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春平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 030032）

2022年1月，正值农历虎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五年内第三次亲临山西考察指导，慰问基层干部群众，作出重要指示，而且每次都提到晋商精神文化，赋予晋商精神“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深刻内涵和时代要求。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精神动力与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晋商文化内涵，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多次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1,(8).全省干部群众感到万分亲切和温暖。

精神文化，指以历史、文艺、哲学、伦理、宗教、美学等为主要内涵的人类精神活动的成果[2]王汝良,侯传文.“文化”与“文明”综辨[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2-22,(10)。晋商作为明清时期中国十大商帮之领军龙头，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早已享誉国内外商界。晋商精神文化源于华夏文明发源地山西晋南河东盐池，兴盛于明清两代，积淀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最精深的商业文明底蕴，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闪亮的商业文化标识，是炎黄子孙在世界商业文化激荡交流中站稳脚跟、永立潮头的坚实根基。李克强总理视察山西时高度肯定“晋商精神是华商的精髓”。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5月要求“继承晋商精神”；2022年1月考察调研时进一步指示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挖掘晋商精神内涵，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

一、晋商精神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的灵魂。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亦是内陆省份山西加速转型崛起、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赶超之路。大量实践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地方，改革开放、文化传承、创新驱动则国强民富，闭关锁国、思想保守、观念落后势必被动挨打。山西70多年来建设的巨大变化与结构调整同样说明，山西发展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开放不足。鉴于此，进入新时代必须大力提高全省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开放意识、开放本领和治省富民能力，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弘扬传承借鉴明清晋商精神文化。

山西简称晋，源于周成王弟叔虞桐叶封唐典故。到其子燮父时因境内有晋水，改国号为晋。素有表里山河、四塞之地之称。晋字下部是日，甲骨文、金文中上端都是锋利箭头，中间是箭杆，本意就是太阳，两支箭倒立于太阳之上。会意两支箭朝着太阳光前进和射去。汉代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讲：“晋，进也，日出万物进。从日。”其意思就是说，太阳出来了，天地万物都要生长进步。人类万物和粮食作物生长都离不开太阳和水。

晋国自古就有重商文化传统。先秦时期山西就是玉石之路的东传线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推行“轻关易道”惠商政策，成就了晋国公子“商圣”计然和轻裘衣肥、富甲天下的豪商大贾猗顿。根据先秦文献和《史记》记载及多年研究，笔者认为晋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晋商专指明清500年称雄中外商界的晋帮商人；而广义的晋商则泛指历史上所有在山西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商人，包括秦汉时期雁门郡马邑县的富豪聂壹、隋唐之际跟随李世民父子起兵的文水木材商人武士彟等。依据现有史料和实绩，从商业理论和经商实践两方面来考察，晋国公子后裔计然和孔子门徒子贡属偏重晋商理论的专家。计然给越王献富国裕商七策，范蠡用其五而勾践国富兵强雪会稽之耻，计然因此被称为“商圣”。范蠡既有富国经商的理论，又有泛舟江湖三次致富的实践，他虽有千金散尽复还来的商业头脑和本领，但他的商贸活动不在山西。而原先“耕则常饥，桑则常寒”[1](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中华书局,1974.(P3259)的鲁国穷士猗顿经范蠡指点到河东临猗后，通过经营种植业、畜牧业、池盐业、珠宝业，迅速经商巨富，应该是史籍有记载的较早的既懂商贸原理，又有成功经商实践的山西商人，可谓名副其实的晋商鼻祖。

东晋高僧法显是民间探索海陆丝路的第一拓荒人。他的舍身求法、开拓创新精神，开启了中国与印度、斯里兰卡等中亚、西亚国家的千年佛缘，结成东西方文明硕果。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4月在巴基斯坦发表的《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中讲：“早在2000多年前，丝绸之路就在我们两个古老文明的国家之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中国东晋高僧法显曾经到过这里。”[2]习近平.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N].人民日报,2015-04-22,(02).进入明清时期，晋商位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成为与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鼎足比肩的国际性商人，彰显了敢为人先、敢领业先、敢为天下先的开放创业精神。晋商率先开拓的欧亚陆上通道“万里茶路”，更是“一带一路”大商圈的有机组成部分。

晋商起源于河东盐池，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受到社会各阶层重视和学术界探究，总结研究晋商精神文化也成为必然。民间非常推崇明清晋商，认为当时有四大财、八小财、七十二家毛毛财，将晋商奋斗创业精神通俗地称为“踏遍千山万水，吃过千辛万苦，克服千难万险,挣下千金万银”的创业精神。山西学术界反复钻研，将其精神概括为“精打细算、诚信义利、吃苦耐劳、敢为人先、不断进取、汇通天下”。国务院原副总理李长春来山西视察工作时将晋商精神提炼为“明理诚信、节俭勤奋、精于管理、勇于开拓”。

2017年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时强调：“山西自古就有重商传统。豪商大贾甲天下。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彰显的就是开放精神。” 同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有关山西晋商精神的论述，借鉴明清晋商博大精深文化、诚信经营理念、创新管理经验、开拓开放意识，对推动山西文旅融合、经济结构转型和全方位高质量发展都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要现实意义。同时深感500多年前晋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经商实践中，一直坚持“诚信为本、开拓进取”精神，长期奉行“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理念，始终秉持“汇通开放、经世济民”宗旨，终成享誉国内外的华商翘楚。其主要特征有：

