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瑞，李继凯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吴宓是近代著名的诗人、学者、教育家。随着时间推移和历史语境的变化，吴宓研究越来越显得有深入探讨的必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文章大多停留在回忆吴宓生平、叙述史实上。20 世纪90年代以来，陕西省、重庆市等地接连召开吴宓学术讨论会，吴宓研究开始真正走向系统化、规范化和专业化的道路。在这些会议中，不仅有相关者热心提供吴宓生前的书信回忆等材料，而且围绕吴宓的中西会通思想、吴宓作为知识分子的选择等方面也涌现不少论文专著，极大丰富了吴宓研究的资源。纵观这些学术成果，我们一方面可以从历时的眼光中看到研究视角的更新与研究领域的扩大，另一方面，也能从共时的眼光中看到研究者群体趋向呈点块状分布，且集中于北京市、重庆市和陕西省等地。前者多为研究者注意，并反映在多篇吴宓研究的述评中，而后者其实同样也值得关注——这在于以区域为着眼点，关注研究者的身份职业、研究背景、学术生产机制，发掘研究群体自身的特征倾向，有利于促进“研究之研究”局面的打开。高校是区域学术资源的集中地，也是大多数研究者的依托单位。将研究视点从研究者自身扩散到其所在高校，既能涉及研究者自身的学术创作，又关注到其与高校特色课程、项目申报、学术团队等的互动，将有助于改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从而推进整个吴宓研究的传承与创新。

陕西是吴宓的家乡，其深厚的地域历史文化，对吴宓个性思想等的形成会产生很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吴宓研究的发展，坐落于吴宓故乡泾阳附近的咸阳师范学院也在一众研究中崭露头角，并逐渐形成学校自身的特色。将咸阳师范学院的吴宓研究作为考察对象，一方面梳理其在吴宓研究中的成就贡献，另一方面也试图探究吴宓研究的另一种经验，这包括地域上的联系与学术资源的开发，同时也借此思考专业的学术研究如何在中国规模更广的地方院校中开展，彼此之间又会形成怎样的交互与磨合，从而成为学术研究环境中的一抹别样风景。

一 咸阳师范学院吴宓研究成果述评

如果以1994年卜钊先于《咸阳师专学报》（《咸阳师范学院学报》前身）发表的《吴宓研究的历史与现状》[1]作为起点来看，咸阳师范学院的吴宓研究已走过20余年的道路。通过在中国知网等学术检索平台上的检索，咸阳师范学院已贡献学界30余篇专业学术论文以及相关研究专著，这些文章涉及吴宓研究的多个方面，并从整体上呈现视野的多元与创新意识。具体而言，咸阳师范学院的吴宓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

（一）对吴宓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关注

对吴宓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关注是咸阳师范学院最早开展吴宓研究的主要方向，其意义之一为对吴宓过去饱受争议的形象进行重新定位，肯定其五四时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维护背后的认识和选择的合理价值；除此之外，作为吴宓故乡所在，咸阳师范学院将吴宓作为研究对象也是考虑到其作为近代乡贤，希望通过对吴宓道德人格的传承，带来对地方的积极影响。这里主要包括阎淑侠的《近代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吴宓》与《于无声处听惊雷──读〈吴宓先生给邹名璋侄的信〉》。两篇文章通过对吴宓人生经历的梳理与吴宓一封信件的考察，突出吴宓忧国忧民、热爱维护民族文化、躬身教育的个性与品质。[2-3]相较类似主题的论文，阎文既参考吴宓亲友对吴宓生前的回忆，追求真实；又立足吴宓文化人格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身份上的表现，力图呈现出吴宓文化人格的丰富内涵与深刻意义。此外，阎文尤其关注提炼吴宓文化人格中对于国家前途的关怀热爱，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种种不公正待遇，也依旧期望为国家教育事业尽最后一份力。在追忆吴宓、探讨吴宓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一众文章中，该文作为重写文学史热潮褪去后的一篇吴宓评价论文，是相当客观全面的。

