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2022-03-27付文军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22年2期

摘要：“改变世界”是马克思的哲学宣言，也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在转入经济学研究之后，马克思借助政治经济学批判践履着他的哲学宣言。通过对现代性的切身体验，马克思确证了现代社会是一个深受资本逻辑宰制的社会。在“此在世界”中，人们的生存状况堪忧。显然，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是一个需要大力批判的“旧世界”。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和“发现新世界”的要求，并确证了通达“新世界”的道路。可以说，“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致思理路的精准凝练。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之维和实践之维才得到了充分显示。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逻辑;唯物史观;“改变世界”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22）02-0023-08

“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02 这既是马克思的哲学宣言，也是他毕生的奋斗目标。马克思始终以自身的实际行动践行着“改变世界”的诺言。在马克思思想史上，“改变世界”的宏图大业可以分为“批判旧世界”和“发现新世界”两个交互进行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得到了完美融合。至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致思理路较为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2]7 在此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一部记述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史书，就是一门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学。

一、现代性的体验与“批判旧世界”

作为一种“生存处境”的“现代”[3]1 乃是马克思所要直面的一个重要概念。马克思的批判是建立在省思“现代现象”的基础之上的。“现代现象首先被实证知识性地推距为一个审视对象，将现代现象先予以客观化，以便有效审视它，而非或激进、或保守地批判之。”[4] 2-3 现代性作为现代现象性质的抽绎，作为一种“ 世俗化了的圣经信仰”，[5]318 它并非一个简单的社会范畴，而是“一个复杂的‘经验事实和‘话语形态”。[6]57 它既是对现代生存境遇的切身体会，又是对现代社会状况的批判认知。身处资本和形而上学的洪流中，马克思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而完成了对现代性的切身体验：身处于倒立的世界中，不仅“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横行于世，“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1]4 也大行其道;不仅破坏了一切“田园诗般的关系”和革除了各种“封建羁绊”，还褪去了一切受人敬重职业的“神圣光环”;不仅革除了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和倍受“尊崇的观念”，还消弭了一切等级制度和亵渎了“一切神圣的东西”;[7]34-35 不仅“每一种事物都好像包含有自己的反面”，[8]4 还造成了“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9]114 的局面……具体说来，马克思通过对现代性的體验而确证了“此在世界”的真实状况。

1. 私有制度所造就的劳动异化的实情。在面对社会政治问题时，马克思将所有的“答案”都指向了“私有财产”。[10]121 在分析“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马克思指出了私有制只存在于“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11]872 归私人所有的地方。劳动和资本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的重要条件，也是工人受苦受难的重要因由所在。由于资本家占有了全部的生产资料，工人却“自由得一无所有”而“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须的东西”。[11]197 资本家借由其掌控的生产资料而组织工人劳作，继而攫取大量财富，他们顺利完成华丽转身并攀附至社会权力之巅。工人却没有这般好运，他们虽名为“自由人”，却除了有选择受谁压榨的自由外并无其他实质性的自由，他们不劳动就只能陷于食不果腹的境地和处于饿死的边缘。在私有制度的挟持之下，工人惟一的选择就是不断劳作，以换取微薄的工资以度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实则是一种为了资本的劳动，资本家所看重的并不是这种劳动的使用价值，他们所惟一在意的是这种劳动能创造多少利润。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始终是“有害的”异化劳动。这种异化的劳动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和结果上反制着劳动者自身。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马克思完成了对劳动异化境况的述说。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是完全异化了的，具体表现为劳动者与其产品之间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与其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在这种异化的状况下，工人不再是一个积极有为的主体，反倒降格成了“一种具有最不幸的特性的商品”[1]128 和“最贱的商品”。[1]155 作为“赋形之火”和“酵母”的劳动，其使用价值的最大发挥并不代表人的本质的实现。相反，异化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否定形式”，“对象化表现为非对象化”“活动是受动”“力量是无力”“生殖是去势”。[1]160 对于工人而言，他创造的产品越多，他失去的就越多，他受的剥削和压迫也就越重，他生命的意义就越发虚无。如此这般，劳动者既不自由又不自觉，处处受限。

