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洁凡

“打卡学习”是近年来出现的文化现象，其多表现为“任务设定+线下执行+线上记录”的形式，在青年中尤为流行。从一条“打卡”生产的过程来看，用户、内容、平台、终端是其必备要素，它与学习状态紧密相依，但超于常规的课堂教育之外。在社区空间中，每位学习者显示着良好的时间管理与自我监控能力，并且可能有对他人的教育影响衍生其中，这关系到学习者们如何精心构建、划分和传播个人的高质量时间，如何创造出“目标时刻”并将其价值化。从打卡痕迹来看，学习者自白的私人性和注重美观的公开性兼存，也即既有自我传播式的“打开心扉”，也有群体传播式的“展示属性”，这就涉及用户对自我披露边界的控制，以及梅洛维茨提出的在混合情境下的角色融合。

可以发现的是，不管是宏观的时间建构抑或微观的信息公开，自我披露是一条共同的必经路径，学习者一方面宣示着时间自治的能力，一方面呈现着细致的个人安排，此不仅仅是交流的结果，更是一种互动的产物和过程，以及动态调节互动的方式［1］。也因此，这一披露空间中呈现出多元、异质的话语实践，不同主体在同一情境中表露的深度、目的、媒介各有区别。那么，在这种学习社区中，用户怎样进行着自我披露，披露空间的建构逻辑如何，披露又是否能真正带来学习效果的提升，抑或只是拉动公域流量的表演等，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从这一思路出发，本文试图探究新媒体时代学习者在线自白文本的基本轮廓，以微博社交平台为例，选取超话 #studyaccount#中的用户发帖为研究样本，分析包括文字、图片在内的文本内容所呈现的自我表露深度与特点，探讨学习社区内的话语实践与披露空间。

一、文献回顾

1.私人领地进入公共平台：自我披露的三个转向

自我披露（self-disclosure）是一种向他人展示个人信息的行为，从定义上说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前者指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讲述自己的任何事情或以“我”开头的任何陈述［2］，后者则指限于暴露了个人的、私人信息的内容［3］。皮尔斯和夏普将其解释为是一种经验分享的邀请和人际交互的传播，此与本文讨论的社区内互动的语境不谋而合［4］。从1958年朱拉德（Jourard）正式提出自我披露概念至今，此类研究共经历了三个转向。首先是个体交流空间的转向，早前研究关注面对面交流中个体间的自我披露程度及对此的态度和做法，诸如婚姻配偶、以治疗师为代表的社会工作者等，近来研究将目光转向互联网空间中的披露动因、程度与效果，如讨论组关系、虚拟世界中的友谊、在线约会等，自我披露与隐私的关注也受到关注。

其次是交流主动性的转向，现有研究表明，社交媒体已成为自我披露的活跃场所［5］，在此情境中，用户渐从被动披露走向主动披露，此前研究者指出的—自我披露带有一定目的性，常通过描述人、他或她的经历及感受来进行传达［6］，随后让别人知道自己—在此场域中更为典型。再者是交流主体及披露程度的转向，可以说，随着计算机中介传播（CMC）逐渐成为研究主要视野，自我披露实践不仅是介于私人与私人之间，而已打通公共和私人界限，且相比现实关系，用户会在互联网关系中披露更多信息［7］，年轻一代在其中尤为突出。比如Tufekci研究了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在Facebook中的自我披露程度，发现超过94.9%的用户报告使用了他们的真名［8］。事实上，博客时代的研究就已在暗示为什么人们喜欢进行自我披露，Trammell等人研究了358个波兰语博客发现，波兰博客作者将这种媒介作为一种自我展示和自我表达的形式，这是个人在网络中建构自我的努力，尤其是作为一种手段，来加强自己在线下的个性和形象［9］；也有研究者发现，博主的自我表露显著且直接影响着其对社会融合的感知、社会资本的纽带及桥梁，进而促进博主的主观幸福感［10］。

