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湛，陈洪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引言

“豫让刺赵襄子”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先秦诸子对豫让的忠义之举已有记述。《韩非子》《吕氏春秋》均以豫让的事迹阐述编撰者的政治理念，但叙事粗略，情节分散，尚未构成完整的故事。西汉初期的《新书》《淮南子》《说苑》虽然提及了豫让刺赵襄子的事迹，但也同《韩非子》《吕氏春秋》一样，只是借由故事阐明观点，没有对事件进行完整的叙述。西汉时期两部重要的史书《史记》和《战国策》对史实“豫让刺赵襄子”进行了加工和润色，构建了完整的故事情节。

后世的王安石及方孝孺分别在《书刺客传后》《豫让论》中对豫让的形象进行了辨析。当代学者对“豫让刺赵襄子”故事的研究也仅限于某一方面，如：谢模楷[1]分析了豫让的行刺动机；余杭、程水龙[2]，李璐[3]通过纵横对比分析了豫让的人物形象；卢思逸[4]以豫让故事为佐证，对《战国策》《史记》的来源作出推测。总之，学术界对“豫让刺赵襄子”故事的流变研究不多，我们尝试研究“豫让刺赵襄子”故事在各个时期的文学表现，探讨其情节结构、人物形象以及思想主旨等因素的继承和变化。

一

最早记录“豫让刺赵襄子”事件的是战国时期的《韩非子》和《吕氏春秋》，或以《韩非子》稍早。《韩非子·奸邪弑臣》中记载：

若夫豫让为智伯臣也，上不能说人主使之明法术度数之理，以避祸难之患，下不能领御其众，以安其国；及襄子之杀智伯也，豫让乃自黔劓，败其形容，以为智伯报襄子之仇；是虽有残刑杀身以为人主之名，而实无益于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齐者，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饿死首阳之陵。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5]

这段文字交代了豫让的身份和刺杀赵襄子的原因、时间和手段，其余都是评价事件。对事件过程的描述粗略简单，也没有交代事件的结果，不能称为完整的故事。

《吕氏春秋》对“豫让刺赵襄子”事件的记载相对较多，散见于《仲秋纪·论威》《季冬纪·不侵》《季冬纪·序意》《恃君览·恃君》诸篇。《仲秋纪·论威》仅一句“豫让必死于襄子，而赵氏皆恐”[6]182；《季冬纪·不侵》中，豫让与友人的对话交代了豫让只为智氏报仇而不为范氏、中行氏报仇的原因；《季冬纪·序意》中豫让不是主角；《恃君览·恃君》记叙了豫让伪装的过程，交代了行刺的目的。与《韩非子》相比，《吕氏春秋》中人物对话占据了大量篇幅，叙事更加完备，且虚构成分有所增加，但故事情节并不集中，缺少结局，也不能算是完整的故事。

《韩非子》《吕氏春秋》的作者都只是借由“豫让刺赵襄子”的精神内涵阐明自己的政治思想，只摘取“豫让刺赵襄子”事件中有用的情节，并不注重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导致“豫让刺赵襄子”的故事在两书中零散可见。由于政治主张不同，两书对豫让的评价也不同，《韩非子》认为豫让是“无益之臣”，《吕氏春秋》认为豫让是忠臣廉士。

豫让做智伯的门客，智伯被赵襄子杀死，他行刺赵襄子为智伯报仇，有了刺客身份。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对刺客身份多持否定态度：司马迁在《游侠列传序》中说“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儒墨皆排摈不载”；庄子《说剑》云“庶人之剑，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折颈领，下决肝肺。此庶人之剑，无异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无所用于国事”；墨子主张“非攻”“兼爱”；韩非子认为管理臣子要去“五蠹”，“五蠹”中的游侠就包括刺客，他认为“侠以武犯禁”。所以在《韩非子》和《吕氏春秋》中，豫让以士的身份出现，而不是以刺客的身份出现。韩非子将豫让与伯夷、叔齐并举，认为他们都是“无益之臣”，他们的行为是无意义的。相比之下，《吕氏春秋》中说“豫让，国士也”，这与韩非子的评价大不相同。两者对豫让的描述侧重强调“士”的身份，并非想讲述豫让报恩的事实，这也可能是先秦传世文本对豫让事迹记载不多的原因之一。

