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宜珂

（喀什大学 外国语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0）

理查德·赖特于1940年付梓的《土生子》（Native Son）是一部极具影响力和争议的美国非裔文学抗议小说。此书塑造了一个穷困潦倒、叛逆而暴力、近乎于穷凶极恶的黑人主人公别格·托马斯（Bigger Thomas），并通过勾画其在有意无意间一步步走向极端犯罪和死刑台的人生历程，揭露并批判了其时的美国黑人群体面临的社会与种族困境。此书的拥趸赞扬其中大胆而毫无保留的对于底层黑人群体窘迫命运的刻画，而其批判者则认为该书给别格以及其他黑人角色赋予的人物形象过于残酷惨淡而不留情面。此书在出版后，先后于1951年、1986年和2019年三度被改编为电影。于2019年4月6日公开的最新一版的改编，将故事的时代背景由原著中的20世纪30年代推移至了当代，并且对作品的叙事设计与人物塑造进行了大规模的变更，从根本上改动并否定了原著的政治思想与文化意图，成为鼓吹当代美国左翼社会身份政治观点的政治性宣传影片。

1 “理智的受害者”身份的建构

《土生子》原作中最为批评家诟病的一点就是主人公别格的人物形象。同为美国非裔作家的詹姆斯·鲍德温曾论述：“《土生子》一书过分执着于描写别格丧心病狂的故事，以至于它从一开始就没有给予他任何人性光辉。”[1]别格在原著中是一个迷茫、落魄、残暴、有时近乎疯狂的角色。这一人物形象在激发读者的兴趣与好奇心的同时，也向他们提出了一个两难的抉择——究竟是该同情他，尽管他是个犯下强奸、杀人罪行的死刑犯；还是该谴责他，而忽略他以及他所隶属的美国黑人群体在社会中受到的体制性歧视与不公正待遇？这一形象“颠覆了昔日非裔美国文学作品中深入人心的黑人形象，凭借其暴力犯罪行径一改‘汤姆叔叔’式的人物设定，将美洲大陆上沉寂了几个世纪之久的黑人民族置于显性的位置，迫使人们重新考虑黑人的民族特性与美国文明之间的关系”［2］。正因为这一灰色人物形象的存在，读者，尤其是当代美国读者，往往无法在阅读《土生子》原著时构建一般非裔小说中常见的同情黑人受压迫者、抗议白人霸权的道德立场，也难以在读至别格杀死白人少女玛丽时如预期一般达成锄强扶弱的情感的宣泄。

2019年版的《土生子》影片在处理这一争议时，选择重新塑造别格·托马斯的形象，以使其最大限度地符合当代美国文化对于黑人形象的宣传要求：一个理智的受害者。影片在重新建构别格的人物性格时，采取了增减法双管齐下的方式，增添了体现别格文化涵养与理性逻辑的描写片段，删减了原作中表现其愚昧、凶残一面的行为与语言。

作为这一调整的铺垫，影片对别格的社会背景与经济条件做了较大的改写。原作中，别格一家四口蜗居在一间房中，依托政府救济金度日，靠别格偷盗得来的不义之财添补家用。在影片中，别格成长于一个中等家庭，已故的父亲曾经是个会计，母亲是律师助理，并且即将与一名律师再婚。别格本人在影片的开头也已经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其一众黑人朋辈，也从原作中整日无所事事，谋划今天该抢哪间店铺的的狐朋狗友，变为了大多数拥有固定职业、奋发向上的好青年。

在这一物质条件改观的基础上，影片着重呈现了别格对艺术的欣赏，对文化的认识，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影片中的别格喜爱穿着自制的朋克服饰，读过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还广泛涉猎各种现代和传统音乐。他在画外音中的独白，有时会借用贝多芬的话语来抒发其特立独行的意愿，有时会引用拉丁古语“面包和马戏”来针砭其他民众的愚昧，有时会像艾里森笔下的主人公一般评述世人的“盲目”，还有时会浮想起杜波伊斯的双重意识，反省自身的多舛命运。影片还通过一个略显陈腐的方式构建别格善良的形象：他会偷偷拿家中喝剩的牛奶喂猫。这一系列改动都专注于提升观众对别格人物性格的心理评价，深化其理性、内敛、富有教养的个性特征。

此外，影片还大幅删改了原作中别格的负面背景、情节与语言。“电影中的别格对于朋友的领导欲、 控制欲和攻击性不强, 愿意倾听建议, 暴力倾向更低, 不是一个纯粹的自我主义者；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弱势群体, 而不是小说中激进暴力的亚人类。”［3］这些修改并非纯粹为了控制篇幅、调整节奏，而是体现出回避特定贬低或脸谱化黑人形象的意图。

在人物背景层面，电影选择将别格在原作中的偷盗、抢劫案底“洗白”（尽管这一说法本身就极具种族主义上的讽刺意味）。在电影中，他在道顿先生家面试时提交的资料与原作中劣迹斑斑的简历大相径庭，显示他没有一丝犯罪经历，甚至都从未闯过红灯。在好友杰克怂恿他一起抢劫白人的商铺时，别格也并未如原作中那样毫无反感地同流合污，而是为了避免个人履历受到影响而拒绝。

