改善尤为突出。

表1 描述性统计

(三)工作转换的基本表现

我们观察在2010年和2016年工作转换以及工作退出的基本状况。这里，我们把全部曾经工作过的人分为三个群体：(1)当前有工作且从未换过工作；(2)当前有工作，换过工作；(3)当前无工作，但曾经工作过。其中(1)和(2)构成了当前就业人员的群体。在2010年全部曾经工作的人中，约有14%(1768/12611)后来不再工作，在当前就业的人中有一半以上(5658/10842)曾经换过工作；在2016年全部曾经工作过的人中，有约12%的人由于各种原因不再工作(1138/9120)；余下的当前就业的人中，其中约2/3从未换过工作(5265/7982)，约1/3有过工作转换(2718/7982)。总体上看来，在2010-2016年期间，无论是工作转换率还是工作退出率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五、工作转换的个人特征及其因素分析

(一)工作转换基本特征

这里本文再来观察什么样的人更易于转换工作，他们在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以及收入等方面的特征是什么？从分群体的情况可以看到(见表2)，在所有曾经工作过的人中，有更多的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在当前就业的人群中，总体上外来劳动力、特别是男性外来劳动力有更多的工作转换。而从2010-2016年的动态变化上看，对于各个群体来说，总体上工作转换和退出的比率都有所下降。以工作转换较高的外来男性劳动力群体来看，其在2010年时仅有25.44%从未换过工作，而在2016年这一比例提高到54.51%，提高了一倍以上。

表2 工作转换的基本描述

进一步，我们从行业、工作单位类型、职业以及工作身份几个角度观察有工作转换的群体的工作特征是否有变化。在2016年，87%以上换工作的人至少在四个方面中的一个方面有变化；63.84%的人改变了就业的行业，60.71%的人改变了工作单位类型，66.39%的人职业发生了变化，另外40.62%的人改变了工作的身份。相比之下，在2010年工作转换发生更频繁时，其转换前后工作的行业、类型以及身份发生变化的比重也更大。从具体的工作单位类型和就业身份的方面来看，总体上在国有部门就业的比重有所下降，传统的雇员形式的就业比重有所下降。

(二)工作转换的个人特征因素分析

前面我们分别描述了有关工作转换的个人特征以及转换的特点。这里我们关注影响工作转换的个人特征方面的因素。根据前面的相关理论阐释和机制分析，教育和户籍特征成为影响个人工作转换的关键因素，此外受教育程度与户籍状况两者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参见表1的描述性统计)。具体可能体现为本地劳动力的工作转换少于外来劳动力；进一步地，在机会成本因素的作用下，外来劳动力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工作转换呈现倒U型特征。因此需要同时考虑两方面因素来刻画工作转换行为的个人特征。

我们构建一个probit模型，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是否有过工作转换虚拟变量，模型的解释变量包括个人的受教育程度(我们以不同层级的受教育程度虚拟变量来度量)；年龄(以及年龄的平方)；性别；是否外来劳动；以及是否为外来劳动力中的乡城转移部分等个人特征变量。模型中同时控制了健康状况和所处城市虚拟变量。此外为了额外关注外来劳动力特征对于工作转换的影响，我们还对2016年的数据分本地和外来样本，并对外来劳动力样本区分了城城转移劳动力和乡城转移劳动力样本做了同样的估计。构建的估计方程如下：

Probit(Mobiltiy)=β1×age+β2×ageaq+i.edu+i.mig+i.r_u+i.health+i.female+i.city+ε

其中，Mobility为是否有工作转换；age为年龄，agesq为年龄平方；edu代表不同层级的受教育水平；mig代表外来劳动力；r_u代表外来劳动力中的乡城转移部分(其余为城城转移部分)；health为健康状况；female为女性虚拟变量；city为所在城市虚拟变量。估计结果体现的2016年的状况显示(表3)，相比之下，男性更易于有工作转换；未区分本地和外来群体时，模型结果显示外来劳动力有更多的工作转换；受教育程度变量的系数显示各受教育层级变量中只有初中和高中是较为显著的，即初中学历和高中学历的就业者有更多的工作转换。

表3 工作转换的个人特征因素

本文将全部样本分为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两个子样本，以及将外来劳动力分为城城转移和乡城转移两个子样本进行相应的估计，发现了受教育程度对于两个群体是否有工作转换的影响效果具有较大的差异。首先，从2010-2016年的总体情况上看，外来劳动力的工作转换都显著高于本地劳动力，然而二者的差异也有所减少(外来劳动力的系数从0.462减少到0.279)。在2010年，乡城转移外来劳动力比城城转移外来劳动力的工作转换更多(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而在2016年这两个群体的工作转换程度已经没有了明显差异(乡城转移劳动力系数不显著)。在2016年，对于本地劳动力来说，基本上随受教育程度提高工作转换略有减少，这与学历越高其变换工作的机会成本越大是相符的(上述假说1)。而对于外来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更为明显，体现为初中、高中、大专和本科等具有居中学历的劳动力有更多的工作转换(上述假说3)，具体观察本地和外来劳动力两个群体以及城城转移外来劳动力和乡城转移外来劳动力群体可以发现，前述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工作转换呈现出倒U型趋势主要来源于城城转移外来劳动力的表现。通过观察城城转移外来劳动力和乡城转移外来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构成，可以明确地看到乡城转移的外来劳动力大都由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构成，其中有近80%由高中以下学历人员构成，其中近60%是初中以下学历人员；而城城转移劳动力的教育构成则更为均衡，大专及以上劳动力构成了64%左右。正是城城转移劳动力在教育构成方面的具有更大更广泛的分布，因而较明确地体现出了工作转换对于教育水平的倒U型特征。对于具有不同户籍等禀赋的各个的群体，其在转换成本和转换收益间的权衡的合意点均有差异，并且与上述我们描述的机制和假说是相符的。

