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佳黎 刘 飞 张文宏

在我国众多养老模式中，家庭养老是最普遍的养老模 式。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家庭是最基本的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单位，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即是履行赡养老人的义务、实现孝道孝行的代代传承。不过，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家庭不再是承担赡养功能的唯一场所。社会保障制度为老年群体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也让社会成员在面对养老问题时具有更多选择。但基于我国独特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上述制度与体系的建立目前尚不完备［1］。与此同时，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正在加速加深，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亿，占总人口比例的13.50%，较2010年上升4.63%，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为各类养老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并且，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幼儿数量的减少将进一步放大未来社会的养老压力。因此，伴随着“老龄化”“少子化”的双重趋势，在其他养老服务尚不完备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担心，民众的“孝道与孝行”是否如一些学者所言表现出衰落？若是呈现衰落，那么家庭赡养是否仍能发挥基础作用、为缓解当前及未来的养老压力做出贡献？

面对上述问题，学者对中国民众的孝道观念与赡养行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但结果尚未达成一致。在此基础之上，研究者进一步寻找影响子女孝行的因素，如孝道观念、父母代际支持等，以期探寻青年群体对父母多样化支持的长效机制。但是，在经济社会朝向现代化与个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孝道观念、代际支持是否仍然对赡养行为发挥稳定作用呢？还是在个体化背景下该机制也出现了“衰落”？既往研究由于数据限制未能对该问题进行验证。本研究认为，只有在把握赡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各自变化的同时探究其中的作用机制是否变化，才能真正确定赡养行为是否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受到孝道观念、代际支持稳定的作用，从而回答孝道与孝行是否衰落、家庭赡养在养老体系中是否稳定发挥重要作用的问题。考虑到青年人是家庭内养老负担的主要承担者，所以本研究选择该群体作为研究对象。

一、文献综述

孝道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我国市场经济全球化、城镇化进程加速以及家庭规模缩小的背景下，传统孝道也在发生嬗变，逐步出现“啃老”“拒绝养老”“弃老”等社会现象。对于此，学界开始了关于“孝道是否衰落”的争论，并大致形成了两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为传统孝道式微论，认为中国的家庭养老模式正在不断弱化，传统孝道遭遇前所未有的打击［2］［3］；与之不同的是，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即使面对着社会转型的冲击，传统孝道文化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4］［5］，甚至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孝道将转变为一种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适应的新型孝道［6］［7］。对于以上观点，不同学者通常基于孝道观念、赡养行为的视角进行阐述。本研究将在此基础之上，尝试从赡养行为影响机制变迁的视角进一步回应有关“孝道与孝行衰落”的争议。

随着社会的转型与时代的变迁，我国的孝道观念已从绝对权威服从转向平等亲情与辈分权威两个维度并存的二元模式［8］。台湾学者叶光辉和杨国枢等人在理论分析和多项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双元孝道模型，区分了孝道的两个层面，认为孝道的概念可以分为“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权威性孝道”以制度规范下的责任与义务为基础，源于传统社会中父母对子女的伦理期待以及长辈权威，强调在日常生活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辈分关系以及子女对父母意愿的遵从。与“权威性孝道”不同的是，另一维度的“互惠性孝道”则强调亲子之间自然产生的亲密状态与情感表现。子女与父母由于日常互动逐步建立情感基础，在此基础上子女能够自发表达对父母的关心与善待，该维度的孝道蕴含了更多与平等、互动相关的现代文明特质［9］。学界虽然区分了孝道的两个维度，但在日常生活中两者并非相互对立，孝道的践行往往是两个维度的结合。近年的研究发现，民众对权威性孝道观念的认同较低，而对互惠性孝道观念的认同相对更高，即双元孝道呈现分化的特点［10］［11］。虽然既往研究对中国民众传统孝道观念的变迁与当代新孝道的构建做出了阐释，并基于较早的数据证明了中国民众的双元孝道观念存在分化，但受数据资料所限，鲜有研究从动态变迁的视角来考察双元孝道观念的分化是否日益增强。诚然，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我们不难做出分化增强的判断，但本研究将根据最近的调查数据做出更具准确性、系统性和全面性的描述，这对于充分理解孝道观念的变化、回应孝道在近年来是否衰落的问题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在传统价值观念和现实生活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家庭赡养行为同样发生了嬗变。普遍的观点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抚育-赡养”的互惠模式是一种平等互利的双向支持与互换［12］［13］。部分经验研究却发现代际间平等、均衡的“抚育-赡养”关系正逐渐被打破［14］，子代不再看重赡养父母的传统，甚至更多的子女在成家后依旧需要父母给予经济、生活照料等多方位的支持，“啃老”“代际剥削”现象层出不穷［15］。但另一部分研究认为，赡养行为并非衰落，而是转变为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模式［16］。子女对父母的回馈通常被归纳为三类:经济支持、劳动力支持和情感支持。经济支持意指在物质层面对父母的资助，劳动力支持通常包含生活照料等劳力付出，情感支持则关注父母的亲情满足感。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传统赡养注重经济支持［17］，然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当前父辈更加追求“精神生活”的需求［18］，因此子女更注重对父母在精神情感方面的支持［19］。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将从动态变迁的视角来探究各类型赡养行为在十余年间的变迁趋势。

