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 丹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春秋时期，晋献公“诅无畜群公子”后，晋文公为适应晋无公族的情况，对晋国的用人政策进行了改革。一方面提出要“昭旧族”“友故旧”，通过“赏功劳”的原则大力提拔公族旧枝和非公族同姓旧臣，使这些旧臣“实掌近官”和“掌其中官”；另一方面提出要“礼宾旅”，“旅，客也”，即对异国羁旅之人待之以礼。相对于累世为官的本国旧臣，这些异国羁旅之人均为初到晋国为官者，因此我们称之为“新臣”。晋国用人政策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前辈学者的研究，或侧重于对春秋时期晋国用人政策的特征及影响的静态阐述①程有为《晋国人才思想与举用制度述论》（《史学月刊》1990年第3期），曾论述过春秋时期晋国人才思想与举用制度的具体表现及其在晋国迅速崛起与成就霸业过程中的影响。周苏平《春秋时期晋国的军功制度及其影响》（《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着重探讨了春秋时期晋国用人政策中推行的军功制度及其影响。郭丽萍《论春秋时期晋国政治文化的超前现象》（《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指出了春秋时期晋国存在宗法制的先期解体、尚贤唯功的用人之风、尚法的文化先例等文化超前现象。，或集中于对春秋某一时期内晋国用人政策的探讨②李玉洁《春秋时代晋国尊贤尚功与世卿世禄制度探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分析了春秋前期晋国的用人政策，认为晋国虽然建立了尊功尚贤制度，但由于当时世袭制度不能消除，由此导致了“三家分晋”的结局。杨小召《春秋中后期晋国卿大夫家臣身份的双重性》（《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阐释了春秋中后期晋国卿大夫家臣中出现部分家臣身兼家臣和公臣双重身份的特殊现象。谢乃和《春秋时期晋国家臣制考述》（《史学月刊》2011年第10期），探究了春秋中后期晋国的家臣制度，指出晋国家臣制模拟并扬弃了公臣制度，从而使晋国家臣制度呈现集权型的特征，成为战国三晋官僚制度的重要渊源。，没有对整个春秋时期晋国用人政策的动态演变作一完整勾勒，进而造成对晋国用人政策产生的历史作用的认识略显片面。因此，本文拟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对春秋时期晋国用人政策的产生、发展、演变作一全面考察，探讨晋国的用人政策究竟是怎样变迁的，促使晋国用人政策革新的因素有哪些，以期深入把握晋国用人政策对其历史走向产生的深刻影响。

一 春秋时期晋国用人政策中的“叙旧”与“礼新”现象

自晋文公后，“叙旧”与“礼新”是春秋时期晋国用人政策之通例，根据《国语·晋语四》中“胥、籍、狐、箕、栾、郤、柏、先、羊舌、董、韩，实掌近官。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的记载，将晋国“叙旧”与“礼新”的现象分述如下。

