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军娥，王 欢

（1.咸阳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2.陕西师范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吴宓（1894—1978），原名玉衡、陀曼，字雨僧（雨生），陕西泾阳安吴堡人，是“中国近代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诗人、学者、教育家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先驱”[1]459，也是一位编辑家、文学评论家、“红学大师”。他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1917年至1921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师从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欧文·白璧德，专攻欧洲文学和比较文学。1921年哈佛大学硕士毕业后回国。归国之后，他曾在清华大学、武汉大学、西南师范学院等学校任教。这期间，他先后出任清华外文系代理系主任，制定了“博雅之士”的培养方案，主持创立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工作。吴宓先生一生涵泳书海，穷极学理，勤奋著述，教书育人，编辑学术刊物和报纸，阐释学衡派的主张，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学术财富。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汤用彤、刘伯明等人创办自有特色的《学衡》，并以此为阵地，形成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派别即学衡派，其重要成员大都有留学或游学海外的学习背景，兼有国学和西学的双重文化素养。他们利用《学衡》杂志发出自己的声音，阐释学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引介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在文学、史学、哲学、宗教、道德等领域进行了探索，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吴宓先生是一位有独特文化担当和历史使命感的学者，是一位有着自己鲜明文化立场和文化追求并努力书写自己历史的人[2]2，毕其一生用“学术论坛和大学讲坛”[3]200-211来实现自己人生追求和人文理想以及文化担当。吴宓先生在具备中国传统人文底蕴的基础上吸纳西方文化的精华，这些对其学术和人生道路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的一言一行都是遵照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的教导。”[4]512吴宓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师从白璧德，接受白氏倡导的新人文主义影响，并深得其人文主义的要旨。1921年秋从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毕业后返国，应梅光迪之邀，投入《学衡》杂志的创办。吴宓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在文化立场上的选择主张“举凡典章、文物、理论、学术，均就已有者层层改变，递嬗而为新，未有无因而至者。故若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5]5。

一 学衡派的文化载体

吴宓的一生与编辑学术刊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1922—1933 年，吴宓和同人一起创办和主编《学衡》杂志，出刊79 卷。1928 年1 月至1933 年12月，吴宓任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1947 年，吴宓兼任《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主编。而《学衡》杂志是吴宓办得最久、影响最大的一种刊物。

评价吴宓，必谈《学衡》杂志，谈《学衡》杂志，当然绕不过主编吴宓。1922年1月《学衡》杂志在南京东南大学创刊，运转至1933 年，共出版79 期。起初是一个同人杂志，没有政治背景和经费支撑。东南大学副校长刘伯明鼎力支持创办《学衡》杂志。从1922 年1 月到1933 年7 月，吴宓作《学衡》杂志总编辑兼干事，这一时期成为他的人生中的“学衡”时期，也是他实现人生抱负与人生理想的重要阶段和辉煌时期。

《学衡》杂志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近代期刊史上一份以文史哲学术论文为主体，兼有文学创作与翻译的综合性文化研究学术刊物，秉承“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6]5的办刊宗旨。该刊“所开展的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中西文化与文学的比较研究及其所坚持的独立文化精神与驳杂内容，使其在中国现代文化史、学术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7]。乐黛云教授曾指出：“《学衡》杂志的宗旨与胡适等人提倡的自由主义和陈独秀等人提倡的激进主义构成张力，共同推动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8]

《学衡》杂志有自己的理论纲领与行动纲领，其精要之点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创造世界将来之文化”。吴宓进一步阐释：“中国之文化以孔教为中枢，以佛教为辅翼；西洋之文化从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与耶教融合孕育而成。”“今欲造成新文化”“则当以以上所信之四者”[9]。胡稷咸说得更为简明，他说：“世界将来之文化，必东西文化之精粹而杂糅之。”[10]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一文中指出：“中国之文化以孔教为中枢，以佛教为辅翼；西洋文化以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与耶教融合孕育而成。今欲造成新文化，则宜予以上所言之四者为首当着重研究，方为正道。”[9]吴宓认为中西文化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此，对待东西文化“宜博采东西，并览古今，然后折衷而归一之”[11]，从而得出“东西文化，殊途同归”[9]的论断。吴宓力主通过“沟通中西文化”，进而在文化领域实现“破除畛域、观其同异”[12]，以“介绍西洋古典文化，阐释中国传统学术，探求中西文化的会通”[13]为己任。

