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韵 薛羽佳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运用CiteSpace可视化文献计量软件，分析CSSCI数据库的2591篇文献发现，我国媒体融合研究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其学术历程可分为“概念引入（1998-2005）”“领域拓展（2006-2014）”和“研究转向（2014年至今）”三个阶段。未来，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和人工智能驱动的媒体融合是媒体融合研究的着力方向。我国媒体融合研究亟需构建起能够深入观照“中国问题”的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

【关键词】媒体融合;媒介融合;全媒体;融媒体;知识图谱

我国媒体融合实践已由体制机制转变的初步探索走向改革攻坚的“深水区”。继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后，2020年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又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見》（以下简称新《指导意见》）。新《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①的总要求。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发布，文中明确提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做强新型主流媒体”。②面对连续出台的国家重大战略方针和传统媒体转型发展的迫切需求，研究者能否在丰富而复杂的国内外媒体融合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为我国媒体融合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是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任务。

我国已有学者对媒体融合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述，也有学者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对已有成果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前者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和参考依据，后者使用科学方法体现了研究者对准确性与客观性的追求，但既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既有采用文献计量法的研究大多仅以“媒介融合”或“媒体融合”为单一检索词，限制了数据的检索范畴，无法揭示本领域研究的真实面貌。另一方面，既有研究均是对某个特定时间内成果的梳理和总结，缺少对研究成果的历时性考察。就文献计量法而言，“如何精准全面地检索到所要研究主题的全部文献是关键问题”，③同时，通过历时性考察，对学术自身的发展历程进行反思、分析和研究，才能寻找出学术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④鉴于此，本文采用更加严谨的实证方法勾勒我国媒体融合研究的演化路径，力争通过热点与趋势探测为未来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启示。

媒体融合研究是伴随信息技术在社会影响力的日益增强而新兴的热门研究。“媒体融合”（Media Convergence）又可译为“媒介融合”。⑤但“media convergence”中的“media”一词被翻译为中文的“媒介”和“媒体”却有不同的内涵。前者更强调物质技术和传播形态，后者则常指属于社会组织的传播机构，媒介融合是动因和基础，而媒体融合是手段和过程。⑥由于我国国家政策文件中多次出现并强调“媒体融合”一词，本研究延续这一表达。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5.8.R2，并辅以Excel进行统计分析，利用科学知识图谱呈现媒体融合研究演化的关键路径，探究媒体融合研究热点，形成对该研究领域演化脉络的客观分析和发展前沿的探测。

本研究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为数据来源，选定本领域九个常用术语，并以“媒体融合or媒介融合or融媒体or全媒体or跨媒体or三网融合or媒体整合or媒介整合or融合新闻”为检索句，以“篇名”或“关键词”为检索途径，进行高级检索（检索时间为2021年8月20日），共检索到相关文献2825篇。由两名编码员对初步检索到的文献进行逐一筛查，人工剔除类型为会议综述、书评、笔谈等非研究型论文，最终得到有效文献2591篇。

二、我国媒体融合研究发展概况

上图展示了我国媒体融合研究CSSCI来源期刊文献年度数据与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998年发表于《新闻大学》的《大媒体时代——当今世界媒体新潮》是CSSCI收录的首篇涉媒体融合议题的文章。这表明，1998年，媒体融合议题已开始引起我国研究者关注，然而由上图可见，2006年以前，年均发文量在10篇以下（7篇），直到2005年“媒体融合”概念被正式引入我国，特别是2010年（105篇）起，研究成果数量才呈现明显增幅。2014年，媒体融合发展提升至深化改革的国家战略层面，同时，基于我国媒体实践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学界展开了对媒体融合发展现状、问题和趋势的讨论，相关学术成果大量涌现。2014年至2020年年均发文约249篇，其中2014年发文量最低为179篇，2019年、2020年连续两年均突破300篇/年。由于本文数据检索时间为2021年8月，当年度论文尚未收录完整，因此2021年统计数据低于实际值，根据发文数量趋势曲线可以预见，2021年的发文数量有望达到历年最高值。