其一，晋商在道德观念上，主张诚信为本、勤俭不欺、以义制利。在商业活动中展开公平竞争，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天经地义的事。正当竞争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壮大。当今国际商会反对的是恶意欺诈竞争。我国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于1993年12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但在对待义利方面，历史上不同时期商人的看法做法不同。不法奸商往往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坑蒙拐骗，损人利己，因此社会上有“无商不奸”的贬称。但晋商认为绝不能搞“一锤子买卖”，诚信不欺才是长久盈利的成功之道，主张利以义制。他们认为经商虽以盈利为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根基，提倡生财有道、见利思义，反对唯利是图。明代著名平阳府蒲州商人王现，读书应试失败后，立志经商，活跃于西域、四川与江南各地。他从不欺人和牟取不正当利益，后人在撰写墓志铭时根据他生前从商40年总结的经验概括为：“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也。故善贾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经，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矣。”[1](日)寺田隆信著.张正明,道丰,孙耀等译.山西商人研究[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P273)在山西商人心目观念中，勤俭节约是发家致富的第一要谛。蒲商王恩依靠勤俭，恢复了一度几乎倾覆的家业。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四维在《条麓堂集》中记述了山西商人王恩及其夫人冯氏、崔氏的勤俭生活：“初岁业尝中耗，励志经营，用能复殖其产，尤慎于出纳，终其身，未尝有锱铢滥费，盖天性然也”。明代李维桢在其《太泌山房集》中提到山陕帮商人温朝风经商“不数年，息十倍，而忍节嗜欲，串啖粗粒，虽潘澜残余，莫之弃也”。传中称赞他克制欲望，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甚至连淘米水都舍不得倒掉，可谓节俭之至。明代康海在《康对山集》记载另一位商人樊现以亲身经历体会训诫子孙说：“谁谓天道难信哉，吾南至江淮，北尽边塞，寇弱之患，独不一与者，天鉴吾不欺尔。贸易之际，人以欺诈为计，予以不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正因此，晋商才能在明清十大商帮林立的市场竞争浪潮中不断发展壮大为国内外瞩目的商帮龙头。

其二，晋商对待客户，坚持“顾客至尊”“服务至上”“信誉第一”。晋商反对巧取豪夺、缺斤短两、坑蒙拐骗，十分注意维护信誉和市场交易秩序。甚至即使亏本，也不食言失信。旅蒙商在蒙古、新疆做生意时，千方百计满足牧民需求，不仅深入帐篷送货上门，还要求员工熟悉蒙地风俗、懂得蒙语、会针灸看病，并针对游牧民族牛羊多银钱少的实际，大盛魁便采取了以物易物、春季赊货秋后再以牲畜抵账等多种灵活销售方式。甚至到期也不收取现金，而以牧民的羊、马、牛、驼和畜产品、皮张等折价偿还[1]张正明,张舒.晋商兴衰史[M].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P138)。另据河南赊旗山陕会馆碑文记载，雍正时河南中原市场鱼龙混杂，有的商家在度量衡予上捣鬼，轻重失衡，于是全行商贾齐集会馆，公议以后依天平为准，一斤必足16两，不得私下更换分量，初违罚戏三台，再犯举称禀官究治[2]高春平.晋商学[M].山西经济出版社,2019.(P263)。晋商还总结了诚信经营商谚：“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销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买卖不成仁义在”“称平斗满尺码足。”当时以信誉著称的晋商比比皆是。盂县商人张炽昌贸易关东“与人然诺，坚如磐石”[3]高春平.晋商诚信赢天下[J].人民论坛,2006,(03).。临县商人王子深开店维生，有一次，客商住宿后丢金一袋。王收金待客，后客商啼哭返回，王验证还之。客以半赠拒收，叩恩谢去[6]。

其三，晋商注重产品质量，严把产、运、销各环节，把信誉和质量视为企业生命和成败兴衰的关键。晋商视质量为生命，注重信誉，薄利多销，绝不掺假售劣，实行产、运、销一条龙服务，严把货物进出质量。例如，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盛公商铺，从不贪图非法暴利，用户中信誉很高。有一次，复盛油坊从包头运大批胡麻油到山西临县碛口码头，经手小伙计为贪图厚利，竟在油中掺水，掌柜发现后立即另行换装，以纯净好油运出。尽管吃点小亏，但信誉无价，近悦远来，复字号产品成为人们信得过的免检产品，生意更加兴隆。电视剧《乔家大院》对此也有生动反映。太谷老字号广升远药店严把原料关，参非“高丽”“老山”不选，茸非“黄毛”“青茸”不用，故信誉著于海内外市场，所产龟龄集、定坤丹、牛黄安宫丸历数百年至今不衰。为确保原料和产品质量，晋商在福建武夷山、云南易武山、两湖交界的羊楼洞包买茶山，雇当地人采集、生产、加工砖茶，然后包装转运到汉口，分道销往蒙古库伦，俄罗斯恰克图、莫斯科、圣彼得堡直至欧洲国家。

其四，晋商对待生意伙伴诚信互济，劳资双赢。俗话讲：生意好做，伙计难撂。晋商选择生意伙伴十分慎重，一般不随便建立盟友关系，但一经交处确认对方信用，便与之发生长久业务往来，决不轻易拆台挤兑，而是同舟共济帮忙过关。即便对方中途因市场变化亏损，也不轻易催逼欠债，不诉诸官司，而是共渡难关。榆次常氏天亨玉商号掌柜王盛林在财东将要破产时，曾向盟友大盛魁商号借银三四万两，又让财东把天亨玉的资本全部抽走，改字号名为天亨永，照常维持营业，未发生倒账。1929年大盛魁商号因外蒙古独立发生危机时，王盛林认为本号受过大盛魁之助，不能过河拆桥，不顾别人反对，毅然设法从资金和业务上支持大盛魁渡过难关。而且晋商东家与伙计的劳资关系处理很好，伙计对主人十分忠诚，合作非常成功。明人沈思孝在《晋录》中曾写道：平阳、泽、潞，富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他们以品行相交，合伙经营，名称伙计。一人出资，众人伙而商之。虽不发誓但绝无私藏。祖父以子母利息借贷于人而中途死亡，贷者已放弃数十年，子孙出生并知道后，必定要勤劳苦作还清所贷。因此，那些资本富厚的人，争着要这类人做伙计，谓其不忘死岂肯背生也。这样，贷者放小钱于前[1]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六月辛巳条[M].(中国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获大利于后，所以有无资本都可以合伙做生意。而且富人积蓄不藏于家，而尽散发于伙计。估计某人产业，只数他大小伙计有多少，则数十百万资产屈指可致。他们当中富人不会速贫，穷人可以勤劳致富，原因就是治产有方，而且诚实守信，品行端正，精诚合作。

