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平 王思雯

（1.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100089；2.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全球史（global history）兴起以后，对传统历史学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着全球史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这种影响已经开始传导到中国史研究领域[1]王永平.面对全球史的中国史研究[J].历史研究,2013,(1);刘新成.全球史观在中国[J].历史研究,2011,(6).。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已经有学者开始自觉尝试与运用全球史观开展研究，尤其是在丝绸之路的研究中，运用全球史观开展研究更是大有作为。然而，对于大多数国内的中国史研究者而言，全球史对他们还是一种相对陌生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局面，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全球史的理解以及对中国史与全球史关系的定位上。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更好地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史研究者关注全球史，并自觉地引进和应用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展开研究。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中国史与全球史的关系？全球史对中国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何在？中国史在全球史研究中应该如何定位？在丝绸之路研究中应该如何运用全球史观？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值得学术界深思的。

一、丝绸之路是一部人类文明发展的全球史

中国史是全球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但是，全球史强调超越国家和民族本位，而以“社会空间”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位（人们的生活圈），因此全球史绝不只是简单地在原来的世界史中增加了中国史的内容而已。这样说，并不是像有的学者所担心的那样，在全球史的潮流中，国别史的研究会失去意义[1]葛兆光.在全球史潮流中国别史还有意义吗[J].中国文化,2012,(2).。相反，他们中许多人的研究专题仍然是地区史和国别史，只是他们的研究范式、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即在“全球史观”的指导下，重新审视地区史和国别史。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史要求打破各自孤立的地区－国别史的藩篱，也不能继续作为地区－国别史的堆积。但迄今为止的全球史最重要的层级、分析研究全球史的最重要单位，仍然应当是‘国家’（nation-state，包括多民族的国家和单一民族国家）。”[2]董正华.论全球史的多层级结构[J].贵州社会科学,2011,(11).可见，在全球史的研究中，国别史和地区史的研究仍然非常重要。全球史并不能完全取代旧的国别史，“但它的确丰富了传统世界史（包括中国史在内——笔者按）的视角和方法，扩展了我们的历史视野，使我们注意到跨越民族、国家和文化区域间的人口迁移、帝国的扩张、技术转移、环境变迁、文化宗教和思想的传播、经济的波动等等对全球历史的影响和意义”[3]何平.全球史对世界史编纂理论和方法的发展[J].世界历史,2006,(4).。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全球史的研究中，是不能缺少中国史的。

全球史家在进行历史研究时都非常重视对中国历史的考察，近年来，“在全球史的研究中，研究者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的宏观体系，并逐渐成了一种新的学术趋向”[4]张广智.中国史学如何走向世界——由法国年鉴学派走向世界说开去[J].江海学刊,2007,(1).。许多全球史家都以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对中国史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重新解读，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和本特利、齐格勒合著的《新全球史》等，都将中国史的研究纳入全球范围内去考察，强调跨国界、跨地域范围的比较与借鉴、互动与关联，使中国史研究具有了新的广度与深度。也有学者吸收了全球史的观念与方法，用以研究中国历史，产生了新的成果。如在区域史研究中，滨下武志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等论著中，把中国放在东亚或整个亚洲的空间范围内进行审视，从新的角度对历史上的中国以及亚洲与欧洲关系进行了阐释[5](日)滨下武志;朱茹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在社会经济史领域，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经济的发展》[6](美)彭慕兰;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王国斌的《转变中国：历史变化和欧洲经验之局限》[7](美)王国斌;李伯重,连玲玲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和欧洲经验之局限[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8](德)贡德・弗兰克;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等论著，以全球视野为参照系，交互比较中西发展道路的歧异，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的发展之中，强调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揭示了中国历史独特的发展逻辑。在环境史研究中，庞廷的《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1](英)克莱夫・庞廷;王毅,张学广译.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2](美)贾雷德・戴蒙德;谢延光译.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3](美)威廉・H.麦克尼尔;余新忠,毕会成译.瘟疫与人[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等论著，将中国历史发展放在世界环境变迁中考察，从环境因素、人类活动和环境意识的角度发现中国环境的变迁与世界的许多共性与特性。