在“实掌近官”的十一族中，胥氏之胥臣曾任司空，且跟随晋文公流亡，《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重耳奔狄时从者有司空季子，司空季子即为胥臣。城濮之战时，胥臣已担任下军佐，《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晋文公作五军时，胥氏族人胥婴任新下军将。胥臣之子为胥甲，晋灵公时，晋人讨不用命者，流放胥甲于卫，立其子胥克。但胥克因有蛊疾而被郤缺所废。晋厉公时，胥克之子胥童已沦为厉公外嬖，帮助厉公诛杀三郤后，“公使胥童为卿”[1]989，但很快被栾书、中行偃杀害。至晋平公时，胥午任曲沃大夫，胥梁带平定乌余叛乱，此后胥氏家族不见于记载。籍氏、董氏见于《左传》昭公十五年，周景王责备晋国副使籍谈数典忘祖时说：“且昔而高祖孙伯黡，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呼有董史。”籍氏为晋国公族，王符《潜夫论·志氏姓》曰：“及襄公之孙孙黡，皆晋姬姓。”[2]270孙伯黡到籍偃之间的籍氏之人的任官情况不见于史籍。晋悼公即位后，使籍偃为舆司马。晋定公时，“上军司马籍秦围邯郸”[1]1773，籍秦为籍偃之孙，亦担任上军司马。董氏世代担任晋国史官，晋灵公时，仍有秉笔直书“赵盾弑其君”[1]724的太史董狐。狐氏、先氏、羊舌氏在晋献公时已分别担任御戎、车右、军尉之职。晋献公与太子申生伐臯落氏时，“狐突御戎，先友为右，梁余子养御罕夷，先丹木为右。羊舌大夫为尉”[1]295。韦昭在《国语·晋语四》注：“狐氏，重耳外家也，出自唐叔，与晋同祖。”[3]366狐突之子狐毛和狐偃跟随重耳流亡，晋文公作三军时“使狐偃将上军，让于狐毛而佐之”[1]487。晋文公还使狐毛之子狐溱为温大夫。狐偃之子狐射姑在晋襄公时被任为中军将，由于阳处父的谏言，改任中军佐，后狐射姑因派狐鞫居刺杀阳处父，晋杀狐鞫居，狐射姑奔狄。先氏，邓名世在《古今姓氏书辩证》中认为“出自晋公族”[4]119。晋文公作三军时，先轸被任为下军佐，后又升任中军将。晋文公作三行时，先轸之弟先蔑将左行，作五军，又令先都佐新下军，其后人先且居、先克、先縠皆在襄公、景公时期担任将佐。晋景公时，“晋人讨邲之败与清之师，归罪于先縠而杀之，尽灭其族”[1]821。《世本》：“羊舌氏，晋之公族。”[5]221杨伯峻在《左传》闵公二年注：“羊舌大夫，据《唐书·宰相世系表》，名突。为羊舌职父，叔向祖。”[1]295羊舌职在晋悼公时被任为元尉佐，而后其长子羊舌赤代父职为中军尉佐。次子叔向曾傅太子彪，太子彪即晋平公，晋平公即位后，叔向被任命为太傅。羊舌氏最终灭族于叔向之子杨食我。柏氏为晋公族，据李翱所写《唐故特进左领军卫上将军兼御史大夫平原郡王赠司空柏公神道碑》记载：“柏氏系有周，叔虞封晋，其支子有受邑于伯为采地者，因以为姓，后世生宗。”[6]伯宗为晋景公时的大夫，晋厉公时，伯宗为三郤所害，其子伯州犁奔楚。箕氏于史籍记载中被任为官始于晋文公清原之蒐，令箕郑佐新上军，晋灵公时，箕郑父由于参与叛乱被杀。晋平公时，《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范宣子杀晋大夫箕遗等栾盈之党，梁履绳疑箕遗为箕郑之后。栾氏，晋国公族，其始祖为晋靖侯之孙栾宾，栾宾曾傅曲沃桓叔。晋文公被庐之蒐时，栾枝任下军将，其后栾盾、栾书、栾黡、栾盈均曾担任将佐。栾氏一族至栾盈时被灭，晋平公时，“晋人克栾盈于曲沃，尽杀栾氏之族党”[1]1194。《世本》：“郤氏，晋公族郤文之后。”[5]218郤芮、郤乞、郤称在晋文公前担任晋大夫，三人都是晋惠公的拥护者，为其出谋划策。晋文公归国后，郤芮焚公宫之谋泄露，郤芮被秦穆公诱杀。虽然郤芮被杀，但是郤氏一族的势力依然强劲，晋文公在作三军时“乃使郤縠将中军，郤溱佐之”[1]487。郤芮之子郤缺虽因其父之罪而躬耕于田亩，但由于胥臣的举荐，后亦被文公任为下军大夫，晋襄公时“以一命命郤缺为卿”[1]550，又将其父之采邑冀地归还于他。至晋成公时，郤缺为政。晋景公时，郤缺之子郤献子为政。晋厉公时，形成“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宠大矣”的局面。但也正是由于郤氏“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的强盛而为晋厉公所忌惮，最终晋厉公联合身边的嬖人“一朝而灭之”[2]439。韩氏为晋国公族，始祖为桓叔之子韩万，《左传》桓公三年记载在曲沃武公伐翼时，韩万御戎。晋惠公时，韩简在秦晋韩原之战时率军出战。韩氏起家较晚，至灵公时，韩万之玄孙韩厥在赵盾的引荐下才被任为司马，晋景公作六军时，韩厥、韩穿才为卿，至晋悼公即位时，韩厥担任执政，其长子韩无忌为公族大夫，韩无忌之子韩襄后来亦任公族大夫。韩厥告老后，其子韩起继承卿位，晋平公时韩起任晋国执政，至此，韩氏家族实力发展得已颇为强大，正如楚薳启彊所言，“韩襄为公族大夫，韩须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带、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韩赋七邑，皆成县也”[1]1405。韩起之后，韩氏又历经几代发展，最终成为分裂晋国的三家之一。

