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大局”形成与演进机理探究

2022-03-23陈明明

理论导刊 2022年3期

摘要：“两个大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前及今后国内国际一段时期总体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科学判断，是迈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指南。“两个大局”相互映照、相互促进，具有内在演进机理和发展逻辑理路。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必须深刻认识“两个大局”的辩证关系，高度把握“两个大局”的动态性、主动性、互动性，对发展形势有准确判断，对发展方略有系统谋划，对发展路径有清晰定向，切实回应时代之声、做好人民之题、答好历史之问。

关键词：“两个大局”;演进机理;动态性;主动性;互动性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2）03-0068-05

作者简介：陈明明（1981-），男，河北三河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研判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作出的重要论断，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的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和底线思维，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我们推动工作的重要方法论。因此，深刻认知、精准识别、系统分析“两个大局”演变机理，准确把握“两个大局”的规律性、互动性，增强胸怀“两个大局”的自觉性、主动性[1] ，既是顺应历史发展的逻辑使然，也是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的时代应然。

一、深刻认识“两个大局”形成之必然及其关系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进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形成的整体战略格局。100多年来，在中国大地上，为探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历经艰难险阻，矢志不渝、接续奋斗，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之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正是在这条大路上最终形成的宏伟蓝图，这一战略全局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运行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之中。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站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高度，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判断。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后，以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体的国际体系在欧洲形成，后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性体系，但无论是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还是冷战结束后所谓“美国霸权”体系，都难以有效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推进，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矛盾和世界性问题日益增多，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不断扩大，亟须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大变局中育先机、开新局。特别是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影响下，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国际社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上升，全球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风险和考验。国际体系呼唤改变，世界格局呼唤重塑，全球发展呼唤变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的外部环境和时势条件。同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变量，又是这一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发展大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历史之必然，需要我们把这两者统一起来认识，系统把握“两个大局”的规律性、互动性，不忘初心使命，牢记“国之大者”，增强胸怀“两个大局”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坚定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作为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重要要求。习近平提出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立意高远、思虑缜密、意蕴深邃，是基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大势作出的重要判断。这一重要判断既是统筹好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的直接现实动因，也是利用好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的必然逻辑结果。“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融合交汇，恰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必须统筹好、兼顾好、利用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推动世界变局，世界变局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會深刻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在“两个大局”的相互作用下，危和机同生并存、相互转化，克服了危则是机，失去了机则是危。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必须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来谋划，积极汲取“大变局”中的有利因素，主动把握“大变局”下的战略机遇。历史和现实早已证明，只有中国好了，世界才会好;只有战略全局发展更好，“变局”才能“变好”。

二、准确把握“两个大局”的动态性、主动性、互动性

（一）把握“两个大局”的动态性，首要的是实现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互促进

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的三大理论包括肯尼思·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1979）、罗伯特·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1984）、亚历山大·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1999），之所以被称为国际关系学的“范式”，是因为其实现了在国际体系层面的高度抽象，在一定领域内、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某些现象。然而，从总体上看这三大理论范式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社会性要素：社会互动过程和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性关系[2] ，呈现出高度的静态形式。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理论高度关注事物发展变化的动态性。正如费孝通所言，西方社会如同田里捆柴，社会契约和组织将“柴”维系在一起;中国如水面上的一圈圈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了联系[3]。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4]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5]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不是割裂的，而是蕴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成果，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是在持续积极地运动过程中形成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基于世界发展大势、在人类社会文明实践中形成的。我们必须看到“两个大局”的动态性和联系性，看到“内”和“外”、“危”和“机”、“时”和“势”都是在发展变化的。

如何在发展变化中更好统筹“两个大局”？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政策无疑是重要的“桥”和“船”，要努力实现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的相互促进、相互提升。既要具备历史思维，善于从历史发展长河中发现规律、总结经验、把握大势，能以深邃的历史眼光通古晓今;也要具备战略思维，善于从纷繁复杂、变化多样的现象中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本质，能以深刻的战略眼光明察秋毫;更要具备系统思维，善于从激荡变动、渐次演进的格局建构中敏锐判断所处方位和目标向度，能以深厚的系统眼光谋篇布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体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6]。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独立自主是开放合作的基础和前提，开放合作是提升独立自主能力的路径和依托。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以我为主。习近平强调指出：“学习借鉴不等于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不能搞‘全盘西化’，不能搞‘全面移植’，不能照搬照抄。”[7]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开放合作也不是赢者通吃的“独角戏”，更不是单独合作的“二人转”，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促进尤为重要。无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还是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建设，都必须站在以我为主的角度，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统一、相促进。锚定2035年远景目标，实现“十四五”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等目标，既要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趋势，做到自力更生、自主可控，又要有效应对“逆全球化”风險，集中精力解决“卡脖子”“卡脑子”问题，努力迈向制造强国、创新强国、文化强国。