（二）对于吴宓研究资料的整理汇编

对于吴宓研究资料的整理汇编是咸阳师范学院在吴宓研究上作出的重要贡献。一方面，研究者对于时下公开和进行中的吴宓研究资料整理动态及时关注与跟进，并积极研讨。1995 年由吴宓女儿吴学昭女士整理的《吴宓自编年谱》出版，出于对该著的重视，咸阳师范学院的研究者们纷纷对该书表示回应。阎淑侠的《〈吴宓自编年谱〉的特点》指出该著作为吴宓亲自所作的对其一生著述进行描述的手册，其内涵远非一般年谱所及。同时，《吴宓自编年谱》中作者以夹叙夹评的方式回顾自己的代表著述，其本身也是吴宓代表性的著述，其中的记叙与叙述都流露出一定文学性；此外，该年谱由于作者自身的介入，从而提供了吴宓的个人生活与态度取向；尤其重要的是，该年谱为作者在所处历史情境下所作，本身也包含了多种历史因素的参与和磨合过程，蕴含丰富史料，学术价值高。[4]李虎的《〈吴宓自编年谱〉的史料价值》从不同角度指出，当下在关注吴宓留存的《吴宓自编年谱》《吴宓日记》等一手材料时，既要将其与其他类型的资料结合，回到吴宓本身，又要注重这些材料的历史属性，考察20世纪中国政治历史文化的变迁史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5]这为咸阳师范学院，乃至范围更广的吴宓研究学者们提供了方向。

另一方面，咸阳师范学院也及时出版资料汇编类型的工具书系列。这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许军娥的工作。许军娥所作的《关于吴宓著译情况的系统分析》[6]《吴宓研究的新亮点》[7]等立足吴宓研究的整理工作，通过各方材料的收集，力求填补吴宓研究在材料上的缺失与解决相关困难。与一般的作家年表相比，许文按照创作时间分别从吴宓的学术性文章、文学作品、出版专著分门别类考察，一方面在于突出吴宓多重身份的创作属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对吴宓几种创作形式内在联系的考察。在研究史意义上，该文在当时吴宓研究热潮下没有选择追随热点，而专注于梳理吴宓一生著译，不仅为学界提供一份丰厚扎实的年表资料，也体现了颇具地方特色的一种朴素沉稳的研究风气。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许军娥编著的《吴宓著译系年目录辑要》[8]以及与阎淑侠合编的《学衡序言按语辑注》[9]等吴宓研究学术专著陆续出版，对学界研究吴宓及学衡派提供了详细的资料。在编著的处理上，许军娥按照时间走向将吴宓的著译目录以年月进行排列，给研究者以阅读索引上的方便。同时，有意识地联系微观史料，并给予注释，尝试向读者展示吴宓学术人生轨迹，增加了一些阅读兴趣。近期出版的《吴宓与学衡派研究》也收录了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对围绕吴宓与学衡派展开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该书的三个部分，即学衡派的文化载体研究、学者群体研究、多维视野中的学衡派也同样体现出编者的眼光与追求。[10]许军娥的编著不仅推动了吴宓研究的系统化与专业化，也在向大众普及吴宓、推动更多人关注吴宓方面起到相当作用。

（三）对吴宓日记与创作等的研究

对吴宓日记与创作的研究是咸阳师范学院在吴宓研究中取得突破的重要领域，这意味着研究者们开始从前期整理工作转向对吴宓这一研究对象的深化。在这个吴宓研究最集中最前沿的领域，咸阳师范学院也在这片学术沃土的默默耕耘中不断探索创新。

首先是对吴宓的日记开展的深入探究。现代作家中有记日记习惯的并不少，但吴宓和他们相比，其记日记的行为意味和日记书写内容的内涵都丰富得多。咸阳师范学院的研究者对吴宓日记进行研究时，皆关注到日记对于吴宓自身的学术分量。寿凤玲的《论〈吴宓日记续编〉的三个维度》注意到吴宓日记内容折射的多重意蕴，以宏观视角与微观透视指出其“映照了一份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同时体现了吴宓与国学间的深刻精神联系，此外还是贯穿吴宓一生的生命求索痕迹的记录”[11]。李勇的《“夹在道德与浪漫之间”——吴宓留美日记的婚恋观研究》中考虑到吴宓特立独行的婚恋观背后是多重因素的组合与碰撞，从现代性视角重读《吴宓日记》，关注20世纪中西方文化碰撞、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和生活方式面临重建这一大背景，指出吴宓日记中的婚恋观问题不仅是个人的，也体现出了一个时代的政治历史文化变迁。[12]祁小绒的《〈吴宓日记续编〉与吴宓的“鲁迅接受”现象研究》（第五届吴宓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捕捉并梳理出吴宓日记中提到的对鲁迅作品的阅读评论，通过吴宓不同时期对“鲁迅接受”的角度方面，揭示出阅读接受背后的吴宓思想精神的嬗变过程，而这个过程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冲突与磨合的体现。应该说，学界对吴宓日记和创作存在非常丰富的阐释空间，而咸阳师范学院的相关研究则将重点放在日记的吴宓经验中，以吴宓的选择映照当时的社会状况，同时联系当下，以期为现实生活提供借鉴。某种程度上，这和研究对象吴宓本身发生深层的联系。