目前来看，上述三个转向引导了研究的总体视野，尽管已有研究尝试探索某类人群在微观生活中的自我披露实践及对自我披露的态度，所关注的实践领域仍然有限，对中国本土的传播现象研究则更少，在这一方面，本研究希望为此做部分补充。

2.社交媒体的浸入：自发性“打卡”与移动学习场域

“打卡”原指上下班时刷卡记录考勤，现成为个人完成某一特定目标或是到达某一地点、场所或网站进行记录的代称。就互联网时代的“打卡”意涵来看，其包括基于业缘的强制打卡与基于趣缘和自我意愿的自愿打卡［11］，从身体在场的城市景观打卡，到分享身体活动数据的量化运动，再到移动学习领域的自追踪现象。“打卡”展示了新媒介传播中的流动身体，并且借用身体对时间的感知和媒介对时间的记录达成自我效能，塑造身份差异［12］。于是如同班杜拉指出的，“看到或想象与自己相似的人表现优异通常会提高观察者的效能感，使他们相信自己也有能力掌握类似的活动”［13］，这种效应将实现自我效能（selfefficacy）作为一种期望信念，可用来引导参与者的行为，此在自发学习者身上表现尤为明显，与之适配的，是以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移动学习场域。

具体来说，在以强关系链接为主的微信场域中，围绕课程学习建立虚拟社群，社群管理员不定时以留言截图、学习视频等形式开展的分享、引导和动员等形成了用户有关学习的“数据化生活”，但在增强自我效能感，形成相对正向自我预期的同时，也因机械化的形式及社交属性设计带来学习用户对自我和现实的认知偏差，削弱学习动力［14］。而在以弱关系链接为主的微博场域中，学习成为用户丰富的生活素材，并可借以文字、照片、视频等形式分享出来，以“study account”（学习记录）和“study with me”（和我一起学习）为代表的学习打卡社区展示着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所见之处，学习笔记、教辅推荐、文具推荐等都包罗在内，除了单向发布学习日记，也包括诸多交流讨论的内容［15］，此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青少年的网络媒介素养，在学习社区中形成一种互助互惠、共同成长的良性循环［16］，但学习者首先也需要确立好明确的学习目标，有一个较好的学习动机［17］。

总体来看，观察“打卡学习”已经成为研究移动学习场域的一个典型切口，多数对学习者的研究均由此展开，但在延伸这一方向的同时，也导致“一边倒式”关注微信“打卡学习”局部的倾向—如朋友圈打卡、小程序打卡、微信群打卡等，却未考虑到对弱关系平台微博的考察；在研究路径上，现有成果多从打卡文化现象入手，或研究打卡特征及类型，研究其行为动机，或将“打卡学习”作为一种新媒体自主学习模式，考察其对用户学习行为的影响，研究虽关注到这种青年文化现象，但大多仅停留于对打卡现象本身的勾勒和反思，未能关注到背后用户进行自我表露本始的话语形成过程与心理体验。多数围绕打卡学习的分析系以平台为定量，以效果为变量，近者阐释学习打卡现象之本质，远者拓展至对知识付费行业的关注，在其中，用户成了泛化的群体，研究既没有显示出不同社交平台上打卡学习的共性和特性，也缺少了对打卡学习话语空间的关注。

事实上，随着社交媒体对年轻学习者的浸入，微博作为移动学习场域正在发挥越加鲜明的作用。孙文峥的研究进一步看到了社交媒体下自发学习行为的传播性，发现这种任务导向型打卡是参与主体在与商业逻辑、新媒体文化以及多元他者的融汇、整合、交织中所经历的具有时间跨度的媒介仪式［18］，但这一研究也仍然停留于在线英语课程的打卡机制，用户在此情境中是被动的，本文希望展现社交媒体中偏向主动的用户，探索他们的自我披露特征，这对当下媒介社会的青年受众研究亦有参考价值。从这一思考出发，本文的研究问题如下:在线上学习社区中，用户呈现了怎样的披露行为及内容？在移动学习场域内，此类披露行为如何建构了用户对学习的认知？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