“诸姬之良”当指魏氏、荀氏等族。《史记·魏世家》云：“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7]2207其后代绝封，后裔毕万已为匹夫，曾担任车右，跟随晋献公灭耿、霍、魏，事成之后毕万被赐予魏，以为大夫。魏犨曾跟随重耳流亡，晋文公即位后，令魏犨为车右。魏氏发迹较晚，至晋景公时，魏锜求公族却依然未得，悼公即位后，才命魏锜之子吕相将新军，使魏犨之孙魏颉为新军佐，使魏犨之子魏绛为元司马。至晋顷公时，魏绛之子魏献子才担任晋国执政。又历经几代发展，魏氏成为分裂晋国的三家之一。荀氏，《汉书·地理志》注引《竹书纪年》云“武公灭荀以赐大夫原氏黯，是为荀叔”[8]76，据屈会涛考证，荀氏为姬姓[9]210。《左传》僖公九年，“献公使荀息傅奚齐”，荀息即为荀叔。晋文公作三军，“荀林父御戎”[1]488，后晋文公又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将中行，荀林父一支遂以官为氏，又称中行氏。晋景公时，荀林父升任中军将，其后代荀庚、荀偃、荀吴都曾任晋国将佐。晋悼公即位后，任荀宾为戎右，荀家、荀禬为公族大夫。中行氏灭于荀寅，晋定公时，荀寅在铁之战中战败，出奔齐国，中行氏自此在晋国灭亡。荀氏另一分支为知氏（亦作“智”），其始祖为荀首，因被封于智，以邑为氏，故称智氏。晋景公时，荀首任下军大夫，晋厉公时，其子知罃任下军佐，晋悼公即位后，知罃升任中军佐，而后又担任执政，其后代知盈、知跞均为晋国将佐。知智氏亡于知瑶，《史记·晋世家》载：“哀公四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尽并其地。”[7]2020至此，知氏灭亡。

在晋文公以前，晋国便有礼遇异国羁旅之人的传统。如赵氏，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氏之先，与秦同祖”，可知赵氏为嬴姓。赵氏自周穆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后，世代为周王室御者，而后“周幽王无道，去周如晋，事晋文侯，始建赵氏于晋国”[7]2135。赵夙曾为晋献公御戎，伐霍、魏、耿，获胜后晋献公赐赵夙耿。至晋文公时，赵氏已在晋为官数代，身份已经从新臣转化为旧臣。《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使赵衰为原大夫”，《左传》僖公三十一年，晋文公“作五军以御狄”时“赵衰为卿”。晋襄公时，晋蒐于夷，赵衰之子赵盾被任为中军佐，后阳处父改蒐于董，赵盾改任中军将。成公即位后，赵盾请以其弟赵括为公族，自己则为旄车之族。此外，赵同、赵婴齐、赵朔、赵旃、赵穿等均在晋国担任官职。晋景公时，赵氏遭遇下宫之难，晋人“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7]2139，后在韩厥的谏言下，景公乃立赵武。至赵武之孙赵简子时，赵氏已成为权倾朝野的大族，又历经几代的发展，赵氏成为分裂晋国的三家之一。再如士氏，本为陶唐之苗裔，《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杨伯峻注引《通志·氏族略四》云：“至成王迁之杜，为伯。宣王杀杜伯，其子隰叔奔晋，为士师，故为士氏。”士蒍在晋献公时升任大司空，后来士蒍之子士縠继承父职，《左传》文公二年，“穆伯会诸侯及晋司空士縠盟于垂陇”。士氏在晋文公时也已转化为旧臣，但似未受到重用。《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时，士蒍之孙士会暂代舟之侨戎右之职。晋景公时，士会任中军将，且为大傅。此后，士氏家族开始显赫起来，士会之孙士匄在晋平公时任执政，士匄之子士鞅在晋定公时担任执政。士氏亡于士吉射，因士吉射与中行寅攻打晋定公，遭到晋人的反击，最终逃往齐国，士氏自此退出晋国政坛。