《学衡》的“弁言”揭示了它的出版目的：“（一）诵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学；（二）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邮思；（三）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义；（四）平心而言，不事谩骂以培俗。”吴宓认为一本学术刊物的栏目应该固定，不宜经常变动。《学衡》的栏目主要有插图、通论、述学、文苑、杂缀、书评和附录。通览《学衡》杂志便知，它自创办以来设有7个固定栏目：一是插图（每期正文之前，以刊登古今中外名宿大师画像为主，共刊出176幅插图）。二是通论，这是《学衡》的主要栏目，以发表政治时事评论与文史哲学术论文为主，共发表文章142 篇。三是述学，也是《学衡》的主要栏目之一，以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为主，是《学衡》“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具体实施，共发表文章164篇。四是文苑，专门刊登文学作品，又分为文录、诗录、词录、戏曲、小说等。以旧体诗为多，间或发表少量翻译作品。五是杂缀，此栏不多见，内容较芜杂，有游记、诗话等。六是书评，此栏亦不多见，以评介新近出版物为主，尤重诗词方面的。七是附录，间或有之。

二 学衡派的学者群体研究

《学衡》杂志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与古代文学，引介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介绍西方文学进行中西比较文化的研究。[7]“《学衡》先后出刊79期，各期作者（文苑、杂缀、附录三栏不计）共108人，其中发表过3篇次以上文章者计23人。按发表作品篇次多少顺序依次为：柳诒徵（55）、吴宓（42）、缪凤林（24）、景昌极（23）、王国维（23）、胡先骕（18）、张荫麟（14）、刘永济（12）、林损（12）、汤用彤（8）、刘伯明（7）、孙德谦（7）、徐震堮（6）、梅光迪（5）、吴芳吉（4）、胡稷咸（4）、王恩洋（4）、李思纯（3）、陈柱（3）、刘朴（3）、叶玉森（3）、杨成能（3）。”[7]

在办刊过程中，吴宓坚守刊物的学术品格和文化品位，以弘扬培育优秀的民族文化为己任，以文化选择与文化积累作为文化创造的基础，正所谓“学术贵深究，名理要穷研。养汝心头机，汩汩若春泉”[14]，以实现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吴宓做《学衡》杂志总编辑兼干事11年多，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更是他一生最为宝贵的黄金时期，是吴宓“以筚路蓝缕之力”企图“为亚洲建一新希腊”的时期[15]，《学衡》的主张正是吴宓的学术追求。《学衡》在创办之初就拒绝了政府一些部门的资助。作者无稿酬，编者无报酬。《学衡》从创刊至终刊，总编辑始终都是吴宓。他长期在清华园“独立集稿捐资”，后期为维持刊物的生存，个人每期补贴上百元，他以执着固韧精神与文化追求坚持办刊宗旨与独特风格。吴宓为《学衡》撰文甚多，发表系列学术文章和译介文章共计42篇，其主题或译介新人文主义、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或进行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比较研究，或关注孔子研究，或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诗歌创作与鉴赏理论等。他对中西方文化与文学、对新文化运动等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如：“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吾国古今之学术道德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亦当研究之吸取之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9]

在阅读研究《学衡》杂志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学衡》杂志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序言、按语多，多到期期都有，栏栏几乎不缺，这在我国期刊编辑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学衡》杂志的序言、按语是编者、著（译）者对所收文章的评介、说明、补充。它清楚地表明了‘学衡派’的立场观点、学术思想、治学态度；充分显示了‘学衡派’的主要人物‘会通中外，熔铸古今’的渊博知识和学术成就。”[16]1吴宓作为《学衡》杂志的主编，他还在许多篇译著之前编写长篇“附识”“序言”“按语”，进一步表明了著（译）者、编者的态度，引导读者阅读。就序言按语来说，本身就是一篇学术论文。如：《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附识》（第3期）、《白璧德释人文主义·按语》（第34期）、《穆尔论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之文学·译序》（第72期）等。

围绕《学衡》杂志，在20 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上汇聚了有共同学术立场的文史哲领域的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组成的独具风格的学术流派——学衡派。学衡派作为一代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同时又深谙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对西方文明有着更全面的理解，极力推崇中西方传统文化精神，是一批有真才实学、有使命感的学者。他们把《学衡》杂志作为自己的学术阵地，秉承办刊宗旨，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与文化担当。