考虑到学习人群的多样性与学习内容的公开性，研究选取微博“好好学习超话”社区排行榜第一名话题 #studyaccount# 中的发帖内容为研究对象（截至2021年8月20日，该超话阅读量为108.5亿，发帖量为119.4万，关注者有157.8万人）。研究需观察该话题里不同类型主题下用户的披露行为及披露广度、深度，了解学习者在匿名社交与效能监控下的自我管理状态。

2.研究方法

研究采取计算机文本分析与深度访谈方法，首先通过爬虫技术获取微博#studyaccount#超话在2020年的全年发帖情况（2020年1月1日—12月31日），清洗后得到246301条博文数据，并对应爬取发文用户的个人信息，作为分析样本。其次，使用“文心”（TextMind）中文心理分析系统获得用户的发言文本特点，这一软件系针对中国大陆地区简体环境下的语言特点开发，其词库分类体系可与文本分析工具LIWC兼容一致。与此同时，研究选取了16人进行深度访谈，为保证访谈对象对在线学习社区的熟悉程度，受访者以随机抽样在微博、微信、豆瓣平台有学习记录的用户中联络抽取，访谈对象年龄在16～32岁之间，其中9名受访者为在校学生，所在年级由初二至博一不等，另包括高校教师、记者、公务员、银行职员、事业单位科员、算法工程师、自由职业者各一名，均有接触过学习打卡并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学习内容。

三、研究发现

1.学习社区内用户的披露行为及内容

（1）“碎碎念”与“纯干货”：以“学”为业的自我披露

微博拥有开放、匿名和流动的话题场域，这为学习者的聚集提供了情境支撑，也制造了所谓的“社会真空”（social vacuum），回避了面对面交流时的目光接触、语音语调等因素，使得用户一定程度上可以舍去线下的角色负担，在线上承担全新的“学习者”身份。从话题内的主要功能分区来看，用户的发帖内容可划分为备考日记、学习日常、寻找队友、问题交流、经验方法、测评分享、资料合集、读书笔记8类。其中，前四类多为碎片化内容，文本长度较短小，以文字为主，图片、视频为辅，与时间点和所学专业衔接紧密，视觉美观度有限；后四类为系统性内容，文本长度不限，以图片为主，文字、链接为辅，注重排版，有较高的视觉美观度，涉及具体知识或主题事件较多。这两种内容在学习者的自我披露中形成了明显分野，前者的分享虽以“碎碎念”为主，但也会配以表现学习过程的图片或经过剪辑的视频作为“证明”，以显示自身实际的学习执行力；后者则能够直接体现出个人较好的学习内容管理能力，部分用户还会对学习资料进行整理，以“文字索引+网络链接”形式为自白文本赋予“数据库”属性，此类内容通常也会获得较高的“转评赞”数量。但二者有一共同点是，学习者都在有意调节自我学习行为的披露方式，并注意对个体时间与社会时间的互动，也即如何利用个人的时间成果（学习披露内容）来制造虚拟社区中的社交时间（发布学习微博并与其他用户互动）。

学习者群体以初中生至研究生等在校生人群为主体，碎片化内容的披露形式较为多样，文字、图片、视频组成不定，披露动机偏随意；系统化内容的披露多以“九宫格”为主，图片元素或美观或充实，微博文字部分多为对图片叙述内容的介绍，注重可读性与互动性，披露更具有目的性。如朱拉德所说，自我披露可被视为两人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19］，通过这种方式，学习者不仅完成着自我管理，也增进了在线互动和社会资本。

（2）范围及亲密度：学习者披露的广度与深度

在自我披露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从广度或深度，或二者的结合特征来测量自我披露的程度［20］，广度指向所讨论话题的范围，深度则指向所讨论话题的亲密程度。为了更好发现学习者的这一特征，研究使用“文心”分析软件对一年来该超话社区中的用户发言进行了梳理统计。

