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妍琳，徐卫民

（西北大学 文化遗产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在我国古代，祭祀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社会活动，《礼记·祭统》载：“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1]926祭祀祖先的活动源于原始社会的祖先崇拜与灵魂不灭思想，先人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通过祭祀祖先可以得到祖先灵魂的庇佑。商人好问鬼神，祭祀活动十分频繁。西周时期，祭祀活动进一步礼制化和规范化。汉代延续了前代祭祀祖先的传统，并在儒家“孝”文化的熏染下，进一步发展、丰富了这一习俗。

一 庙祭与墓祭

夏商西周时期，祭祀祖先是在宗庙里举行的。当时人认为，人死后身体和魂魄是分离的，灵魂不栖居在墓葬里，而是要在宗庙里接受饗祭。《仪礼》中《士丧礼》和《既夕礼》记载下葬前和下葬后的祭奠活动都是在家里和宗庙里举行的，并没有在墓地祭奠的行为。《周礼·春官·冢人》记载的“凡祭墓为尸”[2]473，据学者考证，不是祭祀墓主，而是祭祀地神。根据礼制的规定，不同等级的人群所设立的宗庙数量是不同的，最低等的庶人不能建宗庙，只能在家里祭祀。《礼记·祭法》载：“王立七庙，诸侯立五庙，大夫立三庙，嫡士二庙，官师一庙，庶士庶人无庙。”[1]887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有了在墓前祭祀的行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去世后，“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集解》皇览曰：冢前以瓴甓为祠坛，方六尺，与地平。本无祠堂”[3]1945-1946。《孟子·离娄下》载齐人“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4]169，墦间，就是坟冢之间。可见，当时民间已有上冢祭祀的风俗，但统治阶层中仍以宗庙祭祀为主。究其原因，可能是庶人无宗庙，且春秋战国时期家族血缘关系加强，人们更加在意亲人的坟墓，故有了墓祭的风俗。在考古上也发现了一些战国时期的墓上建筑遗存，尽管这些墓上建筑的性质存有争议，但学术界普遍认可这一时期已有墓祭现象。

西汉时期，自惠帝时在高祖陵旁立庙后，各皇帝的庙都建在了陵墓附近。《汉书·韦贤传》载：“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5]3116不仅在庙里祭祀，还在寝殿和便殿祭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之统治者对儒家“孝”观念的推崇，人们开始竭尽物资修建亲人的墓葬及墓旁建筑，《盐铁论·散不足四十七》载：“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罳。”[6]317祠堂建筑的流行进一步促进了墓祭活动的开展。西汉不仅庶民流行上冢，豪门大族也常举行上冢活动。上冢不仅仅是为了祭奠祖先、体现孝道，也是为了团结宗族成员及宴请宾客官吏等。《汉书·游侠传·原涉传》记载：“涉欲上冢，不欲会宾客，密独与故人期会。”[5]3717《汉书·游侠传·楼护传》载：“上书求上先人冢，欲会宗族故人，各以亲疏与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费。”[5]3707东汉时期，“上陵礼”的确立使得墓祭活动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从此在统治者的祭礼中，陵寝的地位大大升高而宗庙的地位显著降低”[7]38。顾炎武认为墓祭是“此特士庶人之孝而史传以为盛节”，指出墓祭一开始在庶人之间流行，之后逐渐被统治阶层认可。由以上可见，先有庙祭，后有墓祭，墓祭来源于庙祭的传统，之后庙祭逐渐衰落，墓祭日渐流行。

墓祭分为墓上祭祀和墓内祭祀，上文提到的墓祭指的是墓上祭祀。墓上祭祀是在祠堂、祭坛或墓旁为逝者举行的多次祭祀活动，而墓内祭祀是在逝者的棺木入葬后，在其墓葬内部“一次性放置的祭祀设施”[8]。墓上祭祀既满足了生者对于逝去亲人的孝敬思念之情，“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1]897，同时也满足了祭祀者趋福避祸，企求逝者保佑子孙后代幸福生活的愿望表达。每一次墓上祭祀都是在进一步维系、凝聚家族间的亲情血缘关系。可以说，墓上祭祀的实质是利于生者的。而墓内祭祀是为了让逝者在一个想象中的永恒的世界里感受到子孙的孝敬与思念，灵魂可以永远地接受子孙的祭祀，在墓葬封闭后，祭祀品与祭台就象征了永久的祭祀。可以说，墓内祭祀的实质是利于逝者的。尽管墓内祭祀源于墓上祭祀，但是二者的实质不同，且墓内祭祀“作为当时新兴的一种礼仪仪式，地位还不能与墓地祭祀相提并论”[9]。二者一同构成并丰富了汉代墓祭的内容与形式。