三、我国媒体融合研究的演化路径

本文通过软件绘制研究关键词时区图谱，选择年度排名前10%的高频关键词（最多不超过20个）进行共现分析，关键词标注区域为关键词首次出现的时间，关键词出现次数越多，则该节点的年轮越厚。

本文将我国媒体融合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1998年至2005年为第一阶段，CSSCI来源期刊共刊发56篇成果，相关论文数量少、增量缓，可视为媒体融合的“概念引入”阶段。2006年，“媒体融合”“媒介融合”首次位列本领域研究成果高频关键词，学者们自此开展了较为自觉的研究，2006年至2013年媒体融合研究快速进展，来源期刊共刊发664篇成果，数量是第一阶段的11倍，可视为媒体融合的第二阶段，即“领域拓展”阶段。2014年，被称为“中国媒体融合发展元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媒体融合发展提升至深化改革的国家战略高度。面对中央提出的全新命题，我国媒体融合研究广泛开展，自2014年至2021年7年间，来源期刊共刊发1871篇相关论文，成果量差不多是第二阶段的3倍，且新议题不断涌现，可视为媒体融合的第三阶段，即“研究转向”阶段。

（一）概念引入（1998—2005年）：全面入网、跨媒体经营与媒体融合研究的兴起

关于媒体融合概念的引入，已有文献大多认为，中国人民大学蔡雯在《中国记者》2005年第9期发表的《融合媒介与融合新闻——从美国新闻传播的变化谈起》一文，首次将“融合媒介”概念引入国内，揭开了国内媒介融合研究的序幕。⑦但本研究发现，在该文稍早前，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学生王茫茫在其文章《分众时代的媒体融合》中就明确提出了“媒体融合”概念，该文发表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5年第3期，作者指出，当今媒体是一种定义模糊的合并性的媒体形式，包含三个领域的融合：媒体与科技的融合、媒体企业的融合和多元文化的融合。⑧

由于第一阶段文献量过少（56篇），无法生成有效的关键词聚类图谱，故采用软件统计词频考察本阶段媒体融合的核心议题。表1为该阶段排名前5位的高频关键词，包括“跨媒体经营”“媒体整合”“跨媒体”“跨媒体集团”“出版集团”等。1994年，我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揭开了我国网络媒体的序幕。进入21世纪，尤其在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如何打造中国大型新闻媒体集团，应对跨国传媒集团的冲击与挑战，成为摆在我国传媒机构面前的严峻课题。学界借鉴世界媒体集团经验聚焦不同媒体之间的“联合”与“整合”，分析了西方超级媒体集团的兼并收购和跨媒体经营实践，同时从我国传媒业重复建设、市场分散、产业规模小且集中度低等问题入手，对我国报纸、广播、电视、期刊、图书出版与网络媒体的“整合”展开了思考。

（二）领域拓展（2006—2013年）：三网融合、全媒体建设与媒体融合研究的多维视野

利用软件在高频关键词共现分析的基础上聚类，挖掘媒体融合研究的热点主题，得到2006至2013年社团结构显著、聚类效果良好的（聚类模块值Q=0.793>0.3，聚类平均轮廓值S=0.9691>0.5）相关聚类。

1.聚焦电信、广电与互联网的三网融合

我国三网融合进程从2001年确立国家战略，到2010年“三网融合”基本政策方针出台，中间的过程一波三折。受体制机制和广播电视网原有条块分割状态的制约，我国三网融合实际进展缓慢。聚类“媒介融合”“三网融合”包括“IPTV”“互联网”“广电”“产业竞争”等主题词。“三网融合”并非物理网络上的三网合一，而是电信、广电与互联网三大网络在产业、制度、业务等多个层面的渗透融合与增量并进。该聚类下，学界对三网融合研究可分为两大主题：一是三网融合的产业竞合问题，二是三网融合背景下广电、报业、出版等传统媒体的转型与重塑。