对于学习者自我披露的广度测量，“词数”（word count）在先前的研究中被看成是一个参考指标［21］，文章对24万余条微博进行分析后发现，平均每条微博包含51词，最长微博有1581词，最短微博则仅有图片没有配文。从数据统计直方图看，超半数（58%）微博内容少于40词，超过140词的微博仅占约7%，超过300词的微博占比1%不到。由于包含较多字数的系统化图片内容未能被统计在内，故上述数据能说明的是，在碎片化学习内容中，学习者的自我披露以短文本形式为主，内容维持在微博要求的字数体例之内，披露广度有限。

而对于偏好生产系统化学习内容的用户来说，自我披露的广度取决于文图共同传递的信息长度，由于图片文本量过大且图片文字统计需由人工操作实现，研究在采集样本中随机抽取“经验方法”“测评分享”“资料合集”“读书笔记”类内容各10例，分别统计其文字及图片文本词数，得到平均文本长度分别为4284词、2250词、723词、325词，可见这类文本有相对碎片化内容较高的披露广度，其中，经验方法类内容披露广度最高。

在披露深度上，社会渗透理论梳理了自我披露的三个层次，分别是核心层次（如信仰、恐惧）、中间层次（如观点、态度）及外围层次（如姓名、年龄）［22］，在所采集内容中以100条为间距进行等距抽样，得到2463条样本，清洗数据保证8个类别对应文本数量一致，其后进行人工分类及编码。从用户分享内容看，碎片化日常倾向于展现中间层次（46%）与核心层次（37%），系统化内容则侧重展现外围层次（29%）与中间层次（55%），这显示出学习者在发言中更倾向展现中间层次信息，表达自我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倾向披露“长篇大论”系统化内容用户会注重提及个人生平信息，诸如学校、专业、年级、地区等在篇头常有较具体的披露，“随便写写”的碎片化文本在自我披露上反而有更高的深度

2.“时间管理者”：学习者自我披露的时间特征

在线学习社区中，学习者的自白反映着个人心态与对学习的认知。基于“文心”的文本词频统计功能，研究首先对所抽取24万余条微博进行词频分析，对诸如标准语言范畴（如冠词、介词）、心理过程（如情绪、认知）、相对性（如时间、空间）、具体内容领域（如学校、工作）等类别文本进行定位，发现除与披露内容相关的“工作”类语汇之外，“时间信息”在词类成分统计中占比最高（6.4%），成为学习者进行自我披露的典型话语。有研究者在考察当前人们使用软件组织和规划时间的行为时曾发现，时间成为自我建构的一种途径，人们希望借此进入一种技术化的时间语言和时间秩序，将生活回归序列化的现代性时间框架之中［23］。同样，在微博学习社区中，用户进行时间管理的意图也十分明显，这成为了解学习者自我披露特征的下一个切口，即时间特征在自我披露中的展现。

作为日常记录或阶段性的经验总结，学习文本在披露中具有与时间绑定的明显特征。索罗金提到，“人类生活实际上是各种活动出于动机和目标对时间的不断竞争”［24］，学习就是这种对时间进行分割、竞争与支配的典型事件。按照索罗金的概念框架，时间由“社交时间”与“数学时间”共同组成，前者以表达社会现象的变化或行动为参考点，就像经常在日常活动中提到“音乐会后见”等与社会框架而非天文框架联系的时间点，后者则指向天文或历法意义上的时间，比如在一个社会动态系统中，年、月、日、周都有着唯一的时间度量［25］。在学习者的自白中，时间特征也可按照这一逻辑进行区分。

从数学时间来看，学习者的网络披露在“年”与“日”的时间区间下呈现出了不同的聚集和变化趋势，这一趋势同学习者的在校时间线及涉及学习事件的重大时间点有所关联。研究统计了“studyaccount”学习社区中的全年发帖情况发现，2020年下半年的用户学习披露内容总体多于上半年，平均每月有21587条发帖，并在与暑假重合的7月达到峰值（见图1），这一阶段对于多为在校生的用户来说，有较丰富的自由时间可供支配，用户在分享个人学习内容上更为积极。其次，随着春秋季新学期到来，2—3月、8—9月披露量均有明显攀升，可以推测用户在“崭新”的学习阶段开始时，也具有较好的执行力与学习规划，校园环境与生活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习者的披露动机，但这类影响持续时间并不长—在开学第一个月过后，披露在学年的上下学期中出现了相反趋势，作为开启新学年的第一学期，用户的分享频率稳中有升，第二学期则渐趋下降，于6月暑假达至最低点。考虑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或与作为学习打卡主力者的备考人群有关—6月值中高考时间，12月值考研时间，在考试结束后，用户学习自白的动机减少，自白文本的数量也随之下降。

