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啸虎，陈 淅

（湘潭大学 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多年来，中国行会史研究成果显著，但中外学者对行会产生的时间尚无定论。学界普遍认为，唐代的“行”与后世的行会存在某种关联。研究唐代的“行”，对于探索中国商业组织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唐代的“行”，日本学者加藤繁认为唐宋同业商人组织似乎胚胎于同业商店的街区，而作为商人同业组织的“行”是会馆公所之先驱，已经具有行会的一些特征[1]337-355。清水盛光进一步提出“中国的行会至少始于唐宋时期”[2]。全汉升更是认为“周末至汉代”工商业行会已有存在，其在隋朝凸显并且有了“行”之称[3]21-23。刘永成、赫治清认为“唐宋是行会的形成时期”[4]120-121。彭泽益也明确指出：“至迟在八世纪末（公元780—793年），唐代已有行会组织的雏形存在。”[5]张沛则将唐代诸“行”的性质具体分为行业店铺与同业组织两种，并分析了作为行会的“行”出现的原因与特征[6]。冯兵、黄俊棚进一步指出唐代“行”的肇兴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并研究了唐代“行”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与地位[7]。有关唐代的“行”，除了围绕行会的产生问题进行探讨，尚须进一步厘清其具体所指和含义变化，明确其在唐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和产生的影响。所以，唐代的“行”仍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

一 “行”在“市”下

目前所见有关唐代诸“行”史料，“行”主要应指“市”下的同业店铺集聚区。众所周知，唐代的“市”是商品交易的专门场所，《唐律疏议·名例律》载：“邸店者，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所为店。”[8]92王仲荦先生指出，在唐代，“邸”相当后世的货栈和批发店；“店”相当后世的商店，经营零售；市里陈列货物和出售货物的铺子，称作“肆”[9]382。唐初贾公彦《周礼注疏》释“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以“置其叙”为“谓胥师贾师等所居”，将“正其肆”释作“谓诸行列肆之等”[10]248。在唐人眼中，“市”下不仅存在像“邸”“店”“肆”“行”这样作用不同、规模各异的单位，恐怕还存在“市—行—肆”的金字塔形状等级关系。

具体而言，隋唐时期作为同业店铺集聚区的“行”是市下的重要单位。隋人杜宝《大业杂记》言洛阳事，“桥南二里有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11]6。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亦记洛阳南市，“隋曰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12]160。唐代洛阳南市即隋时丰都市，从这两则史料看，“行”作为重要单位，应在“市”之下、“肆”之上。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会昌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条言：“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已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官私钱物、金银绢药等物烧尽。”[13]172同样说明“行”在“市”之下。《唐会要》更载：“（唐宣宗大中）五年八月，州县职员令，大都督府市令一人，掌市内交易，禁察非为，通判市事。丞一人，掌判市事。佐一人、史一人、师三人。掌分行检查。州县市各令准此。”[14]1583王永兴先生认为这里的“师”即敦煌文书中的“市壁师”，职司在“市”内分“行”检查，而“行”就是对沿着“市”的四“壁”、按行业整齐排列的各“店”“肆”总称[15]。这些都表明，彼时的“行”乃“市”之下、由众多“肆”组成的集聚区。

从唐人韦述《两京新记》中，亦可辨析“行”与“市”“店”“肆”之关系：“东都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面各开三门，邸凡三百一十二区，资货一百行。大业六年，诸夷来朝，请入市交易。炀帝许之。于是修饰诸行，葺理邸店，皆使门市齐正，高低如一，环货充积，人物甚盛。时诸行铺竞崇侈麓，至卖菜者亦以龙席借之。……（西市）隋曰利人市。南北尽两坊之地，隶太府寺。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市署前有大衣行，杂糅货卖之所，讹言反说，不可解识。”[16]9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引“市署前有大衣行”句，下有按语云：“市署前有大衣行，当即此大衣肆也。”[12]118不知何据。韦述言“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所谓“店”“肆”者，已见前文。细究文意，“大衣行，杂糅货卖之所”，此处之“行”应作“同业集聚区”解。又《两京新记》此段行文，“店”“肆”“行”三者俱在。韦述谙熟唐都掌故，不会不知此三者之异同，其在此处用“大衣行”应足为今人所采信。

