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智慧

韩国首尔，送餐的外卖员骑车经过首尔江南站附近的饭店

零工经济，或者叫共享经济、平台经济、数字劳动，在过去的十年飞速发展。从叫车、送货、家政到设计、编程、转录、数据处理等多样服务，全都可以“一键下单”，点对点服务。

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约有140个数字劳动平台，到2020年，活跃平台超过700个。增长最快的行业是外卖，2010年不到50个平台，到2020年数量接近200个。

平台经济，理论上扩大了许多人获得体面工作的机会，并允许新工人（尤其是经常担任家庭照顾者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高风险、低工资和无保障的就业环境，使“零工”几乎陷入了19世纪式的劳资困境。

美国拼车应用Lyft公司的博客，曾描述一个非常“科幻”的故事。“7月21日晚上，Lyft的长期司机玛丽，在接载一名乘客时已怀孕9个月，”该帖子一开始写道，“离预产期还有一周左右，玛丽决定今天再拉一阵子客人。”

在芝加哥开车的玛丽接了几单，忽然宫缩发生了。“由于距离预产期还有一周，她认为宫缩只是虚惊一场，继续开车。”“因为不相信自己要分娩了，”Lyft上的帖子继续说，“她一直处于司机模式，想着如果没有客人下单就去医院，果然—提示音响起—她在去医院的路上收到了乘车请求。”

“幸运的是”，正如帖子所说，这位乘客的路途不长。完成订单后，玛丽去了医院，医生告诉她，她正处于分娩阶段。随后，她生下一个女孩。

帖子晒出了婴儿的照片，她身着一件“Lyft小姐”的连体宝宝衣。帖子最后呼吁大家贡献类似的经历：“你有令人兴奋的Lyft故事吗？你想分享吗？@lyft_CHI把你的故事推给我们！”

如何看待玛丽的故事，见仁见智。在Lyft的公关机器看来，玛丽堪称努力工作和无私奉献的劳动模范，毕竟这是一家拒绝将司机纳为员工的公司，找到这样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的“零工”不容易。也有人认为，玛丽具有企业家精神，在分娩时也能接单干活儿，正说明基于线上应用程序的“零工经济”是多么无缝和灵活—就算宝宝马上要出世，也可以随时通过Lyft快速赚钱。

零工收到的报酬会很快下降，工作条件变得更艰苦，此时又已无“回头路”可走。

2021年11月，俄罗斯外卖小哥身穿电视剧《鱿鱼游戏》里的服装送餐

Lyft不为“加盟”司机提供带薪产假或健康保险。它的办法是让司机联系保险经纪人，同时告訴司机“平价医疗法案提供了许多选择来确保你被覆盖”。有些司机会用一个名为SherpaShare的第三方平台，来跟踪和记录自己的收入。Lyft刚兴起的时候，芝加哥的司机每次出行净赚约11美元。或许对玛丽来说，一次多赚11美元比向公司寻求压根不提供的紧急医疗服务重要多了。

可是，一单净赚11美元的神话并不能持续很久。零工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最初的薪酬相当可观，随着竞争加剧、市场份额缩小、大环境变化，零工收到的报酬会很快下降，工作条件变得更艰苦，此时又已无“回头路”可走。

维诺德来自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一个小镇，为了寻找工作而移民到班加罗尔市。过去担任推销员时，他了解到一款名为Swiggy的送餐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承诺为司机提供高达5万卢比（约合660美元）月收入的机会，是他当推销员工资的四倍。

2021年4月20日，德国汉堡，共享出租车司机正准备轮班

诱惑不可谓不大。维诺德马上贷款买了一辆摩托车，开始为Swiggy工作。广告承诺的收入不是假的，不过真的想要每个月赚取4万到5万卢比，必须每天“朝七晚十”地工作。2020年3月，印度因疫情进入封锁状态，维诺德的好运戛然而止：因大多数餐馆关闭，食品配送业陷入低迷。

与在封锁期间从雇主那里获得50%工资的正式就业工人相反，维诺德和他的同事作为“零工”，在没有外卖订单的时候拿不到任何报酬。为减少生活成本，维诺德和家人先回到了家乡。封锁结束后，他回到班加罗尔的Swiggy时，送货司机的数量大大增加，个人能接到的订单明显减少，汽油价格和车辆维修成本还在不断上升—现在，他不得不骑着摩托车去城市的偏远地区送货，谋生艰难。