2. 资本逻辑所导致的人为物役的状况。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普照的光”，它虽多以“物”的形式出现，在本质上却是一种为物所中介了的“社会关系”。换言之，剥除资本的“物质外壳”，余下的只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剥削性的生产关系。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考察，马克思指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目的”和“动机”在于最大化地实现“自行增殖”（或是“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11]384资本在参与生产的过程中，“增殖自身”（“自我膨胀”与“创造剩余价值”）是其惟一的“生活本能”。实际上，“死劳动”并不创造剩余价值，增殖的秘密在于“活劳动”。所以，资本在马克思的笔下都被描绘为一个典型的“吸血鬼” 和“寄生虫” 形象。资本逻辑就是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布展逻辑，也就是资本增殖自身的逻辑。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作为工人的对立面而逐步主宰了社会，资本也转化为一种役使劳动的“指挥权”。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和资本的役使下艰难地劳作着。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这种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也不断巩固和扩大。可以说，资本已然化为了一种“经济权力”，它不仅支配着经济领域内的一切，还操持着社会秩序。社会经验和客观事实已然告诉了人们，谁占有资本谁就享有更多的社会权利，谁就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因此，在资本所形塑的社会里，贪婪、腐化、自私和堕落成为了该社会的“标签”，攫取更多的财富成了人生的惟一目标。占有“物”（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的数量直接决定着掌控社会权利的大小，追名逐物成了这一时代的风潮。作为主体的人反而被作为客体的物牵制，物不仅成为人们的终极追求还成了他们发展道路上的阻障。以机器生产为例，机器作为人的肢体的延长和人的体力的拓展，与人配合而完美融入到生产中。然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就立即使其成为工人的竞争对手，人只是作为机器的一个零部件而参与到生产中而已。长此以往，工人的片面技能得到了强化，使其除了从事固定行业、固定工作外而无其他一技之长，离开机器工人就不能得活。因此，在物的强制面前，资本家昂首信步，工人虽知自己悲苦的命运却依旧要承受各种来鞣者。

3. 商品交换的规则与剥削本性的暴露。商品经济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大进步，它所提倡的商品交换原则也获得广泛认可。在商品世界中，商品经济的运行应该遵循四大规律：交换可以化解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商品的价值由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需遵循等价交换的规则、价格会围绕价值而波动。简言之，商品的交换以供求关系和价值规律为基础，其实质是在平等主体间以一般等价物为中介，以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核心，以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为形式的一种等价交换的模式。正因此，特殊商品———劳动力———的交换也必须严守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则。

一方面，劳动力的所有者是以自由的“商品拥有者”身份出现在市场上的，资本家也是以“平等的买者”身份进入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资本家看重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劳动者亟待实现劳动力的价值，二者在平等的“外衣”下进行着各取所需的交易———工人获得工资，资本家获得劳动力。实际上，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换并非真正体现天赋人权的“伊甸园”。买卖双方的地位和身份的悬殊和对立决定了交换的不对等，作为买者的资本家拥有财富和生产资料，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和愿望挑选合适的劳动力，而作为卖者的劳动者却只能接受被雇佣的命运。买卖的形式也决定了交换的不公平，资本家虽然给工人支付了报酬，然而“一切劳动都是在它结束后付给报酬的”。在这种交换中，“到处都是工人把劳动力的使用价值预付给资本家;工人在得到买者支付他的劳动力价格以前，就让买者消费他的劳动力，因此，到处都是工人给资本家以信贷”。[11]202 这种信贷会随着资本家的破产而失效，工人也随时会面临着失去工资的风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工资” 只是劳动者必要劳动时间的凝结，资本家所看重的是在工人必要劳动时间之外———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余额”。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把控着无酬劳动的支配权，资本家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实则是“ 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11]611 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得到了充分暴露。