二

《史记·刺客列传》和《战国策·晋毕阳之孙豫让》详细记载了“豫让刺赵襄子”，仔细研读就会发现，豫让的故事在两本史书中的情节有相似之处。为了表达清楚，我们把“豫让刺赵襄子”事件分解成四部分。第一，豫让在范氏、中行氏那里不受重视，在智伯门下备受尊宠，智伯伐赵襄子却战败而死。第二，豫让矢志复仇，改名换姓伪装成打扫厕所的人刺杀赵襄子，失败后被释放。第三，豫让改变容貌声音，与友人说明行刺目的。第四，豫让伏桥行刺，被发现后知道必死无疑，希望以刺击赵襄子衣服的方式来完成心愿，赵襄子答应了他。豫让拔剑连刺衣服三次，随后自杀。两本史书的第二部分、第四部分最为相似，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差异较大。

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中的人物、对话、叙述几乎完全相同，二者是否存在源流互通的关系？《史记》与《战国策》相似的问题由来已久，有人认为《史记》引用《战国策》，也有人认为《战国策》割取《史记》。当代学者赵生群认为，《史记》《战国策》的关系既非《史记》引用《战国策》，也非《战国策》割取《史记》，而是编撰《史记》时所依据的战国史料与《战国策》的原始参考史料相重合[7]。另外，赵争联系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得出了“《史记》《战国策》之间的关系，并非以往所认为的相互袭取采割的情形，而当是各有所据，只是其所据材料多具‘同源异流’的文本形态而在某种程度上较为近似罢了”[8]的结论。《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豫让部分与《战国策·晋毕阳之孙豫让》的情节主旨一致，本文认为创作或编订时都参考了战国原始材料，只是文本流变形态不同。

两篇文本第一部分所描述的情节相仿，但结构不同，应当是文本性质不同导致的。

其后七十余年而晋有豫让之事。豫让者，晋人也，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及智伯伐赵襄子，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9]

晋毕阳之孙豫让，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说，去而就知伯，知伯宠之。及三晋分知氏，赵襄子最怨知伯，而将其头以为饮器。[10]955

第一个文本是《刺客列传》豫让部分，首句为“其后七十余年而晋有豫让之事”，承接前文专诸刺王僚的故事。“豫让者，晋人也”是《史记》确立的人物传记体制的标志，即从某人写起，点明人物、时间、地点，以一人为主，展开情节。第二个文本是《战国策·晋毕阳之孙豫让》，《战国策》不是纪传体，不能给豫让单立章节，所以两个文本的这一部分结构差异较大。

两个文本的第三部分都是写豫让改变容貌声音并与友人说明行刺的目的，但情节不同。豫让改变容貌声音的情节首见于《韩非子·奸邪弑臣》和《吕氏春秋·恃君览·恃君》。《韩非子》中仅有“自黔劓，败其形容”一句。而另外3个文本则描写得更加详尽，增加了豫让改变声音的情节，并且通过豫让妻子和朋友的反应来突出伪装成功。与《韩非子》相比，后3个文本情节更加完整，叙事的艺术效果也更胜一筹。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部分在《史记》与《战国策》中情节相差较大，但《吕氏春秋》与《战国策》的情节却大体一致，文本极其相似。《史记》直接交代豫让改变了自己的容貌和声音，连妻子也无法认出他，但朋友辨识出了他，至于朋友如何识别豫让，不得而知。随后，朋友评价了豫让的做法。在《吕氏春秋》和《战国策》中，豫让起初只改变了容貌，妻子认不出其容貌，却听出了声音，于是豫让又吞炭使声音变得嘶哑。继而进入与友人交谈的情节，但都没有交代友人如何辨识出豫让。

豫让欲杀赵襄子，灭须去眉，自刑以变其容，为乞人而往乞于其妻之所。其妻曰：“状貌无似吾夫者，其音何类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变其音。其友谓之曰：“子之所道甚难而无功。谓子有志则然矣，谓子智则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让笑而应之曰：“是先知报后知也，为故君贼新君矣，大乱君臣之义者无此，失吾所为为之矣。凡吾所为为此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非从易也。”[6]547