晋文公提出“礼宾旅”后，晋国便更加积极地吸纳异国羁旅之人为官。孙林父本为卫国卿大夫，因在国内政争中失败，遂“以戚如晋”[1]1227，《国语·晋语八》范宣子问事于孙林父时，其自称为旅人。《国语·楚语上》记载蔡声子向令尹子木阐述“楚材晋用”的事实，他列举了楚人王孙启、析公、雍子、申公巫臣、椒举奔晋，晋国皆用之。《左传》襄公三十年，郑国“羽颉出奔晋，为任大夫”。《国语·晋语八》载“秦后子来仕，楚公子干来仕”。以上这些例证说明，春秋时期晋国吸收异国羁旅之人为官已十分普遍。

综上，晋文公“叙旧”中的“旧臣”主要为上述的十一族和“诸姬之良”。在这十一族中，狐、栾、郤、羊舌、韩、籍、柏、先诸氏基本可以确定为晋国公族，胥、箕、董尚不明确为何姓，但笔者认同《世本八种·秦嘉谟辑补本》中这十一族应皆为晋国公族的观点①宋衷注、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以诸书校之，则籍、狐、栾、郤、柏、羊舌、韩皆公族，则胥、先、箕之亦为公族可知。晋有董泽，或公族有食采以为氏者，非董因之董，且叔向言庆而不及里，本文公别近官而不及赵、荀、士诸家，则举为公族以为类耳。”（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20页）。“诸姬之良”当指非公族的姬姓旧臣。因此，从晋国公族实掌近官，非公族的姬姓旧臣掌其中官，异姓羁旅之人掌其远官来看，晋文公制定的用人政策中仍存在按照血缘亲疏、臣服先后决定官职大小的旧观念的残余。

二 春秋时期晋国用人政策中旧臣的内涵及变迁

从上文不难看出，春秋时期晋国旧臣中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度，世卿世禄制乃是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选官制度，而晋国“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1]1522的处境及其“疆以戎索”的为政方针[1]1716，使其相对容易摆脱宗法分封制的羁绊。晋国自曲沃代翼后，宗法血缘观念逐渐淡漠，正如骊姬所言，“自桓叔以来，孰能爱宗？唯无亲，故能兼翼”[2]265。到晋献公时期，桓、庄之族势力强盛，压迫公室，为献公所患，故晋献公采用士蒍的建议，使“士蒍与群公子谋，谮富子而去之”[1]247，而后又杀亦属桓、庄之族的游氏二子，最后“尽杀群公子”[1]253，对晋国公族予以了沉重打击。晋献公晚年，又发生了骊姬之乱，对公族进行了进一步的清洗，“自是晋无公族”[1]726。自此以后，晋国公子除继立为君者外，其余庶子在晋国政坛便再无立足之地。面对这种情况，晋文公确立了新的用人政策：既通过“叙旧”提拔公族旧枝和非公族的姬姓旧臣，又借助“礼新”吸收异国羁旅之人。然而，这些“公族旧枝与献公以后历代晋君的血缘关系早已疏远，根本不可能依据宗法关系对他们进行再分封”[10]，至于非公族的姬姓旧臣和异国羁旅之人，则更无法按照宗法血缘来分封。所以，晋文公即位后，虽然仍奉行“大夫食邑”[2]350的世禄制，但分封标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史记·晋世家》记载晋文公“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7]1994，所谓“大夫食邑”已不再依据血缘受封，而是凭借功劳获取。