六、工作转换后的就业状况——工作稳定性和收入变化

在测度过工作转换和就业稳定性的相关情况后，本文进一步想要探析工作转换背后更多的动机和机制。前面提到，体现就业状况最主要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收入水平，一个是所从事就业的稳定性。因此，这里分别从这两个角度来探析，那些进行工作转换的人，是出于寻求更高的收入还是更稳定的就业。或者从反方向来看，什么样就业状况的人更易于进行工作转换？是什么样收入水平的人，是就业稳定性强的人还是就业稳定性差的人？

(一)工作转换后的收入变化

观察存在工作转换的人员，在工作转换前后收入的变化情况如何，具体观察当前工作的收入和上一份工作的收入的差别。为了去除两份工作之间间隔时间的影响，我们进一步根据两份收入的间隔年份计算工作转换带来的年均收入增长率。即：

g-income=(income/income_last)^1/t-1

其中g-income为存在工作转换的人员转换前后的收入增长率(年均)，income为当前年收入，income_last为上一份收入结束时的年收入，t为当前年份与上一份工作结束年份的时间间隔。图2给出了测算出的存在工作转换的人员转换前后的年均收入增长率的分布情况。为了了解是否工作转换给就业者带来额外的收入增长，需要进一步对比整体样本或者没有转换工作群体样本的平均收入增长情况。在我们当前的调查中，并未对没换过工作的样本调查其过去几年的收入情况，因此无法直接比较转换过工作和没转换过工作两个群体的收入增长差异。然而，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共进行了4轮，这里采用的第四轮调查进行于2016年，第3轮调查进行于2010年。因此可以2010年和2016年两轮调查整体就业人员样本(并考虑权重)计算其平均收入水平，测算的结果表明2010-2016年间就业人员总体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12.4%，如图中粗竖线所列。而在2016年调查中2536个存在工作转换的样本中，仅651个(约1/4)的收入增长低于这一平均水平。

图2 工作转换后的收入变化

(二)工作转换对于收入和就业稳定性的影响

很遗憾鉴于问卷中没有上一份工作的合同和保险情况的详细信息，因此无法同样做出对于工作转换和无工作转换群体在就业稳定性方面的变化的刻画。然而我们可以构建影响收入和就业稳定性的模型，把工作转换的因素纳入模型观察存在工作转换的人群是否在收入和就业稳定性方面有明显的改善。模型中schooling为受教育年限，sch_sq为其平方项；exp为工作经验，exp_sq为工作经验的平方项。

Inincome/Stab=β1×age+β2×ageaq+β3×schooling+β4×schaq+β5×exp+β6×expaq+i.mobility

+i.mig+i.r_u+i.mig×mobility+r_u×moblility+i.health+i.male+i.city+ε

从估算的结果可以看到(2016年的结果见表4，为了简便仅列出主要变量的估计系数及显著性)，在未加入户籍相关变量的模型(1)中，是否存在工作转换对于收入水平以及就业稳定性的各方面均有负向影响(mobility的系数为负)。而在细致刻画户口特征后，也即在加入了外来户籍变量以及外来户籍与工作转换的交互项后，可以看到，总体上外来劳动力有更高的收入水平以及更差的就业稳定性(mig的系数)，乡城转移劳动力的工作收入和就业稳定性都更低。此外，工作转换虽然降低了总体样本的收入和就业稳定性的各项(mobility的系数显著为负)，但对其中外来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和就业稳定性又有一定的改善效果(mig与mobility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4 工作转换对于就业状况的影响(2016年)

鉴于这样的结果，这里进一步进行了分本地和外来样本的估算，同样仅列出主变量mobility的系数及显著性。结果表明，在2016年工作转换并没有提高本地和外来劳动力的收入和总体就业稳定性，而显著提高了外来劳动力社会保障水平(见表5)，即外来劳动力更多为寻求更好的社会保障水平进行工作转换。而对于2010年的情况来说，工作转换几乎全面降低了就业状况，包括收入、岗位稳定性和社会保障三个方面在工作转换后都有所下降。一般来说一个运转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中，适当的工作转换，在造成一定人力资本折损的同时，也有利于得到更好的就业匹配以获得更好的工作状况。而在2010年并无明确改善工作状况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有效性欠缺，工作转换更多地体现了被动和无序的流动。