豫让又漆身为厉，灭须去眉，自刑以变其容，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识，曰：“状貌不似吾夫，其音何类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为哑，变其音。其友谓之曰：“子之道甚难而无功，谓子有志，则然矣，谓子智则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让乃笑而应之曰：“是为先知报后知，为故君贼新君，大乱君臣之义者无此矣。凡吾所谓为此者，以明君臣之义，非从易也。且夫委质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怀二心以事君也。吾所为难，亦将以愧天下后世人臣怀二心者。”[10]955-956

首先，2个文本情节相似，文字表达有所不同。例如，友人评价豫让行为时，《吕氏春秋》中表述为“谓子智则不然”“襄子必近子”，《战国策》表述为“谓子智则否”“襄子必近幸子”，虚词和实词均有差异。其次，详略不同。例如：交代豫让改变容貌时，《吕氏春秋》表述为“灭须去眉”，而《战国策》则表述为“漆身为厉，灭须去眉”；豫让回答友人的问题时，《战国策》比《吕氏春秋》多了一句“且夫委质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怀二心以事君也。吾所为难，亦将以愧天下后世人臣怀二心者”；豫让改变容貌后行乞，《吕氏春秋》交代了行乞的地点是“其妻之所”，《战国策》没有具体说明。总体来说，《战国策》的叙事比《吕氏春秋》更加详细，详细交代的内容能够从《史记》中找到，不妨推测《战国策》中豫让改变容貌声音并与友人交谈取自《吕氏春秋》，同时参考了《史记》或与《史记》同源的材料。

“豫让刺赵襄子”的第四部分在《吕氏春秋》中也同样有相似的情节，《吕氏春秋·季冬纪·不侵》中通过豫让和友人的对话，交代了豫让为什么只为智伯报仇而没有为范氏、中行氏报仇的原因。

豫让之友谓豫让曰：“子之行何其惑也？子尝事范氏、中行氏，诸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至于智氏，而子必为之报，何故？”豫让曰：“我将告子其故。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饥而不我食，而时使我与千人共其养，是众人畜我也。夫众人畜我者，我亦众人事之。至于智氏则不然，出则乘我以车，入则足我以养，众人广朝，而必加礼于吾所，是国士畜我也。夫国士畜我者，我亦国士事之。”豫让，国士也，而犹以人之于己也为念，又况于中人乎！[6]270-273

这段文本通过对话反映出豫让感谢智伯善待，愿意为他报仇。与《韩非子》等书相比，《吕氏春秋·季冬纪·不侵》增加的语言描写使豫让的形象更加生动，体现了他的忠义。尽管无法考证这段对话的真实性，但它已经具备了人物描写的基本要素，具备了故事的雏形。

在《战国策·晋毕阳之孙豫让》中，豫让与友人对话变成了豫让与赵襄子对话。因此，《吕氏春秋·恃君览》中豫让与友人的对话，与《战国策》中豫让和赵襄子的对话高度相似。而《史记》中豫让对友人说“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和与赵襄子所言“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则结合了《战国策》与《吕氏春秋·不侵》的记载。由此可见，《史记》与《战国策》乃至先秦文本间的同源异流关系，在这些近似的文本中得到了印证和体现。

三

除了《史记》和《战国策》，汉代也有一些子书记载了豫让刺赵襄子的故事，如《淮南子》《新书》及《说苑》。其中，《淮南子·主术训》对“豫让刺赵襄子”的记载比较粗疏，《新书·阶级》《新书·谕诚》及《说苑·复恩》中的有关记载情节相对完整。例如：

昔者豫让，中行文子之臣，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让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与赵襄子战于晋阳之下，身死为戮，国分为三。豫让欲报赵襄子，漆身为厉，吞炭变音，摘齿易貌。[11]

可以看出，《淮南子·主术训》借由“豫让刺赵襄子”事件强调君主要善待臣下以换取忠心，所以只是概述事件经过，但对豫让改变容貌作了加工，增加了“摘齿易貌”的描述，突出了豫让为智伯报仇的决心。《新书·阶级》《新书·谕诚》也以豫让为例劝谏君主礼遇人才、以诚待臣。