其五，晋商在信仰上，尊奉关公，笃守信义，在全国各地建关帝庙，把关公供为财神偶像崇拜。关公被古人誉为“信义昭著”“义薄云天”“言行忠信”等传统美德和忠义武圣的化身。晋商非常推崇关羽夜读《春秋》，桃园结义后讲究朋友信义的高贵言行，以关公为崇拜偶像，把儒家“民无信不立”当做立身、治家、经商的基本道德和永久准则。晋商尊奉关公原因有二：一是以“忠义”精神来团结凝聚同仁，把关公作为大家共同信仰的精神支柱和能护佑商人发财的偶像神灵崇拜，不仅在店铺和家中悬挂关公画像，而且在全国各地兴建会馆和关帝庙供奉。二是中国社会民众自古以来便注重“礼仪”“风俗”相结合。山西老乡关公的“尚武”“神勇”非常切合山西商人作为经商习武发家致富保平安的精神支柱。他们以赞扬传承关公的信义来团结同行、布信社会、取信顾客，以关公的“尚武”品行来激励自己习拳练武、保护身家、除暴安良，反对在商业交易和为人处世中的不忠不义、巧取豪夺、见利忘义的欺诈行为和强盗行径。

二、晋商开拓市场和经营管理制度文化的内涵

（一）敢为天下先、敢为人先，走出山西去谋生计，是晋商精神文化乃其长久取胜的巨大力量和源泉

晋商发家致富走的是诚信经营之路，靠的是精于管理、汇通天下、货通天下、不断开拓进取精神。作为地域性商帮集团，晋商崛起于明前期，发展于明中后期，兴盛于清代，衰退于清末民国。洪武三年（1371）六月，山西行省上奏建议仿宋折中制，实施让利于商解决边储粮饷的开中办法。山西人抓住明朝政府实施“开中法”[1]这一千载难逢的利国、惠商、便民政策机遇，利用山西靠近北部九大边镇中的宣府、大同、山西诸镇的有利地理位置，捷足先登，主动参与到国家为解决边储让商人交纳粮食换取盐引的贸易行列。《明史・食货志》云：“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1]明史:卷85·食货志[M].中华书局,1974.(P1935)又云：“有明一代之盐法，莫善于开中。”[2]高春平.祖槐寻根[M].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P1935)从而迅速地崛起于国内商界。同时，明政府为解决元末战败后中原十室九空，尽快恢复被战乱破坏的农业经济和民生问题，在洪武、永乐年间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进行了18次官方移民。于是地狭人稠，总人口高达403.4万，比河北、河南两省人口的总和还多[2](P28)的山西成为全国移民首选的派遣站和集散地[3]张正明,张舒.晋商兴衰史[M].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P32)。随后，山西移民被集中在洪洞大槐树，然后分散落到中原江淮各地垦荒力农，因而出现了“京津河北留足迹，苏皖两湖听晋音，齐鲁两地晋民多，挺进塞北闯关东”[3](P48)的壮观场景。这批山西移民共迁往全国18个省市近500个县区[3](P39)。其后裔辗转再迁徙，流布到海外东南亚。洪洞大槐树移民是中国历史上第四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3](P83)，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迁民人数量最集中、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影响甚大。开中法和大移民，人流与物流、农耕与商贸双向互动，构成一幅山西人走出去垦荒种地、经商创业的奋斗场景。

明朝中叶，随着白银的广泛流通使用，社会商品货币经济得到空前发展，晋商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气度，又一次走出山西娘子关，将商业市场由黄河流域的北部边镇迅速拓展到长江流域乃至珠江三角洲和西南边陲，史称“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3](P1)。经过一百多年的经营，山西商人不仅掘取了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而且垄断了明代中国北部边镇市场，拓展了江南市场。

进入清代，随着蒙古、西北边疆地区的开发，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晋商获得长足发展。雍正五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晋商率先开拓万里国际茶道。乾隆年间祁县商人乔贵发在包头又开创了“买树梢”模式的中国粮食期货贸易之先河。到道光三年（1823），平遥帮商人雷履泰更是首创票号，实现了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飞跃，进入鼎盛阶段。其财力之雄厚、活动地域之广阔、经营商品之众多、管理制度之严密、开放领域之宽广，在国内外商界首屈一指。晋商成为汇通天下、货流天下、足迹遍天下的强大商贸集团，并在商贸物流业（商号、店铺、字号、作坊、船帮、驼帮、车帮、货栈）、金融服务业（钱庄、账局、票号、银号、印局、会馆、牙行、行社、旅店、镖局）等诸多行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商业辉煌，积累了数十万银两的巨额资本。明清晋商不仅走口外、走出山西开票号、拓展万里国际茶道，占领中国各大商业贸易城镇码头、主要交通要道，而且迈出国门，万里迢迢远涉日本、朝鲜、俄罗斯、印度以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例如，康乾之际，祁县、太谷贫苦农民张杰、王相卿、史大学合伙跑往内蒙做生意，自己做梦也没想到，原来春节喝稀粥的三个穷汉，凭着给康熙征讨噶尔丹做军需生意起家，竟然滚雪球发展成“集20省之奇货裕国通商，步万里之云程披星戴月”，拥有骆驼2万峰、员工1万余，分号遍布全国各地，国内最大的股份制商贸集团——大盛魁。不久，祁县乔贵发父母双亡后因不堪舅母的虐待和乡邻的嘲讽，毅然决然只身一人闯荡到杀虎口外一个小村包克图，凭着一双勤劳的双手，靠着惊人的毅力，抓住康熙帝亲征噶尔丹驻扎杀虎口急需军饷粮草的机会，以拉骆驼、供草料、卖豆芽、磨豆腐起家，逐渐发展起“复盛公”油坊、“复盛西”粮店、菜园、杂货十几座“复”字联号店坊，创造了中国城镇化史上流传至今的“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罕见奇迹。谁能想到，这位乾隆年间祁县一个穷苦农民创办的“买树梢”生意，竟然比世界上最早的美国芝加哥粮食期货贸易早半个多世纪。