在中国的历史学研究领域中，由于中国史与世界史是两个分立的学科，囿于学术训练和知识结构，很少有学者真正把中国史当成全球史的一部分来进行研究。近年来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全球史，并有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和探索借鉴全球史的理念与方法来研究历史，在传统研究范式中取得了创新和突破，然而，方兴未艾的全球史在我国主要还是受到世界史和史学理论研究者的青睐和欢迎，与他们热烈谈论和倾心引介全球史的热情相比，全球史在中国史研究者中却显得相对比较冷清，鲜有回应[4]蒋竹山.探寻世界的关联：全球史研究趋势与实践[J].历史研究,2013,(1).。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复杂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认识问题。传统观点认为，“‘世界史’等同于‘外国史’，凡是一切不包括中国史在内的历史，都可以叫‘世界史’”[5]钱乘旦.评麦克尼尔《世界史》[J].世界历史,2008,(2).；而中国史则主要是以历代王朝兴衰和社会变迁为线索的断代史和各种专题史的分解与整合。这种划分既有历史学科本身发展的原因，也有现实需要的考虑，但它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却产生了诸多弊端。正如德国学者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所指出的，尽管中国的大学中很早就设置了外国史与世界史专业，但其世界史研究实际上集中于一些选定的重点地区，从拉美到南亚的世界其他地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缺乏关注；中国历史编纂学与其他地区性研究的严重分离从20世纪上半叶持续至今，很多重要的世界史教材甚至完全没有提及中国史[6]Dominic Sachsenmaier，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Cambridge,2011;董欣洁.变动世界中的全球史及其多样性——读《全球史的全球观点：连通世界中的理论与方法》[J].史学理论研究,2012,(2).。因此，在我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中，如何引进和运用全球史的理念与方法，将中国史当作全球史的一部分来进行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

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对丝绸之路的开辟、发展以及由此带动的多元文明的互动与交流一直是学术界非常关注的重要课题。丝绸之路的开辟正是超越了传统的民族与国家的界限，关注丝路沿线不同人群之间的相互接触、交流与碰撞。通过对古代丝绸之路的考察，可以看出来往于东西方之间的各色人员以及频繁流动与迁徙的人口，将技术、物种、风俗、宗教、文化思想甚至是瘟疫和疾病传播到世界各地，以此引发世界范围内不断地技术革新、观念变化、文化与思想的进步以及环境变迁、经济与政治的波动、帝国的消长等等，从而对全球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将人类的发展由各地相对分散与隔绝的状态逐渐带入到相互联系与持续交融的全球化时代。丝绸之路文明交流强调互鉴与融通，因此从本质上来讲，丝绸之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传承与融合的全球史。

二、全球史对丝绸之路研究的启示

随着全球史的影响越来越扩大、研究的领域越来越深入，它的一些思维与理念逐渐波及到中国史研究领域，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非常有益的启示：