2.传统媒体的“全媒体”战略转型

“全媒体”“传统媒体”“新媒体”聚类包括“跨媒体”“数字媒体”“网络媒体”“微博客”“移动互联网”“资源整合”“核心竞争力”等主题词。“全媒体”（对应英文“omnimedia”）是媒体融合的中国化概念，国外新闻传播学界没有这一术语。⑨我国的“全媒体”建设理念是在报业转型实践中首先提出的，如2006年前后，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和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全媒体改革，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于“全媒体”国内有代表性的界定分为两类：一类是媒体手段“量变说”，一类是媒介形态“质变说”。前者如彭兰提出，相比“媒介融合”，中国传媒业更多使用“全媒體化”来描绘这场革命，⑩罗鑫则较为认同后者，认为“全媒体”是在具备文字、图形、图像、动画、声音和视频等各种媒体表现手段基础上进行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融合产生质变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传播形态。在涉及“全媒体”概念的论文文献中，衍生了“全媒体报道”“全媒体运营”“全媒体出版”“全媒体记者”等相关概念，学者们更多注重媒介终端的聚合，探讨如何通过一次采集、多次分发的形式产生立体化的传播效果。

此阶段，传统电视“第一主流媒体”地位开始受到新媒体的冲击，部分研究者探讨了新兴媒体给广播电视业观念、管理、经营带来的变革。但总体看，由于广电媒体具有天然的“多媒体”（融合了文字、图片、声音、图像等）优势，相比报业在21世纪初就遭遇的“寒冬论”，这一阶段广电媒体尚缺少主动变革的强劲动力。与此相反，在数字化浪潮下，传统出版行业为求生存不得不主动求新求变，聚类“数字出版”“跨媒体传播”是其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产物，“全媒体出版”“自媒体”“数字技术”“电子报纸”等成为该聚类的主题词。

3.媒体融合人才培养研究

媒体融合背景下，对新闻工作者的多元化素质要求倒逼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上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变革。聚类“新闻学”包括“人才培养模式”“教育改革”“媒体格局”等主题词。该部分论文成果涉及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学、广告学、数字出版、新媒体、广播电视等多个二级专业的新闻传播教育改革问题。全媒体时代国际与国内的媒体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新《指导意见》指出，“要大力培养全媒体人才，实行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提高主流媒体人才吸引力和竞争力。”媒体融合人才培养研究对解放思想，建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媒体融合人才培养体系，推动我国新闻教育不断与时俱进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研究转向（2014年至今）：深度关注新兴技术、融媒体中心建设与媒体融合研究的转向

对第三阶段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得到社团结构显著、聚类效果良好的（聚类模块值Q=0.8279>0.3，聚类平均轮廓值S=0.969>0.5）聚类。其中，“媒介融合”“全媒体”“融媒体”“数字出版”“三网融合”“传统媒体”等聚类延续并拓展了第二阶段的研究，同时，本阶段媒体融合研究也出现了新议题。

1.建设新型主流媒体的路径探索

聚类“舆论引导”包含“主流媒体”“新型主流媒体”“深度融合”“意识形态”等主题词。中央领导在诸多场合强调的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是在我国社交媒体呈现裂变式发展，官方传统媒体在日益复杂的舆论生态中受到严峻挑战的背景下提出的。面对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的深刻变化，全面把握媒体融合发展规律和趋势，持续强化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的主导作用，建设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提高我国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是党中央推进媒体融合和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的根本要求。研究者们从理念、内容生产、传播形态、体制机制等方面对新型主流媒体建设进行了深入思考。

2.融媒体中心建设与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聚类“县级融媒体中心”包括“社会治理”“基层治理”“融媒体中心”等主题词。融媒体中心建设既包括中央级、省级融媒体中心的打造，也包括类似于社会毛细血管的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构建。县级融媒体中心不仅是媒体的基层单位，同时也构成了国家开展社会治理的基础。本阶段的研究成果集中探讨了在极速迭代发展的媒介生态下，如何科学把握媒体融合发展规律，通过各种媒体资源的“化学反应”，在媒体融合“新常态”下更好地实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目标。

3.深度关注新兴技术与智能时代的研究转向

媒体融合归根结底是由信息技术推动的，伴随新兴技术进入大众视野并在社会层面产生深远影响，我国媒体融合研究也出现了新指向。聚类“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包含“5G”“短视频”“互联网+”“智能媒体”“国家治理”等主题词。该结果表明，在高度媒介化的智能社会，我国媒体融合研究已从探讨传统媒体与PC互联网融合的“上半场”，发展到传统媒体与移动互联网、智能媒体融合研究的“下半场”。5G、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社会重塑产生巨大力量，也颠覆性地改变着媒体的内容生产、分发、传输、评估、服务、监管与用户反馈模式，智能媒体生态环境下媒体融合发展的新思维与新路径引发了研究者们的深度研讨。