学衡派的核心人物是出身清华留学哈佛的吴宓、梅光迪、汤用彤、刘伯明、柳诒徵、胡先骕等，归国后任教于东南大学，学识渊博、学贯中西，称得上是纯正的“学院派”。时任东南大学副校长的刘伯明研究西洋哲学，著有《西洋古代中世哲学史大纲》《近代西洋哲学史大纲》等。他支持、帮助创办《学衡》杂志，在该刊上还发表了多篇文章。《学衡》杂志的主要撰稿人有梅光迪、吴宓、柳诒徵、刘伯明、汤用彤、胡先骕、缪凤林、景昌极、陈寅恪、刘永济、张荫麟、李思纯、王国维、向达、郭斌龢、吴芳吉、林损等百余人。学衡派以独特的人文气象和特立独行的文人风骨屹立于20 世纪的中国学术界，书写着时代的文化风景。吴宓是无疑是《学衡》杂志的掌门人与学衡派的精神领袖。

学衡派既不满于激进派的彻底改造和自由派的“弃旧图新”，对设想西洋文化破产而主张复兴东方文化的呓语也颇有微词，而认同于以“存旧立新”“推陈出新”或“层层递嬗而为新”相号召的新人文主义。学衡派打破古今中西的界限，审慎择取西学精粹，从传统中汲取人生所需的的精神资源，这是极具科学性的文化建设方略。学衡派力图融合中西、汇通古今，在科学主义盛行的年代，突出人文的重要。“学衡派”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化文学场域里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们义无反顾坚守坚信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又是最先接受和传播外来新人文主义思想，为完整推进新文化新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7]

《学衡》作者群的组成，主要有三部分人：一是东南大学的师生；二是清华学校、清华研究院的师生；三是其他与该刊情趣相投的撰稿人。前两部分是主力。东南大学的教师撰稿人，多是出身清华学校留学美国的归来者。学衡派在《学衡》这块阵地上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和译文，学衡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柳诒徵发表论文最多，达55篇，且文章多刊于“通论”和“述学”栏目中，这是《学衡》最主要的两个栏目，也最能体现《学衡》特色和学术思想主张。我们梳理与研究这些文章，可从中体悟一代学者的人文情怀与学术追求，如：《汉官议史》（第1期）、《梁氏佛教史评》（第2期）、《论中国近世之病源》（第3期）、《论批评家之责任》（第3 期）、《顾氏学术》（第5 期）、《论大学生之责任》（第6 期）、《论今之办学者》（第9 期）、《华化渐被史》（第7、8、10、11、16 期）、《读墨微言》（第12期）、《五百年前之南京国立大学》（第13、14期）、《中国乡治之尚德主义》（第17、21、36期）、《明伦》（第26期）、《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第27期）、《教育之最高权》（第28 期）、《评陆懋德周秦哲学史》（第29 期）、《励耻》（第30期）、《学者之术》（第33期）、《罪言》（第40 期）、《自立与他立》（第43 期）、《唐初兵数考》（第45期），柳诒徵、景昌极、郭斌龢合译的柏拉图五大语录《苏格拉底自辨义》《克利陀篇》《斐都篇》《筵话篇》《斐德罗篇》（第5、10、20、43、48、69期）、《中国文化史总目》（第75 期）、《致知》（第47 期）、《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第73 期）、《自由教学法》（第75 期）等。其中68 章45 万字的学术专著《中国文化史》在《学衡》杂志上连载数期（第46、48、49、50、51、52、53、54、55、56、58、61、62、63、64、67、70、72 期）影响广泛而深入。吴宓发表文章42篇（前已叙述）。梅光迪发表文章5篇：《评提倡新文化者》（第1期）、《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第2 期）、《论今日无果学术界之需要》（第4 期）、《现今西洋之人文主义》（第8 期）、《安诺德之文化论》（第14期）等。汤用彤发表文章8篇：《评近代人之文化研究》（第12期）、《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第17、19期）、《希腊之宗教》（第24期）、《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第26 期）、《印度哲学之起源》（第30期）、《评刘裴村介白堂诗集》（第34期）、《释迦时代之外道》（第39 期）、《唐太宗与佛教》（第75 期）等。刘伯明发表论文7 篇：《学者之精神》（第1 期）、《再论学者之精神》（第2期）、《评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3 期）、《杜威论中国思想》（第5 期）、《非宗教运动平议》（第6期）、《共和国民之精神》（第10 期）、《论学风》（第16 期）等。胡先骕发表论文18篇：《评〈尝试集〉》（第1、2期）、《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第3 期）、《说今日教育之危机》（第4 期）、《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18期）、《评亡友王然父思斋遗稿》（第18期）、《文学之标准》（第31期）等。