又如《太平广记》卷二四三引《乾馔子》之“窦乂”条，言唐德宗建中年间长安巨富窦乂事：“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余亩坳下潜汙之地……绕池设六七铺，制造煎饼及棚子。……遂经度，造店二十间……店今存焉，号为窦家店。”[17]1877由行文的层次与逻辑观之，“行”自是与“店”“铺”相区分。这里的“秤行”当指集聚众多相关店铺的街区。再如《太平广记》卷一五七引《逸史》之“李君”条，记李君得仙人三书相赠之事。李君启第一封书有富贵，后“又三数年不第，尘土困悴，欲罢去，思曰：‘乃一生之事，仙兄第二缄可以发也。’又沐浴，清旦启之，曰：‘某年月日，以将罢举，可开第二封，可西市鞦辔行头坐。’见讫复往，至即登楼饮酒”[17]1130。去处为“鞦辔行头”，而此同业店铺集聚区“行”之“头”乃是一家酒楼。《玄怪录》卷三“吴全素”条，记吴全素被地府判官错判后回到阳间前在地府一游事，其中便描绘了鬼吏及其登门捉人投胎的情景：“乃相引入西市绢行南人家，灯火荧煌，呜呜而泣，数僧当门诵经，香烟满户。”[18]400此与前揭“李君”条同理，都说明了唐代的“行”主要指同业店铺集聚区，是“市”下之重要单位。

或因彼时名称尚未固定，唐代史料中“肆”与“市”实际也可泛指作为同业店铺集聚区的“行”。如唐传奇名篇《李娃传》中郑生流落之“凶肆”：“生怨懑，绝食三日，遘疾甚笃，旬馀愈甚。邸主惧其不起，徙于凶肆之中。绵缀移时，合肆之人，共伤叹而互饲之。……初，二肆之佣凶器者，互争胜负。其东肆车舆皆奇丽，殆不敌。唯哀挽劣焉。其东肆长知生妙绝，乃醵钱二万索顾焉。其党耆旧，共较其所能者，阴教生新声，而相赞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长相谓曰：‘我欲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以较优劣。不胜者，罚直五万，以备酒馔之用，可乎？’二肆许诺，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证，然后阅之。”[17]3987-3988这里的“肆”显然非前揭王仲荦先生言“市里陈列货物和出售货物的铺子”。所谓“凶肆”，其实是唐代长安丧葬业店铺集聚之“凶行”。沦为乞儿的郑生与李娃重逢之后，“娃命车出游，生骑而从。至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令生拣而市之，计费百金，尽载以归”[17]3987-3988。所谓“坟典之肆”，所指当然是长安市内售卖书籍的同业店铺集聚之“书行”，今人则多称其为“书市”。与《李娃传》同出自白行简手笔的《记梦》言：“长安西市帛肆有贩粥求利而为之平者，姓张，不得名。”[19]7102如果“帛肆”仅为一家店铺，姓张之人显然无以“贩粥求利”。“帛肆”所指当为“帛行”，即售帛店铺的集聚区。

又《柳宗元集》卷一七《宋清传》云：“宋清，长安西部药市人也。居善药。有自山泽来者，必归宋清氏，清优主之。长安医工得清药辅其方，辄易雠，咸誉清。……岁终，度不能报，辄焚券，终不复言。市人以其异，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20]471-472依唐制，文中“长安西部”应是“长安西市”。从“有自山泽来者，必归宋清氏”看，采药之人优先将“善药”卖给宋清，此“药市”应是具有开放性的同业市场，即“西市”之下药店同业集聚的“药肆”。“市人以其异，皆笑之”，便是同业之人对宋清的排挤。作为泛指的“市”“行”和“肆”有时混用，当加以留意。

二 “行头”与“肆长”

如上文所述，唐代市下的“行”，指同业店铺的集聚区，是严格的市制下人为规划而成的单位。而作为同业组织的“行”，一般认为系唐中期以后由其衍生而出。傅筑夫先生言：“行既是工商各业的总称，而工商业者的组织不论是临时的还是常设的，事实上又只能按照共同行业来形成，所以行又很自然地成为工商业者的组织名称。”[21]402唐代，作为同业店铺集聚区的“行”和作为同业组织的“行”，都是在同业的基础上形成，同业之首“行头”（又称“行首”）受官府管控。不同之处在于，作为同业店铺集聚区的“行”，是唐代官府为方便市场管理而设；作为同业组织的“行”，则是同业商人为维护自身利益而组织。关于唐代同业店铺集聚区“行”如何衍生出同业组织“行”，加藤繁先生认为：

同业商店集聚在同一个地方，结果，自然就有了共同行动的机会。换句话说，大约先发生共同祭祀神佛的事情，更进一步的，为营业的方便多少互利共协。而等到市的制度崩溃，同业商人的业务独占权受到威胁的时候，同业商人就团结起来，要维护他们的特权，于是，行就成为了有力的组织，代替了市的制度，而成为维护特权的屏障。[1]358