图1 学习者发帖情况年分布

统计数据也显示了发帖情况的日分布情况，研究在每季度各随机选择一天查看当日用户发帖的时间标记，得到图2。从图中可见，白天时间发帖数量较少，在时段的分布上较均匀，无明显起伏。进入夜晚（18时以后）发帖量开始明显增加，夜间尤其是21时之后是学习者进行披露的高频时段，23—24时的发帖人数达到最多，也即学习者倾向于选择在一天结束之时记录当日学习内容，这可理解为，一方面夜间保留了更多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以“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占有”［26］；另一方面这一时间点也提供了“复盘”“总结”的机会，可借此整理一天中的学习内容—这在多数学习者的自白文本中也有体现，看似碎片化的发帖可能建立于完整的时间轴基础上。

图2 学习者发帖情况日分布

从社会时间来看，学习者的自白包含了一种以时间为导向的集体概念，其暗示着学习社区中的个体被组织起来根据自己的行为设定时间，并拥有群体默认的社会活动节奏。研究对246301条发文内容进行分词处理与词频统计后发现，在前十名高频词汇中，涉及社交时间的关键词占据近一半，“打卡”（词频:54673次）、“明天”（42345次）、“时间”（29784次）、“今日”（20999次）等词语或直接或间接表现出对社交时间概念的强调。由工作考勤记录衍生出的“打卡”话语尤其典型，发文者通过编辑微博为时间打上锚点，以模拟机械的方式为时间增加了一层“物质”色彩，在确认数字痕迹的同时也书写了一种传播仪式。这种话语相当普遍，但又富有个性化，以至于在社区中能够以任意时间标记“打卡”而不会带来冲突感。另有对时间的重新排序方式制造了学习者的紧张感，如“倒计时”（13261次）一词把时间从一个正序的时间序列中分离出来，而采用倒序的方式进行重新叙述，在这个过程中，时间的连续流动被表现为更紧张的片段来得以显现［27］；“计划”（11579次）一词则是正序计时的延长和替补，其带来时间视角的逆转，即一种“去未来化”（de-futurized）的语境，有学者称这种语境“剥夺了未来的开放性与不确定性”，使得“所有先前的时间段都可以被伪造为过去，只是为使计划好的未来成为可能”［28］。

3.移动学习场域的用户认知建构与再审视

（1）“当学习成为乐趣”：自我效能的激励

准确识别学习者的认知状态是帮助其理解学习过程效率和乐趣的关键指标［29］，上文提到的时间特征也反映了学习者对电子屏幕的“寄生”实际建立于实现自我监控的内在需求之上—他们通过连续地公开自身学习进度、安排与规划，为学习活动导向既定目标赋予时间限制与分区，并以可能被陌生用户进行连接的方式间接执行印象管理，增强学习动机，进而提高自我效能感。

在访谈中，半数以上受访者表达了线上学习社区中的披露活动可以加强自我效能的想法，这种自我效能感信念为学生提供了一种能动性，通过使用自我调节过程（如目标设定、自我监控、自我评估和策略使用）来激励他们的学习。有受访者直接表示，“每天坚持发条打卡，偶尔还有人来评论点赞，大家互相打气，学习好像成为一种乐趣，没那么累了”（受访者16，冉冉，22岁）。同样也是“studyaccount”话题关注者的婷婷从2017年开始在微博分享学习日常，她提到这种披露方式可以“强化自律”:

“对于看我微博的网友来说，大家会认为你就是每天早上六七点起来学英语打卡，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鼓励。对我个人来说，打卡能更加让我自律，它会强迫我有一种想法，就是要每天保持这样的状态。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媒介公开出来，你完成或是没有完成都有可能，但是通过社交媒体的话，它就也成为一种监督了。另外，因为你知道会有别人看到这些，又伴随有激励的作用在，这是一个用户间的双向过程。但是，‘强化自律’的前提是你自己本身就已经养成了这样一种学习习惯，而媒介只是把这种习惯进行一种扩散。”（受访者9，婷婷，26岁）

班达尔和亚当斯的研究解释了这种观点，他们指出自我效能感和认知模拟相互影响，高度的效能感促进了有效行动的认知建构，而有效行动过程的认知重复强化了自我效能感［30］。另一方面，群体内其他用户的学习内容同样会激励学习者个人“主我”和“客我”的交流，有受访者提到从他人文本中获得的效能感:“在社区里分享一方面能督促自己每天学习，可以让你有更好的自控能力，另外看到大家一起学习自己也比较有动力，看他们分享的时候就会觉得大家学了好多，然后我也应该学这么多，就会去学习或者运动之类的。”（受访者5，小沙，22岁）这种想象的映射也是另外两位受访者想要加入学习社区的初衷（受访者2，Bia，16岁；受访者10，芝士，21岁），其表现出的是，因 “看到或想象与自己相似的人表现优异通常会提高观察者的效能感，使他们相信自己也有能力掌握类似的活动”［31］，此类认知一方面出于弱关系网络成员交流的桥接作用，可以减少用户孤独感；一方面出于个人进行“向上社会比较”的认知驱动，能够激励用户日常表现。

激励来自关系成长带来的自我效能激励，其表层源于学习行为的持续与学习信息的交换，深层则源于维持原有人际关系的需要，不同于“微名人”吸引粉丝的弱关系特征，这种学习行为通常植根于强关系现实，以带动或跟随朋友参与的形式增强自我效能。如有受访者提到“大家现在都太忙了，我很担心毕业后我们的联系变得很少，所以一起学习打卡是我和朋友之间社交互动的一个纽带，自律这些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是它让我们能够保持联系”（受访者1，西西，24岁）。自我激励、他者激励及关系激励这三类方式证实了“自我效能感在激发持久性和学业成就方面所起的中介作用”［32］，在这些自我效能调节的过程中，来自时间线的记录会与屏幕中的个人空间结合，塑造为学习者有秩序的私人回忆，如同有受访者说到“想有个纪念，以后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奋斗史”“专门开了一个小号，里面只有学习内容”等，这些披露或是停留于个人主页形成学习“日记簿”，或是匹配用户屏蔽社交噪声的独立自白场景，辅助自我效能的提高。

（2）“当学习成为表演”：“中区”内的有限披露

从学习者的披露内容类型及语言特点可以看出，进行自发学习分享的用户总体上呈现了积极的工作叙事和较鲜明的时间管理特征，这也建立在学习社区连结用户私人领地与社交媒体公共平台的性质基础上。作为移动学习场域的代表，学习社区建立了一个意见交流广场，社区内24小时不断迭代更新的学习数据与文本营造了属于学习者小群体的媒介环境，密集信息流的组接方式更将用户固定在这种环境制造出的紧张感当中，塑造出无设备在场的监控空间。

在此过程中，学习社区逐渐被赋予梅洛维茨所提的“中区”性质，处于中区的学习者维持着公私边界间的安全距离，同时也表现出自我呈现和社会交往的需要。以靖鸣和周燕的观点来看，这种行为蕴含着浓厚的“表演”成分，其核心是自我的理想化呈现［33］。有受访者表现了类似的态:“这是一种表演，我想每个人在公开分享的过程中本质上都渴望别人看见自己，你会不自觉地想一些修饰，要去想怎么去把这个表达得更加引人注目，我在线上就会特别注意一些文字表达、排版，会考虑这条帖子最终的传播效果。”（受访者13，辉辉，25岁）但此也导致学习分享行为背后的信任危机。