回顾以往文献，家庭赡养行为的影响机制主要包括三类:文化影响机制、代际交换机制以及结构影响机制。文化影响机制认为赡养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子女的孝道观念，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若子女具有更强的孝道观念，那么他们能够更尽心地赡养、侍奉父母［20］。有研究进一步将孝道的双元维度与赡养行为的三种类型相联系，发现子女的权威性孝道观念对应着更多的经济支持，而互惠性孝道观念则能够提升其对父母的情感支持［21］［22］。从代际交换机制来看，一般情况下父母给予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情感支持将对子女的赡养行为产生影响，这也与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相契合。父辈在其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都竭尽所能地帮助子辈，以换得子女给予相应的支持回馈［23］，并且实证研究也表明父母提供的帮助是影响子女赡养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24］。结构影响机制则主要关注赡养行为会受到居住安排、子女性别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25］［26］。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有关赡养行为影响机制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学术洞见与共识。那么，在孝道观念、赡养行为均发生一定变化的同时，孝道观念与代际支持对赡养行为的作用强度是否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呢？对于“衰落”问题的讨论，无论是探究孝道观念还是赡养行为的变化，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回应家庭养老能否继续在养老体系中发挥基础作用的问题。因此，我们分析的重点不仅是孝道观念、代际支持和赡养行为各自独立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赡养行为影响机制的变化。若孝道观念、代际支持随时间发生变化，但其对赡养行为的作用并未有所改变，那么我们就能够证明孝道观念、代际支持对青年人的赡养行为在十余年间始终发挥着稳定的影响。这也能够进一步丰富与完善以往研究中所忽视的机制变迁的分析维度。

二、数据、变量和方法

1.数据来源

在以往关于孝道观念、赡养行为的实证研究中，使用的大多为2010年前的调查数据，或仅是某一地区的样本，缺乏对现时性、全国性数据的分析，故其结论通常存在一定局限性。鉴于此，本研究采用2006年和2017年的两期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以下简称CGSS 2006和CGSS 2017）数据来分析孝道观念、代际支持及其对青年群体赡养行为作用的时代变迁。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CGSS 2006和CGSS 2017均采用 多阶分层PPS随机抽样，虽然两期调查在抽样框、分层变量、抽样阶段上有所不同，但都可以有效地代表中国社会的各方面情况。特别是CGSS 2017调查中的EASS 2016（2016年东亚综合社会调查）模块是EASS 2006的重复调查，在该模块中我们可以找到完全一致的测量双元孝道和代际交换的相关题器，可与CGSS 2006数据进行纵向比较。需要说明的是，两期调查中并非所有的受访者都被要求回答该模块中的问题，2006年和2017年调查分别有3208个和4127个随机受访者完成了该模块问卷。根据研究需要，我们将两次调查中符合青年年龄标准界定（18～45岁）且双亲中至少一方健在的人群纳入分析，在剔除相关变量的缺失值后，最终样本量共计2426个，其中，2006年有1440个样本，2017年有986个样本。

2.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子女赡养行为，参照既往研究，将其界定为成年子女对自己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CGSS 2006和CGSS 2017调查均询问了受访者“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为自己父母提供以下帮助？”，该题下设三个类别:（1）给钱；（2）帮助料理家务（例如打扫、准备晚餐、买东西、代办杂事）或照顾小孩或其他家人；（3）听他（们）的心事或想法。我们将三类支持或帮助都操作化为定序变量，按照支持程度分别赋值为1～5分，具体为:1=完全没有，2=很少，3=有时，4=经常，5=很经常。