实际上，“赏功”的任人原则自晋献公时便开始实施，晋文公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作“被庐之法”对以“赏功”为基础的世卿世禄制做出了巩固和发展，此后的历代晋君大多沿用此法。如上文所引，赵夙和毕万本为晋献公之御戎与车右，因灭耿、霍、魏，所以分别被赐予耿与魏，以为大夫。士蒍因帮助晋献公铲除群公子有功，《左传》庄公二十六年载“晋士蒍为大司空”，杨伯峻先生注：“士蒍新有功，由大夫升为卿。”晋文公在即位之初亦明确提出要“赏功劳”[2]350。晋文公在城濮之战获胜归国后“大赏”[1]515，《史记·晋世家》载：“行赏，狐偃为首”[7]2001。先且居依靠三赏，即“军伐有赏，善君有赏，能其官有赏”[2]358，被晋文公任为上军将。《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晋文公“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杜预注：“执秩，主爵秩之官。”[11]365《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孔子称“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且“认定‘被庐之法’合乎‘唐叔法度’，而周初唐叔自王室所受之法度，自然是官爵邑三位一体的分封世袭之法”[12]。结合上述，可知晋文公作“被庐之法”的目的是从国家制度层面对以“赏功”为基础的世卿世禄制进行维护。晋襄公时，赵盾始为国政，提出“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1]596，据孔颖达疏：本秩礼者，时有僭踰，贵贱相滥，本其次秩使如旧也；续常职，职有废阙，任贤使能，令续故常也；出淹滞，贤能之人沈滞田里，拔出而官爵之也。其实质仍是为了保护旧臣中实行的以“赏功”为依据的世官之制免遭破坏，并且将这些举措“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1]597。从文献记载来看，晋景公亦广泛推行晋文公确立的“赏功”任人原则。《左传》宣公十五年，晋景公因士伯曾谏言勿杀中行桓子，而后中行桓子打败赤狄，灭潞，立下获得狄土之功劳，“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左传》宣公十六年，士会“帅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晋景公请于周王，“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大傅”。《左传》成公三年，晋景公时“晋作六军。韩厥、赵括、鞏朔、韩穿、荀骓、赵旃皆为卿，赏鞌之功也”。《国语·周语中》记载晋景公令士会“修执秩以为晋法”，韦昭注：“晋文公蒐于被庐，作‘执秩之法’，自灵公以来阙而不用，故武子修之，以为晋国之法也。”可知“被庐之法”又称“执秩之法”。晋悼公称“武子宣法以定晋国，至于今是用”[2]405，武子即士会，说明士会在晋景公时修订的“被庐之法”，经晋厉公，至晋悼公时依旧沿用。晋悼公认为“夫赏，国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废也”[1]1092，“赏功”已成为国之典章被君主奉为圭臬。晋悼公即位后，延续了晋文公对旧臣实行的以“赏功”为依据的世卿世禄制，在“定百事，立百官”时提出要“选贤良”“兴旧族”“出滞赏”[2]403等。同时又令士渥浊“使修范武子之法”[1]955，其实质仍是对“被庐之法”的重申和发展。

由此，自晋文公始，晋国对旧臣的任职依据从血缘演化为功劳，立功成为旧臣家族维持世卿世禄地位的关键因素。如《左传》文公八年，晋灵公蒐于夷，欲提拔箕郑父、先都，又有意使士縠、梁益耳将中军，先克曰“狐赵之勋，不可废也”，认为狐偃、赵衰有随重耳从亡之勋，不可以忘记，于是晋灵公听从了先克建议，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赵氏在遭遇下宫之难后被灭族，《左传》成公八年，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成季即赵衰，宣孟为赵盾，于是晋景公念及两人之功，立赵氏孤儿赵武，又反其田。《国语·晋语七》，晋悼公以吕锜在邲之役、鄢陵之战中立有军功，认为“其子孙不可不崇也”，所以任吕锜之子吕宣子为下军将；又以“武子（士会）宣法以定晋国，至于今是用”，故而“使彘恭子佐下军”，彘恭子为士会之子士鲂；又认为魏颗在克潞之役中的功勋铭于景钟，“其子不可不兴也”，因此使魏颉为新军佐。《国语·晋语八》记载晋平公令于国人曰：“自文公以来有功于先君而子孙不立者，将授立之，得之者赏。”可见，至晋平公时，这些旧臣之后仍可凭借祖宗立下的功劳在朝中获取职位。

正是由于功劳取代血缘成为旧臣家族维持世卿世禄地位的关键因素，因此，宗子的贤能与否对于能否维系家族长盛不衰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胥氏，因胥克有蛊疾，及“郤缺为政，废胥克”[1]761，自此胥氏开始走向衰落。春秋时期晋国旧臣家族为稳固世卿世禄地位，在其内部择立宗子时也逐渐摆脱宗法观念的束缚，向立贤不立嫡方向发展。如韩厥告老，欲使其长子韩无忌代他为卿，但韩无忌有废疾，所以固辞曰：“无功庸者，不敢居高位”。《左传》襄公七年亦载无忌自称不才，请立其弟韩起，言其弟“与田苏游，而曰‘好仁’”，最后韩起继承了其父韩厥之卿位。《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赵衰之妻赵姬“以盾为才，固请于公，以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有学者指出：“她（赵姬）看到了一个有才能的人作家族领袖是家族发展的关键，于是主动采取牺牲宗法关系的作法。”[13]赵毋恤本为贱妾之子，赵简子因其贤能，“乃废太子伯鲁，而以毋恤为太子”[7]2145。《左传》哀公二十七年，知伯质问毋恤曰：“恶而无勇，何以为子？”对曰：“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说明毋恤因能忍耻而得以保护赵氏家族不受损害，所以被立为宗子。旧臣家族在选立宗子时盛行的“择贤”观念，不仅破坏了其内部的宗法制度，也为春秋中后期“政在家门”情况下，旧臣家族突破宗族的范畴，广泛吸纳四方贤才提供了思想来源。