一方面是对社区意见领袖资质的信任危机，其中可能潜藏商业牟利的通道。不同于心理治疗或在线约会需要的常规人口统计学数据，学习社区因“学”而不可避免与学校及教育行业有所绑定，不少在校学生用户会在微博中登记自己的学校、学院乃至专业信息，其中部分顶尖院校的学生将成为自带光环人设的“学霸”，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为知识“背书”的权利，“我非常羡慕这些人，因为他们有这种资本去做经验分享”（受访者13，辉辉，25岁）。然而，自我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并无法保证，有学者承认了这一问题，表示精明的影响者可以沿着信息裂口迎合追随者的搜索，并生产专门的内容作为诱饵，为自己赢利。用户正是依赖这种“真实”自我的话语，即“一个透明的、没有技巧的、对他人开放的自我”完成披露，脱去光环，获取信任［34］。“我喜欢看那些学霸小姐姐的日常，想看看人家是怎么学习的，但有时也担心跟错队伍，上次发现一个关注很久的博主，介绍里写的是港大，结果居然是教育机构的，过来卖资料。”（受访者16，冉冉，22岁）

另一方面是对披露内容原创性的信任危机。由于虚拟空间的匿名性，用户的线上与线下角色并不打通，这使得学习内容的生产可以被“定制”“改写”，精致美观的系统化内容成为社区里的用户“向上”流动—成为“博主大V”的文本模版，内容的质量却无法保证。有受访者对此表示担忧，“有些看着不错的内容，点开看完并没有什么信息增量，感觉是浪费时间”（受访者14，小力，32岁），也有受访者表示了未来会往“博主”方向发展的想法，“如果能在超话里有一些小成就，以后可能也会往教育博主的方向运营，像做自媒体一样”（受访者12，如光，19岁）。事实上，当移动学习社区不断走向扩大时，身处其中的用户相当于进入一个虚拟的社会领域，马克思所言之“社会再生产”可以为其中纯粹学习内容与以流量获益为目的内容的碰撞做出合理解释，但此带来的是内容的“良莠不齐”，学习者被置于弹性较大的中区环境里，其可以经过训练成为一个优秀的学习者乃至于意见领袖，所披露内容的原创性却难以保证。

但是，“表演”未必不好，这种“理想化的在线展示可以作为一种工具，激励个人缩小实际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间的差异”［35］。访谈者也指出表演需要具备事实前提，“我不否认这种分享是一种表演，但是你也确实也要去认真读、认真写才能发得出来，不然你再怎么表演也表演不出来”（受访者11，盐盐，20岁），从此角度来说，不能否认学习社区中的表演性对增进自我效能有所影响。

四、讨论与反思

1.披露背后的“黑箱”

（1）隐匿的权力生产：审美与窥阴需求下的默契劳动

“默契劳动”是学者阿比丁对用户自我生产和策划的定义，这是一种被低估和隐匿的集体工作实践，“其受到了彻底的排练以至于它看起来是毫不费力的和潜意识的”［36］。在社交媒体中，持续和工整的学习打卡笔记或经验分享内容会获得较多用户参与，这种底色在有影响力的学习分享者身上尤其明显，他们会定期更新分享内容，并采用朋友口吻与其他用户展开互动，诸如“给你们安利”“一起加油呀”等，其中一部分用户已成为认证博主，并逐渐拓展展示内容，如“学习干货”“在线答疑”等，自我披露逐渐成为流量管理的方式。

在审美和窥阴双重需求的驱动下，一众打卡者的默契劳动逐渐显露，精致的文具、漂亮的字迹、舒适的学习环境构成九宫格图片的主要内容。在对学习内容的围观下，用户的满足感逐渐转化为对私人日记式记录的数字痕迹崇拜甚至病毒性模仿，而学习者也获得了更多生产动力，更加留意自己在数字空间中的影响力。此时，关于打卡学习的默契劳动已经上升成为个人品牌打造的默契劳动，分享者逐渐有意识建构起小圈层中的个人权力，成为意见领袖，打卡学习亦逐渐由自我传播转变为大众传播。

