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广西南宁、安徽亳州等地100多名官员公布了手机号码，其中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党政一把手的手机号码。山东青岛莱西市委书记周科说：“我的微信不设好友验证，大家可以随时加好友，我也愿意坐下来跟大家交流。”

“我的微信不设好友验证，大家可以随时加好友。如果需要面谈，只要时间允许，哪怕只有5分钟，我也愿意坐下来跟大家交流。”今年2月11日，在山东青岛莱西市举行2022年企业家座谈会上，市委书记周科这样表态。

连日来，广西南宁、安徽亳州等地100多名官员公布了手机号码，其中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党政一把手的手机号码。

百余官员公布手机号码

今年2月7日，南宁在《南宁日报》头版公布了46名官员的联系方式，涉及市委书记、市长、市纪委书记以及下辖区、县市党政主要领导和纪委书记。企业可通过电话反映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公布手机号码同样是亳州、莱西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亳州市委秘书长万瑞年介绍，春节后上班第一天，省里开了“改进工作作风为民办实事为企优环境”大会，公布手机号码也是落实省委的决策部署。据悉，此次公布了亳州市委、市政府两套领导班子成员，市委部门主要负责人，市政府主要部门负责人，下辖县区党政主要领导以及亳芜现代产业园区主要负责人等81名官员的手机号码。

万瑞年表示，公布手机号码只是第一步，亳州目前建立了一个流程机制，有群众反映问题，领导会转到相关部门办理，相关部门会给群众和领导反馈办理情况。

在莱西市企业家座谈会上，周科明确表示，有哪些部门给企业设置障碍，可以直接告诉他们，市委市政府会及时处理。

公布手机号码成常态

官员公布手机号码并不是新鲜事，甚至已成常态。

比如，2012年，四川眉山公布时任市委书记等34名领导的手机号码。2017年11月，湖北恩施州利川市公布该市党政负责人、乡（镇）、街道办事处党政主职、市直相关单位70名负责人的手机号码。

2019年11月，在深圳企业家座谈会上，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现场公布了手机号码、微信号。同年11月，时任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蓝绍敏与企业家们建立微信群直接交流;时任山東淄博市委书记江敦涛主动向企业家们公布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并与他们互加微信。

就信息反馈渠道来说，目前各地开设有市长热线、市长信箱等，为何还要公布官员手机号码呢？这会不会打乱原本的工作节奏？

《南宁日报》报道称，公布手机号码可以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发挥市县两级党政领导高位推动、高位协调作用，及时解决企业发展、项目落地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还能防止和纠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现象。

以亳州为例，万瑞年表示，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有着12345热线等渠道不可替代的功能。这有利于领导干部直接听取群众心声、诉求，了解基层干部的工作状况和作风情况。

亳州市商务局局长张培阳介绍，公布手机号码后，10天内，他大约接到了40多个电话，多数是反映县区商务部门历史遗留问题、咨询业务办理程序或政策。对反映问题的，他已及时转办并跟踪督办;对了解政策的或业务办理的，他已组织相关科室进行介绍，符合政策的就办理，不符合的就解释清楚。

避免“高调开端、烂尾收场”

对于多地官员公布手机号码的做法，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值得肯定，这对官员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领导干部能及时回应群众关切、企业诉求，这对优化营商环境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北京科技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杨志云认为，首先，此举可以切实减少信息不对称，“吃拿卡要”等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监督，从而优化营商环境;其次，此举彰显了改革的决心，对基层有示范作用。

不过，在南宁、亳州等地公布官员手机号码后，就有人对此政策提出质疑，担心此类举动“高调开端、烂尾收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孙玉栋指出，公布手机号码后，后续能否形成有效的闭环反馈机制是关键。

在杨志云看来，政府官员其实是非常忙碌的，注意力也十分有限，如果都忙于应付接电话，那么决策水平、管理水平就可能下降。他认为，公布手机号码是以领导的权威去推动基层人员工作，属于压力传导，更重要的是如何调动基层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竹立家表示，对于社会治理来说，基层才是重中之重。基层人员是服务企业的主体，只有调动基层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才能真正优化营商环境。

（《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