凯特琳·康纳斯，几年前从科罗拉多州来到纽约，“想了解互联网”。她在市场营销部门工作了一段时间，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狐狸理论”（FoxTheory），为企业家、艺术家、作家和魔术师营销。刚来纽约时，她经历了好几次搬家，很快发现了寄宿应用程序Airbnb的妙处。

康纳斯租了“时髦街区”贝德福德大道地铁站旁的三居室复式公寓，和室友们同住，同时也把房子拿来做Airbnb客栈：这里有功能强大的最新电器和漂亮的院子;通过床和沙发的巧妙配置，最多可以让12个人就寝。

财务上的好处是可观的。通过每月在Airbnb出租公寓一周，康纳斯和室友可以清偿4000美元的房租还有剩余。有时，一个黄金假期，Airbnb能带来五位数的收入。“这比大多数人累死累活拿到的工资要多。”康纳斯说。

靠着出租自己纽约公寓的高房租，康纳斯可以随时出门旅行，一会儿墨西哥，一会儿约旦，一会儿古巴。在古巴，她发现了“狐狸理论”的商机：古巴蔚蓝的海岸线和大量拥有古铜色皮肤的赤膊男人，都需要个人品牌营销。“我想帮助古巴人学会从他们的艺术中赚钱。”

成功人士往往将“零工”作为“斜杠生活”的一部分，即正式职业之外的避险措施。

Airbn共享房源

一天晚上，她和朋友普雷斯科特·皮尔兹-福克斯在路上偶遇。“我现在是平面设计师和品牌战略家，还经营播客和播客聚会。你应该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递给她一张卡片，卡片正面写着“纽约播客聚会”，背面写着“忙碌的创作者播客—关于创意专业人士的工作流程以及创意生产力、文化和习俗”。

除了主持自己的播客，皮尔兹-福克斯还担任其他9个播客的嘉宾，包括“自由职业转型”和“森林生活：独立创意者的希望”等—出售知识也是“零工经济”的一种模式。成功人士往往将“零工”作为“斜杠生活”的一部分，即正式职业之外的避险措施。

康纳斯的公寓越来越受欢迎，她管不过来了。房间清洁必须在两次入住之间迅速完成，客人一个接一个抛出来的问题需要及时回复。当房子的出租开始接近“全职”时，她聘请了一家名为“快乐房东”（HappyHost）的管理公司来处理预订、清洁和相关杂务。“快乐房东”通常收取出租收入的25%，康纳斯认为这笔费用是值得的。

“快乐房东”的创始人布雷克·欣克利，曾在波士顿咨询集团工作，为大公司做效率评估。一年出差300天左右，他还在波士顿租了一套公寓，发现如果把房子放在Airbnb上，可以赚几万美元，但不是每个房东或者二房东都有精力打理一切。于是，“快乐房东”应运而生。

“快乐房东”会安排专业摄影，全方位展示房源，他们还会为房源写描述文字、筛选预订请求、协调登记入住、迎接客人、回复电子邮件，外加提供肥皂、毛巾和酒。欣克利的团队在紧急情况下随时待命—曾经有一位客户，按照纽约人节省空间的习惯，用烤箱下方的抽屉存放文件和邮件，一名巴伐利亚租客烘焙时，差点没把厨房烧光。

欣克利说，富有的专业人士是“快乐房东”的典型客户。“初创公司的创始人、顾问、私募股权投资人，都非常喜欢我们的服务，因为他们太忙了，没有时间在一小时内回复客人的询问，也没有时间早睡早起给租客开门。”他表示，“此外，我们的定价很受欢迎。”如果一个房源经常被预订，那么现有价格就太低了;如果空房的时间太长，持有就不划算;长租的话，房价会适当降低。“快乐房东”有一套专业的算法给房东算费率。

公开宣传中，Airbnb将自己称为“中产阶级的经济生命线”。在之前的一份数据统计中，包括纽约在内的七个城市，少数族裔社区的Airbnb房源数字超过了酒店房间。老年人平均每年从Airbnb房源中赚取近6000美元。“最终，我们正在做的是将财富推向人民。”Airbnb策略师克里斯·勒翰这样说。

人们可没有这样想。纽约Airbnb房东所赚取的近一半收入，都来自曼哈顿的三个街区：Village-SoHo、下东区和切尔西。毫无疑问，在皇后区的小巷子里用Airbnb出租房子，每年赚5500美元当然是件好事;但是，你搞金融的表弟从他时髦的西村公寓能赚十倍的钱，或者他聘请了“快乐房东”，让利润丰厚的房产更加锦上添花、有利可图。