理论指导实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观念不解放，行动便跟不上。《易经》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地瘠民贫的山西农民不甘心屈服于十年九旱的自然气候和千沟万壑的恶劣地理环境，不断地向天灾命运抗争，走出娘子关，走出大山，跨越黄河、沙漠、戈壁、海洋，勇敢地跑出去求生存、闯天下、谋发展。清咸丰五年（1855），晋北一带大旱，山西农民再次走出雁门关，跨过长城关隘杀虎口、得胜口、张家口，晋中祁县、太谷、平遥，忻州河曲、保德、偏关，雁北代州、宁武、大同、天镇一带数以万计的农民又开始大规模地走西口、闯河套的外出谋生创业活动。他们或打工，或种地，或学徒，或给寺庙进香打杂，不少人成为春去秋回的雁行客。一曲在晋、蒙、陕、冀数省交界处家喻户晓[1]李留澜,高春平主编.晋商案例研究:第三卷[M].中华书局.2007.(P140)、哀婉凄楚、至今传唱不衰的民歌《走西口》，正是当年山西人走口外的真实苦难写照。

（二）闯市场，变观念，弃农经商，弃儒从商，不断变革生产交易方式，开拓新的生存发展空间

史书记载明中叶后，山西各地从“耕读传家、勤于稼穑”“专力农耕、少事商贾”“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传统官本位理念逐渐向“勤于耕织，服劳商贾”“挟资者多远贩贾”“勇于商贾、婚丧大奢”“蒲故多豪贾”“其挟轻资、牵车牛走四方者,则十室九空”“民率逐于末作，走利如鹜，而又无富之实，有富之名”“府属汾阳、临县两县多商贾”“商旅辐臻”“蒲坂一州富庶尤甚，商贾争趋”转变。大批农民、工匠、穷秀才弃农经商，弃儒从商。山西商帮一跃而起，“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窖粟、或转贩，其富甚于新安”。“商贾俱出山右人，而汾、介居多。”甚至《雍正朱批谕旨》雍正皇帝给山西巡抚刘於义的奏折也批道：“山右积习，重利之义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中才以下方许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

晋商以全面开放包容的气度和不断开拓市场的雄心壮志走向通都大邑、大漠戈壁，并向海外拓展市场，凭勤俭、诚信、敬业、创新的经营管理方略终于跃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对明清两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均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晋商所代表的诚信精神，是晋商文化的灵魂和基石。但明清时期的晋商之所以雄居国内各大商帮之首，且成为海内外驰名的国际商人，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开放，走出去寻找更广阔的市场天地和发展空间。

根据广州出土的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兵出海远征东南地区的造船台遗址[2]高春平,牛三平,高广达著.山西与一带一路[M].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P12-13)，中国商人自秦汉之际便开始了闯荡外部世界的海上贸易。特别是张骞凿通西域后，丝路贸易成为汉唐时期东西方经贸文化交流往来的主要国际廊道。15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碧波万顷的海洋更成为中外交往交流的全球贸易通途。直到17世纪，“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那么，相反地，这种情况是在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的”[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P372)。因此在明清交替之际，中国东南沿海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而在明末，晋商就将东北的人参和山西的红枣贩运到海外东南亚一带[2](明)谈迁.国榷[M].中华书局,1958.。在清代中国南方广东的十三行帮从海上走出去、闯市场的同时，晋商已从陆地上走出去了。晋商首开中国内陆商帮对外贸易之先河。从18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晋商维持了恰克图——买卖城为中转地的万里茶道沿线近200年的茶叶贸易垄断地位。当然，商业的发展离不开工业革命后发展起来的城市实体经济的强有力支撑。马克思在讲到城市工业和商业的辩证关系时曾指出：“城市工业本身一旦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一开始就是商品，因而它的产品的出售就需要有商业作为媒介，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在这里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商业的统治权现在也是和大工业的各种条件的或大或小的优势结合在一起的。”[3](P372)山西票号最盛时期达570多家，不仅遍布全国大中城市，而且开到北部科布多、乌利雅苏台、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甚至俄国的恰克图、莫斯科、圣彼得堡，日本的神户、大阪，朝鲜的平壤、仁川，可以说晋商把金融资本延伸到了欧洲大陆的地中海沿岸。

1.晋商开拓商路文化。晋商虽为地域性商帮，但经营范围、活动地域以及文化的生成地绝非仅止山西本土，而是呈双向交往交流交融互动的轨迹，其足迹所至遍布祖国东、西、南、北，从陆地到海洋的广袤大地，广布在他们开拓出来的万里茶道、丝绸之路、皮毛骡马之路、食盐布帛之路、粮米药材之路、烟碱百货之路上。山西商人虽在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土生土长，但厚重的黄土文化并没有束缚山西商人的奋斗创业意志、开放进取精神，更没有成为晋商创业创新的包袱。晋商文化不是山西商人局促于四塞之地的产物，而是走天下的山西商人数百年间活跃在本土以外的地域，吸纳融合全国各地所到之处的多元文化元素，并与山西本土固有的三晋文化交相融合共铸而形成的。而且，晋商的企业管理明显体现出开放之特质：票号被外国商人称为山西银行，是典型的两头在外、两权（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并创行身股、银股、财神股、狗股、伙计制、密押制、经理负责制等现代企业望其项背的先进管理制度。