（2）被困的仪式链：身份获得的不良路径依赖

“分享”本身即是仪式，放置于社交媒体中，这种行为可以成为学习者群体关系联结的纽带，群体内成员共享一套话语体系和情感体验，类似于“study account”“study with me”成为这一圈层中的个性化“行话”，“手账文化”也流行其中。因“学习”是具有大众化的行为，这种类型的打卡门槛及排他性低，且具有学生立场的亲近感，能够较快得到关注，当用户集聚起来，共同的关注点带来集体兴奋，关于分享互动、打卡互动的仪式链也逐渐形成。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的观点，人们可以在互动中实现情感能量的最大化，也正是如此正向的吸引，学习打卡圈逐渐壮大。

但是，这种互动也存在一种异化趋势，即因希望得到群体关注、突出群体身份，转而为了获得互动而模仿、放大互动。更具体地说，日常学习分享不是为了促进自身学习，而是以此为中介，收获更多关注，获得身份属性，满足自身欲望。仪式链成为部分用户收割流量、进行自我营销的资本链，其以群体认同为外衣，展示着不健康的形式主义和权力分层，实际塑造着身份获得的不良路径依赖。斯坦福大学教授Paul David及Arthur将技术选择的路径依赖描述为“一种不可预知的、难以更改的以及低效率的状况”，这也正是打卡学习背后的陷阱，后一个普通用户走着前一个大V用户的老路，以低效但完美的打卡学习视为培养自律、重塑自我的方式，结果是时间和精力的浪费。

2.青年“抱团”的自我激励

新媒体的前进影响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青年的学习过程和个人进步也渐与此勾连，尽管打卡学习有其黑箱存在，其所驱动的用户学习意愿、效率及主动性确是积极的现实，这对于社会教育的发展深有裨益。联系到互联网时代的实际，愿意进行自我披露也有其正向意义，首先有助于个体价值的获得，实现用户在虚拟空间的自我激励与反省，一定程度上反哺现实中的教育行为，刺激学习主动性，改善自我心态，推进个体成长。

其次是利于社会关系的形成，用户能够以“学习”为趣缘结识其他用户，建立以备考关系、互助关系、校友关系等为基础的人际圈层，进行互惠披露，从而弱关系也具有向强关系转化的可能。兰普、埃里森和斯丹菲尔德发现用户在每个类别中完善的信息越多，他们的网络规模就越大，同样证实个人信息的披露有助于关系形成［37］。三是能够带来社会资本的增加，刺激粉丝与流量的增长，部分优质内容会被社区标注为“精华”，与此相应的发帖用户也将获得更大的曝光量。有学者发现每个网络用户在披露中会逐渐形成自己的社会修饰风格，这种社会修饰可以让用户以个人的方式展示自己，并与他人保持关系，一如坚持分享学习内容的用户将在个人主页建构起垂直领域，而这对于形成社会资本和幸福感十分重要。

总的说来，学习分享者是有志于改善自我管理方式的上进者，其在虚拟社区中的展示劳动是联结其他成员的纽带，也是维持氛围的示范，从目前逐渐低龄化的打卡分享实践来看，这种学习形式在青年群体中影响渐大，一定程度上起到动员作用，但应注意的也来自于此，当青少年尚未无法明确分辨打卡仪式和内容孰轻孰重之时，很容易陷入纯粹表演的窠臼，或受困于披露空间中的隐私侵扰。此外，在分享内容上，学习和生活渐有融合趋势，并间有制造“微名人”的风向。作为青年文化的组成部分，这种社交媒体时代小众圈层中名人文化的建立和形成过程值得探究。并且，面对国家“双减”政策的推行，线上社区学习无意中承担了代言学习者需求与辅助线下课堂学习的角色，如此中国本土青年的数字化管理在移动学习场域中上如何表现、破壁、有何影响亦有待进一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