其次是对吴宓古体诗的关注。吴宓少时接受私塾学堂教育，古文造诣较高，并对其有极深认同，而古体诗歌正是吴宓抒情言志的重要途径。不少学者均表示出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咸阳师范学院的李勇也是这一队伍的重要成员。其论文《吴宓〈欧游杂诗〉的欧洲印象与诗体意识》通过对吴宓《欧游杂诗》内部裂隙的发现与分析，揭示吴宓中西会通理想在实践上的矛盾与困惑。这种吴宓与学衡的经验启示当下如何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寻找现代化的资源与方法，如何推进中国文化发展及其学术话语重建等问题[13]，极富现实意义。作者的另一篇论文《“守道怀情苦味真”：吴宓旧体诗的自我书写及其精神逻辑》则将这一主题再次展开，指出正由于吴宓的诗歌是其文学观和自我对现实认识的深刻表现，因而流露出种种经验和时代特征。这些信息的考察，对我们了解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知识分子价值重建、身份认同以及生活方式调整的复杂性与渐变性都有一定帮助。[14]从这里我们也不难发现，在吴宓古体诗歌研究的背后，是对现代性的深层关注。

（四）吴宓的期刊编辑身份研究

对吴宓期刊编辑身份的发现与探究也是咸阳师范学院在吴宓研究方面的探索。众所周知，吴宓的治学成就和影响力几乎都是在担任《学衡》期刊编辑中形成的。可实际上，吴宓在当时不止经手一份刊物，如何把握《学衡》外的吴宓无疑有待研究。咸阳师范学院的研究者们对该领域也颇有关注，许军娥的《吴宓与期刊编辑工作》梳理陈列吴宓不同人生阶段的办刊经历与情感体验。文章以扎实丰富的史料展示出吴宓吐露于此时的理念和追求。[15]许文的意义还在于对过去那些围绕吴宓学术人生轨迹、感受吴宓思想与取向变化的相关研究进行进一步补充与完善。阎淑侠所作《吴宓先生的办刊情结》从期刊编辑角度来分析吴宓的办刊情结，认为吴宓凝重的办刊情结与“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时势的影响”有密切关系。[16]对于吴宓期刊编辑身份的发现与重视打开了吴宓研究的全新空间，这不但能把握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吴宓对于理念追求的体现（如在这些刊物上的选稿以及编排等），同时也有助于考量当时的读者接受与知识分子的生存等更广阔的问题。

（五）吴宓与关学研究

对吴宓与关学之间联系的研究是咸阳师范学院近两年来在吴宓研究中取得的创新点。关学发源于陕西，近代以刘光蕡（刘古愚）为代表的关学人物对当时陕西文化人士皆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吴宓生父芷敬公、嗣父仲旗公与颇受吴宓敬仰的姑父陈澜都先后受刘古愚指教，这自然会体现到对吴宓的教育熏陶中。王红的《关学视阈中的吴宓论略》便将吴宓置于关学这一背景下，表现吴宓对于关学的传承与发扬，尝试从另一个角度探究吴宓思想人格的形成与当时所作的选择与实践。[17]张力的《论关学影响下的吴宓中西方文化观》（第五届吴宓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将吴宓视为近代关学的重要传承者，关学不仅体现为吴宓丰厚的国学知识与对传统文化的谙熟，也对吴宓会通中西的文化观念与办刊从事教育有密切联系。吴宓与陕西区域文化的联系为不少学者所关注，然而很少有系统地将其纳入关学视野中分析研究，咸阳师范学院的这些研究无疑起到填补学术空白、丰富吴宓研究领域的作用。