值得注意的是，媒体融合是一个有赖于媒体分化和融合实践不断发展的过程，除了以上鲜明的阶段性特点，也有着内在的持续性特征。“媒体融合基本理论研究”与“媒体融合规制研究”两大专题贯穿了媒体融合研究20年的始终。2006年后，学界对媒体融合理念的研究逐步深化，从技术、产业、组织、文化等不同视角，对媒体融合的基本概念进行了解读。但由于媒体融合具有多视角、多层面的特点，且始终处于界限模糊、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媒体融合基本理论至今仍是无法回避的难点议题。同时，媒体融合不仅带来传播竞争格局的变化，也对既有传媒规制的取向、框架和方式产生重要影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媒体融合的政策规制是影响媒体融合进程的首要因素，近年来其研究亦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问题。

四、我国媒体融合研究未来展望

利用软件探测功能，能够观察到某一时段关键词引用量有较大变化的情况，从而发现某领域内研究热点的兴起与衰落。为探测媒体融合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我们列出近三年的关键词突变情况，见表2。

其一，“县级融媒体中心”是突变强度最大的关键词。2020年底，我国基本实现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全覆盖。如何使县级融媒体中心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和基层社会治理将继续是媒体融合研究的热点。其二，“主流媒体”“新型主流媒体”两个突现词预示，如何通过媒体深度融合推动各级传统媒体的转型和升级，打造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是媒体融合研究的焦点内容。其三，“人工智能”亦是近三年媒体融合研究的突现词。恰如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在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指出的，“人工智能是堪比工业革命的科技浪潮”。可以预见，应用越来越广泛的机器人写作、人机协同生产、智能全息场景体验等，将令人工智能成为推动中国媒体融合升级改造的创新力量，亦是亟须研究者们重點关注的新课题。

我国媒体融合研究是一个由政策指引、技术演进和市场驱动而引发的热点。二十余年来，研究者已从多维度、多视角产出了丰富的媒体融合研究成果，由于我国的媒体融合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进行的，并没有诸多国外的成功经验可以照搬参考，且媒体融合具有内涵极为丰富、外延十分广泛的特点，本土化的媒体融合理论体系尚未建构起来，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媒体融合实践的进程。同时，我国媒体融合研究整体还缺乏前瞻意识和理论创新，研究方法相对单一，缺少高质量的实证研究，研究所得一般属于应用型研究和业务探讨，鲜少原创性理论和能够引领行业发展的独立思考。由于未能真正洞悉媒体融合复杂的内在结构性特点，远远不能满足媒体融合实践的发展需求，因此，我国媒体融合研究需要尽快构建起能够深入观照“中国问题”的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

注释：

①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20-09/26/c_1126542716.htm，2020年9月26日。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新华社，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2021年3月31日。

③陈悦、陈超美：《引文空间分析原理与应用：CiteSpace实用指南》，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④余三定：《当代学术史研究：新兴的学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⑤蔡雯、王学文：《角度·视野·轨迹——试析有关“媒介融合”的研究》，《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11期。

⑥李玮、谢娟：《“媒介”“媒体”及其延伸概念的辨析与规范》，《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⑦曾白凌：《论传统媒体融合的边界、偏向与在场》，《现代出版》2020年第2期。

⑧王茫茫：《分众时代的媒体融合》，《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5年第3期。

⑨罗鑫：《什么是“全媒体”》，《中国记者》2010年第3期。

⑩彭兰：《媒介融合方向下的四个关键变革》，《青年记者》2009年第6期。

胡正荣：《打造2.0版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新闻界》2020年第1期。

韦路：《媒体融合的定义、层面与研究议题》，《新闻记者》2019年第3期。

李彦宏：《AI是堪比工业革命的技术浪潮》，新浪网，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relnews/us/2020-07-09/doc-iirczymm1498710.shtml，2020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