（二）把握“两个大局”的主动性，最关键的是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它规定了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方向，是第一位的。面对“两个大局”，最根本的还是要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主动，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不管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70多年来，中国经济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这些历史性成就的取得，一个重要原因是始终“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战略定力、发展韧性和奋斗意识，始终沿着既定目标栉风沐雨、风雨兼程、砥砺前行。邓小平在讲到反对霸权主义、实现祖国统一、加紧经济建设三件大事时指出：“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8]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他再次强调：“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9]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强调，中国确定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国内外方针政策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实现这个目标[10]。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引领，迎难而上、开拓进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比如，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11]，历史性地解决了在中华民族存在了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翻开人类社会历史，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帮助这么多人脱贫，实现了全面脱贫。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正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的生动实践与真实写照。

新时代，在向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必须始终保持“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的清醒、坚定和果敢。“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发展阶段，我们要始终胸怀“两个大局”，做好应对各种困难、风险和挑战的准备，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加主动办好自己的事情。同时，要深刻认识到办好自己的事，绝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闭关锁国谋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自说自话、自我封闭、自成一体，而是以国内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更高层次发展与更深程度开放的有机统一。

（三）把握“两个大局”的互动性，最需要的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

“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相互影响。这种互动性是全面的、深入的、复杂的。需要指出的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需求和难度明显加大，但与之相对的是，各国提供的全球治理供给明显不足。全球化的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传统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威胁是国家之间的威胁，传统安全威胁的最高形式是战争。但全球化时代的威胁，我们无从寻找敌人、意图、目标。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及其深远影响，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全球性威胁的特征：一是不受国界限制。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国家就成为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实体，安全威胁的界定也通常以国家边界为依据，但全球性威胁却不受国界限制，隐形的病原体、污染的空气等在不同国度之间穿梭往来。二是超越了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种族、宗教信仰等，不具备任何特定属性。比如新冠肺炎疫情，如果不是全球所有病毒全部被消灭，疫情就可能随时卷土重来;再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几乎所有重要经济体都严重受损。三是全球化嵌入程度越深、相互依存度越高的国家遭受打击的广度和深度就越大。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威胁，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实践证明，只有整个国际社会全面安全，才会有每一个国家的自身安全，也只有每一个国家安全，才会有国际社会的整体安全。

如何应对全球性威胁和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中国早在9年前就给出了答案。2013 年 3 月23日，习近平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首次向世界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当前这场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这一理念的前瞻性、先进性和引领性。2020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上再次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国际格局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社会正在经历多边和单边、开放和封闭、合作和对抗的重大考验。‘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成为时代之问。‘察势者明，趋势者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国利益休戚与共、命运紧密相连。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12]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习近平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对国际关系提出的新期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新指导，是推动建构新型国际秩序的价值依托[13]。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冠状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的文章中说，各国领导人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家层面应对这场危机的，但这种病毒具有瓦解社会的效果，意识不到边界的存在。虽然对人类健康的攻击是暂时的（希望如此），但它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几代人的时间。没有一个国家，甚至是美国，能够凭一己之力战胜这种病毒。满足当前的需求最终要与全球合作愿景和计划相结合。如果我们不能同时做到这两件事，那么每一件事都会出现最差的结果。近些年，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上不断传递积极信号，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理念的正义所在、价值所在。“和羹之美，在于合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基于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公约数，是人类应对共同挑战、共同威胁、共同难題志同道合的客观务实选择，是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只要我们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不依附别人，不掠夺别人，永远不称霸，就一定能够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14]。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需要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我们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努力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依靠自身发展起来的力量更好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15]历史终将证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将坚定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顺应世界和平发展主流，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结语

“两个大局”蕴含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统一。由于“两个大局”的融合交汇，这本身又形成了一个更具全局性、更具变化性的大态势。我们要深刻把握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准确定位中国在世界中的历史方位与时代坐标，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用全面、辩证、长远、发展的眼光看待国内外形势变化，认清规律、识变应变，既抢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机遇全方位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又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助力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向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历史洪流奔涌向前，总是一浪高过一浪。在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要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紧紧抓住“两个大局”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进一步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与信心，增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底气与定力，以更加顽强的拼搏精神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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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文，章越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规律性认识探究[J].理论导刊，2020（11）：44-49.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8.

[8]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40.

[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21.

[10]习近平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成员[N]. 人民日报，2013-04-08（01）.

[11]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