本文的自变量为双元孝道观念和代际支持。关于孝道观念，两期调查都采用了六个陈述性问题来测量受访者的权威性孝道观念和互惠性孝道观念。其中测量权威性孝道观念的两个问题分别是:（1）放弃个人的志向，达成父母的心愿；（2）为了传宗接代，至少要生一个儿子。为简化上述问题，根据以往研究［27］，我们分别将其重新命名为继承志业和延续香火。测量互惠性孝道的四个问题分别是:（1）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心存感激；（2）无论父母对您如何不好，仍然善待他们；（3）赡养父母使他们生活更为舒适；（4）子女应该做些让父母有光彩的事。同样地，将其分别重新命名为感恩父母、事亲以礼、奉养双亲以及显扬亲名。上述问题均采用7点李克特量表计分（1=非常同意；2=相当同意；3=有些同意；4=无所谓同意不同意；5=有些不同意；6=相当不同意；7=非常不同意），我们对其进行反向赋值，分数越高表示受访者对孝道文化认同度越高。由于本研究为跨度11年的纵向比较，孝道观念可能随着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生变迁，出于可比性的考量，我们选择对权威性孝道观念的两个问题和互惠性孝道观念的四个问题的答案得分分别加总，并做归一化处理。我们也分别对2006年和2017年的两个子样本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来抽离出孝道观念的两个基本维度，结果得到了与预期一致的两个公因子，使用因子值表示的孝道观念与本研究使用加总方法所得结果高度一致。

本研究的另一自变量为代际支持，即父母对子女提供的多种支持或帮助。两期CGSS问卷中均询问了父母对子女近期提供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题器和变量操作化与子女对父母提供帮助的问题相近，故不再赘述。

本研究涉及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被访者个体特征，如性别（女性=0，男性=1），年龄，受教育年限，个人年收入（取对数纳入模型），户口状况（农业户口=0，非农户口=1），政治面貌（非党员=0，党员=1），婚姻状况（非在婚=0，在婚=1），是否为独生子女（否=0，是=1），子女数量以及受访者居住地区（农村=0，城镇=1）。此外，我们还控制了健在父母的平均年龄和社会经济地位，其中父母社会经济地位主要包括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父母政治面貌（无党员=0，有党员=1）。上述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各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

（续表）

3.分析策略

本研究的分析过程主要分为两步。首先，我们对本研究涉及的核心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以此观察孝道观念、代际支持、赡养行为的变迁。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即使自变量与因变量本身出现变化，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效应是否发生变化也未可知。因此，我们进一步基于两个年度的子样本将子女赡养行为对双元孝道观念和代际支持进行回归，由于两期调查跨度长达十年，我们很难假设各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效应在两个子样本中是一致的，因而，相比于使用各核心自变量与年份的交互项来考察时期效应，我们更倾向于进行跨样本的系数检验，以考察上述自变量效应的变迁。虽然子女对父母不同类型的赡养行为均为级序变量，通常采用级序逻辑斯蒂回归进行分析，但为了便于比较各自变量效应的时期差异，我们最终选择采用多元线性模型来进行分析。

三、孝道观念、代际支持与赡养行为的变迁

1.双元孝道呈现分化特征，互惠性孝道日益提升

依据双元孝道观念的理论内涵，图1、图2分别给出了权威性孝道、互惠性孝道的描述统计情况。在权威性孝道不同内容的分布中（图1），我们可以看出，青年群体对于“放弃个人的志向，达成父母的心愿”（继承志业）以及“为了传宗接代，至少要生一个儿子”（延续香火）的赞同程度在11年间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一方面，“继承志业”观念的弱化与传统孝道要求子女无条件顺从父母形成明显对比，人们更加尊重自身价值，追求个人志向的实现；另一方面，“延续香火”观念的弱化表明对于生育有着严苛要求的传统伦理日趋衰落，落后的“重男轻女”观念得到一定缓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当代中国社会，青年人的权威性孝道观念已经逐渐弱化。