在情节与语言方面，影片本着去芜存菁的宗旨，针对原作中展现别格愚昧、凶残个性的众多次要情节进行了或多或少的调整。对别格起床情节的修改避开了将他刻画为一个懒散而“不清醒”的黑人青年，给其增添了理性色彩，并且象征性地暗示出当代美国黑人的意识觉醒。在紧接着这一幕后的早餐场景中，别格敏锐地用铁锅拍死了一只老鼠，并半开玩笑似地拿着死老鼠吓唬弟弟妹妹。这一处描写尽管大致与原作相同，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其仍然删去了部分关键的人物描写片段：原作中的别格在用铁锅拍死老鼠后，又“拿了一只鞋，拼命敲老鼠的脑袋，把他敲碎，一边歇斯底里地骂：‘你这个狗娘养的！’”；他其后吓唬弟弟妹妹的过程，也并非如影片中的描写那般轻松幽默，而是一直折磨到妹妹维拉晕倒在地才罢休。此类次要人物细节中，含蓄而不易察觉的调整，有助于影片隐藏别格人物性格中的阴暗一面，从而在观众心目中构建一个更为良好的人物形象。

这种情节与语言上的修改，并非局限于描写别格低劣性格的次要片段，还被运用于故事的主干剧情——其犯下强奸与杀人重罪的过程中。在原作中，别格除了失手杀死白人小姐玛丽以外，还在逃跑过程中先是强奸了其饥寒交迫的女友蓓西，之后又为了灭口残忍地拿砖块敲碎了后者的头（并呼应小说开端他拿鞋砸碎老鼠的头的举动）。然而在电影中，别格纵欲的行为和其后为了逃避追捕而犯下的第二起杀人罪行均被删去，改为呈现一个良心未泯、浪子回头的形象。同时，原著中围绕这一主线剧情的大量描写均在暗示别格无法把持性欲的个性特征：除了强奸女友的行为之外，他还曾在将玛丽送进房间后，趁其烂醉，抚摸她的胸脯，数次与其接吻，并且“只想到她的肉体”。在电影中，别格不仅不再受难以控制的兽欲驱使，甚至反而被刻画成为一个坐怀不乱的君子形象。他并未对醉倒且衣着暴露的玛丽做出非礼举动，之后也并未对其受冻的女友施以强暴。影片为了深化这一正面形象，甚至增加了一起玛丽诱惑别格同入卧室的情节，以给予别格表现其坚毅地拒绝白人女性色诱的契机。这一系列重要删改的结果便是，2019年电影版本的别格最终所犯之罪，仅存留了对玛丽的过失杀人，原本反应其放荡、凶残个性特征的主要情节荡然无存，其人物形象也随之从一个因主观意愿行动的犯罪者，彻底变为了一个受客观条件摆布的受害人。

2 叙事操控中暗含的身份政治主张

影片对叙事元素的操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原作第三人称叙述视角的变更，二是对整体叙事结构的调整。通过对二者的操控，影片淡化了原作力图揭露的以别格为代表的底层黑人形象中暴力、疯狂的人物个性，转而加重表现黑人群体受社会压迫与文化歧视，因而被迫走上犯罪道路的政治主张，并在全剧范围内营造、渲染一种理性与同情的氛围。

影片将原著的第三人称视角变更为第一人称视角，扩大了黑人主人公别格的话语权。这一调整从第一个场景中的第一处台词就已经略现端倪。在书本中，整个故事的开端是一声“叮铃铃铃铃”的尖锐刺耳的起床闹铃声，以及其后年轻一辈大大小小迟缓的起床情节。而影片第一幕则选择废弃整个由闹钟发起的画面，改为呈现一个面对外窗，沉静而毫无倦意的别格，并通过画外音描述了此刻其迥异于原作人物的心境：“清晨，我独自享受整个世界。我不需要闹钟来叫我起床。”正如此处的画外音所示，相较于原著中的第三人称视角，影片新赋予了别格以戏剧独白的权力，并通过这一手段在影片第三人称叙事的大环境下创造了主人公以第一人称视角袒露心声的契机。一方面，这一变更有助于将叙事焦点凝聚至别格这一善恶难辨的角色身上，因而使得影片（理论上）得以更为深入、彻底地挖掘其复杂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它也移交给了别格远大于原著主人公所享有的话语权。在全剧中，别格总共11次运用戏剧独白的手段向观影者直抒胸臆。从影片开头此段自陈清醒的话语，到失手杀人后“哪怕我没杀人，人们也会认定我杀了人”的偏激思想，至结尾遭受枪击后发起的“这世界没有改观，至今仍然没有”的悲愤感慨，影片中的别格享有并享受着这一极度扩张的话语权，垄断了影片的叙事语调，并借由这一更为亲近于观众的叙事地位不遗余力地向观众传递其貌似积极上进、不随波逐流的生活理念，以及其后所谓的身不由己的犯罪逻辑。

