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娜 雷跃捷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球关注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当前国际传播叙事的重要内容和国际话语权争夺的关键领域。根据西方一部分媒体报道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中关于中国的焦点议题和内容，总结和驳斥了西方一部分媒体恶意预设的所谓“病毒泄漏隐瞒论”“疫苗研发和安全质疑论”“防疫政策批评论”“社会发展怀疑论”“全球援助阴谋论”等五大论调的话语叙事。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如何争夺和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方面，提出“针对高频语义和话题库，建立健全全球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预警机制”“重视增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情感传播”“构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等对策。

【关鍵词】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话语权;话语叙事体系建构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球关注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日益影响着国际关系，并成为国际话语权争夺的重要领域。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肺炎疫情界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截至2021年11月，全球已有超过2.7亿人感染新冠病毒，超过500万人因此失去生命。[2]由于涉及人类生命安全和未来发展，加之历史和现实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这类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传播中难免蕴含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冲突。因此，有必要分析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话语权争夺的焦点，解剖国际复杂舆论场中的关键因素。

一、国际话语权方面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争夺的焦点

在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关注点的国际舆论场，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屡屡出现对中国的诬陷。在疫情早期，西方的舆论场主要存在着“中国隐瞒论”“中国误导论”“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劣品出口论”“口罩外交论”等六大论调。[3]随着国际疫情形势不断变化，这些论调在原有的阴谋论调基础上又出现新的变化。本文根据EBSCO平台四十多家媒体新闻资源数据库，搜索“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Covid—19”并联关键词中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总结出国际话语权争夺中西方媒体没有证据、恶意揣测的五大论调。

（一）所谓“病毒泄漏隐瞒论”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病毒溯源本属严肃的科学问题，需要生物学、病毒学和流行病学等学科的严谨研究和相互佐证的详实证据链。但是在一些外媒的报道中，个别机构和人员被描述为权威的、代表性的意见，并试图将莫须有的恶意揣测加之于中国。比如，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题为《拜登何以深入调查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的一则报道中，虽然承认科学家们反对恶意的病毒泄漏揣测，同时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是从自然过程而不是实验室逃逸中出现的理论，其他冠状病毒，例如SARS和MERS，都来自动物到人类的途径。同时，媒体自己也承认实验室泄漏理论与抨击中国有关，它与特朗普的一些更疯狂的方面有关。然而，该则新闻还是从人员组织模糊不清的“情报机构”和没有实质内容的额外信息中无端暗示这仍与中国有关[4]。2021年3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正式发布的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称，新冠病毒通过实验室引入人类“极不可能”，但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新闻栏目的《世界卫生组织令人期待的关于新冠肺炎和中国的报告迟迟未现后终于公布》等报道中仍然坚持所谓的“病毒泄漏论”，首要原因居然是因为武汉病毒研究所级别高、同时还可能是世界上收集蝙蝠病毒包括蝙蝠冠状病毒最多的地方[5]，其他则是一些没有证据而妄加揣测的“妨碍调查说”。

（二）所谓“疫苗研发和安全质疑论”

截至2021年12月，全球至少有85亿支疫苗被接种[6]，关于疫苗研发和安全性问题是国际话语权争夺的另一焦点。西方媒体从最早2020年质疑中国的疫苗研发水平，如《华尔街日报》2020年6月《中国试图领先新冠肺炎疫苗的竞争》[7]和7月《中国表示将在今年准备好Covid-19疫苗》[8]的两篇报道，从疫苗研发竞争论和防疫情况这类非直接信息来怀疑中国的新冠疫苗能否如期研发成功，并使用“coup”（coup有政变和领先等多重含义）这类多义双关词汇污名中国为疫苗研发所做的努力。待到中国疫苗研发成功，又有大量报道在质疑中国疫苗的有效性。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报道《中国将实验性的冠状病毒疫苗应用于实际易感人群》[9]中，一方面报道“辉瑞本周宣布了令人鼓舞的结果”（encouraging early results），一方面质疑中国疫苗的有效性，待到对中国疫苗安全性质疑风波过后，又延伸到对新冠毒株变种的有效性的怀疑上。如《对中国制造的疫苗的疑虑开始传播》[10]和《中国缺乏应对Delta变种毒株扩散的新冠病毒疫苗的数据》[11]这些报道罔顾病毒突变的客观性和疫苗研发的科学过程，在政治意图主题影响下，在关于中国疫苗研发和疫苗数据的一个个质疑被公开数据和确凿事实证实无效后又编织出新的说辞，套路层出不穷。