图1 权威性孝道观念的变迁

图2 互惠性孝道观念的变迁

2.代际支持行为全面增强，生活照料增加最为明显

本研 究从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以及情感支持三方面讨论代际支持行为的变化，图3展示了父母代际支持行为的基本情况。

图3 父母对子女支持行为的变迁

父母给予的不同类型的支持行为均有所提升，生活照料的变化最为明显。具体而言，如果分别将“很经常”和“经常”、“完全没有”和“很少”进行合并，父母“很经常”和“经常”提供生活照料、经济支持、情感支持的比例分别增加了15.22%、11.52%、10.59%，生活照料在代际支持行为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该结论在“完全没有”以及“很少”两个类别的比例下降中同样可以发现，生活照料的比例下降了20.40%，而情感支持、经济支持分别下降了15.04%和18.10%。

在同年份的数据比较中同样可以看出生活照料的重要性。2006年，父母“很经常”和“经常”给予子女生活照料、情感支持、经济支持的比重分别为26.84%、19.62%和13.03%；2017年的数据情况相似，生活照料的比重最高，为42.06%。两期数据均表明“很经常”以及“经常”提供经济支持的比重最低（2006:13.03%；2017:24.55%）；在“完全没有”和“很少”的类别中，经济支持比重均为最高（2006:65.23%；2017:47.13%）。也就是说，父母给予子女更多的是生活照料方面的帮助，经济支持相对较少，该结论在十余年间具有稳定性。

3.青年赡养行为全面增强，情感支持增加最为明显

我们同 样从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以及情感支持三方面讨论赡养行为的变化，图4展示了子女赡养父母行为的基本情况。

图4 子女对父母赡养行为的变迁

在2006—2017年的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出青年人给予父母各类型支持的频率均有所增加。具体而言，在三个类型的赡养行为中，青年人“很经常”和“经常”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比例从22.72%上升至32.77%；在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上该比例分别从24.94%上升至35.93%、从23.37%上升至37.70%。青年人“完全没有”和“很少”向父母提供各类型支持的比例均有所下降，其中，经济支持由38.74%下降至35.32%；生活照料由42.83%下降至30.76%；情感支持由34.64%下降至20.07%。

不同类型赡养行为的变化具有明显差异。从青年人“很经常”和“经常”给予父母各类型支持的级序来看，在2006年的数据中，由高至低依次为生活照料（24.94%）、情感支持（23.37%）、经济支持（22.72%）；而2017年的数据显示了细微的差异，级序依次为情感支持（37.70%）、生活照料（35.93%）、经济支持（32.77%）。在十余年间，青年人提供情感支持的频率增加最为明显（“很经常”和“经常”共提升了14.33%），同时，“完全没有”和“很少”提供情感支持的比例在各类型支持中也是下降最多的（减少了14.57%）。与之不同的是，经济支持的变化相对较小，表示“很经常”和“经常”给予父母经济支持的比例只提升了10.05%，“完全没有”和“很少”提供支持的比例仅下降了3.42%。上述结果表明，青年人开始更为关注对于父母的情感支持，当然，由于同期数据中“很经常”和“经常”在各类型支持中的比例相差不大，对于这一结果还应审慎对待。

综上所述，对于以往关于孝道观念与赡养行为衰落的讨论，我们认为:从孝道观 念变迁的视角来看，孝道观念的不同维度存在着二元分化特点。权威性孝道衰落的同时互惠性孝道却在增强，并且在不同时期，互惠性孝道都超越权威性孝道成为孝道观念的核心。特别是对于大多数青年而言，感恩父母、使父母生活舒适的互惠性孝道观念具有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对于孝道观念的现状与变化，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衰落”概之，必须准确抓住二维分化的变化特征，充分发挥互惠性孝道作为家庭养老伦理基础的重要作用。

从子女赡养行为的变迁出发，十余年间青年人各类型赡养行为的加强表明“孝行”的本质得到了全面增强。然而，在具体类型的变迁中，经济支持变化相对较小，情感支持变化最大，进一步巩固了在赡养行为中的重要地位。这表明，与传统更注重经济支持的赡养行为相比，当前人们开始更加关注对父母的情感支持。情感支持的重要地位在既往研究中同样有所发现［31］［32］，但本研究在以往仅对截面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动态视角的比较，从而准确把握各类型赡养行为在十余年间的变化趋势。