学衡派其他学者发表文章，如张其昀的《刘知几与章实斋之史学》（第5期）、缪凤林的《希腊之精神》（第8 期）、景昌极的《中国心理学大纲》（第8 期）、刘永济的《中国文学通论》（第9期）、吴宓的《诗学总论》（第9期）、邵祖平的《唐诗通论》（第12期）、张荫麟的《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第21期）、徐震堮译的《柯克斯论古学之精神》（第21期），胡稷咸译的《希腊之哲学》（第24期）、袁同礼的《永乐大典考》（第26 期）、郭斌龢译的《希腊之历史》（第27期）、陆懋德的《中国文化史》（第41期）、张荫麟译的《葛兰坚论学校与教育》（第42期）、王国维的《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第45期）、黄建中的《中国认识论史》（第51期）、浦江清译的《薛尔曼现代文学论序》（第57期）、张荫麟的《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第62期）、王国维的《中国历史之尺度》（第57期），刘永济的《中国文学史纲要》（第65、68、71 期）、张荫麟的《纳兰成德传》（第70期）、张荫麟译的《白璧德论班达与法国思想》（第74期）等学术文章都遵循着严格的学术规范，迄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7]

三 多维视野中的学衡派

近30 年来，学界对于吴宓与学衡派的研究成果丰硕，研究呈现出新的亮点。

第一，学术中心不断拓展，学术队伍加速壮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吴宓研究的学术研究中心不断增加，从起初的北京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安中心（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北大学、咸阳师范学院）、四川中心（西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四川外语学院）等地拓展到河南中心（河南大学）、南京中心（南京大学）、广州中心（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外语外贸大学）、福建中心（闽南师范大学）、青岛中心（大连理工大学）等地。随着学术研究中心的拓展，学者队伍人数日益增多，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在导师的带领下迈入这一行列。呈现出老中青相结合以及团队研究的状态，如北京师范大学王泉根教授的团队、陕西师范大学李继凯教授的团队、西南大学王本朝教授的团队、南京大学沈卫威教授的团队等。研究队伍中既有一批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学界前辈，又有年富力强思维敏捷的博士。这些因素保证和奠定了研究成果的品牌化、系列化、常态化。

第二，深度阐释吴宓先生的“博雅会通”。在这方面，徐葆耕的《清华学术精神》深入阐述了清华学派的形成过程和三个“会通”的主要特点以及一些清华学人的个案研究。“清华学派”暨陈寅恪、吴宓、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等学人的成功实践，为现代释古学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经验。徐葆耕教授提出：“在我国现代学术史上，真正从文化的意义上展开对中西会通的全面系统研究，是从吴宓和学衡派开始的。吴宓的中西会通式的解释学实践是他从他所喜爱的文学领域开始的……吴宓把会通全面地提升到精神层面，特别在文学、道德两个领域里为打通中、西与今、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8]167-181王泉根的《今昔学术之比较——纪念先生诞辰110周年》一文是我国研究界首次将吴宓先生的“博雅会通”与现今社会高等教育的现状，以及教授学者的学风、教风、文风等研究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文章。他论述了吴宓是一个坚守“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钱穆语）的会通型教授与学者。他认为真正的学者所从事的创造性工作，必然是激情燃烧的，充满生命人格的，有我的，是一种标准的个人化行为。有我，永远是真正的学者必备的品格。[19]89-99