4.经济强制的管控与抽象统治的延展。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经济强制”的世界，资本逻辑实则是一种“经济强制”，它不仅“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11]359还使人陷入一种经济必然性的状况中。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认了“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9]114的实情。其中，“现在”即是马克思生活的资本主义时代，“抽象”即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9]114抽象并不能直接完成对人及其所在世界的宰制，而需要以物的规制为辅助形式实现。抽象成为统治实则是隐匿于抽象背后的物质关系作祟。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能够成为统治的“抽象”就是“交换价值”及其物质形态——货币，这种抽象的统治实则是交换价值的统治，它必须通过货币（当然也包括资本等）这一中介来完成。在现实的生活中，交换价值是人们的活动及其产品之所以有意义的关键所在。不仅如此，“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9]106可以说，“统治现实社会存在的‘抽象（本质）恰恰是抽象劳动的等价关系—价值关系—事物的替代—观念性—事物的象征—符号（信用）。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现实中的观念决定论。并且，这种关系的抽象观念在经济中被再一次事物化，人们以为这种颠倒的事物化关系是真实存在，拜物教就由此而发生了。关系与规律直接压迫着人是过去社会历史的特點，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交换关系的抽象采取了事物的关系的形式，间接地统治和压迫人”。[12]627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已然认识到了这点。在现实世界中，“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决非由个人特性决定。一个丑陋的人可以买到漂亮的新娘，一个腿脚不便的人可以买到“二十四只脚”，一个卑鄙邪恶的人可以买到敬重，一个笨拙的人可以买到聪明的头脑……简言之，在以物为依赖的世界里，只有通过对“抽象”的“一般财富”的占有方能支配、统治世界，通过占有“抽象”而占有“世界”才是“抽象”能够成为“统治”的根源。当然，“抽象”统治现实资本世界的的总根源还在于资本逻辑。

正是在对资本逻辑的透彻认知和现代性充分体验的基础上，马克思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压迫、剥削和不公的“旧世界”。通观马克思的描绘，这个“旧世界”只是一个自诩的公正国度，而决非完美的“理想国”。正由此，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早年提出的革命号召——“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2]7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发现新世界”

“批判旧世界”并非马克思著书立说的目的，“发现新世界”并找到通达“新世界”的路径才是马克思的学术理想。[13]早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就已述说了他的理论——“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任务：“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1]4通过反复的思想实验和切身的社会体察，马克思的研究视界从哲学转向了经济学，并借助政治经济学找到了确立“此岸真理”的路径。总之，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入而有效地层层剖析了“旧世界”并科学地发现了“新世界”。通过对经济必然性王国的深切体认和历史性批判，马克思展开了对未来“理想国”的畅想。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经济学—哲学批判而确证了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能够妥善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之间矛盾的理想场域，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种种思潮的批判而指认了共产主义并非“思想活动”，而是一种由社会调节生产、人们依凭自己的兴趣和意愿来选择工作的理想境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发出了以共产主义取代资产阶级旧社会的豪言壮语，并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一个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还是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联合体”;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言明了共产主义存在于必然王国彼岸，惟通过创造性劳动方能完成人的自我实现。显然，单纯畅想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前景并非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标，探索通达共产主义的方法与路径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终旨归。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复杂关系的批判性剖析，马克思确证了通达自由王国的道路。

1.依靠“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而使“世界革命化”。

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没有科学的实践观而陷入直观和空想的境地，他们针对社会现实问题提出的方案也是不彻底的。马克思通过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判而确证了科学的实践观，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科学的唯物史观，准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在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确证了一种达至“人的高度”的革命。当然，也只有达到这样一种高度的革命方能使“世界革命化”。它既要在实践中完成理论与现实的联姻，又要在革命中完成无产阶级和哲学的结合。“哲学与无产阶级，形成了通往人类解放的两股强劲力量”，