四、青年赡养行为影响机制的稳定性

在经济社 会现代化进程中，孝道文化与代际支持是否仍然是影响青年人赡养行为的重要机制？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进一步检验了双元孝道观念、父母代际支持对不同类型赡养行为影响效应的时期差异。

1.经济支持

表2是双 元孝道观念、代际支持对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OLS模型结果。模型1.1（2006年）显示，首先，权威性孝道观念对子女向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发挥了显著的积极作用（系数为0.435，p<0.01）；互惠性孝道的系数虽为正，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系数为0.199，p>0.05）。其次，父母给予子女的生活照料对于提升子女向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系数为0.104，p<0.01），情感支持同样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系数为0.150，p<0.001），但父母给予的经济支持则对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有显著的负效应（系数为-0.101，p<0.05）。模型1.2（2017年）显示，权威性孝道对于提升子女向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的效应降低至0.323（p<0.1），相较于2006年减小了0.112，但该变化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从代际交换机制来看，2006—2017年，父母给予的生活照料对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的正向作用有所提升，增幅为0.104，变为0.209（p<0.001）；与之不同的是，父母给予情感支持的正向作用则有所下降，降幅达0.040，变为0.110（p<0.05）；父母给予经济支持的负向作用则有所缓解，上升了0.039，变为-0.061（p>0.05）。上述作用机制的变化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表2 子女对父母经济支持机制的变迁

也就是说，对于孝道文化机制而言，权威性孝道观念能够显著提升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从代际交换机制来看，父母给予子女的生活照料、情感支持能够显著提升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而父母给予的经济支持则不具有正向效应。上述发现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33］［34］。此外，从2006年与2017年的比较来看，未发现影响机制变化的显著性。因此，我们认为，在十余年间孝道观念与代际支持对青年人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影响是稳定的。

2.生活照料

如表3中的模型2.1显示，在CGSS 2006的数据中，青年群体的双元孝道观念，包括权威性孝道、互惠性孝道均未对子女向父母提供生活照料产生显著影响。然而，父母给予的三大类型支持均能对子女向父母提供生活照料产生显著且积极的影响，其中经济支持的系数为0.095（p<0.05）、生活照料的系数为0.198（p<0.001）、情感支持的系数为0.179（p<0.001）。模型2.2显示，在CGSS 2017年的数据中，权威性孝道、互惠性孝道对于子女向父母提供生活照料的作用仍不具有显著性。并且系数差异结果显示，2017年与2006年相比，青年人孝道观念的作用在十余年间也没有发生显著改变。从代际交换来看，父母给予子女生活照料的正向效应有所提升，增幅为0.097，变为0.295（p<0.001）；然而，父母给予经济支持、情感支持的正向效应均有所下降，分别下降至0.043（p>0.05）、0.156（p<0.001）。不过，基于系数差异结果，我们可以发现上述变化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表3 子女对父母生活照料机制的变迁

综合来看，双元孝道观念对于子女向父母提供生活照料未产生显著作用，而父母给予子女的生活照料、情感支持能够有效帮助其换回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力支持，上述发现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35］。从影响机制的变迁来看，不同影响机制的作用均未有所改变，包括孝道观念的不显著作用同样具有稳定性，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在十余年的跨度中，父母给予的各种支持与青年人向父母提供的生活照料呈现了较为稳定的代际互助模式。

3.情感支持

如表4中的模型3.1（2006年）所示，子女的互惠性孝道观念能够显著提升其对父母的情感支持（系数为0.587，p<0.01）；权威性孝道的系数虽为正（系数为0.055），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在父母给予子女不同类型的支持中，经济支持、生活照料都无法促使子女向父母提供更多的情感支持，仅有父母给予的情感支持能够显著提高子女向父母提供情感支持的频率（系数为0.494，p<0.001）。模型3.2显示，在2017年的结果中，子女的互惠性孝道观念、父母给予的情感支持仍对子女向父母提供的情感支持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从2017年和2006年的变化来看，子女互惠性孝道观念的正向作用有所下降，降幅为0.140；父母给予子女情感支持的正向作用则有所提升，增幅为0.048，但上述变化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与2006年不同的是，2017年的数据结果显示父母给予的生活照料对子女的情感支持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系数为0.054，p<0.05），但与权威性孝道、父母向子女给予的经济支持的系数差异相似，上述机制的变化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意义。