加藤繁先生之论高屋建瓴，其将唐宋的“行”谓为“同业组织”的处理方式尤为精辟。唐前期坊市制度已有松动迹象，《唐会要》载：“景龙元年十一月敕……两京市诸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各听用寻常一样偏厢；诸行以滥物交易者，没官。”[14]158发布此等敕令，意味着在诸行内已有人挑战原本严格的市场规划。中唐以后，突破坊市制度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22]。这种背景下，唐代作为同业组织又具有行会特征的“行”开始出现。究其出现和发展的过程，则可将“行头”作为观察的切入点。

唐初贾公彦《周礼注疏》卷一六“肆长”条记：“肆长，各掌其肆之政令。”按照唐人的理解：“此肆长，谓一肆立一长，使之检校一肆之事，若今行头者也。”[10]540又《唐六典》载：“京、都诸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为之贰。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以二物平市，以三贾均市。”[23]543唐代前期设有市令、丞等官吏专门管理市场，彼时“行头”仅是市下各“行”的小头目。与前文所论“行”和“肆”有时混用一样，“行头”与“肆长”在唐代语境之下同样如此。前揭唐传奇《李娃传》中，东西二“凶肆”各有“肆长”，实际应为“凶行”之“行头”。二肆长“欲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以较优劣”，于是“邀立符契，署以保证”之后，“士女大和会，聚至数万。于是里胥告于贼曹，贼曹闻于京尹。四方之士，尽赴趋焉，巷无居人”[17]3987-3988。所谓“天门街”，所指当为长安城中轴线之朱雀门大街。经过东西二市之“肆长”商议，便可借用“天门街”场地举办竞赛性的大型商业展示活动。即便这仅为彼时小说家言，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唐代坊市制度的松动和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

尤为重要的是，此事决于两名“肆长”之议，再由里胥经贼曹一路上报至京兆尹。掌管长安地方事务的京兆尹只是被动批准，事先并无所闻，更未参与相关工作。有学者就此指出，市场是唐代商业活动的中心，也是以皇帝为中心的行政机构之一部分，因此设有管理市场的官吏；虽受到中央集权的支配，市场还是有市人自主的活动空间，行政机构也承认市场的部分独立性[24]。在这场东西两市“凶肆”（或曰“凶行”）的较量之中，市场的部分独立性正是由两名“肆长”（或曰“行头”）来承担，其作为同业组织首领的色彩已颇为鲜明。

同样有学者注意到，唐代龙门石窟造像题记中有“北市丝行像龛”“北市彩帛行净土堂”“南市香行社”，造像时间均在七世纪末的唐前期[25]。唐代佛教大兴，造像风气盛极一时。而平民百姓受财力所限，无法独立完成造像，众人合作“共舍身资”，便成为广大佛教信徒普遍采取的方式[26]。龙门石窟造像题记中有诸“行”，说明市人已经以“行”为单位集体进行此类宗教造像活动。但题记中所见主持造像活动者，仍是“社官”“邑正”之类基层社会组织首领，尚不见同业之“行头”“肆长”出面。尽管如此，这样的宗教造像活动应对同业组织“行”的成型与发展有所推动。正如陈宝良先生所指出的，商业社团与民间的宗教社团关系非浅[27]215-216。

《太平广记》卷二八〇引《纂异记》之“刘景复”条：“吴泰伯庙在东阊门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党，合牢醴祈福于三让王。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亦无虚日。乙丑春，有金银行首纠合其徒，以绢画美人捧胡琴以从。”[17]2235-2236这则史料展现了中晚唐江南社会的面貌。“行首”即“行头”，彼时苏州吴泰伯庙祈福这样的宗教活动由“金银行首纠合其徒”共同参与。唐前期龙门石窟造像题记中，主持本“行”造像活动者尚为“社老”“社官”，而中晚唐的江南，“市肆皆率其党”祈福于苏州吴泰伯庙，扮演本“行”组织者角色的已是“行首”“行头”。从中清晰可见，作为同业店铺集聚区乃至同业组织的“行”，其力量正逐渐增强。

三 作为同业组织的“行”

“行”的外部环境也在发生变化。《旧唐书·食货志》载：“建中元年七月敕，夫常平者当使谷价如一，大丰不为之减，大俭不为之加，虽遇灾荒，人无菜色。自今以后，忽米价贵时，宜量出官米十万石，麦十万石，每石量付两市行人。”[28]2124-2125姜伯勤先生认为，唐宋时期“行人”是属于城市中一定行业的工商人户，并且逐渐成为加入一定同业组织“行会”的工商人户之名称[29]。此处“行人”应为专卖米粮的工商人户，甚至是同业组织“米麦行”的成员。同业集聚区“行”虽已衍生出同业组织“行”，但同业组织“行”的力量尚有限，“行头”角色地位尚不甚重要。中唐时官府对市场仍可采取直接管理，“每石量付两市行人”，并不经过“行头”。

