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革命精神的哲学省思

2022-03-23唐魁玉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2年3期

唐魁玉

【摘要】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经历了百年历程的伟大政党，在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道路上逐渐形成了自我革命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气象的背后蕴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秘密。鉴于中国共产党取得非凡成就是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所以只有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角度省思，才能更深刻地把握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内涵和本质。这既是一个认识逻辑，又是一个实践逻辑。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意蕴和价值，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丰富和完善。为了在未来实现对内发展和对外建立人类共同体的双重需要，中国共产党仍须不断保持和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并将此精神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结合起来。从上述目标出发，百年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才会得到发扬，并彰显其伟力。

【关键词】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精神认识论实践论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3.007

如同一个生命体为了获得持续而又强大的生命力必须要不断进行“免疫革命”、从根本上抵御并逆转自身疾病一样，我们党之所以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社会革命与经济发展奇迹，正是其作为一个百年大党一刻也不停地坚持和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而取得政党“自我免疫革命”胜利的结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对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所积累的自我革命的“心路历程”或“精神历程”进行哲学省思，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适逢其时。正当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跨入新的百年征程之时，我们能够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角度重新审视或省察百年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遗产，这无疑具有重大历史哲学和党建哲学（政治哲学）意义。

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气象检视与回望

熟悉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人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是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其间经历过无数次自我革命的锤炼和洗礼。一个成熟的政党，不但须有自我革命的意识和精神，还须有一种百折不挠、胸怀天下的勇气和气度。这是一种崇高精神的力量，也是一种“浩然正气”的聚集。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不管碰见什么艰难险阻和复杂多变的局面，都能从容面对和应付自如。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体现着集体意识和哲学意蕴。从1921年开始，中国共产党所有的灿烂和辉煌，追根溯源，无一不显现出自我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让我们对党的事业及其自我革命精神气象充满了坚定的信念和无限的敬意。应该说，对党的自我革命的集体意识和认识是一点一点逐渐清晰起来的，特别是对其精神内涵、内容特征和价值评价的归纳及认识，更是近年来才得到全党集体认同的。2019年6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题为《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的讲话，指出：“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要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上下功夫。[1]这实际上已经为我们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党的自我革命的精神内涵提供了认识论哲学方法的正确指导。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角度看，上面提到的“四个自我”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和思想光芒[2]，对其进行哲学省察无疑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國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社会发展规律和精神气质。关于自我革命精神的实质，我们可以引述一段曾经影响过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3]早期思想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话来加以理解：“理性之所以成为精神，在于‘知道自己是全部实在性’这一自身确定性已经提升为真理，理性意识到自己就是世界，世界就是自己。”[4]在黑格尔看来，所谓精神应该是带有自身伦理实体和现实承载性及活生生真理性（启蒙性）的事物本质。中国明代哲学家王阳明也在《传习录》中说过：“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5]也就是说，黑格尔充满唯物辩证法思想的“自我意识”“精神”概念和王阳明的知行省察哲学思想，都对我们深入把握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有一定启发意义。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体现了独特的精神品格、优势和力量。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下文简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坚持自我革命”文本部分开宗明义地写道：“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6]将这一总体性表述写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表明了党中央重要的历史认识态度。自我革命及其精神之所以成为我们党的显著标志和强大支撑，是因为这是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既不是拍脑袋空想出来的，也不是臆造出来的，而是由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不断检验和证明了的客观事实。因而，它是值得我们加倍珍惜的制胜法宝和利器，其精神品格、政党比较优势和显示出的行动力量，无论怎样评论和估计都不算过分。要知道，作出合理的价值判断，也是需要哲学思维的。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7]按照这个思路来理解，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或思想只有符合客观实际，并且在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才能证明其是真理和有价值的社会革命理论。勇于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明的品格之一，是已经熔铸在党的血脉里的政治基因，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坚持自我革命的同时，一刻也不停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指导，并一次次地靠自己解决包括自身在内的实际问题，最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8]