2.晋商开拓南北市场。针对中国南北方地域、物产、资金、储蓄理念的不同，晋商因地制宜，开拓了北存南放、合作共赢的东南市场。根据北部草原游牧民族以畜牧经济为主、产品单一、现金缺乏、生活需求多元的实际，晋商灵活多样地采取了以供配需、上门赊货、茶马互易、丝绸和棉布与牛羊畜产品交换、为牧民针灸看病等多样化的服务方式，占领了广袤的蒙古与西北市场。鉴于清末官员出国考察，大批留学生东渡扶桑、西赴欧美的商机，经过反复争取、艰难开拓，终于打入多方角逐、竞争激烈的日本金融市场。晋商用骆驼、木船、牛车拉载着中国精美的茶叶、丝绸、汾酒、棉布、瓷器、铁具闯进狼群出没、风沙遍地的蒙古地区和俄罗斯境内以及中国西北荒芜人烟的前后营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并以“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壁光发”“长玉川”“锦生泰”“日升昌”“三晋源”等驰名字号品牌打开欧美、印度、日本和东南亚众多海外市场。

（三）重开拓，谋创新，求转型，晋商精神文化在潜移默化和经营实践中的一系列创新

创新是晋商产业辉煌的源头活水。学界普遍认可明清时期既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向近代转型、商品经济空前活跃、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的重要阶段，又是山西商人开拓创业不断创新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

商场如战场，市场瞬息万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贱买贵卖、囤积居奇，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产品和固定不改的经营方式。随着时间、地点、人类消费心理、生产水平与生活习惯的改变，商家的产品和经营必须不断调整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和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晋商始终坚持质量第一、跟踪商场、顾客至上，开展全方位周到服务。在蒙古草原，他们以人为本，兼通医术和民族语言，为蒙民针灸治病；而且开展各种便民利民业务，有需即供，不论远近。

1.晋商不仅具有开放型服务思维，而且善抓机遇，敢开天下风气之先，敢于引领行业之先，不断转型。

历史上，晋商成功实现了四次转型。第一次当明中叶白银大量流通，孝宗弘治五年政府实行折色制，原来的纳粮换盐引改为纳银换引后，晋商及时南移，将原以北边军镇粮食市场为主转向盐业经营为主，以全国盐业中心市场扬州为基地，进军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迅速把市场范围由北方边镇扩展到全国。第二次隆庆六年“封贡互市”实现后，明蒙双方结束了200多年长期干戈不休军事对峙的冲突时期，蒙汉各族进入互易有无的和平发展新时期，晋商及时进行北拓，以原来长城边线的墩堡关市为根基进一步拓展到长城以外的大漠漠北，挺进蒙古腹地和中俄边界地区。第三次是清前期随着西北边疆的开发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晋商在康乾年间随着军需贸易西进新疆、西藏、青海、宁夏，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伊犁、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喀什等地经营贸易。第四次是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晋商一方面收缩江南的商铺业务，发展北方市场，另一方面在江南寻找新的商机，票号很快为广东、福建、浙江、两湖数省开办代垫官饷、接济西北军需、代办监生捐纳，使得晋商票号每股的利润分红在光绪年间高达3万余两，成为清政府的财政金融支柱，创下业绩之最。

2.晋商是中国白酒文化的传承者，汾酒技术创新和传播者，万里茶道，清香万里。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五谷的发源地[1]屈建龙,郝大为,陈刘峰等著.中国白酒史[M].中华书局,2018.(P5)。考古发掘出土的农作物标本说明，“在黄河流域的中国先人，至少在七八千年以前，已经种植粟、黍、稷等旱作谷物”[1]P5)。粟，“原产于中国北方，是黄河流域普遍种植的粮食作物。它是从野生的狗尾草驯化而成”[1](P5)。黍稷的起源，国内外学者有三种说法[2]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黍稷起源的三种说法：一是起源于印度，二是起源于埃及，三是起源于中国。前两种观点由于证据不充分，已被否定。以俄国学者瓦维洛夫、美籍华人学者何炳棣、日本学者星川清亲为首的众多学者认为，黍稷起源于中国。《中国黍稷》《中国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等书从黍稷的考古发现、文献记载、野生栽培和种籽遗传诸多方面，充分论证了黍稷是起源于中国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的作物。，除中国学者外，俄、美、日三国和“众多学者认为，黍稷起源于中国”[1](P5)。而酒是人类最早用粮食谷物酿造加工的精美液体，后被传说为天仙神造“琼浆玉液”。考古发掘的距今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和人类最早的文字甲骨文、金文都有象征“酒”意，写作“酉”字形的陶罐出土。两千年前，史学家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云：“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史载，汾酒是中国最早的白酒，以产于山西汾水之境，故名。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汾阳发现杏花村遗址，出土小口尖底瓮，高33厘米。属于仰韶文化中期的遗物，被考古界、酿酒界公认为中国“最早的酿酒器”[1]高春平.汾阳、汾商与杏花村汾酒[J].晋阳学刊,2018,(06).。追根溯源，近现代中国众多的白酒行业要数至今6000多年来一脉传中华，以杏花村汾酒为直根代表的白酒历史最为悠久，堪称中华酒魂、清香之祖。它以得造花香的酿造工艺、原真本味的浓烈清香、密不传人的制曲技术，穿越数千年时空，展示出绵延不绝的中华酒文化脉络，是“全球26个文明形态中保存最完整的中华文明宝库”中的明珠。考古和文献均证实，中华文明发源地黄河在山西第一支流汾河孕育、发展、壮大了中国白酒文化，明清晋商更是把汾酒技艺带到贵州、西安、营口、四川乃至全国各地，呈现“万里茶道，清香万里”。到清末民国汾酒更被收录于《四库全书》，并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一举夺魁成名，呈现大河上下、长城内外，京津陕蒙、湖湘川黔汾酒作坊遍地的喜人场景，为中华民族工业争得无尚荣光。可以说，汾酒依托汾河母亲的胸襟和晋商的传播，沿袭汉唐丝路的足迹，借助中欧万里茶道的驼铃，乘着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雄风，很快声名传海外，销售遍五洲，实现了全国对白酒祖庭的高度认同。除汾阳杏花村各酒坊字号的酒被称为“汾酒”，许多省份所出白酒和远销省外、国外之酒也都冠名“汾酒”或“省份简称+汾（如豫汾、湘汾、贵汾等）”，并衍生定制收藏和金融票据交易功能。从开国大典周总理亲自批示用汾酒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汾酒第一股、中汾酒城建成投产，汾酒凭借市场经济和改革迅猛发展，众香源三香、三香源清香，清香汾酒文化底蕴深厚，市场前景广阔，国际化趋势势不可挡。