[14]59人类实际解放的可能性也在于此。既要借助哲学来促成无产阶级的主体意识和阶级意识的觉醒，又要在哲学这一“头脑”的指挥下，引导无产阶级变为摧毁资本主义“大厦支柱”的“心脏”。作为资本主义系统的驱动力，工人阶级要团结和联合起来将原本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掉转枪头对准资产阶级，[7]37并向资本主义制度“开火”以“消灭这个敌人”。[1]6无产阶级将哲学作为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将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物质武器”，二者有机结合，“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才不至落空。

相较于哲学层面来论证革命的要求，政治经济学对于革命、革命主体的论说更为彻底，也更容易为广大工人阶级所接受。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从三个层面展开了对“世界革命化”的理论剖析。首先，马克思完成了对革命主体历史生成的考察。马克思始终是在“从事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的表现——生产关系之中去界定人”[15]71的，马克思所言说的人都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都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11]10正是遵循这一思路，马克思唯物、辩证且历史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确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生成。无产阶级的产生并不是如资本主义“豢养的文丐”所描述的是因为懒惰、奢侈和无能而陷入到“无产”的境地，他们的产生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步的。资本主义生产需要大量只有自由劳动能力的人，他们被剥夺掉了土地、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如此，“一无所有”的“自由人”才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构件。可以说，无产阶级的产生是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同步的，也是一种历史性生成。其次，马克思陈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缘由。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就从哲学的高度阐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因由，革命的深层动因却只能在政治经济学中找到。无产阶级之所以要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之所以合乎历史潮流和社会发展趋势，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一个正义的制度性建构。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两大“丰碑”，它们分别诠释了什么样的劳动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工人创造的价值是如何分割以及其剩余部分是如何被无偿占有的。更进一步地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范畴的全方位抽丝剥茧而洞悉到了“在现代社会中工人并没有得到他的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作为报酬”[16]317这一事实。通过经济学的分析，资本家压榨、剥削工人的诸多证据都得以浮出水面，并通过数据呈现和理论分析的方式传达给广大工人。最后，马克思还简要分析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要以推翻私有制为使命。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通过演绎资本主义辩证法而提出了剥夺剥夺者的要求，并将引导人们达至自由王国视为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使命。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使“世界革命化”的论证和言说更为有力。

2.立足“人类社会”而实现“人的关系”和“人的世界”的归还。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了“旧唯物主义”和“新唯物主义”在立脚点上的根本区别，前者落脚于“市民社会”，后者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1]506换言之，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去理解人的本质的现实性，展现出其以‘人類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脚点的理论特质”。[17]正因此，马克思所主张的“改变世界”的哲学宣言才与“解释世界”的哲学观点区别开来。马克思要“发现新世界”和“改变世界”，就要将其付诸实践，由此才与“想象的活动”和“直观的感觉”区别开来。“改变世界”的理论筹划要得以具体化，就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响应。马克思将他的理论立足于“人类社会”，就宣告了这一理论代表了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就宣告了这一理论是“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1]370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以“人类社会”为立足点而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解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马克思始终是以“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为前提来揭示现代经济运作规律的。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详细考察和理性分析中，马克思发现了“人的关系”和“人的世界”并不属于他们自己。就工人阶级来说，他们的处境最艰难，是受剥削和荼毒最深的群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阶级因为“一无所有”而处于劣势，他们要存活就要接受资本家的雇佣。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人被卷入机器生产中而终生“专门服侍”[11]486一台局部机器。在此境况之下，工人只是作为一个“活机构的肢体”而被并入机器中。在资本家眼里，这些工人跟机器上的螺丝钉并无差异。如此，工人的神经系统、肌肉的“多方面运动”等都受到了极大损害。最为关键的是，即便工人已然知晓机器生产对人的毁灭性打击和无耻剥削，却无力摆脱这种境况，他们只能“战战兢兢”地“让人家来鞣”。[11]205工人已然不再是正常的人，工人之间的关系全然被冷冰冰的机器所隔绝，工人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也被抽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只是机器的附属物而已。就资本家来说，他们虽然是资本的掌控者，却也沦为资本的傀儡。资本家凭其所掌握的资本而统治着社会，他们也难从异化的处境中脱身。资本家作为资本“人格化”的化身，他们无法揭掉身上所贴的“自私”“冷漠”“贪婪”“无情”“吝啬”和“腐化”的标签，也无法彻底摆脱精神世界贬值的现实状况。马克思深刻洞察到了资本家作为“吸血鬼”和“寄生虫”的真实面相。正是有感于人们的悲苦境遇，马克思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柄利刃刺穿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谎言，呈显了真实的存在之境。人在造物的过程中不是享受而是受苦、人们不能体会造物的快感而是受虐、人们不再是物的管控者而成了物的奴隶、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也为剥削和压迫所取代、人之为人的要素被抽空、人之为人的支柱也轰然坍塌……更进一步地说，受“利己人”所管控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真实的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人所在的世界也不再是人自己的世界。由此，“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1]46就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任务。在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本质与逻辑的科学考量中，既要使“抽象的公民”身份“复归”于现实的个人身上，又要使人能够在自己的“经验生活”中成为“类存在物”;既要让人们充分认识到自身所“固有”的“社会力量”，又要以科学而合理的方式将这股力量凝聚和利用起来。