二 汉代墓内祭祀现象的考古学研究

西汉时期已有墓内祭祀，至东汉时期逐渐盛行。《后汉书·独行列传》载范冉遗令：“其明堂之奠，干饭寒水，饮食之物，勿有所下。”[10]2690“明堂之奠”指的就是墓内祭祀。目前考古发现的西汉时期墓内设奠现象尚不多见，往往都是发现于较高等级的墓葬中，设奠方式大多为在墓室“前室”摆放案、盘、耳杯、勺等饮食器。如江西南昌老福山汉墓，椁室内有一根横木将椁室分为前后两室，前室中部有漆板，可能是案，前室中间多出耳杯[11]；湖南永州鹞子山西汉“刘彊”墓，前室中部有大量漆皮，推测为陈设案几杯盘之类的祭奠区[12]。西汉晚期到新莽时期，墓内“专门的祭祀空间基本形成”[8]，如洛阳五女冢汉墓墓室南部有砖砌的祭台，祭台南部有陶盒、陶耳杯、陶案等，陶案上整齐摆放着三排耳杯，耳杯内有鱼、鸡等食物，祭台西北部还有已碳化的植物、木牍、织物、泥器、铜镜和铜钱等物品[13]；陕西千阳汉墓“墓门内偏西处有一长方形漆盘，盘上有耳杯一、铜镜一和鸡骨一小堆”[14]；江苏徐州后山西汉墓“石椁北部有朽木痕迹，四角各置一铜镇，推测具有祭案的性质。案东端放置铁矛、铁削、锡算筹等”[15]。东汉时期墓内设奠现象普遍，考古发现的墓葬很多，且分布范围广泛，在陕西、河南、河北、浙江、安徽、广西、云南、甘肃、山东、江苏、四川等地都有发现。如：河南有辉县路固汉墓[16]、陕县刘家渠汉墓[17]、洛阳烧沟汉墓[18]、洛阳涧西七里河汉墓[19]等；陕西有西安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汉墓[20]35、西安雅荷智能家园汉墓[20]138等；湖北有蕲春枫树林汉墓[21]、云梦癞痢墩汉墓[22]、襄樊汉墓[23]等；浙江有湖州窑墩头汉墓[24]、海宁东汉墓[25]等；广西有贵县北郊汉墓[26]、钟山张屋汉墓[27]、贵港马鞍岭汉墓[28]等；山东有章邱普集镇汉墓[29]等；江苏有徐州贾汪汉墓[30]等；甘肃有武威磨咀子汉墓[31]等；贵州有平坝金家大坪古墓[32]等；安徽有长丰王大包汉墓[8]等；云南有昭通白泥井东汉墓[33]等。另外，四川有的崖墓在墓室前修建有享堂作为家族祭祀场所，将墓内祭祀和祠堂祭祀合二为一。

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成果来看，东汉时期前后室墓或多室墓多位于前室中部或前室祭奠，如洛阳烧沟M1026，在前室正中设一漆案[34]45；洛阳涧西七里河汉墓，前室有砖台，台上有耳杯等物[19]。单室墓多位于棺前或一侧祭奠。也有前后室墓或多室墓位于棺前祭奠的现象，如河南济源桐花沟十号汉墓，前后室墓，棺前放陶案[35]。有的前后室墓是在后室前部祭奠，如江西南昌青云谱汉墓，墓5、6在劵拱之下的后室前有砖砌祭台[36]。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位置，如西安石油学院M15，后室中部南侧置陶案1，陶案上有陶盘1、陶耳杯3[20]669；河南郑州碧沙岗公园汉墓，案放于甬道内，案上放置耳杯，案以南有1樽，樽内有1勺和一些动物骨骼[37]；云南昭通白泥井汉墓，案位于墓道南壁下，案上有铜耳杯5只，铜盘1件，铜孔雀1只[33]；山东章邱普集镇汉墓，2号墓墓门外紧靠封门砖有陶盘、耳杯和小勺，附近还有动物骨头[29]，这明显是在墓门封闭后举行的祭祀。