3.晋商高效的经营管理制度文化。

晋商率先实行两权分离，大胆明晰企业产权，以开放的气魄，高度放权经营，让经理全权负责，东（家）掌（柜）有机合作，有钱的出钱，有心智的经营管理，没钱缺经验的年轻人也可以顶身股，放手施展。例如，大德通票号对业绩突出、贡献巨大的总经理高钰去世后仍给予故身股。这一系列有效经营管理规章制度，充分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大盛魁因地制宜，总号放权分号大胆开办小号扩展业务，各分号因时而动，经理有权灵活机动处置应对各种商机。留学英国的万荣著名商人李子用接管家族事业之后，率先改变家规，将掌柜和员工的持股比例由40%提高到50%，与东家同等，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员工的主动性，家族事业更加欣欣向荣。正是这种“劳资共创”“激励兼容”的股份经营制度，使晋商在当时条件下激励着从高管经理层到普通伙计员工，人人尽心出力，个个竭忠尽智，上下左右一盘棋，齐心协力开拓谋发展，最大程度地凝聚了社会资源和力量。可以说晋商的经营管理是非常有效成功的。

三、晋商是开拓型创业创新的标杆

晋商率先开辟万里国际茶道，拓展国内外统一大市场；率先实施银企互助联动，破解企业发展资金链断裂瓶颈。祁县商人申树楷率先走出国门，投资日本开票号，为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注入生机和活力；大盛魁率先实施两权分离、股权激励、劳资共创，为明晰企业产权，破解千百年来企业劳资矛盾纠纷探索了成功的实践经验；雷履泰首创票号，汇通天下；祁太帮、忻定帮首闯新疆、西藏，开内地商人经营高原戈壁先例。具体来讲：

第一，道光年间实现了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飞跃，首创票号。山西票号分为祁、太、平三帮，习称“西帮”票号，以区别于浙商胡雪岩后办的“南帮”阜康票号。五口通商后，外国商人和金融机构称票号为“山西银行”。当时著名的票号有恰克图的远东银行，张家口上、下堡的曹家银行，平遥李家“日升昌”、侯家“蔚字五联号”，渠家“三晋源”“百川通”，太谷“志成信”“协成乾”，祁县乔家“大德通”，太原张家“义成谦”，等等。到清末光绪年间极盛时期，晋商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集镇有570多家分号，形成“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并延伸到日本、印度、朝鲜、俄罗斯等地。

第二，晋商率先开拓万里国际茶道。晋商在恰克图的商贸活动引起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的关注和评论。明末到清，由于地理大发现和西方海外殖民市场的开拓和掠夺，沿续千余年的陆上丝绸之路渐趋沉寂，海上丝绸之路时断时兴，但有着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精神的中华民族不断奋起抗争，代替海上丝绸之路衰退的是以山西商人为主体的茶叶之路的兴盛。

万里茶道是丝绸之路的延续，发端于明后期，兴盛于清中期，以山西商人为主，贯通蒙古、俄罗斯、欧洲和中亚各国，途经235个城镇，总长1.3万余公里。是继汉唐宋“丝绸之路”与金元“茶马古道”之后又一条连接欧亚大陆，在中外经贸文化交流史上发挥过重要商业动脉作用的陆上国际通道。经历200多年历史长河的冲刷与文化积淀之后，这条商路像丝绸之路一样正在演变为一条国际黄金商贸文化旅游线路。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俄罗斯时强调，“继17世纪的‘万里茶道’之后，中俄油气管道成为联通两国新的世纪动脉”[1]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3-03-24.。

中俄两国毗邻。300年前的晋商历经艰险，以祁县茶票庄为大本营，艰难开辟了从福建省武夷山、湖北羊楼洞、湖南安化，途经鄱阳湖、九江、汉口，河南赊旗、洛阳，穿越太行山，过腕子城、子洪口、石岭关、雁门关，出杀虎口、张家口，北上归化、库伦，直抵恰克图，然后远销莫斯科、圣彼得堡、欧洲的万里国际茶路。自从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恰克图便由中俄边境的一个哨所一跃而成为亚洲腹地远东地区出现的第一座国际商埠。恰克图市场从1692年俄国第一支商队进北京，特别是雍正五年（1728）《恰克图条约》签订后，直到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车，繁荣了整整两个世纪。这里成为中俄两国商人互易有无的重要口岸枢纽，造就了以晋商为主，“京津”等帮为辅，总人数近100万的旅蒙商贸集团，进而拉动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归化、多伦诺尔的开发和内地杀虎口、张家口、营口、天津、汉口一大批城市的发展。期间大批欧洲移民从人口稠密的俄国欧洲腹地涌向这里，“比斯克、托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上乌金斯克、下乌金斯克、伊尔库斯克、乌兰乌德、赤塔……从西到东沿着与中国接壤的边境涌现出一大批繁荣热闹的城市和村镇”[1]陶德臣.论清代茶叶贸易的社会影响[J].史学月刊,2002,(05).。