除上述咸阳师范学院对吴宓的研究成果外，《咸阳师范学院学报》作为学校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园地，也对吴宓研究表现出持续关注。这里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包括1995年刊载的齐效斌论文《试论吴宓诗话中的文艺美学思想》，该文从自然与人工、创新与摹仿、内容与形式、诗性与社会性等方面对吴宓的文艺美学思想进行了探讨[18]；2016年傅宏星写作的《吴宓与民国时期清华外文系的研究生培养》回顾吴宓在清华任职期间的研究生教育培养方案，补充了学界对于吴宓教育事业认识的空白[19]；近两年姜筠所作的《中国近现代翻译与“世界文学”观念的构建——以吴宓的外国文学翻译及外语教学为例》从近代翻译与“世界文学”观念的构建这一背景考察吴宓的世界文学观的形成，以及考察他如何在此基础上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及外语教学活动，从而展现当今吴宓研究在文学领域之外的丰富价值。[20]这些校外的研究成果对于推动学者间交流互鉴、开拓吴宓研究方向、深化吴宓研究内涵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学报还于2019 第5 期设置“吴宓研究”专栏，并刊载校内外研究者文章，为咸阳师范学院吴宓研究形成特色、扩大影响提供了支持。

二 咸阳师范学院吴宓研究的方法与启示

纵观咸阳师范学院的吴宓研究成果，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作为研究对象的吴宓和本学术群体之间的联系，不妨借用这样一种表述，在这里，“走进吴宓”既是一种手段，也是一个目的。

现代文学研究往往关注作家学者在文学方面的经验，但这样一来很容易忽视作家学者作为整体意义上的人的性质。实际上，现代社会的文学与教育专业化更多是建国后体制所推动，而在五四时期，任何一个作家都很少将写作作为自己的唯一事业，其生活方式不仅基于西方文明进入中国引发各类变化的背景，也包含传统中国自身的更新与保守之间的矛盾。在这个层面上，对作家学者的研究有必要扩大化，不单是宏观的与学科相关的知识，一些边缘的细微的因素也应该被考虑其中。吴宓是陕西人，自小在这里接受教育，其性格特征与生活习惯都很大程度上受到陕西地域文化的影响。如果将吴宓对中西文化的会通只视为一种文化理想的坚守显然不足以解释其在《学衡》上积极与他人进行论辩、执着办刊等行为，所谓陕西人的“愣娃精神”自然也需要考虑在内。咸阳师范学院的研究者因为地域文化上的接近，以当下的生活体验探究吴宓的多方面是难得的优势。

早在20 世纪90 年代咸阳师范学院就以文献分析方法对吴宓研究进行了一些基础性资料整理工作，而如果留意文章的结尾，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围绕吴宓研究的对象有一定差异，但最终大多指向吴宓的思想精神与文化人格。其实并不意外，咸阳师范学院以吴宓作为研究对象是将其纳入咸阳文化与地方名人版块中的。吴宓受关学熏陶、国学浸染深厚，充分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穷究道理、心怀天下的情怀。通过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将吴宓从一个具体的人物提炼为一个富含意义的象征，为当下带来启示，这是咸阳师范学院的多数研究中追求的效果。

应该说，该做法虽放置于整体研究格局中仍可被视为较为保守的研究路径，但咸阳师范学院此举其实有一定道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吴宓社会身份众多，包括“学衡派”、文学家、教育家、编辑、红学研究者、翻译家等，但何以其很少有疲倦之意，甚至在这些身份的穿行上毫无挂碍，这类问题离不开对吴宓性格个性的探讨。学术研究往往有一个误区，就是所谓新角度、新理论的一定是优于过去叙述方式的，这导致了一些盲目追求使用西方新型理论解释现代文学的现象。学术研究追求创新，但也需要有一些工作将这些成果与现实需求联系起来，促进两者间的平衡与互动。有时候，一些学术的新视角新理论就是在与生活间的磨合过程中得以完善和成熟的。

此外，咸阳师范学院对吴宓个性心理的挖掘也是结合历史地理研究方法，充分利用其作为陕西同乡的精神资源的。尽管当下的陕西与吴宓生活年代的陕西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但地理景观、人文传承等却是一致的。据吴宓学生回忆，吴宓上课时陕西口音很重，导致他们上课有些话听起来还比较吃力。吴宓与陕西方言的联系其实就有研究的意味。语言承载思维，陕西方言自然裹挟着作为陕西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与经验。吴宓先后在清华学堂与国外大学待了若干年，却依然乡音不改，与陕西的联系深刻地体现在方言中。咸阳师范学院的研究者们在处理这些性格思想的问题上，比其他学者来得更加敏感与真切。甚至就关注道德思想这一方向，也和吴宓在国外留学归来，执着于中西会通的新人文主义形成了两个时代的遥遥呼应。吴宓多次表示孔子的重要性，但对孔子的关注在于其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的影响，当下咸阳师范学院对吴宓研究同理。学术的丰富性是对于整个学界来说的，任何学者都有自己的倾向与偏好，只有保证每种声音都有存在的价值，不因此轻视或贬低任何一种看法，才是学术资源不断获得更新的真正原因。