表4 子女对父母情感支持机制的变迁

（续表）

综上所述，子女的互惠性孝道观念、父母给予子女的情感支持、生活照料（仅2017年）能够有效促进青年人向父母提供情感支持。上述结果在以往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36］［37］。从影响机制的变迁来看，2006—2017年间，互惠性孝道与父母给予子女的情感支持、生活照料始终能够稳定影响青年人向父母提供情感支持，并且其他影响机制也未发生显著性变化。

综上所述，如果进一步比较双元孝道对子女向父母提供多样化支持影响的差异，可以发现， 权威性孝道促使青年人向父母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而互惠性孝道对应着提供更多的情感支持。由此可以看出，双元孝道观念与赡养行为具有高度的对应性，强调责任与义务的权威性观念对应着赡养行为的基本责任与内容—经济赡养；而强调亲子间亲密关系的互惠性孝道观念则对应着更多情感层面的支持与交流。从代际交换的机制来看，父母给予的情感支持使得青年人更愿意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以及情感支持；父母提供的生活照料则对应着子女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及情感支持；然而，父母向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则不然，仅就距离当下较近的2017年的数据结果来看，它对子女赡养行为均未产生显著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2017年与2006年的比较可知，孝道观念、代际交换的作用机制均未发生显著变化，换言之，即使双元孝道观念、父母代际支持行为自身发生变化，但其对青年人向父母提供的多样化支持的作用效应未发生显著变化。因此，从赡养行为作用机制的变迁出发，本研究的结果证实了在经济社会现代化、个体化背景下，孝道观念、代际支持对于青年人赡养行为始终具有稳定的影响。

五、总结与讨论

我国人口变动的突出特点是速度快、程度深，未来35年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持续快速推进的阶段，老年人口规模将持续增长。预计到2035年和205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分别达到4.12亿人和4.80亿人，分别占总人口的30%和38%左右［38］。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及快速的老龄化发展趋势将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国家层面已然将养老作为重大的民生事业之一，并采取综合性和全局性的应对措施和行动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正式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在“十四五”规划中进行了具体部署，进一步表明上述战略任务在新发展阶段的高度紧迫性和重要性。在此背景之下，本研究尝试从时代变迁的视角探究孝道观念、代际支持及其对青年群体赡养行为的影响。

基于2006年和2017年收集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本研究得以揭示我国青年群体孝道观念以及赡养行为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变化与适应、弹性与韧性并存的新图景。首先，就孝道观念而言，互惠性孝道始终强于权威性孝道，且二元分化的特征在十年间愈发明显。其次，就赡养行为而言，子女向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情感支持均有所增加，其中，情感支持的增加最为明显。最后，从青年人赡养行为影响机制的变迁来看，孝道观念、父母对子女的代际支持与青年人赡养行为之间的关系保持着长期的稳定性，即子女对父母的多样化支持并未随着双元孝道观念、代际支持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上述结果对于理解我国家庭代际关系和预判未来养老问题的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父母对子女的代际支持在十余年间不断增加，揭示了我国“举家”应对社会压力的现实。目前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青年群体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陷入各种各样“内卷化”的社会体系和生活结构之中。其中，较为明显的是购房压力以及育儿焦虑。在某种程度上，安放小家的住房构成了青年人的身心从其来源家庭走向定位家庭的客观条件和物质保障［39］。在“先成家后立业”思想观念的驱使下，购房成为青年群体无法逃避且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然而，自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高房价”就成为我国楼市的突出特征，虽然青年群体的可支配收入也在逐年提升，但较之房价的增长仍是难以望其项背。在此种情况下，青年群体大多迫不得已通过“举家”体制来解决购房问题，形成了两代人“六个钱包”共同为年轻人买房的状况。更甚者，有研究发现在特大城市打拼的青年群体正逐步成为城市中的租房主体，在高房价、高生活成本的经济压力下，这部分青年及他们的家庭由于购房能力的欠缺，不得不选择租房，并且房租在其家庭总支出中将占据较大比重［40］。由此，本文得出的父母经济支持无法对子女的赡养行为产生正向显著影响的结论也可得到解释。一方面，子女可能习惯了父母提供经济支持，认为父母的经济支持、帮助其购房租房是理所应当的行为，甚至在同辈群体的比较中不断“内卷”，导致父代的经济支持在十余年间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子女自身的经济压力也让其无法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回馈父母。

