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婧怡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书院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教育机构，是“造就人才、研究学问、代表时代思潮、提高文化的唯一机关”。中国教育史“可以说是书院制度的沿革史”[1]476-478。从唐代肇始至清末改制，书院存在了1 200 余年，见证了中国教育的发展脉络，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书院教育遗产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特有元素、文化名片，也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载体，有着特殊的文化价值和审美意蕴。

一 陕西书院及其教育遗产

书院之名最初见于唐代，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唐开元“十二年，东都明福门外置丽正书院。十三年，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2]1213，刊辑经籍，“凡图书遗逸、贤才隐滞，则承旨以求之”[2]1212。可见当时书院以藏书、修书、校书为主，并有征辟贤才的使命，也有讲学的功能。在丽正书院之前，陕西就有私人创办的瀛洲书院，据雍正《陕西通志》卷二十七载：“瀛洲书院在（蓝田）县治南，唐学士李元通建。明弘治时知县任文献重修。”邓洪波通过查询光绪《蓝田县志》卷十四中对李元通的记载推断，瀛洲书院的存在年代应在618—626 年之间，可能是唐代最早的书院。[3]

宋代书院发展迅速，有白鹿、石鼓、嵩阳、应天府、岳麓、象山等著名书院。宋代大儒吕祖谦《鹿洞书院记》将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和嵩阳书院“称为宋代四大书院”[4]6-8。宋康定年间，范仲淹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在延安府城东南修建了嘉岭山书院，这是宋初陕西最早的书院。这一时期，陕西还有张载考中进士前一直就读的崇寿书院及其早年讲学的正学书院等。张载晚年再次回到崇寿书院，讲学达七年之久。张载病逝后，为纪念先师，人们将崇寿书院改为横渠书院。宋代书院一般由贤达鸿儒或地方官吏创立，大多选择在山林幽静之处，招募年轻学子，相与讲学其中，形成了自由研究、学派争鸣的学风，也影响着当时的社会风气。

元代，除保留宋时大部分书院外，还在北方新设了一些书院，以招募汉族读书之人。据邓洪波先生统计，元代仅新建书院就有282 所之多，共计约406所[5]201。为加强对书院的管理，书院的山长、教授、学正等皆由政府任命，而办学水平与宋代相比大为逊色。这一时期的关中地区有书院8所。除横渠书院外，还有长安县正学书院、咸宁县鲁斋书院、乾州紫阳书院、岐山县岐阳书院、三原县学古书院、临潼县居善书院、高陵县渭上书院等。其中，鲁斋书院为当时陕西行台侍御史赵世延请置、元仁宗“招立”的。鲁斋为理学家许衡的别号，因此鲁斋书院是为纪念许衡而得名。书院建成之后，当时的关中大儒同恕“领教事”。清光绪年间鲁斋书院重修，三原名儒贺瑞麟曾在此讲学，使关学之风大振。

明初，政府重视发展官学，宋元留存的书院多被改建为地方学校和社学。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下令拆毁天下书院，即“东林书院事件”。明代书院虽然发展受阻，但“终不能止”，书院总数达到2 000 所左右。这一时期，陕西书院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在规模上有所扩大，教学内容除讲授经史之学外，还以阐明关学、宣传关学为己任。除今西安、三原、华州、华阴、蒲城、铜川、白水、武功、扶风、富平等关中地区外，陕北的洛川、榆林，陕南的商州、勉县等地也建立了一批书院。

清初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书院发展缓慢。康乾以降，清政府将书院定性为“导引人才”，以“广学校所不及”，对书院由消极抑制改为积极控制，书院共有两千多所，全国几乎所有县域都建有书院。据不完全统计，清代陕西新建和重修的书院达130 余所，其中西安关中书院，三原宏道书院和泾阳味经书院、崇实书院四大书院最为著名。这一时期，陕北建有书院33所，安康12所，商洛8所，就连当时城内仅有27户人家的安塞县，也建有书院一所。光绪二十七年（1901），为培养实用人才，发展近代教育，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谕令“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省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6]176，至此制度层面的书院消失，书院也逐渐成为一种教育遗产。