要之，自晋无公族后，晋文公通过“叙旧”提拔公族旧枝和非公族的姬姓旧臣，由于这些旧臣与晋君之间丧失了血缘纽带，因而此前基于宗法血缘的世卿世禄制无法运行。为此，晋文公在用人政策上做出了革新，在继续奉行世卿世禄制的同时，确立以“赏功”为准的任人原则，并通过作“被庐之法”，从国家制度的层面对此次用人政策改革加以巩固。“被庐之法”除在晋灵公与晋成公时期曾有中断外，此后的历代晋君大多沿用此法，晋景公与晋悼公还命人对其进行修订，其内核仍是维护“被庐之法”的基本精神。由此，自晋文公始，“功劳”取代“血缘”成为维系晋国旧臣家族世卿世禄制的纽带。旧臣家族为了保证世卿世禄制得以传承，在择立宗子时由立嫡演化为立贤，从而使得“赏功”“择贤”的用人思想在晋国社会蔚然成风，形成“其朝多君子”[1]1296的局面，这对春秋前期晋国的强大与争霸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楚子囊称“晋君类能而使之，举不失选，官不易方”，故“当今吾不能与晋争”[1]1061。楚令尹子木说“宜晋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1]1251。鲁国季武子认为“晋未可媮也”，“勉事之而后可”[1]1296。但是，世卿世禄制的留存，使晋国在春秋中后期产生了“政在家门”的现象，而后旧臣之间为“争权”和“夺室”展开斗争，一些在斗争中失败的旧臣逐渐退出政坛，如《左传》昭公三年，“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国语·晋语九》载“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此外，还有大量旧臣在兼并斗争中投入强家，逐渐演化为“政在家门”下的新臣。

三 春秋时期晋国用人政策中新臣的出现及新旧差异的消失

春秋时期，晋国也存在固定的原则对异国羁旅之人授予相应的官职和秩禄。《左传》昭公七年载“罕朔奔晋。韩宣子问其位于子产”，子产曰：“卿违，从大夫之位，罪人以罪降，古之制也。”异国羁旅之人由于初到晋国，尚未立功，因此无法按照“赏功”的原则进行任命，所以赋职时便参照他们在本国的官职，倘若羁旅之人是因有罪于本国而逃奔晋国，在任命时便依其罪之轻重降其位之多少。晋国对羁旅之人的秩禄在数量和标准上也有明确的规定，如《国语·晋语八》载秦后子和楚公子干来仕时，韩宣子问二公子之禄于执掌赋禄的太傅叔向，对曰：“大国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左传》昭公元年亦载此事，叔向曰：“厎禄以德，德钧以年，年同以尊。”大概由于春秋时人观念中盛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1]894的思想，使得晋君对这些异国来奔之人产生忌惮心理，因而以羁旅之臣为代表的新臣数量相对较少且“掌其远官”。《国语·楚语上》中蔡声子对楚令尹子木所言“楚材晋用”的王孙启、析公、雍子、申公巫臣，他们或是在城濮之战、鄢陵之役等战争中出谋划策，或是在外交关系中提出联吴制楚的战略，确实对于晋国的称霸及国家发展发挥过重大作用，但终究是昙花一现，从文献记载来看，这些羁旅之臣并未长期活跃于晋国政坛，更没有凭借功劳而担任将佐一类的要职。简言之，相比于旧臣，晋君没有为新臣提供足够广阔的政治舞台使其发挥才能。