恰克图市场的中俄贸易道光年间（1821—1850）空前繁荣。俄国各阶层的饮茶者与日俱增，大大刺激了茶叶进口量的急剧增长。尤其是西伯利亚一带，以肉食为主的游牧民族，达到了没有其他商品能替代茶叶的地步。谚云：“宁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无茶。”[2]高春平主编.国外珍藏晋商资料选编[M].商务印书馆,2013.(P14)尤其在清代乾隆中期更是鼎盛阶段，每年都有成千数万担的茶叶、瓷器、大黄、丝绸、锦缎、铁器、棉布、烟酒、糖碱和其他日用百货从中国内地源源不断地输向恰克图、伊尔库斯克、莫斯科、欧洲，同时从俄商手中换回各种皮革、畜毛、貂皮、呢绒、棉布、麝香、鹿角、鱼子酱等。

第三，涌现出一批金融资本与商业资本一体互动，银企携手互联、多元混业经营的巨商财团家族。清代临汾亢家、平遥李家和侯家、太谷曹家、介休冀家、灵石王家、榆次常家王家与聂家、祁县乔家渠家和何家、汾阳牛家、交城马家、万荣李家、太原张家、襄汾刘家等都是拥有数千万两白银资产和大量商号、店铺、茶庄、票号、宅院的垄断财团。清代归化城最大的旅蒙商号大盛魁号称集22省货物，拥有上千家分号、上万名员工，其资产用50两的银锭元宝可从北京铺到库伦。

第四，在实践中积累创造了一整套用人激励机制、经营管理制度和防范金融风险机制。诸如“密押”“暗码”“股俸制”“学徒制”“标期制”“合伙制”“顶身股”“故身股”“龙门账”“预提护本”“公座厚成”“旅行支票”“同业拆借”“票据扎差清算”等一系列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自身发展需求，有效协调劳资矛盾的经营管理制度。现代银行的许多原理规制皆肇始于此。二战后日本的松下、东芝等现代企业学习借鉴晋商的身股制，实行了全员入股分红等管理办法和激励机制，收效颇佳。

第五，晋商拓展数条重要的连接东西方的商贸物流通道，带动了国内外一大批商贸城市的发展繁荣，推进了中国早期城镇化的进程。晋商通过长途贩茶、运铜、售皮毛，相继开辟了连接欧亚的中俄万里国际茶叶之路、大（小）西路（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中亚—带）、海上商路（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日本、流球、东南亚）、张库大道（张家口—库伦）、晋蒙粮油古道（临县碛口—内蒙包头）。忻州至今流传“东口到西口,喇嘛庙到包头”的民谣。新疆白玉河畔巨石上至今留有“大清道光二十二年山西忻州王有德在此苦难”。在河西走廊，由于忻、代帮商人众多，还建造了面积1.2万平方米的山西会馆。上述通道即既加快了国内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周转传递，又拓展了海外市场。

四、晋商的创新在中华商业文明史上至今闪耀着理性的智慧之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202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9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晋商在长达五百多年的经商实践中，积累了大量丰富多彩的实践经验，并不断创新。可以说创新是晋商兴盛的不竭内生动力和源泉，而且是晋商兴盛成功的奥秘。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商业信用，标期结算。信誉和资金是企业的生命。企业间的三角债、多角债纠纷古来有之。晋商非常注重商业信用，通过合伙经营、东家委托授权经理，通过银行印鉴、密押、暗码、旅行支票、票据扎差清算、标期结算等规章制度解决商业信用和债务问题，有效防范了金融风险。当时没有工商、税务审批监管部门，尤其是在商号店铺之间流动资金结算方面按每年春、夏、秋、冬四季订标，实行标期结算清账, 谁失信顶标违规自然淘汰，大家就不和他做生意，从而有效防范了金融债务和投资经营风险。

第二, 构建金融体系，投资三产物流业。晋商先后构建高利贷、钱庄、账局、印局、当铺、票号、银号、银楼，解决城乡和不同地域的物资流通和资金结算。晋商还利用开辟的茶叶之路、大小西路、海上商路、张库大道、粮油古道，大量投资三产，通过长途卖粮、贩茶、运铜、出售皮毛、交易丝绸，既加快了国内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周转传递，又拓展了国内外的市场，将民间私营组织的国际贸易扩展到日本、俄罗斯、中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开现代物流运输业的先河。

第三, 金融创新，经营期货。晋商为节约成本和时间，大多采取前店后厂、产销一体模式，多以店铺实体起家，敢于大胆尝试创新。乔家在包头创办了世界上最早的粮食期货雏形“买树梢”。清代晋中寿阳商人在区域市场进一步发展了粮食期货贸易。道光年间在家丁忧的大学士祁寯藻著《马首农言》，书中将其概括为：“买者不必出钱，卖者不必有米，谓之空敛。因现在之米价，定将来之贵贱，任意增长。此所谓买空卖空。”这是典型的粮食期货交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数十年，各种版本的《马首农言》一直是山西农业大学使用多年的农学教材。