“行头”在官府对市场的调控管理中虽不甚重要，但地位显然在不断上升。《旧唐书·食货志》载：“（元和）四年闰三月……自今已后，有因交关用欠陌钱者，宜但令本行头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检察送官。如有容隐，兼许卖物领钱人纠告，其行头、主人、牙人，重加科罪。”[28]2102此时“行头”已是同业店铺集聚区乃至同业商人的代表或负责人，向官府承担义务。从“行头”的身份地位观之，中晚唐作为同业组织的“行”已发展至一定程度，初具后世行会的雏形，尽管依旧处在官府的严格控制之下。

及至宋代，《梦粱录》卷十六“米铺”条记杭州人烟稠密，遍地米商，“且言城内外诸铺户，每户专凭行头于米市做价，径发米到各铺出粜”[30]149。与唐代中期官府直接管理市场、平抑米价大相径庭，宋代已是由一行之首的“行头”统一掌握本“行”（即本同业组织）的经营活动，负责为本行接洽生意、决定价格。又《东京梦华录》卷三“雇觅人力”条云：“凡雇觅人力，干当人、酒食作匠之类，各有行老供。”[31]338由唐至宋，“行头”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强化。从“行头”地位和作用的强化中，能较为清晰地看到“行”的发展。再就具有行会特征的同业组织“行”本身而言，《太平广记》卷二五七引《卢氏杂说》之“织锦人”条：

唐卢氏子不中第，徒步及都城门东。其日风寒甚，且投逆旅。俄有一人续至，附火良久，忽吟诗曰：学织缭绫功未多，乱投机杼错抛梭。莫教宫锦行家见，把此文章笑杀他。又云：如今不重文章事，莫把文章夸向人。卢愕然，忆是白居易诗，因问姓名。曰：姓李，世织绫锦。离乱前，属东都官锦坊织宫锦巧儿，以薄艺投本行。皆云：“如今花样，与前不同。”不谓伎俩儿以文綵求售者，不重于世，且东归去。[17]2005

出身织锦人家者，因“如今花样，与前不同”而遭“本行”拒绝接纳。王仲荦先生认为这里的“行”为组织之行，“行家”犹今言“内行”[9]424。事实上，无论此则史料中“本行”是“行业”还是作为同业组织的“行”，两者并不矛盾。李姓人前属“织宫锦巧儿”，其“伎俩”“花样”无疑优秀。“本行”却皆以相同的理由拒绝他，表明彼时应已存在一个团结众多同业店铺、对本行业产品实施统一章程的“行”。该“行”排斥外来竞争，保护同业利益，显然具有同业组织的特质。“行”中掌握一定话语权的“行家”，正是李姓人诗中嘲讽的对象。前揭嘲笑宋清之“药市”，应亦属此类。姜伯勤先生以敦煌曹氏归义军时期《节度押牙董保德建造兰若功德颂》为例，通过考证该文献中“画行”的上下尊卑关系，证明了沙洲行会制度的存在[29]。实际上，这种尊卑关系更表明同业组织“行”彼时已发展到一定程度。此种发展并非曹氏归义军对应的五代时期可以一蹴而就的，从侧面印证了同业组织“行”在唐代的出现与发展。

四 结语

唐代的“行”作为同业店铺聚集区，在唐代语境中虽亦用于泛指，但基本可以明确为“市”之下、“肆”以上的单位。自唐代史料可知，“行”乃是唐代城市商业经济结构中承上启下的一环，不可或缺。唐代前期，“行”仍是官府划定的商业聚集形态。及至中晚唐，作为一行之首的“行头”地位上升，并得到官府认可，同时，“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朝同业组织方向发展的趋势。王仲荦先生认为：

行的出现，一方面说明唐代的手工业商业确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生产发展不充分，如海外贸易受到限制，国内市场比较狭小等等，因而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激烈。他们不得不利用行之一组织来保护自己，防止同行的竞争，并排斥外来的竞争。……另一方面，在当时封建制度还比较巩固的情况下，由于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势力还极其微弱，封建统治者往往利用行这一组织，来对手工业者和商人进行勒索和压榨。……这就点明了行是封建统治者剥削手工业者和商人的一种工具。[9]381

王仲荦先生识见弘深。无论是同业店铺集聚区“行”，还是同业组织“行”，都具有双重性：一是工商业发展之产物，一是封建制度之附庸。不过，同业组织“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产生，体现出彼时市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与官府划定的同业店铺集聚区“行”并不相同。“行”在唐代的发展相对缓慢，且始终处于官府的控制之下。但“行”经过在唐代的缓慢发展，摆脱了部分束缚，建构起了同业组织的内涵，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在此意义之下，可以将唐代“行”的变化发展放置在历史转型的宏观语境中考察，这同样为研究唐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