1.破除“欧洲中心论”对丝绸之路研究的启示。“全球史观”旨在突破传统历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建立一种超越狭隘民族和国家界限，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各个地区的一切民族建树的整体历史观。首倡“全球史观”的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Geoffery Barraclough）说：“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1](英)巴勒克拉夫;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P158)在丝绸之路的研究中，“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几乎没有市场。丝绸之路的研究强调的是多元文明的互动、交流与传播，形形色色的“文明中心观”自然也会受到学者的自觉摒弃。但是，由于从近代以来中国就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与蹂躏，所以当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空前高涨，反映在学术研究中，就是在否定“欧洲中心论”和批判“中国文化外（西）来说”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非常浓厚的“中国中心观”。反映到我们的中国史研究中，通常也会在不经意间贯彻这种历史观。如在丝绸之路文明交往中，过分强调中华文明的独立发展道路和在东亚文明的中心地位，陶醉于中国古代的各种发明创造和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领先地位，动辄就以“我们古已有之”来回应从丝路传入的世界各地的新生事物和新兴潮流的诞生与出现，而忽视域外文明的存在及其影响，结果导致盲目排外与妄自尊大情结在社会上时有泛滥。这样就很容易形成一种“中华文明优越论”的感觉。所以有的学者就明确指出：“‘中国中心论’也不对。”[2]林甘泉.“中国中心论”也不对[N].北京日报,2007-1-22.第19版.其实，无论是“欧洲中心论”，还是“中国中心观”，都是一种失之偏颇的狭隘历史观。我们只有在历史研究中，尤其是在丝绸之路研究中，将中国真正放在全球大背景下把握，才能更好地理解不同时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和世界其他地区历史进程的相互联系和区别，也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2.互动理念对丝绸之路研究的启示。全球史家认为互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源自变化，而变化的起点是接触外来新事物。对新事物的取舍过程就是传统的蜕变过程，尽管社会对新事物通常并不抱欢迎态度，但抵制新事物的结果同样会导致社会发生变化[3]刘新成.互动: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J].全球史评论(第2辑),2009.(P3-12)。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互动始终贯穿其中。互动不仅体现在民族与国家之间，而且还体现在不同地域与人群之间、不同阶层之间、不同信仰和党派之间、不同性别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等许多方面。互动包括政治交往、经贸往来、文化交流、自然抉择等多种形式；互动强调互动者互为主体。通过互动，达到彼此了解和认知，并由此带来社会发生变化，形成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局面。当然，认知有时也会发生偏差和误读；另外，互动也并不总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进行的，有时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甚至诉诸武力、导致战争。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互动”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变化与进步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与外国、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南方与北方、城市与乡村之间，互动几乎无处不在。尤其是在丝绸之路开辟以后，佛教、景教－基督教－天主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甚至犹太教、东正教、婆罗门教等多种宗教的入华，技术、物种、风俗的东传，瘟疫与疾病的传播，多民族的融合以及由此引发的王朝的兴衰更迭、社会阶层的升降变动、唐宋变革、近代社会的变迁、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等，都与丝绸之路多元文明的互动与交流有一定的关系。可以说，丝绸之路多元文明的互动使中国社会充满了活力，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3.中心－边缘（center and periphery）视角对丝绸之路研究的启示。中心－边缘视角来自于经济学理论，它已经成为世界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模式。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建构他的“世界体系”理论时，就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由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三部分联结而成[1](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罗荣渠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P194)。全球史观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每一种文化都将自身视为当然的中心地带和文明所在。从中心到边缘的地理构架反映到文化观念上就是发达文明与欠发达文明，但历史事实表明，所谓“中心”与“边缘”是变动不居的概念，“中心”与“边缘”之间常有互动、杂混的现象发生。比如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一直自称为天下的中心，而将周边民族视作蛮夷。而古代印度也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天地之中也”[2](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一·河水[M].中华书局,2007.(P7)，他们将恒河中流一带的中印度称为“中国”（Madhya-desa），而将远方之地当作“边地”（Mleccha-desa）。东晋僧人法显沿丝绸之路远赴天竺求法，当他到达南亚，被自称为“中国”的印度人称作“边人”和“边地之人”时，原来固有的“中国”观念受到强烈冲击，很快就表现出来了极大的心理落差，产生了“中心—边缘”时空置换的心理变化，以至他后来撰写的《佛国记》中处处将天竺当作他心目中的“中国”来描写[3](东晋)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M].中华书局,2008.。另外，从中心—边缘视角审视我们的传统史学叙述也会得到新颖的启示。如南北朝时，南朝与北朝互为“中心”与“边缘”。原来处于边缘地带的蛮族拓跋鲜卑部进入中原（尤其是迁都洛阳）后，建立了北魏王朝，一跃而成为中国北方的中心，而将南方政权视作边缘，蔑称为“岛夷”；而原来处于中心地带的晋室南渡后，建立东晋政权，历经宋齐梁陈诸朝，成为中国南方的中心，而将北方政权当作边缘，反唇相讥为“胡虏”。从中心—边缘视角重新审视这种传统叙述，对我们更好地处理历史上曾被作为边缘的蛮族的历史地位，重新看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还有从中心—边缘视角重新审视鸦片战争，将会看到大英帝国与清帝国这两个文化中心的激烈碰撞，双方敌对的同时仍不忘将对方看作蛮族甚至非人的东西，追溯这种文化碰撞的过程及双方中心—边缘观念的转变，就是一种很好的全球史取向。中心—边缘视角是全球史研究的一个有益尝试，它会给丝绸之路的研究带来崭新的面貌。

4.关注人与自然甚至宇宙的关系对丝绸之路研究的启示。全球史是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剧的产物，其实质是史学界对于日益深化的全球化的学术反思与回应，它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史学发展的新趋势。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人类的交往与互动更加密切与频繁，人类的生存环境面临着更大的压力，过去常常将“杞人忧天”当作笑谈，如今人类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却成为严肃地摆在全体地球人面前的共同话题，如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气候变化问题、能源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疾病传播与扩散、物种的入侵与传播、信息与技术革命、战略安全等，而这些问题也正是传统历史学所忽视的问题。全球史的学术取向，在于“把全球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这也正是其魅力所在。所谓“把全球化历史化”，是要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把历史学全球化”，则是要体现全球史的学术立场，即贯彻“互动”理念[1]刘新成.《新全球史》中文版序言[M]//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魏凤莲等译.新全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Ⅴ页.。传统历史学倾向于把世界各民族分为不同类型，并孤立地考察各自发生、发展的过程，因此研究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其关注的重点。全球史则更倾向于关注那些影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全球性问题，这样研究人与自然甚至宇宙的历史，就理所应当地进入全球史家的视野。在传统的丝绸之路研究中，学者们多关注丝路沿线各帝国的兴衰和社会变迁，以考察这些帝国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为重点。全球史的兴起，已经或正在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产生着越来越大的辐射和传感力，那些以往为史家所忽视的丝路沿线的环境变迁、生态变化、瘟疫与疾病的扩散、物种和技术的交流、风俗与宗教、思想文化的传播等领域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丝绸之路研究者的关注。