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豫让刺杀经过的文本，都记载了豫让伏桥刺杀的情节，而叙事较为详尽的《史记·刺客列传》豫让部分与《战国策·晋毕阳之孙豫让》以及《说苑·复恩》还记载了豫让伪装成仆人刺杀赵襄子，《新书·阶级》《新书·谕诚》用“五起而弗中”叙述豫让刺赵襄子，并没有详细描写这5次刺杀经过。更多的是记叙豫让和他人关于“国士遇之”“国士报之”的对话，这种详略安排是为写作目的服务的。

《说苑·复恩》共记载了27则春秋战国至西汉年间的轶事，“豫让刺赵襄子”的故事较详细地记载于其中。

智伯与赵襄子战于晋阳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让者怒，以其精气，能使襄主动心，乃漆身变形，吞炭更声。襄主将出，豫让伪为死人，处于梁下，驷马惊不进，襄主动心，使使视梁下，得豫让，襄主重其义，不杀也。又盗为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缮宫，襄主动心，则曰：“必豫让也。”襄主执而问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杀中行君，子不能死，还反事之；今吾杀智伯，乃漆身为疠，吞炭为哑，欲杀寡人，何与先行异也？”豫让曰：“中行君众人畜臣，臣亦众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为之用。”襄子曰：“非义也，子壮士也。”乃自置车库中，水浆毋入口者三日，以礼豫让。让自知，遂自杀也。[12]

《说苑》虽是子书，但具备早期小说的属性，对“豫让刺赵襄子”事件的叙述较其他子书详尽。《说苑·复恩》与其他文本相比，事件的情节和结构有所差异，且逻辑和细节更加严谨。首先，两次刺杀的顺序不同。《史记·刺客列传》豫让部分与《战国策·晋毕阳之孙豫让》两篇的描述都是伪装行刺在前，伏桥行刺在后，《说苑·复恩》的描述是伏桥行刺在前，伪装行刺在后。其次，豫让的结局不同。《史记·刺客列传》豫让部分与《战国策·晋毕阳之孙豫让》两篇都写豫让自知必死后请求刺击赵襄子的衣服来完成心愿，赵襄子也答应了他，但《说苑·复恩》则是赵襄子囚禁豫让后以礼相待，豫让不受而后自杀。《说苑·复恩》对“豫让刺赵襄子”事件的细节处理比前人更加精细。伏桥行刺这一情节，前人都只说豫让伏在桥下等待时机，只有《说苑·复恩》增加了伪装成死人的细节。伪装行刺这一情节，《说苑·复恩》增加了豫让想方设法接近赵襄子的过程。他故意犯罪被判服劳役，伺机进入赵襄子宫室。这些细节使故事情节更加连贯，大大增强了可读性。此外，《说苑·复恩》中豫让故事的神异性增强了，其他文本也有马惊不前、赵襄子受惊的记述，但可以理解成四周的杀气使马和人警觉，这种神异性尚能被理解和解释，而《说苑·复恩》中直言“以其精气能使襄主动心”，赵襄子被豫让的精诚之气打动了，这样的描写不仅突出了豫让的忠义之气，也增加了故事的神秘感。

汉代及以后的典籍对豫让的记载也以正面形象为主。汪聚应认为“侠”起源于刺客，春秋战国时期“失位”游士中的一部分人身怀武艺，依附权贵，成为刺客并追求“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精神。游侠起于春秋战国兴于西汉，整个汉代都比较关注侠。作为侠的前身，刺客在汉代不再被轻视，《史记》《战国策》《说苑》搜集整理豫让的故事也就顺理成章了。

“豫让刺赵襄子”事件从先秦到两汉，完成了从史实到故事的转变。由于创作环境和文本性质不同，“豫让刺赵襄子”以不同形式的记载留存于世。先秦轻视刺客，豫让的故事鲜见于诸子典籍，西汉游侠之风兴盛，《史记》《战国策》都收编了“豫让刺赵襄子”的故事，由于参考的文本同源异流，二者记载略有不同。西汉子书《新书》《淮南子》注重说理，因此豫让的故事在这两本书中较零散，《说苑》虽然也是子书，但具备了早期小说的特点，对“豫让刺赵襄子”事件叙述得较完整，注重细节描写，逻辑严谨，加入了神化成分，可读性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