第三，浓笔重墨“学衡派”的理论探索。近30年代来，学者们涉猎范围之广、研究问题之多、研究观点之新、研究成果之丰，着实令人欣喜。在中国知网上，单单以“吴宓”为主题词，搜索到的单篇论文达1187 条，硕士论文达121 条，博士论文32 条。以“学衡”为主题词，搜索到单篇论文达794条，硕士论文达179 条，博士论文37 条。这些论文的研究内容涉及到《学衡》及学衡派、陈寅恪、梅光迪、王国维、钱锺书、吴芳吉、胡先骕、柳诒徵、梁实秋、吴宓、白璧德、毛彦文、吴宓日记、新文化运动、新人文主义、文学与人生、《大公报·文学副刊》、新文化运动、文化保守主义、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文学革命、新文学、现代性、古典主义、保守主义者、东南大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观、白话诗等内容。可见，学界越来越重视吴宓与学衡派的研究。

此外，吴宓先生的女儿吴学昭女士，她在搜集整理与研究吴宓文献领域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她辛勤耕耘，先后整理出版了《吴宓与陈寅恪》《吴宓自编年谱》《吴宓日记》《吴宓诗集》《吴宓日记续编》《吴宓诗话》《吴宓书信集》以及《吴宓与陈寅恪》（增订本）等成果。沈卫威在“吴宓与学衡派研究”领域中也很有特色，他坚守研究方向，先后出版了一系列的学术论著，如《回眸“学衡派”——文化守成主义的现代命运》《吴宓与〈学衡〉》《情僧苦行吴宓传》《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学衡派”编年文事》等理论专著。在这些著作中，他对学衡派的学术理路、文化载体、大学场域、个人体验、文化选择和价值取向等进行了史实描述与理论阐释，展示了以吴宓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现代中国的命运，是我们研究吴宓与学衡派的重要参考著作。

按照出版时间，我们遴选和阅读了其他学者在这一领域的学术论著和编著近20余部。如，李赋宁、孙天义、蔡恒编的《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李赋宁、孙天义、蔡恒编的《第二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孙尚扬、郭兰芳的《国故新知论——学衡派的文化论著辑要》，徐葆耕的《释古与清华学派》，阎淑侠、许军娥的《学衡序言按语辑注》，许军娥的《吴宓著译系年目录辑要》，李继凯、刘瑞春的《追忆吴宓》《解析吴宓》，蔡恒、高益荣的《会通中西——吴宓的读书生活》，王泉根的《多维视野中的吴宓》，郑师渠的《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刘淑玲的《〈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吴宓著、吴学昭整理的《吴宓诗话》，张弘的《吴宓理想的使者》，周云的《学衡派思想研究》，刘家全、蔡恒、石昞宪等主编的《第三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王文、蔡恒、刘家全等主编的《第四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刘黎红的《五四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黎汉基的《社会失范与道德实践——吴宓与吴芳吉》，傅宏星的《吴宓评传》，张源的《从“人文主义”到“保守主义”——〈学衡〉中的白璧德》，蒋书丽的《坚守与开拓：吴宓的文化理想与实践》，朱寿桐的《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白屋诗人吴芳吉研究课题组选编的《吴芳吉研究论文选》，刘国铭选编的《吴芳吉论教育》，吴学昭编的《吴宓书信集》，刘国铭的《吴碧柳评传》，李帆的《民国思想文丛：学衡派》，周佩瑶的《学衡派的身份想象》，郭昭昭的《学衡派的精神世界》，吴芳吉、傅宏星的《吴芳吉全集》，王雪明的《制衡融合阻抗——学衡派翻译研究》，王本朝主编的《共和国时代的吴宓——以〈吴宓日记续编〉为中心》，蒋进国的《吴宓视野里的新文学》，刘淑玲的《吴宓和民国文人》，孙媛的《建构一种新文学的另一种思路：吴宓文学思想研究》等论著。这些学者探讨了学衡派学人的文化观、文学思想、史学思想、教育思想、道德观、诗友情谊、办刊情结、学术交往考察、学术与人生道路考察等诸多方面。这些研究成果资料翔实丰富、视野宏阔悠远、观点新颖独到，值得重视与研究。

学衡派从学术研究的规律出发，秉持精审精神，以“正名”为武器梳理问题的来龙去脉，以中正的态度评价是非。这批文化精英在中国文化史上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学衡派不仅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者，同时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他们以一种与主流文化异质，但对主流文化具有某种纠偏作用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系统参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意义不容忽视。”[20]他们的思考、选择和实践值得当今学界深入地思考。[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