三 咸阳师范学院吴宓研究的前景展望

总的来说，咸阳师范学院的吴宓研究经过前期卜钊先、李虎、许军娥等人扎实的整理工作，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既有对史料的再现与重读，又有对吴宓经验与当下的深刻挖掘，在吴宓研究中已逐渐开辟一条颇有特色的道路。笔者以为，在以下几个方面具备相当大的优势与开拓空间。

（一）《吴宓日记》的“文学性”

近几年来学界对吴宓的研究多集中于《吴宓日记》及《吴宓日记续编》，而对于该对象的考察又侧重于其史料价值，吴宓日记内容广泛，不单记录个人一天之内所闻所思，也勾勒了一幅典型的近代知识分子活动史。吴宓与同时期其他作家学人的交往联系，日记描述的当时知识分子境遇，一时代的面貌等，皆有不少学者对其作出探究。而与此同时，《吴宓日记》还具备一定文学价值。李怡指出《吴宓日记》除“具有现当代中国的文献价值之外，更意味深长的还在于它生动地体现了‘大文学’意义上的‘文学’追求，属于现代中国文学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文类”[21]。将吴宓日记视为其文学理想的一种，不单释放了日记本身的活力，有机勾连吴宓种种理念和主张，窥视吴宓文心，也为近代作家日记重读提供一份启示，乃至于促进现代文学新的理论的生发。

（二）吴宓与陕西

吴宓和陕西的关联也同样值得关注。这里不妨说说吴宓在陕西的家族旧居。前几届在陕西召开的吴宓学术研讨会都保留了集体前往安吴堡的吴宓故居拜谒扫墓活动。实际上，这座旧居不单是吴宓过去居住的地方，也是原主人、对吴氏一族繁荣兴盛起重要作用的清代安吴寡妇的遗产，吴宓在此生活成长必然受到与此相关的影响，如促进吴宓对伦理孝道等的自觉认同传承。此外，考察作家知识分子的住宅布局而探讨对于其文化心理的影响在近日是一个热点，如学者阎晶明便在《箭正离弦》[22]探讨鲁迅住宅对其《野草》一些意象的照应，为《野草》解读提供别样思路。吴宓在陕西长大，家族影响深厚，从旧居到家族到文化，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三）吴宓教育观的现代启示

吴宓的教育家身份和咸阳师范学院的学校定位也存在一定契合，可以在这一点上发掘吴宓教育思想的现代转换。对于吴宓教育思想的考察多集中于研究其任职清华学堂等学校时期的中西会通的比较文学的建设发展，而吴宓教育思想实际在陕西求学阶段即有雏形，将比较文学作为一个结果，考察吴宓教育思想的形成以及对于当下教育的启示，这对于师范院校来说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展望未来，咸阳师范学院应该更加积极地推动吴宓研究基地的建设，申请高层次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基地。吴宓是泾阳的文化名人，也是近代陕西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咸阳师范学院的吴宓研究应立足陕西吴宓研究的整体状况，继续加强研究学会及相关学术组织的作用，保持并发扬按届召开吴宓学术研究讨论会的传统；加强吴宓研究团队建设，专兼职并举，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开展具有地域特色的课题研究，注重文献发掘和学术创新；积极联系地方政府，建设吴宓纪念馆，命名“吴宓路”等，通过“组合拳”打造文化名片，扩大地域文化影响，做好吴宓的大众化普及工作，为弘扬民族精神以至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换言之，咸阳师范学院的吴宓研究尤其是近几年的吴宓研究，充分体现出该校研究者的某种学术自觉及其对于全国吴宓研究界的重要贡献，诚望咸阳师范学院的相关学术团队能够再接再厉、更进一步，在吴宓研究方面取得更多更新的成果，进一步确立吴宓研究重镇的地位，进而为相关学科与专业建设水平的提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