再想象一下，拥有曼哈顿那三个街区大量房产的房东，决定把Airbnb收入的一部分再投资给新家具、新家电和物业服务，推高房租价格来维持平衡，或者保持低价来个薄利多销。

现在，作为一个偏远“老破小”的二房东，你怎么办？

1970年代，法学教授查尔斯·A.瑞克出版了《绿化美国》（TheGreeningofAmerica），该书是对19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赞歌。纵观现代历史，他追溯了一种世界观的转变—从“意识一代”到“意识三代”的转变：

最初，青年就是为了当农民、工人和小商人;到了“意識二代”阶段，穿着灰色法兰绒西装的人们受雇于系统、科层制和公司;而“意识三代”，是新兴一代的前景，意味着直接行动、社区自治和自我定义。

那些依靠零工谋生的人，远不如依靠零工赚“零花钱”玩玩的人满意。

曼哈顿街区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工作是无意识的、令人筋疲力尽的、无聊的、奴役性质的和可恨的，”瑞克写道，“‘意识三代’的人根本不会想象沿着旧的垂直线发展的职业。”他的说法引起了轰动。《纽约客》发表了该书长达70页的摘录，《泰晤士报》畅销书排行榜上，该书占据了数月之久。

零工经济刚兴起时，作家们一直在引述50多年前瑞克的观点：避开每周40小时的繁琐工作，寻求更自由的工作方式。这种反抗精神，正由千禧一代的“意识三代”实践。

许多有梦想的年轻人，比如凯特琳·康纳斯，已经敏锐地看到社会中的机会。和她一样，程序员也可以是擅长企业咨询的雕塑家;Instagram上的时尚达人，也是一名飞行员。他们也许为了钱，也许为了爱，也许二者兼有。

通常，每一种发明都有赢家和输家。比如优步和Lyft的打车、拼车服务让乘客受益，但牺牲了现有结构下司机的福利和收入。Airbnb让那些对体面昂贵酒店望而却步的人，更能负担得起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这也意味着，报酬不会直接流向通常的全职员工大军：门童、服务员、厨师。

“消费者主权”的倡导者都有比较浪漫的期待。比如，不用在希尔顿擦马桶和浴室，清洁工可以直接以自己想要的方式和时间接活儿。不过，这样的想法建立在一个假定上，即打工者与他们要服务的人处于同一阶层。这当然不成立。

波士顿学院的社会学教授朱丽叶·B.肖尔采访了43人，他们从Airbnb、Turo（相当于汽车租赁界的Airbnb）和TaskRabbit（日常工作分包应用程序）赚钱。她发现，他们绝大部分都是白领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第二项扩展研究表明，那些依靠零工谋生的人，远不如依靠零工赚“零花钱”玩玩的人满意。也就是说，这些平台并没有帮助最需要这份工作的人。

零工经济里没什么新技术，因为没有新的生产力诞生，它只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经济模式—将传统的服务人员收入，转移到更有特权的人的口袋里—造成了肖尔所说的“排挤”—那就是玛丽和维诺德的故事。

零工经济、数字劳动是个新事物，但劳动者的权益缺乏保障是个旧东西。诚然，移动互联网平台的兴起，为许多国家的工人创造了新的收入机会，但这种经济模式非常不稳定，其特点是高度不安全、低工资、缺失任何必要的保障。而且，这种不稳定的劳动条件，是由平台公司通过商业战略“主动推动”的。

欧盟的相关政策和举措相对积极。目前，欧盟有超过2800万人通过数字劳动平台工作。到2025年，这个数字预计将达到4300万。近年来，围绕零工经济的劳资纠纷不断增多，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12月9日发布了拟议的立法，如果该立法获得通过，将标志着在欧盟运营的数字劳动平台实现其劳动法合规性的方式发生根本变化。

尽管这些变化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但当下它们的直接实际影响微乎其微。即使法案生效，相关改变也不一定意味着零工经济的终结：平台仍然可以反驳新规则试图强加的就业假设。

但是，至少互联网平台将被要求向工人提供有关“所使用的监控和决策系统，以及这些系统对工人工作条件的影响”的具体信息，例如工人获得工作任务的机会、收入、工作时间、职业安全和健康等等。从历史进程来看，劳动者争取的东西，一直以来都是逐渐透明化、逐渐进步的。

责任编辑 何任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