此外，在当下中国，育儿同样是“举全家之力”，祖辈参与孙辈照料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我国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在这样的背景下，代际合作成为育儿的主流趋势。从现实情况来看，大多老年人不求回报，甘当“保姆”角色，主动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成为鼓励及推动子女响应三孩政策的后备军。并且相关实证研究也发现，父母的协助能力及协助意愿确实对于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具有显著影响［41］。若父母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同时还有足够的精力与时间帮助照顾孙辈，那么，这不仅能够减轻子女的经济压力，还能使他们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工作。综上，在现阶段，生育下一代不仅是实现家庭的延续，并且具备了应对老龄化的社会意义。因此，在社会竞争不断加剧、城市家庭再生产成本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家庭资源不得不持续向下倾斜，以此实现家庭的继替，帮助子代享受更美好的生活［42］。因此，从本研究有关代际支持行为变迁的结果来看，父母提供的生活照料有着最为明显的增加趋势也可得到解释。总的来说，青年人在工作和生活中总是需要向父母寻求各类帮助，整合两代甚至多代人的资源来共同应对诸如购房、育儿等难题。

第二，子女对父母的多样化支持在十余年间同样不断增强。其中，经济支持的变化最小。究其原因，一方面，根据上文所述，当代青年人的经济压力较大，购房、育儿等尚且需要父母的经济支持，因此他们无法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反馈父母；另一方面，本研究认为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以及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老年人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并且可以通过领取养老保险金产生“替代效应”，减少对子女经济支持的需求［43］。这一点充分体现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的重要经济、政治及社会意义，它不仅满足了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基本要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压力，从而增强了社会安全感和凝聚力、促进了社会和谐与稳定。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虽已初步建立，但还存在着较大的优化与发展空间。因此，在宏观层面，国家应当进一步提高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可持续性、兼容性，以减轻养老的经济压力。

在青年人的赡养行为中，对父母情感支持的增强最为明显。该趋势表明了老年群体对精神情感的需求逐渐提升。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日益完善，经济上具备养老能力的老年群体将愈加关注精神情感方面的需求。特别是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生育观念的转变，催生了大量独生子女家庭。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10人减少0.48人，儿孙绕膝已成为难见的场景。因此，老年人生活的孤独及对“儿孙绕膝”的渴望，不断提升对子女提供更多情感支持的期望。随着“常回家看看”被写入法律，对老年人的情感支持必将成为今后赡养行为中最重要的部分。

第三，孝道在现阶段并未存在“衰落”，相反，代际双方形成了更加稳定的合作模式。首先，青年群体孝道观念、代际支持对赡养行为的作用在十余年间具有高度稳定性，那么，我们仍能通过宣传和培育孝道文化，进一步促进子女对父母的多样化支持。其次，结合赡养行为以及代际支持行为的变化特征，我们可以发现父代和子代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情感支持维度存在着广泛的代际合作。该合作不仅打破了“衰落”一说，更是体现了中国家庭代际双方共同促成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努力。例如，在十余年间，子代对父母情感性支持以及父代对子女生活照料帮助的增加都比较明显。从双方的供需来看，对子代而言，问题在于工作忙碌、时间资源匮乏，但退休后的父母具有闲暇优势，能够通过抚育孙辈、承担部分家务劳动减轻子女负担；对于父辈而言，更大的问题是精神生活的匮乏，但在提供生活照料的过程中，通过增强与子女之间亲情的联系与互动，使自身产生“被他人需要”的满足感。

父代与子代不同的支持行为实际是利用各自优势实现需求互补，增进了家庭的和谐与凝聚力，也为家庭养老模式的持续运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家庭养老仍是中国养老体系中的主要模式，为养老问题的社会化转向实现缓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从长期发展趋势看，家庭子女数量逐渐减少，“核心家庭”“421”家庭模式的比例将增加，致使家庭养老功能日渐衰退，养老责任从家庭逐步转移到社会，向着社会化养老方式转型［44］。然而，就目前而言，我们要同时满足大规模、高质量的社会养老需求，实现供需匹配仍面对较大挑战。因此，由孝道观念和代际交换所形成的家庭养老模式的较高稳健性，也为养老模式的转型提供了缓冲，减少了由于养老问题带来的风险，成为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