（三）所谓“防疫政策批评论”

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偏见下，西方媒体对中国的“防疫政策批评论”也是国际舆论场争夺话语权的主要焦点之一。这类言论呈阶段性，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新增病例趋缓的时候，就会打着“自由”和“民主”的幌子将批评矛头指向我国的防疫政策。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中国对德尔塔变种病毒采取的清零政策所付出的代价值得吗？》和《中国对德尔塔变种病毒采取的清零政策能永远奏效吗？》等报道认为，清零政策是以牺牲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商贸、文化交流和人员交往为代价，以换取病毒零感染[12]。罔顾我国对外商贸出口逐步增长和国际交流通过网络等渠道正常开展，以怀疑我国的防疫政策“代价过大”，试图为防疫减码寻找话语空间。《纽约时报》在2021年5月的《胁迫劝导与中国抗疫之战》一文中仍然用“胁迫”来污名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政策[13]，9月又发文称《中国需要新的新冠防疫政策》[14]。文章没有基于全球疫情防控大局，而是按照西方自身所谓的价值理念，不顾国情等客观差异无端指责我国的动态清零政策。而待新冠病毒变异导致全球防疫压力加剧，新冠肺炎疫情新增病例骤增时，对欧盟、以色列、日本、韩国等国家加码的防疫政策却不予恶评。这种“双标”的、自相矛盾的报道内容，无视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防疫政策的一贯性和科学性，是一场由部分西方媒体蓄意塑造的“刻板印象”，目的是污名化中国的防疫制度和政策。

（四）所谓“社会发展怀疑论”

新冠肺炎疫情中，国际话语权争夺的焦点也包括对我国社会发展前景的预测和对全球发展的贡献。在2020年2月我国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华尔街日报》刊登《冠状病毒时期，世界对中国关闭了大门：“我感觉如此孤立”》一文认为航班限制和隔离措施遏制了中国在经贸和文化交往中处于中心地位的企图[15]。这些悲观论调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数据不攻自破。其后，《华尔街日报》也认可中国是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16]。这时，媒体话语又变成认为中国发展是一枝独秀，指责中国无法帮助全球经济复兴。如2020年10月，《华尔街日报》《中国经济的增速可能无法将世界经济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發展放缓中拯救出来》一文中说，虽然中国经济正在恢复发展，然而可能不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助益世界经济提振，摆脱恐慌[17]。2021年，中国各个经济指数公布之后，这一论调又一次不攻自破——即使是《华尔街日报》自身也不得不承认，新冠病毒冲击全球经济之际，中国经济仍在增长，随着Covid-19震撼全球经济，中国比西方世界恢复得要快要好，并且也帮助了全球经济避免了更加严峻的局面;中国经济2020年的相对优异表现意味着我们可能对全球经济提振做出了“两倍于通常的贡献”[18]，即使是中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新闻尾段还是习惯性地质疑我国国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认为其“低效”（less efficient），显然还带有贸易战和意识偏见的报道思维。

（五）所谓“全球援助阴谋论”