祭祀品一般放置在案上或祭台上，有的墓既有祭台又有案，即将案放在祭台上。案有陶案、漆案、木案、铜案等类别，其中陶案发现的数量较多，使用较普遍。祭台有砖砌和石砌，砖砌祭台较普遍。还有用石板、木几的，如广西钟山张屋东汉墓，墓底不铺石，只在距墓门0.8 米处铺有两块石板，其中的一块上面放置1 件铜镜及残碎的动物骨骼，可能作为祭台使用[27]。甘肃武威磨咀子墓22 出木几，位于墓室前部中央，横置两棺之前[31]。祭祀器具常见的有陶耳杯、盘、勺、筷、樽等饮食器，常摆放整齐。祭祀品有鸡、鱼、羊、猪等动物，有的放置在案、祭台上或其上的耳杯、陶盘中，有的放在地面上。河南和陕西地区多为陶案，上面放置陶或漆耳杯、盘、勺、樽等，一些墓葬的陶樽会放在陶案附近的地面上；但在其他地区的墓葬里，会有石祭台或铜祭案以及其他不同种类、材质的祭祀物品。如湖北蕲春枫树林汉墓祭台上有铜刀、铁剑、铜钱、铜镜、青瓷器等[21]；云南昭通桂家院子汉墓[38]案上有铜耳杯；广西合浦七星岭汉墓祭台上有铜镜、铜碟、铜盆[39]；甘肃威武磨咀子汉墓的案上有铜钵[31]。陕西、河南地区墓葬中陶案常摆放在前室或前室中部，而南方地区的墓葬则多为砖砌祭台，祭台的位置并不固定。东汉多人合葬墓，一座墓中往往埋葬两人及以上，墓中的一套祭祀设施可祭祀多人，如西安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M24 的陶案放在两棺前[20]124；有的墓中不只一套祭祀设施，如西安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M17 的前室有2 个陶祭案[20]104，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M101 后室和侧室棺前各有2 个陶祭案和1 套祭器[17]；有些合葬墓中祭案的数量少于合葬的人数，如西安雅荷智能家园M10 墓中有4 副木棺，前室只发现了3 个陶案[20]194；而有些墓中祭案数量则多于发现的人骨或棺木数量，不知是人骨已朽而未发现，还是一人可对应多套祭案。

汉墓中还有用刻字或图像的方式来表现祭祀的，如山东曲阜徐家村的画像石墓前室刻有“作此食堂”的文字[40]，山东沂南汉墓中的画像石刻绘了地面祠堂的祭祀场景[41]，还有画像石墓中的“庖厨”图等，都体现出对墓主灵魂的祭祀，都是墓内祭祀的内容与表现。

三 汉代墓内祭祀流行的原因

（一）社会思想方面

在汉代之前，就有墓内祭祀的现象，因为古人相信“人死为鬼”“鬼犹求食”，逝去的亲人也和生前一样需要饮食，同时认为只有祭祀供奉好逝者，逝者才会庇佑生者，因此有意识地在墓中放置祭祀品，如陕西凤翔高庄战国秦墓里有祭祀土台[42]。汉代继承了前代“灵魂不灭”“人死为鬼”等思想，认为人死后其灵魂会在另一个世界里，也需要衣食住行。另外，汉代谶纬、鬼神思想盛行，人们坚信鬼神的存在，因而祭祀鬼神现象十分普遍，《盐铁论·散不足第二十九》载，“今世俗宽于行而求于鬼，怠于礼而笃于祭”[6]309，“是以街巷有巫，闾里有祝”[6]310。汉人认为祭祀直接关于吉凶祸福和天下稳定，“令宗庙重味而食，天下平安，无所疾苦……宗庙饥渴，得天下愁苦”[43]203-204。只有逝者在仙界或幽冥地界得到充分的奉养，才不会伤及生者，才会福佑子孙，才会真正升仙[44]93-99。