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分析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相统一，正如人类的认识和实践、知与行的关系不能截然分开一样。诚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的经典表述一向为人所称道。这一表述的精神实质不仅与中国传统哲学（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存在某些内在联系，还与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思想（作为本土化社会思想资源）的有机融合为特色之一的自我革命、自我修养精神有着密切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的哲学分析。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出发，论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中的认识发生（辩证过程）、认识结构（主客体要素及结构）与认识价值（包括认识目的和真理）。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中的认识发生学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发生或形成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它能够获得全党的集体认同也是需要时间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任何政党能够放弃自我调整、自我纠错和拒绝自我更新。正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所指出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9]这种宝贵的自我革命精神存在于百年中共党史和中国社会土壤之中，形成于每一次大的胜利和对失误挫折的拨乱反正之中。它是由漫长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复杂性、艰难性及曲折上升性所决定的，也是由我们党领导人民奋斗的坚强意志和信念所决定的。而且，在其形成过程中，人民也参与其中。作为一种被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的行为和组织演进过程，中国共产党是选择自我革命还是自我掩饰，其结果差异很大。人民也会感受到这一点，因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当我们的党身处逆境或自身出现失误时，人民或许会暂时持观望态度，但当我们党经过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而“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10]时，人民就会第一时间选择支持和拥护，并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热情，焕发出蓬勃向上的民族精神。可以说，这是由马克思主义蕴含的人民性和革命性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引领下的自我革命是一个勇于探索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实践自我、找到自我奋斗目标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中的认识结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主张的基本认识结构充满辩证唯物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用实践结构说明认识结构，注重将辩证发展的观点引入对认识结构的研究之中，从而有助于揭示结构的演进和历史发展。[11]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认识结构中的主客体关系往往存在于历史性的发展和历史性的变革（主要体现为思维方式的变革）之中。恩格斯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2]在此基点上，列宁认为：“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13]联系到我们党所坚持的自我革命精神，它既体现在马克思主义认识结构的主客体关系、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关系中，同时更反映在“认识—实践”的辩证认识图式中。我们之所以强调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经验价值，并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认真总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建党，这不啻为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的马克思主义认识方法。[14]我们不妨将通过省察党的自我革命及精神的过程的认识方法称为“过程辩证法”[15]。因为只有注重从百年历史过程中来挖掘其认识主客体间相互作用的辩证规律，才能真正提高全党的认识水平。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中的认识价值问题。所谓认识价值论，就是要考察和评价认识的目的和真理。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我们对党的自我革命精神进行价值判断必须遵照辩证唯物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正如哲学家艾思奇所说：“我们的认识，是为着实践，为着改变世界的，我们不需要为认识而认识。”[16]在艾思奇看来，“知行合一”或理论联系实际与“实事求是”是本然统一的。“能行必须能知。知的发展到什么程度，行的效果也才能达到什么程度。”[17]因此，我们必须从实质上来理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历史事实，从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中把握其真理或核心价值。否则，我們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向，且降低了认识高度。夏甄陶认为：“所谓认识是在主体和客体实际的相互作用基础上，客观反映在主体的头脑中即被主体所认识而形成（关于客体的）观念的映像，主体则以观念的形式掌握、抓住客体。”[18]在他看来，检验认识思维的真理性既不能单纯从人的主观方面去寻找如理性，也不能单纯从人的客观方面去寻找如客观实在性，而应当是将主观与客观联系起来的实践。这样就将真理同认识论统一了起来。[19]百年大党的自我革命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精神资源，是我们党在中国国情或中国语境下吸收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每一个紧要关头都无一例外地践行自我革命的“精神旅程”。反观世界上的一些政党，即使历史上曾经先进过、辉煌过（如苏联共产党），但因为最终没有解决好自我建设和自我发展问题，结果都落入了失败境地。只有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20]党的这一自我革命历程，就像“沧浪之水”可濯“我缨我足”，永远将一个百年大党带入清新的精神境界中，使人民可见江山美好且永固的中国景象。

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分析

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观点来看，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具备实践生成性（从感性到理性）、实践复杂性（总结经验与教训）和实践检验性（分辨真理与谬误）。

首先，在实践的生成性中把握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现实意义。如果在谈论认识论意义上的“认识”概念或范畴的发生学问题时必须从理性认识着眼，那么，要探讨实践论意义上的“实践”概念或范畴的生成性问题时就应该以“实践”为基点了，尽管“实践—认识”和“认识—实践”各自的二元模式都是要素间彼此互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生成论有别于以既成论思维方式分析事物，强调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引入实践解释中，同时也注重与历史解释方法相结合。韩庆祥认为，任何事物和对象都是在实践的、辩证的、历史的展开过程中生成自身的，可称之为“过程生成”[21]。党的主要领导人在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都无一例外地、创造性地阐明和强调了实践之于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作用，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上的三个重大历史决议文献中都不难发现这一点。百年大党所走过的自我革命道路，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源意义，而且还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有远大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党必定是勇于自我革命、不断克服困难前行的。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我们发现，建党的历史与自我革命的精神发展史几乎是同构的，抑或是相伴而行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努力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通过数不清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活动，实现了从每一个共产党人个体到全体共产党人整体的自我免疫革命，最终为中华民族创建了千秋伟业。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人民性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个体）认同和组织（集体）认同。

其次，在实践的复杂性中把握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时代脉搏。实践作为一种具有复杂性、具体性和不确定性的人类活动方式，既蕴含着社会的杂多性和丰富性，又蕴含着现实性和时代性。中国共产党从创建时的几十人到如今九千多万人的大党，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并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绝非偶然事件;可以说是在极其复杂和艰难困苦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不怕千难万险，冲杀出来一条血路。因而，要继续保持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和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就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如此才能走出实践中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带来的种种障碍。从百年党史看自我革命，不难得出“打铁还须自身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生特质和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反思性结论。[22]例如，从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延安整风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整风整党运动、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开启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等百年党史中发生的最具历史意义的自我革命实践来看，其中包含了太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对此，邓小平同志在反思文革时特别指出：“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23]“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24]，马克思不无沉痛地如是说。同样，我们党在自我革命精神的学习和反思过程中，也从“以苏为师”“以苏为鉴”走向了“以苏为训”。这无疑也是一次领悟历史的思想进步。