表5 2010-2016分群体工作转换对就业状况的影响

考虑到工作转换与收入及就业稳定性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进一步的识别。本文尝试采用工具变量进一步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鉴于一个人的工作转换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家庭状况特别是家庭成员状况相关，我们选取了是否已婚、配偶的就业稳定性、配偶的收入状况以及子女数量等变量同时加入模型作为度量工作转换的工具变量，这些家庭及成员方面的因素可能影响工作转换行为，但并不直接影响个人的收入、就业稳定性等状况。考虑到工具变量涉及已婚这一状态，为了保证样本的一致性，作者进一步应用原方法保留已婚样本做出估计，以便于与工具变量方法的样本进行比较。表6给出了采用工具变量估计的稳健性检验的结果(2016年)。可以看到，相关结果与上述基本一致。即如果不区分户籍不同的群体，工作转换对于就业状况的影响几乎是负面的。然而，对于外来劳动力来说，工作转换未能显著提高收入，但通过工作转换或得到更好的就业稳定性，特别是在社会保障方面，且相关的效果更为显著。

表6 工作转换对于就业状况的影响—采用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细分对于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工作转换对于收入和就业稳定性各个方面的可能影响，我们依据受教育程度将样本分组进行了估算，同时也区分了本地和外来劳动力两个群体。我们列出模型主变量(mobility)的系数及显著性(见表7)。可以看到，对于本地劳动力来说，无论是何种受教育程度，工作转换几乎未给其带来在收入以及就业稳定性的任何方面显著的改善。而对于外来劳动力，工作转换对于受教育程度居中的群体的就业稳定性特别是其中的社会保障方面有一定的改善效果。工作转换对于不同受教育程度外来劳动力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效果呈现大致的倒U型，对于受教育程度居中的初中和高中群体的社会保障均有所改善，而对于受教育程度居于较低和较高两端的外来劳动力，工作转换并没有带来就业状况的改善。2010年样本的同样测算表明，工作转换并未能带来就业状况任何方面的改善。

表7 工作转换对于就业状况的影响-2016(分教育组的估算)

七、结论和讨论

从相关的户籍特征上看，外来劳动力的工作转换显著高于本地；工作转换并未提高本地劳动力的收入和就业稳定性，但可以显著提高外来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在2010-2016年，总体的工作转换率以及工作退出率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对于工作转换发生更多的外来劳动力，工作转换与受教育程度的关系体现了一定的倒U型特点，即受教育程度居中的外来劳动力工作转换更多。对于受教育程度居中的初中和高中群体，其工作转换流动性更高的同时，也通过工作转换更能获得较好的在就业稳定性特别是社会保障方面的回报。

总体上看，对于本文拟在探讨的4个议题来说：(1)户籍分割对于工作转换的效果较为明显，外来劳动力的工作转换多于本地劳动力。(2)总体上看，工作转换对于外来劳动力的群体的工作状况有改善作用。这可能源于其初始工作状态并不合意，需要通过更多的工作转换得到更好的匹配进而获得更好的回报。对于拥有本地户籍以及获得了较好教育的人群来说，其已经不再明显依托工作转换获得社会保障以及收入方面等工作状况的改善(对应本文机制分析部分的假说1)。(3)对于外来劳动力来说，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工作转换的发生呈现倒U型的关系。这可能体现了其在转换的机会成本和难度衡量后较为合意的选择，即具有居中受教育程度的外来劳动力其工作转换具有一定的收益，而机会成本相对并不突出(对应本文机制分析部分的假说3)。因此在就业稳定性的两项构成中，户籍因素和受教育程度成为影响就业者是否可以获得相关来源于社会保障的就业稳定性的重要决定因素。而在2010-2016年间，户籍制度的深化改革导致户籍分割的作用已经变小，而教育对于改善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的作用愈发重要。(4)2010-2016年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更加具有效率，在2010年工作转换对于各个群体并未带来明显的工作状况改进，更多地体现了一些无效和无序的流动。而在2016年，工作转换在很多方面带来就业者特别是外来劳动力就业状况的提高。其中，对于各个教育层级来说，初中和高中受教育群体的劳动力市场运行更为有效。

本文的测算和分析结果表明，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户籍身份的限制，外来劳动力并未能获得同本地劳动力同等水平的就业状况(包括收入水平和就业稳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有更多的工作转换和流动获得与其人力资本更为匹配的就业，因而可能由此产生不利于其积累深度的岗位技能及相关的人力资本，进而限制了其终身的人力资本积累及相应的回报。此外我们还看到，户籍分割虽然造成了本地和外来劳动力不同的工作转换表现，但户籍对于决定劳动者就业状况的影响已经开始弱化，这体现了我们户籍制度改革已有一定的效果。对于仍然存在的隐形分割效果则需要进一步推动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而从本文观察到的受教育程度可以有效改善劳动力的就业状况的结果上看，其中初中、高中等受教育程度居中的外来劳动力的工作转换发生及其对就业的改善效果更为明显。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建立统一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不仅需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促进教育公平以及建设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得以进一步促成更加有效合意的工作转换行为也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