3.通过创造性劳动而实现“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

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7]33它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并创造了无以伦比的物质财富，它推动了人类迈入世界历史舞台的进程。然而，这样的国度也仅仅是一个受制于经济必然性的“必然王国”，它只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不仅展示了虚幻共同体的存在形式及其积弊，还指明了真正共同体的理想场景及达至这一理想国度的条件、方法与道路。

在“必然王国”的彼岸，存在着一个“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18]928这个地方既不受“自然必然性”的宰制，又不受“经济必然性”的管控，而是真正的自由国度。在这一国度中，所谓的“自由”不再是有限的自由，不再仅仅是资本的自由，而是全面的、真正的、普遍的自由，即“按照人们的愿望去做”[19]103或实现“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

[20]179如此，人的自由个性才能得到充分施展。“自由王国”的通达之路，不仅需要有丰厚的物质财富为基础和支撑，还需要人们普遍具备极高的精神境界。就前者来看，旧有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充分发展的状况时，社会变革就會发生。归根结底，社会形态的每一次更替都是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只有大力发展生产，才能积攒充裕而富足的物质财富，才能为新时代的到来打下基础，为扬弃现有社会形态作好准备。而摆脱经济必然性统治的第一步，即生产的大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就后者而言，只有物质的富足并不代表一定能够摆脱经济必然性的统治，还必须有精神财富的辅助。在物质财富得到极度丰富的社会里，人们还必须具备极高的精神境界，才能摆脱必然王国的统治而迈向自由王国。只有不断增加智识，在精神层面提升自己，使得自我的精神世界得以不断丰富，才能使得上层建筑与不断发展了的经济基础相适应，才能彻底摆脱经济必然性的控制。无论是物质财富的积累还是精神境界的提升，其实都涉及到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劳动（或实践）问题。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也塑造了人类社会。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中，在人与人间的“普遍交往”中，人们创造了自身得以持存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未来的“必然王国”一定是要以此为基础的，没有丰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必然王国”也将只能是“空想”和“乌托邦”。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需要人的创造性劳动。只有在充分发挥人的体力和智力、全面发展人的各项才能的基础上，才能克服“盲目力量”统治自己的尴尬境地，才能合理而有效地调控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才能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的本性的条件下展开社会生产。如此，生产力才能得到大发展，生产效率才能得到极大提高。人们耗费在维生之上的劳动时间（工作日）才会大大缩短，才有更多的时间来发展自身多方面的才能和兴趣。

4.借助于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而“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在黑格尔看来，事物的持存中就“已包括否定”，[21]98否定性是事物“自己运动和生命力的内在脉搏”。[22]69虽然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从根本上异质于黑格尔的，但他也充分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中合理的东西。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简要地说明了他所采用的方法。在肯定和否定的双重向度上对待“现存事物”，在“不断的运动”中理解和把握一切。按照“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的要求，马克思并“不崇拜任何东西”。[11]22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无情的、强力的批判。