第四, 股份经营，资金增值。明代晋商在初创起家阶段，大多实行的是朋伙制、伙计制，一人出资，众人合伙经营。到清代晋商股份制更加完善，有银股（资本股）、顶身股（人力股）、狗股（业绩股）、故身股（贡献股）[1]晋商对有重大贡献的人员死后仍定期发股金，大德通经理高钰身后其子孙仍享受20年股份分红。，有效协调了长期以来一直难缠的劳资矛盾与纠纷。大盛魁创立了东方中国土生土长的股份合作制(资本银股、人力顶身股、生产技术股、经营要素股)，协调了数千百年难以协调解决的劳资矛盾与利益纠纷。

第五, 海外投资，跨国合作。晋商具有全球的眼光和开放意识，他们大胆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投资，开放经营。雍正五年（1792）《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恰克图边贸勃兴。旅蒙商在中俄贸易口岸恰克图出巨资控股和俄罗斯商人合作开办远东商业银行，后称东亚银行。五口通商后，外资纷纷进入中国，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美国花旗银行、俄国道胜银行、日本横滨与正金银行陆续来华，将银行设在沿海通商口岸城市，但经销网络短时间内难以覆盖内地，便和票号合作。一位在上海的汇丰银行经理曾说：山西商人信誉极好，合作二十余年从无一位不讲信用的山西商人。外国人都把山西人办的票号称为“山西银行”。晋商率先在日本和俄罗斯恰克图开办票号和远东银行，开创了晋商海外投资和中俄商人合作办理国际金融业务的先例。

第六, 银企一体，资金高速流通周转。晋商以实业起家，靠金融业辉煌。但并不是单打一，而是实行混业集团经营，银企联动互济。许多票号把本号的资金贷放于本商号店铺，手续简便灵活；本家商号赚的利润又存放于本家票号，资金周转快，经营效益高，有效破解了现代中小企业融资难、贷款审批时限长、贷款成本高、经营绩效低的难题。清代最大的旅蒙商大盛魁号称集22省货物，拥有上千家分号、上万名员工、2万多峰骆驼，既从事“上自绸缎、下自葱蒜”的商业贸易，又经营“印局、当铺、钱庄、账局、票号”各类金融业务，其资产经营非常灵活便捷。

第七，经世济民，家国情怀，投资公益，推动城镇和社会事业发展。商业文明与城镇化是一对共生相伴体。城镇是商人之家，商业文化是城镇之魂。马克思讲：“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P371)晋商的繁荣，推进了城镇化的进程。他们赚钱后具有担当意识，社会责任感强，投资修桥、铺路、建校、盖庙之举数不胜数，促成一批金融、商贸、文化名城、特色集镇崛起，带动部分军事卫所向政区化方向转变。民间至今盛传着“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先有曹字号，后有朝阳县”的说法。晋商在通都大邑京津、汉口、南京、广州、成都、沈阳、营口等市广设会馆、店铺、票号；在交通要道、黄河沿岸的内蒙河口、包头，山西河曲、保德、碛口、孟门、军渡等码头集散货物，有力地促进了国内数十座城镇的兴起和繁荣。加之各地地理、物产、工商业发展的差异，到明清时形成一批特色城镇。今运城市，明初为潞村，“开中法”实施，河东盐产销两旺，聚集全国500家商贾，成为晋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和新兴盐城。明代平阳、泽潞富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绛州、代州、平定不懒，文化发达，时称“南绛北代”。宣大、山西、延绥镇所辖数十卫所。“封贡互市”后，商人大量前往，人口日增，卫所逐渐发展演变为行政区。如甘肃省山丹县由山丹卫演变而来，今山西省右玉县由大同右卫与玉林卫合成。清代平遥、祁县、太谷票号一度成为全国金融中心。位于黄河边的包头、碛口镇，是晋商在华北贩运牲畜、皮毛、粮油、药材的集散地，号称“水旱码头”；张家口、杀虎口原是军事重镇，由于晋商活跃，成为我国北方著名的贸易商埠和连接中原与草原地区的关税口岸，号称“东口”与“西口”。

中共中央政治局2022年5月27日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39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基于诚信、敬业、开放、创业、创新基础上的晋商精神文化是山西先民留给中华商业文明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在当今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山西篇章奋斗进程中仍值得我们学习传承，发扬光大。

一、三晋悠久历史和厚重的文化底蕴增加了晋商的开放自信。山西历史悠久、文化璀璨，自古就是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的交接带，是中国古代各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交流、碰撞、融合的大舞台，是东西方文明和中外各种文化交流交融交汇的中转枢纽。这种表里山河四塞之地的地理环境和兼容中外的文化特征，尤其是关公的忠义品行孕育凝铸了山西人既吃苦耐劳，又坚韧不拔、既自强不息又豁达大度、既精打细算又疏财仗义、既恪守道德又开放包容的性格特色。悠久的历史，文化的自信，增加了晋商开放的底气和自信。

二、诚信是晋商发家致富的内生道德根源，但如果没有解放思想和开放意识，人格道德就没有向外发展的动力。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也就是为了挣更多的钱造福社会，就必须诚实守信，只有诚信才能长久致富取胜，才能避免一锤子买卖造成的短期利益和难以持久行为。但光有诚信，缺乏开放进取精神只能守本保富，难以进一步发展壮大。这也是晋商精神文化的时代价值所在。

三、晋商经营管理思想、开放的精神，虽古今悬隔、时代变迁，但仍是一笔珍贵的、可借鉴的文化遗产。今天的商人是历史时期商人的发展，新时期社会主义商业文化的建设也离不开对传统商业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因此，研究、传承、弘扬晋商的精神文化，进一步光大企业家精神，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研究，吸取其时代性的精华，古为今用，使之成为当今企业文化建设、市场主体精神和山西文旅融合发展的宝贵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