早在2020年3月26日，中国就已经向全球83个国家提供包括检测试剂等医疗物资和研究基金，意大利政府也公开指责欧盟的无所回应，正如英国《卫报》的《意大利批评欧盟在应对冠状病毒疫情方面行动迟缓》一文指出，当同为欧盟国家的德国和法国在限制医疗防护设备出口时，中国已经向意大利援助了肺呼吸机和口罩等必备医疗物资。[19]而后，中国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进行援助。如《约旦时报》就报道《中国向约旦捐赠50万剂国药疫苗》[20]，约旦卫生部长费拉斯·哈瓦里将中国的防疫物资援助称为“generous donation”（慷慨的援助）。然而，这些援助举动也被西方媒体当作话语斗争的一个关键词，进而在国际舆论场中用阴谋论贬损中国的国际援助。2020年8月，《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中国寻求将新冠疫苗作为外交手段》[21]，认为中国和巴西、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俄罗斯、菲律宾等国家在疫苗领域的人道合作是旨在地缘政治关系中巩固自己的地位。然而，污名化别国全球援助的正当、正义之举是“另有企图”时，自己的援助行动却迟迟未到，加剧了疫苗的分配不平等。2021年2月22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显示，在中国援助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等国家疫苗时，美国仍处于观望状态。[22]2021年3月，中国已经向全球80个国家和三个国际组织提供疫苗援助，同时向40多个国家出口疫苗，①直到2021年7月，美国才设立援非基金以对抗中国因提供新冠疫苗而在非洲产生的影响。[23]迄今为止，中国已向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18.5亿剂疫苗[24]，中国消除“疫苗鸿沟”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坚持疫苗公平和推动抗疫国际合作的诚意。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国际话语权的争夺表面是话语的对抗，但实质上是国家利益的博弈和价值的冲突，在此指向下，国际性的、有待科学检验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被人为的政治化和观念化，以此作为攻击中国的舆论武器，以达到甩锅推责、巩固某些国家自身利益的目的。但是中国治国理政和参与全球疫情防控的客观成就，用事实一次又一次证明这些论调的错误之处，为我国争夺国际话语权、扭转攻守态势提供了最有力、最坚强的支撑和底气。

二、争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话语权的策略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中，由于中西方语言文化和传播格局的客观差异，西方某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刻意依靠媒介资源、语言习惯、媒体框架等传统优势选择性地隐去中国的抗疫事实，削弱我国的话语影响——即便我国存在着客观的对全球经济贡献和防疫经验与价值，造成我国在国际舆论场中被动应对。针对上述种种论调外在的内容表达和内在的话语指向，本文提出提升我国在这一领域的传播力和话语权的几点建议。

（一）针对高频语义和话题库，建立健全全球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预警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讲话中强调“运用多种形式在国际舆论场及时发声，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及时揭露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污蔑抹黑、造谣生事的言行”[25]。面对国际舆论场中那些无端指责与恶意言论，中国的对外传播体系主动出击，有理有利有节的积极应对。如2020年2月，我国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一则别有用心的新闻《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的病夫》充满缺乏同理心的中伤和打击，暗指和渲染中国金融体系的“崩溃论”。针对此言论，《中国日报》迅速作出回击，发表《谁是“真正的病夫”？中国还是有偏见的作者？》一文，逻辑清晰地回应和澄清该作者的恶意中伤，批评其丧失该有的同理心，并详细展示了在我国各战线防疫努力和人民的团结一致，鼓舞了当时的抗疫士气;中国国际电视台刘欣与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翠西的电视辩论也直接回答美国的各种猜测和提问，在民众之间反响颇大。这些主动回应和积极讨论都有利于澄清当时的种种猜测。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传播呈现出突发性、全球化、政治化等特征，加之公共卫生体系遭受重大冲击，民众因不确定性产生的焦虑恐慌情绪会加速蔓延，这时及时回应谣言和负面舆情就显得极为重要，否则根据信息的“休眠效应”，国际传播中某些错误信息或抹黑谣言传播的时间越长，应对工作就可能越发复杂。首先，针对全球普遍关注的防疫信息，可以设置预警机制，聚焦关键词和潜在信息，首发、联动地向国际社会展示我国的研究成果和社会防疫工作的经验，如开辟科学辟谣和意见回应平台，提高重要信息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等。目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CHINA CDC WEEKLY）》就会针对国际关注的信息，定时发布我国对德尔塔、奥密克戎等毒株的传播力、致病性和免疫逃逸能力的最新研究成果和防疫政策的变化。其次，西方一些媒体刻意抹黑中国、制造谣言，如关于病毒起源、口罩质量、疫苗安全等，若是经由外国的媒体和社交平台形成一定话题后再传播到国内作出回应，辟谣和澄清工作可能会事倍功半。为高效计，我们需要化被动回应为主动构建，依托数字平台，针对一些主流媒体、关键平台、高频语义和话题库建立全球性的信息预警机制，在不确定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早期的信息传播中科学设置预案，及时、全面搜集种种谣言和揣测，及时采取预防性措施。