5.宏大叙事与微观视角的结合对丝绸之路研究的启示。全球史从本质上来说，属于宏观史学[2]刘新成.文明互动：从文明史到全球史[J].历史研究,2013,(1).。宏观史学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它关注的是人类的整体命运。从这一点上来说，它和具有整体史观的全球史有相通之处。但是，从“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史学到后现代史学宏大叙事备受质疑，微观史却独领风骚，史学的“碎片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由于长期受教条主义的束缚，按照僵化的理论模式演绎的所谓宏大叙事已经显得陈腐与过时，史学研究的微观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表现在研究课题琐碎杂乱，缺乏整体关怀和全面联系与贯通，轻视理论思考，对历史现象不能做出深刻的分析和把握。全球史和传统意义上的宏观史学有所不同，它虽然致力于通过跨学科、长时段、大范围、全方位地探讨和关注人类生活层面的相互联系与互动，尤其是以关注跨越地域和种族的互动与交流为特色，但是它并不排斥微观史学，它已经跳出了以往建构宏大体系与理论的框架，将宏大叙事与微观视角相结合[3]蒋竹山.超越民族与国家的历史书写——试论晚近西方史学研究中的“全球转向”[J].新史学,2012,(3).，开辟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类似于史学研究中的“以小见大”。有学者提出“全球微观史（Global Microhistory）”的主张，如安德雷德的《一个中国农民、两个非洲男孩和一个军阀：一种全球微观史的研究趋向》一文，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即如何从全球视野来书写个人历史[1]Tonio Andrade, ”A Chinese Farmer,Two African Boys,and a Warlord:Toward a Global Micro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21, no.4,2010,(P573-591)。又如罗斯・邓恩的《伊本・巴图塔的冒险经历：一个14世纪的穆斯林旅行家》[2]Ross E.Dunn, The Adventures of Ibn Battuta: A Muslim Traveler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则是将一个曾到过中国的穆斯林旅行家置于广阔的情境中，探讨其流动的全球性意义。因此，“全球史不仅只有宏观，其实仍可兼顾微观”[3]蒋竹山.探寻世界的关联：全球史研究趋势与实践[J].历史研究,2013,(1).。当然，“宏观和微观都是相对的，取决于研究者的界定和聚焦”[4]张伟伟.全球史中的中国史.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2辑)[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P25-46)。但是，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强调在宏观研究指导下进行微观研究，或在微观研究支撑下开展宏观研究，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微观史的细碎化和宏观叙事的空洞化。而丝绸之路的研究非常契合跨学科、长时段、大范围、全方位地探讨和关注各地人类生活层面的相互联系与互动，尤其是关注跨越地域和种族的互动与交流，因此在丝绸之路的研究中自觉运用全球史观将大有作为。

当然，全球史的研究特色对丝绸之路的启示远非以上诸点所能囊括得了。由于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还正处于不断探索与实践当中，因此在丝绸之路研究中如何体现全球史观还面临着一些困惑。如在学科设置上，全球史一般归于世界史学科，而丝绸之路的研究一般隶属于中国史，这样就与全球史的结合还面临着身份认同上的尴尬局面；又如在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全球史取向应如何避免落入中外关系史的老套路，同时还要避免那种将全球史观简单地理解成只要在丝绸之路的研究中引入世界史背景的“伪全球史”。而实际上还是“两张皮”的现象；另外，在当前的丝绸之路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往往还是站在“我者”的角度看待“他者”的观念，也非常不利于贯彻全球史观的理念。因此，全球史观在给丝绸之路研究带来启发与思考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它不仅给丝绸之路研究带来了一种新视角，而且还为观察中国历史和社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在全球史视野下考察丝绸之路，可以对以往的许多问题做出重新解释，从而进一步拓展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与认识。因此，在丝绸之路的研究中，引进全球史观的理念与方法，或许将会给我们的研究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史学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