自晋悼公时期起，晋国公室衰落，“政在家门”，卿大夫之间为“争权”和“夺室”，展开了一系列的兼并斗争。为在激烈的兼并斗争中立足，卿大夫广罗贤才，对用人政策做出及时调整和革新，开始大力推行“礼新”政策。春秋中后期，卿大夫实掌政权之下的“新臣”已不再只是羁旅之臣，一些公室旧臣及其家族成员，或因在政治斗争失败，或为在复杂的国内环境中寻求庇佑，主动或被迫从宗族中脱离出来，以委质为臣的方式投入实力强大的卿大夫之家。这些旧臣及其家族成员对于所投奔的卿大夫而言皆为新臣。因此，执政的卿大夫一方面继续为异国羁旅之人广开仕进之路，如叛乱失败逃奔到晋国的鲁国季氏家臣阳虎，因其“务取之”的能力，受到了“赵简主迎而相之”的礼遇[14]297；另一方面，积极吸纳前来投奔的公室旧臣及其家族成员为官，如赵简子为在兼并斗争中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将许多敌对阵营之人以委质为臣和盟誓的方式纳入麾下[15]73。《国语·晋语九》载赵简子曰：“吾愿得范、中行之良臣。”公孙尨本为范氏家臣，被赵氏俘获，《左传》哀公二年载“吏请杀之。赵孟曰：‘为其主也，何罪？’止而与之田”。公孙尨为报答赵简子之恩，在铁之战时奋勇作战。《国语·晋语九》壮驰兹在回答赵简子所问“东方之士孰为愈”时，他自称为臣，又对赵简子称主。韦昭注：“壮驰兹，晋大夫。”同样，本为晋大史的史黯对赵简子亦称“主”，而自称为臣。杨小召认为这二人可能依附于赵氏而具有公臣和家臣的双重身份[16]。但笔者认为既然壮驰兹和史黯称赵简子为主，而自称为臣，则此时二人极有可能已经脱离了公臣的身份，成为赵简子的家臣。

综上可知，春秋中后期，晋国卿大夫门下出现了众多来自异国和异族的新臣，这必将破坏执政卿大夫家族内部原本以同族成员为主的组成结构，淡化族人的血缘观念，加速宗族的瓦解。如赵简子家臣董安于为赵氏而死，换来了“知伯从赵孟盟，而后赵氏定”的局面，为此赵氏竟“祀安于于庙”[1]1779。这一做法在春秋时期“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1]365的背景下堪称创举，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异姓配享宗庙，反映宗族可以容纳异姓，宗族的性质在悄然发生了变化。可见，此时之宗庙正在演变为政治共同体的象征，而不再是它本来意义上氏族共同体的象征”[17]。