（二）重视增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情感传播

在关乎人类生命安全和生产生活秩序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除了要重视事实信息的传达之外，还要注重情感传播，体现新闻的人情味。在上述诸如“防疫政策批评论”这一污蔑性论调中的新闻报道中，不难发现《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等都倾向于从个人的诉求和情感表达中展开对于我国防疫政策这一话题的批评，以加剧人们的刻板印象。由于历史、文化、语言体系的不同，导致中西方受众的叙事方式和理解角度也有很大差异。而我国的新闻报道则倾向于从集体群像出发映射内涵。这两种话语差异比较容易产生理解障碍和弱效沟通，在新冠肺炎疫情早期的新闻叙事中，仍出现了一些程式化的如“女性临产期固守岗位”等故事框架，易引发感染力和共鸣感的相关争议。我们不缺感人的新闻素材，从临危受命的医护人员，到尽职守责的基层工作人员，从默默奉献的志愿者，到“疫”中坚守小店的私营业主，我国各行各业的典型人物，都充满着中国人平实细腻的爱国情结和人性闪光点，这就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类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中国人民奋斗不息的真实写照。因此，我们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叙事中也应充分展示普通民众生活的视角与内心，让国外受众对我们新闻的文化背景、情结和意义的理解中实现有效的认知沟通，调动情感参与，增强对中国有效防疫手段的认知，理解和借鉴我们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

2020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国际传播中推出英语纪录片《武汉战疫纪》，展示了中国普通人的无私付出以及互帮互助和无畏艰险的家国情怀，有效对冲了新冠肺炎疫情中那些种种抹黑我国抗疫政策和行动的舆论。央视《新闻联播》“一线抗疫群英谱”，也是从个体出发折射民族文化和中国制度的系列新闻报道，获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此外，还可以在自媒体传播活动中发现优质内容加以推广，这些都有助于新闻远离模式化，在和风细雨式的叙事情节中减少跨语言、跨文化新闻中的理解障碍和信息失效。

（三）构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中国话语叙事体系

话语叙事由于涉及文化秩序和观念规则，也是影响国际话语权争夺的关键一环。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所谓“病毒泄漏隐瞒论”“疫苗研发和安全质疑论”“防疫政策批评论”等错误论调，实质是“修昔底德陷阱”观念逻辑的产物，尤其是“社会发展怀疑论”“全球援助阴谋论”可以看作是之前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衰退论”和“中国崩溃论”等话术的直接变体。不同的叙事体系能够在新闻框架等常规中搭建起易于与他人沟通的情感结构[26]，对事实呈现不同的意义解读。可以看出，与全球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相关的偏见性的叙事手段本身就可能带来西方受众对中国形象的偏离认知。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让世界了解中国，主动讲好三个故事，即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堅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27]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释，帮助国外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奋斗，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28]。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中国叙事体系的建构，需要在“医疗”“防疫”“健康”等核心话题中体现中国参与的公共卫生领域话语共识，体现中国精神的叙事主体性和中国方案的叙事内涵，重点是打造一套科学的符合中国政治理念逻辑和文化传统逻辑的话语叙事体系。这需要在长期的新闻话语实践中将事实信息传达与中国叙事和文化交流相结合，如在新冠肺炎疫情这类涉及人类生命安全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国际传播中，要结合中国现代化治理下的疫情防控和社会发展的成就、人民不断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对全球抗疫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等事实，展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生命力和伟大精神，展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所彰显的凝聚力和创造力，让西方受众跨越语言和文化差异了解“作为行为主体”[29]的中国，体现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健全重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项目编号：20&ZD3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 释：

①中国正向80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提供疫苗援助，“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微信公众号3月19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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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N].人民日报，2018-08-23（01）.

[28]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N].人民日报，2021-06-02（01）.

[29]纪莉，张毓强.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生态文明的中国话语及其国际传播意义[J].对外传播，2021（11）：61-65.

（王娜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2020级博士生;雷跃捷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舆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岳麓学者、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主任）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