书院作为一种民间教育机构，具有藏书、祭祀、讲学三大功能，其繁盛期为两宋及明清，这从根本上打破了只有官宦富家子弟才可享受教育的藩篱，将资源转向普通民众，“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7]卷三，可谓中国古代教育的一大创新。陕西是全国教育大省，书院教育遗产资源丰厚。但是，有关陕西古代书院的资料零散且不完整，除了关中书院等著名书院的资料保存尚可外，其他书院的资料则留存寥寥，因此陕西书院在学术思想、文化传播、教育发展等方面的影响与作用未能得到深入探讨和研究[8]。

二 陕西书院教育遗产的发展现状

现存书院教育遗产大都变成了各级学校、地方单位、旅游景点、文物遗存或文物保护单位，依然在赓续着中华文化的根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以书院命名的有19 家，其中陕西仅有宏道书院一家。笔者调研了一些陕西书院教育遗产，将其保存现状大致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书院遗产保护相对完好，还在作为学校或研究机构被使用。作为学校二级单位的书院有303所，其中大学25 所、中学188 所、小学82 所[9]。就陕西而言，西安的关中书院、三原的宏道书院、泾阳的味经书院保存较为完好，作为活态性资源还在传承着教育功能。关中书院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终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位居西北四大书院之首，是明清两代陕西的最高学府。现在的关中书院不仅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西安文理学院的校区之一，还在继续发挥着教育作用。宏道书院始建于明弘治七年（1494），民国二年（1913）改为陕西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原县先后在这里创办了三原农业技术学校、教师进修学校，后校址为三原北城中学所使用，2005年交三原县文物旅游局管理，成为文物保护单位。泾阳味经书院建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1903 年改为泾阳县立小学堂，1923年更名泾阳县高等小学，1931年更名为姚家巷小学，今为姚家巷中学。

第二，书院主体建筑已不复存在，但书院的办学理念还在延续。作为教育遗产的书院不仅属于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建筑及其空间设计；而且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书院精神乃至文脉传承。作为物质文化遗产的书院，主体建筑已经不复存在，但作为书院精神的办学理念依然绵延。西北大学的前身陕西大学堂就是在西安东考院和西安府崇化书院旧址上兴建而成的，虽旧址建筑已不复存在，但其薪火仍在延续。延安的嘉岭书院是宋代范仲淹在抵御外族入侵时修建的，清朝衰弱后荡然无存。2015年，当地人重建嘉岭书院，使其成为普及国学、体悟优秀传统文化的平台，为古老的书院赋予了新的使命。

第三，由于缺乏有效保护，一些书院遗产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书院是中国教育的特有形式，历代所建书院合计达7 000多所[10]，但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仅有19所。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书院被学堂替代，而学堂又被大学、中小学替代，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有的已经荡然无存，通过查阅文献可以知晓其当年的荣光；有的渐成废址，或房舍颓败，或残垣断壁，状况堪忧。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如果保护工作不到位、抢救不及时，许多书院将难觅踪迹[11]。陕西蒲城的正学书院，建成于明，衰落于清，毁坏后因为各种原因没有重修，也没有得到保护或宣传，即使在当地，正学书院的知名度也不高。再如三原的正谊书院创建于清光绪七年（1881），是陕西保留到最后的一批书院，因其搬迁后缺乏有效保护，遗址内断壁残垣、杂草丛生，残破凋零，甚至沦为附近居民养羊的场所，破坏程度极其严重。

分析陕西书院教育遗产毁坏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在改制过程中，书院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其教育精神和教育制度在逐渐消失，所以当前陕西书院教育遗产的精神发掘与重建就显得尤为重要；二是因为书院所在学校搬迁而遭到遗弃，书院遗存逐渐沦为废墟；三是人们仅仅将书院作为历史遗存，没有认识到书院作为教育遗产的文化价值，更遑论采取积极的保护措施了。