再次，在实践的检验性上把握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真理本质。曾几何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已经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先声，也永载于百年党史和共和国光辉史册。其间，在自我革命精神的感召下，不仅提升了百年大党的组织和思想水平，还增强了全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自觉，提高对真理的认识能力。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在《〈实践论〉〈矛盾论〉解说》一书中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与实践论、认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指出：“真理是一个发展过程，人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由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真理的道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的实践的结合，所以它是具体的真理，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统一。”[25]上述经典解释廓清了人们对实践与真理、真理与谬误关系的诸多模糊认识，为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作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充分肯定。时至今日，仍为我们正确认识党的自我革命精神的“实践—真理”观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指导。

未来中国共产党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的新方向

笔者在前文中系统地分析了百年大党坚持自我革命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并以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观点反思、省察和评价了这一精神财富的积累及承继过程。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智慧和社会革命实践的先进政党建设道路，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长久发展积蓄了内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中折射出其自我革命的心路历程和精神演进轨迹。不论是对党的成功经验的总结，还是对失误教训的汲取，都显现出中国共产党光辉的自我革命精神。在论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新方向之前，有必要重申一下其哲学理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问题。质言之，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知行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先达认为，“中国传统哲学追求至善，强调诚意正心，西方哲学尚思辨、爱智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强调实践，以认识和改造世界为目的。”[26]当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是领会自我革命精神更重要的科学指导思想。就其二者关系而言，一方面，党的自我革命精神能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又能为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提供新的思想理论根据。放眼未来，中国共产党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的新方向或新视界包括三个方面，即新时代、新征程和新变局。

首先，在新时代中发扬马克思主义的自我革命精神。“新时代”是一个时代维度和历史维度的概念，同时也兼有意识形态的意涵，具体是指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进程的相对性时间范式。近年来，“新时代”一词在我国主要是指，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继续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相对应的时代特质和时代精神的时间命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新时代，即第二个百年奋斗历程有两个阶段性的战略推进目标：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及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水平等诸多方面都将上升至新的高度。然而，鉴于我国目前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存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自我革命精神，并借助其力量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仍须在提升自我革命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认同的基础上再创辉煌。

其次，在新征程中发扬马克思主义的自我革命精神。在与新时代相联系的“新征程”概念中，包含着实践性、行动性、过程性和道路性等意涵。犹如在中共党史上走过百年筚路蓝缕和万里长征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宏伟目标仍须不断清除落后性（不先进性）、污浊性（非纯洁性）和病毒性因素而跨入新道路一样，将自我革命和理想行动进行到底，在新征程上不负时代和人民重托，展现出自己的新气象和新作为，这应该是一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理论创新点，它将引领中华民族复兴的新征程。[27]

再次，在新变局中发扬马克思主义的自我革命精神。一个百年大党在坚持和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时，不仅要面对党内和国内的问题和矛盾，还将承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造成的复杂而又不确定的社会风险。大变局中既有机遇，又不乏挑战。既要描绘好中国的世界图景，也要掌握好经济社会的发展引擎。[28]疫情后的大国关系，国际供应链断裂，全球化下的制裁与反制，种种问题，都需要认真对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29]。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在《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一书中，提出了应对危机的步骤或影响因素，即“直面危机、愿意承担责任、明确问题的边界、寻求帮助、借鉴榜样、自我力量/国家认同、诚实自我评估、应对危机的过往经验、耐心、自身灵活性、核心价值观和个人约束条件/国家地缘约束”[30]。这其中如自身灵活性、个人约束与国家约束及应对危机的過往经验等因素，都包含了自我革命或自我调整的理性精神。可见，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续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依然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有力武器。不过，“养心莫诚于诚”（王阳明《传习录》引荀子语）[31]。这说明：归根结底，最诚挚的态度和方法才是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的最佳选择。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一直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自我革命精神。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自我革命的结果都使人民群众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使中国共产党人吐故纳新，在促进新陈代谢的同时焕发无限的青春活力，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和发展奇迹。在未来的新征程上，我们党仍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大变局和复杂情况，都要矢志不渝地坚持和发扬这一锤炼自我的革命精神。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新成长阶段生活方式的社会结构功能研究”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课程思政类项目“中国社会生活史”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7ASH0087、21YGS042）

注释

[1]习近平：《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求是》，2019年第8期。

[2]罗宗毅：《从“四个自我”的高度自觉推进自我革命》，《人民政协报》，2019年8月20日，第2版。

[3]马克思：《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的一般批判》，贺麟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0页。

[4]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黑格尔著作集》第3卷，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9～271页。

[5]王阳明：《传习录》，叶圣陶点校，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第37页。

[6][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0页。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93～304页。

[8][10]《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78～479页。

[11]陈晏清、王南湜、李淑梅：《现代唯物主义导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9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