“马克思是揭示现代性悖论及其根源并寻找根本解决方案的哲学—经济学大师。马克思哲学—经济学革命的核心问题，是从批判资本这一现代性问题的根基出发，围绕着资本与劳动的深刻对立这一主线，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的深刻根源。”[23]267-268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揭示了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体，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一个“二律背反”的世界。正是其间蕴藏的“自否定”因素，才推动了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行。[24]生产方式的“自我否定”是资本主义能够战胜封建制的根由，也是资本主义最终必将被淘汰的肇因。资本主义的诞生，首先要剥夺“直接生产者”，继而使“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11]872得以解体。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受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束缚，而又生发了“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11]873（或剥夺剥夺者）的要求。如此，生产方式的“自我否定”就呈现出剥夺者的剥夺过程（“第一次否定”）和被剥夺过程（“第二次否定”）。这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陈代谢”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自我摧毁、自我否定和自我完善的过程。其次，阶级结构的“自我否定”是资本主义之所以能被推翻的重要因素。资本主义时代的阶级关系简单化了，整个社会直接二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前者是受尽压迫和剥削的被统治阶级，后者是统治阶级。整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若是无视阶级对立与矛盾，消解阶级对立与冲突，“从理论上和（或）政治上来说，就会错失社会变革的机会”。[25]139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直接推动着社会的进程，他们是推动资本主义为更高级社会形态所取代的重要力量。最后，资本的“自我否定”是资本主义覆亡的关键所在。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根据”，马克思决不否认“资本中包含着矛盾”的事实，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就在于“充分揭示这些矛盾”。[9]318通过对资本范畴的历史性分析和批判性理解，马克思指明了资本主义诸多问题的肇源在于资本自身，资本主义的诸多限制也在于资本自身。因此，要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难题的关键就要从资本自身入手。正是在对资本主义“自我否定”因素深刻认知的基础上，工人阶级就要在革命中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7]52也就是说，无产阶级要完成对个人所有制的“重建”工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特别指出，“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1]874在重建之后的社会里，所有的生产部门都由社会来经营，即“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1]683在废除私有的社会中，全部产品都是按“共同的协议”来进行分配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以资本与劳动为主线或轴心，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即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对立和冲突，最终目的就在于通过‘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宣告现存社会制度的根本不合理，得出敲响资本丧钟的历史性结论，为个人劳动的自由和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建立和人类的彻底解放，奠立最深刻的理论根基。”[23]320-321“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527这句话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者的要求，也是对他所从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事业的要求。“批判旧世界”就要求“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在此基础上“改变”现存的一切，继而发现并建构一个“新世界”。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维度

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马克思洞悉世界的“利器”。因此，加强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认知是我们知悉马克思思想的理论高度的重要环节。就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所透露出的信息显示：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是一种理论，又是一种实践。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深烙有马克思印记的经济学理论，是根本异质于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学”。“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资本论》的副标题，它向我们昭示了马克思运思过程中所特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程式。同时，它又冠以“批判”二字以彰显其运用唯物史观作为工具来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特色之处。在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有力驳斥了国民经济学的非历史性和不彻底性，而将政治经济学打造为一种在本质上是历史的学科。在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和现状都作了科学的回顾和理性的分析，并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诊疗。可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还是一种全面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或言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政治经济学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理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是马克思切近现实的重要工具，是一种全新的实践哲学。要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就要深谙批判之道。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一种批判活动，其本身不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可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是马克思借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刀”，更是摧毁资本主义大厦的“武器”。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现实状况展开唯物、辩证且历史地批判，将资本主义世界的“颠倒”状况和“着魔”的景象一一陈述清楚。不仅如此，马克思还科学地破解了资本主义的拜物幻境，为人们开创了一条消除“现实世界的宗教”的明路;马克思还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诸多秘密，为人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扫除了障碍。总之，我们要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视角来对资本主义的现实展开强力批判，化解劳动和资本关系的悖论，[26]方能重构“此在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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