汉代以儒家思想治国，儒家文化的“孝”道同样提倡祭祀，推崇“慎终追远”，“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1]928，“祭者，教之本也”[1]937。在汉代社会，人们往往通过丧葬活动来体现孝道，因此十分重视上冢祭祀。到了西汉中后期，家族血缘关系加强，一些豪门大族往往利用上冢祭祀来团结宗族、拉拢人心。另外，儒家的“孝”思想也促使了厚葬的流行，《盐铁论·散不足第二十九》载：“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市，光荣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至于发屋卖业。”[6]320《后汉书·光武帝纪》载：“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弹财。”[10]29人们竭尽财力修建亲人的坟墓，使墓前祠堂建筑和横穴式砖石室墓以及画像石墓迅速发展起来。

以上这些，都客观促成了墓内祭祀的流行。

（二）墓葬形制的变革

西汉前期就有墓内设奠的现象，但不多见，且都是在一些较高等级的墓葬中，究其原因，一是墓内祭祀习俗尚不流行，人们还是以祠堂祭祀为主；二是竖穴墓葬形制的局限性，只有在大型木椁墓里，才有可能分区设置不同象征功能的空间，才会有位于前堂的祭祀区，而一般的竖穴墓做不到。西汉中后期，横穴室墓的出现为墓内设奠的流行提供了可能。横穴砖石室墓既满足了墓葬宅地化的需求，又有空间较大、独立的可用来祭祀的前室。墓内祭祀的流行与墓内前堂空间的出现密不可分，地面建筑的前堂本就有着“祭祀祖先的作用”[45]10-23，蔡邕《独断》载：“宗庙之制，古学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总谓之宫。”[46]31汉人认为人死后灵魂居住在墓葬里，因此希望将墓室修建的像生前所居住的地方一样，既有前堂又有后室，还有其他功能性房间。当前堂空间修筑出来后，根据“事死如事生”的丧葬思想，自然就会效仿地面前堂建筑的功能与布局，于此处为墓主举行祭奠。横穴砖石室墓为墓内祭祀提供了场所，而墓内祭祀习俗的流行又促使人们更多地选择修筑横穴式砖石墓。西汉晚期到新莽时期，随着横穴式砖石室墓的发展，墓内祭祀现象变多，出现了砖砌祭台和陶质祭器，墓内祭祀的等级下移（前期墓内祭祀可能只属于王公贵族），墓内祭祀设施平民化。东汉时期，前后室墓及多室墓的流行使得墓内设奠现象更加普遍，墓内祭祀盛行。

四结语

墓内祭祀是汉代开始流行的祭祀礼俗，它丰富了古代丧葬礼仪的内容，且延续到了后世。据学者研究，小型墓在墓前祭祀，祭祀完毕后将祭祀品放进墓室，而空间较大的大中型墓则在墓内举行祭祀。墓内祭祀既代表了家族成员之间割舍不断的血亲联系以及对逝者的不舍、关怀、孝敬之情，又使得墓葬效仿地面建筑的效果更加逼真，在墓门封闭后，前室就象征着永恒的祠堂，而墓主的灵魂可以永远地接受亲人的祭祀。还应注意到，地面建筑的前室是日常起居及宴饮的场所，因此墓内前室摆放的案和耳杯也不全是祭奠的含义，“其作用应与墓室‘宅地化’后营造宴饮空间有关”[9]，如老福山西汉墓的前室正中所发现的案，可能只是在模仿地面前室的布局。墓内发现的案、耳杯不能全部被认定为祭祀之物，因为案、耳杯本身是实用器，并不是专门为了设奠而产生的。因此，就像魏镇先生所提出的，祭器“要根据使用和发现的情境来判断”[9]，在判断时要有所思考，如河北获鹿西汉常山国墓葬中，漆案、漆盘是数个叠放在一起的，这明显不是作为祭器，而是作为陪葬品出现的。还有一些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如一座夫妻合葬墓中只有一套祭器，若夫妻不是一同下葬，那么是先祭祀下葬者还是合葬后一同祭祀?有些多人合葬墓中祭祀品摆放在各个棺前，那么举行祭祀的地点在前室还是在棺前?这些问题还需作进一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