影片迥异于原作的叙事结构也流露出该片为主人公别格的过激行为提供道德支撑的意图。在原作中，别格的故事被划分为三个篇章：依次被命名为恐惧、逃跑和命运。“小说的前两部分‘恐惧’、‘逃离’章节中描述的是一个孤独的别格形象，而且他的孤独随着小说情节的进展而愈演愈烈。”［4］尽管影片从名目上沿用了这一叙事框架，其序次以及每个篇章所涵盖的事件线索与内容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动。

具体而言，一方面，原作的恐惧部分所描述的内容——从别格成为一个富裕的白人家庭的车夫到失手杀死所服侍的白人小姐玛丽的故事情节——被拆分并冠名为命运与恐惧两个章节。在原作中，“恐惧”的篇章名暗示别格之所以失手杀人并在之后选择烧尸以隐匿罪行，均是源于其内心深处对于白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与公德的恐惧与不信任。他因为恐惧被人发现其在深夜与被灌醉的白人女性独处一室，从而选择用枕头捂住玛丽的嘴，最终导致后者窒息致死；又因为恐惧事件被揭露后，无人会相信作为黑人车夫的他的辩解，从而决意毁尸灭迹。尽管这一系列的心理反常与畸形可以被看作是当时社会的道德体系强加于黑人群体的一种心理制约，但别格最终屈服于这种莫名的恐惧，从而犯下重罪的行为，却依旧是源于其自身在重要矛盾冲突面前所做出的错误选择。而在影片中，最初一节中“命运”的章节名，从影片的起首就为其后的情节发展规定了一个“主旋律”，即别格的错误与罪行并非其自身能够控制并予以选择的事物，而是其生为下层黑人，活在体制性种族主义跋扈的美国社会中（尽管影片中的当代美国社会对黑人群体的歧视态度已远非原作可比），注定要走上的人生轨迹。这一框架变动，否定了原作中别格对于其后事件发展的选择权，因而也否认了其应要为自身错误行为负责的道德立场。影片试图以此渲染一个被无法明辨的“命运”捆绑、支配的不幸的别格。他就如同背负了杀父娶母的天命诞生的俄狄浦斯王一般，无法抗拒社会与文化对其人生未来的限制，是提线木偶般的美国黑人群体的代表。

另一方面，影片完全省略了在原作中占五分之三篇幅的描写别格从被捕至被执行死刑的“命运”章节，转而在“逃跑”一节的末尾改编了一个崭新的故事结点——毫无抗拒意愿的别格被前来拘捕他的警察意外枪击致死。在这一变更下，原作中至死怀抱着对白人的仇恨，无意悔改其所作所为，甚至坚称“我杀人的动机准是好的”的别格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近似于受难耶稣一般的，以自身性命为社会良知的缺失敲醒警钟的殉教者形象。借由这一叙事调整，影片掩盖了原作别格性格中残忍、偏激的一面，改为辅助呈现影片所极力杜撰的一个更易为当代美国观众接受的别格形象：无时无刻不遭受不公正待遇、黯黯偷生于社会阴暗角落的、理智却不幸的黑人受害者。

3 结语——新影与原著的道德碰撞

在美国身份政治理念大行其道的社会环境下，有关非裔美国文学的批评“似乎更像一种政治活动，其文艺审美的内容则显得相形见绌”［5］。2019年版《土生子》影片，也跻身于这一文学批评视野的延长线上，以近似于“旧瓶装新酒”的模式，仅仅是从表面上借用了赖特的原作框架，实际则极力诉说当代美国社会的身份政治欲求，而忽视了原作所想表述与展露（以及批判）的穷苦黑人真实的生活情况和精神困境。这一巨大变化的根源在于今时今日与原作出版时迥异的美国社会格局与道德规范。在当代美国，“极端化的‘政治正确’在现实中导致极左现象泛滥，已经到了严重破坏平等主义原则的荒唐地步……其‘政治正确’的禁忌发展到严重过敏、乃至荒唐可笑的地步”［6］。此类严重过敏且高度偏颇的政治文化背景渗透在全剧中，致使影片在对于关键人物的处理与主线剧情的演绎过程中呈现出与原著截然相反的创作意图。然而，影片正是在这一系列试图保卫、掩饰、赞颂当代美国道德体系的尝试中，反而暴露出了这一体系的局限性：它与现实社会的脱节。影片过分理想化的勾勒导致它背离了赖特寄予原作的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导向，情节因此变得生硬而教条，原本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也被削弱成了仅仅为了满足身份政治要求的脸谱化角色。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最终此部影片所能给予观众的启示，既不是原著试图唤醒的底层黑人的反叛精神，也不是新影寻求塑造的新时代非裔族群的觉醒与理智，而是一个无法掩盖的事实：在未来长时间内，美国的少数族裔主题影片均将在身份政治的掣肘下、无意也无法准确地描绘种族问题，特别是有色人种内部尖锐、真实的苦恼与顽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