三 陕西书院教育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书院代表着中国传统教育的辉煌与骄傲，虽淹没于历史尘烟之中，但千年蕴积的文化基因并没有随之终结。教育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遗产保护对于全社会特别是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意义重大。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科技与人文、固态文明与活态文明之间取得平衡，是当代人值得思考的问题。陕西书院教育遗产保护和利用需要把握两个关键点：一是人们对书院的关注太少，因此政府的宣传力度需要加大；二是书院教育遗产的保护体系并不完善，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做到有章可循。

（一）对书院精神进行挖掘与利用

中国书院的最大特点就是体现了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相统一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中国文人影响很大，它并没有随书院制度的结束而终结。士不仅致“学”，更致“道”[12]。这种“道”是开放、自由、独立、人文之精神。陕西书院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经世致用为办学方针，这是从宋代张载创立关学以来陕西学者一贯坚持的优良学风。关中大儒刘古愚曾在泾阳、味经、崇实、泾干书院讲学，他将“求实矫虚”作为书院教育之根本，将爱国、救世放在教育的首位。同样地，被誉为“报界宗师”的张季鸾曾在榆阳书院、礼泉烟霞草堂就学，后来走上言论报国、新闻救国的道路。三原的宏道书院，创建于明弘治十七年（1494），许多三秦名士皆出于宏道门下。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书院改名为宏道高等书院，倡导新学，注重经世致用，对三原及周边县域诸如蒲城、富平等的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造就了于右任、李仪祉、吴宓、杨世昌等一批海内外知名的民主革命先驱和专家学者。再如汉中的“汉南书院”，始建于清乾隆四年（1739），为陕南地区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官办教育场所，历经三百年岁月沧桑，凝聚着关学“重使命、崇道德、求实用、尚气节、贵兼容”[13]的优秀精神，承载着汉中文化的标识。

（二）根据陕西书院风格合理保护和开发书院教育遗产

现在遗存的书院建筑大多为明清时期的，建筑格局大体相近，基本上包括讲堂、书斋、藏书阁、祠堂、庭院等，整体布局上体现了“居中为尊”和“前学后庙”的原则，即以中轴线上的建筑为主体建筑，靠前的是教学功能建筑，后面则是祭祀功能建筑。洛川朝阳书院，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书院坐西面东，砖木结构，采用硬山顶式，两面平坡，板瓦覆盖，沟沿滴水，主体建筑保存较为完好，2008 年被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对这些书院建筑的修复，可以在不破坏建筑原貌的基础上进行维修，或根据县志等文献资料、考古发现对已经损毁的书院进行原址重建，需秉持“修旧如旧”的原则，保留建筑原貌，并在旁边放置简介或复原的沙盘模型。对于一些书院遗存，也可以与其他文化遗存共存，譬如规划书院遗址公园或街区。西安市以关中书院为依托，建设书院门历史文化街区。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人以一种可感的、易于接受的方式认识书院教育遗产。再者，书院遗址公园或街区有深厚的在场文化依托和建筑园林设计底蕴，可以在现代城市规划中体现传统文化的元素，并融入到当下景观设计之中，给人以美的享受。

（三）借助书院带动周边经济社会发展

作为一种教育机构，书院本身就具有陶冶人们情操的功能，因此书院一般都修建于山清水秀、风景绮丽之地。基于此，可以将书院与附近景观相结合，增加书院旅游项目，也可与研究机构联合起来传播书院文化，将其建成为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平台，以实现借助书院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之目的。位于陕西眉县横渠镇的横渠书院，为北宋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张载设馆讲学之地，距今已有千年历史。陕西太白山秦岭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与眉县人民政府签订永久合作协议，共建横渠书院。再如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与横渠书院签订协议，在关学研究传播方面协同发展。同时，将书院建设与特色城镇融合起来，书院的院舍、楼宇、碑文、楹联可以被打造成为城镇的一道风景线。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方式，可以将书院教育遗产建成集文物保护、学术交流、人文旅游为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

作为教育遗产的陕西书院是地区的文脉，是陕西教育发展的见证者，是关学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因此我们要不断提升教育遗产保护意识，把书院遗产保护好，把书院精神弘扬好，在当代发挥好书院的教育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