春秋中后期，卿大夫宗族性质从血缘共同体到政治共同体的转变，促使了横亘于新臣和旧臣之间的血缘鸿沟消失，由此带来的是他们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从而在用人政策上实现了“亲疏一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任人原则上，彻底打破了血缘观念的束缚，实行普遍意义上的“唯才是举”和“赏功”原则。在“唯才是举”方面，《史记·晋世家》载六卿分祁氏、羊舌氏之田以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7]2018。《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亦载此事，虽然任命的县大夫为六卿之子，但他们皆是有力于王室者、“不失职，能守业者”、以贤举者。魏献子使其子魏戊担任县大夫，却担心这样会被人认为是结党营私，谓成鱄曰：“吾与戊也县，人其以我为党乎?”说明当时的社会舆论已经对凭借家族地位即可在朝中获得职位的世官制嗤之以鼻。成鱄认为魏戊之为人“远不忘君，近不逼同，居利思义，在约思纯，有守心而无淫行”，他又以武王为例，认为其“夫举无他，唯善所在，亲疏一也”[1]1663，指出任命魏戊是因其德才兼备，而非依靠血缘。《国语·晋语九》载史黯亦将献能、进贤、择才等视为事君之要务，完全摒弃了“亲亲”。“赏功”方面，在晋君掌权时，受赏的对象往往为公室旧臣，卿大夫执政后，广泛推行“赏功”原则。如赵简子在铁之战时宣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1]1801。遂，杜注：“得遂进仕。”即使是此前不得仕进的庶人、工、商也皆可因战功而得入仕途，从而真正开创了不拘一格降人才之风气。其次，对于新臣的任用不再拘泥于“异姓之能，掌其远官”的范畴，而是对他们加以重用。如羁旅之臣阳虎跟随赵简子四处征战，最后“兴主之强，几至于霸也”[14]297。訾祏“实直而博”，任范氏家老，范宣子称其“以相晋国，且为吾家”[2]426，訾祏不仅治理其家，甚至还参与国政。董安于被誉为“简主之才臣也，世治晋阳”[18]511，《左传》定公十四年，梁婴父称：“不杀安于，使终为政于赵氏，赵氏必得晋国。”由此可知，春秋中后期卿大夫实掌政权后，对新臣予以了充分的重视，使他们担任要职，各尽其才，这些新臣在卿大夫兼并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范宣子称其家老訾祏“以相晋国，且为吾家”来看，在春秋中后期晋国“政在家门”的情况下，卿大夫家内的新臣已不再是不问国事的家臣，在一定程度上已兼具了公臣身份。但卿大夫执政下的新臣与此前晋君统治下的公臣不可同日而语，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是控制程度不同，卿大夫对门下的新臣控制更强。如阳虎初被赵简子接纳时，左右曰：“虎善窃人国政，何故相也？”对其“陪臣执国命”的行为都心存顾虑，然而赵简子却能“执术而御之，阳虎不敢为非，以善事简主”[14]297。《国语·晋语九》载“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繭丝乎？抑为保鄣乎？’”表明尹铎亦不敢对采邑内部的事务自作主张，需要向家主请示，由卿大夫最终定夺。此外，委质为臣的新臣通常秉持着“委质而策死”[2]445、“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的信条，[2]422如董安于称“我死而晋国宁，赵氏定”，于是“乃绕而死”[1]1779。从以上诸例可以看出，卿大夫采用“执术”“委质而策死”等手段对新臣进行控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新臣形成尾大不掉的情况。其次是存在于此前晋君统治下的公臣中的世卿世禄制逐渐消亡。《国语·晋语四》记载“官宰食加”，韦昭注：“官宰，家臣也。”据谢乃和考证，“官宰食加”，即家臣从私家那里获得以田邑为主的食禄。“从晋国私家职官可随时调动来看，禄田并不世袭，可谓职舍禄去，有别于春秋世族世禄的常形。”[19]41同时，掌权的卿大夫也从国家制度的层面破除世卿世禄制。《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赵简子“铸刑鼎”，“着范宣子所为刑书”，秉持传统礼法的孔子将此斥责为“今弃是度也”，认为“民在鼎矣，何以尊贵？”“铸刑鼎”实际上是对晋文公以来实行的以维护旧臣家族世卿世禄制为目的的“被庐之法”的破坏。最后，伴随晋国“县”的性质发生从县邑之县向郡县之县的转型[20]，官吏的性质也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如《左传》昭公二十八年，魏献子为政，任命“贾辛为祁大夫”，而后贾辛将到祁县上任，见于魏子，魏子曰，“今有力于王室，吾是以举女。行乎，敬之哉！毋堕乃力”，“完全是上级勉励下级的话”[21]。不久，“梗阳人有狱，魏戊不能断，以狱上”。魏戊为梗阳大夫，当其县内有案件无法断决时，要上报中央决断，“这一方面表示魏戊是国君的命官，同时又表明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行政关系”[20]。综上，在三家分晋后，这些卿大夫门下的新臣的身份不但从家臣转为公臣，而且还朝着集权制国家下的新型官僚不断演化。

四 结语

春秋时期晋献公“诅无畜群公子”，从此“晋无公族”。面对此种情况，晋文公提出了以“叙旧”与“礼新”为核心的用人政策，从而使晋国拥有了大量的人才，为春秋前期晋国的强大与称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晋文公对用人政策的改革并不彻底，在用人思想上尚未完全摆脱血缘观念的羁绊，也未能破除世卿世禄制，从而使晋国产生“政在家门”的现象。春秋中后期，执政的卿大夫为了适应兼并斗争的需要而广泛招揽人才，使得其门下聚集了众多来自异国和异族的新臣，促使宗族性质发生转变。与此同时，卿大夫彻底冲破了血缘观念的桎梏，在任人原则和官职赋予方面做出了革新，在用人政策上真正实现了“亲疏一也”。这对于春秋中后期晋国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晋国没有像固守宗法分封制下重用同姓亲族的诸侯国一样走向衰落，反而使晋国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虽然春秋末年三家分晋，但分裂后的韩、赵、魏三国仍为战国时期的雄国。要之，春秋时期晋国的用人政策在一脉相承中又有变革，只有对其动态发展过程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考察，才能全面而深入地认识晋国用人政策在国家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厘清用人政策与春秋时期晋国历史走向之间的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