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佳琪

(华侨大学文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张翎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在张翎的作品中，女性是其着墨最多且极具特色的一类群体。诸多研究者关注到了张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对其女性写作展开了较多的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其作品中女性的成长路径却未得到充分的讨论。因此，从女性成长的角度探讨其作品中的女性书写能够窥见张翎对女性及人性的深刻思考。

“成长”是文学作品的母题之一。女性由于性别角色和社会文化定位的不同在诸多作品中呈现出了与男性成长主人公不同的特点。因此，相关学者提出了女性成长小说的概念，认为“女性成长小说是以生理上或精神上未成熟的女性为成长主人公，表现了处于‘他者’境遇中的女性，在服从或抵制父权制强塑的性别气质与性别角色的过程中，艰难建构性别自我的成长历程”①。因此，女性的成长与其在两性关系中的位置是紧密相关的。张翎小说中的女性多受困于家庭与历史的束缚，陷于情爱的纠葛中，出走与逃离也就成为了其女性书写中一种典型的叙事模式。这些当代新型的“娜拉”用回归阐释了女性出走的最后归宿。但张翎笔下的女性成长书写并不是简单地在女性书写的范畴中强调性别对立，而是用女性成长隐喻人类成长，具有超越性的意味。

一、他者境遇下的困惑与挣扎

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长期作为男性的“他者”而存在。正如波伏娃所说，“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②。女性在“他者”的境遇中，常常处于服从、被动和自我奉献的状态之中，并由此产生对男性的依赖和妥协。但是，伴随着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处于他者位置的女性常常由于新生意识与旧有观念的冲突而产生困惑。这个阶段可称为“前成长”阶段。“这种‘前成长’状态是指成长主人公已经具备了内在觉醒意识”，“其思想意识处在旧的已去，新的没来的黎明前的黑暗状态”③。在“前成长”状态中，由于对男性的经济物质条件和精神世界的依赖，女性常常将生活信念和未来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因此当其想要摆脱他者身份的独立意识萌发之际，女性的身体与精神也就处于挣扎徘徊的困境之中。

《望月——一个关于多伦多与上海的故事》中的主人公孙望月为了报答颜开平为自己办画展、开拓事业的恩情，懵懂单纯的她与商人颜开平结了婚。两人的结合一开始并非因为爱情，只是年少无知时的熟悉和互相帮衬中的恩情所致。但是由于经济地位的悬殊和双方性情的差异，孙望月一直处于婚姻的围城之中，想要挣脱出来却无能为力，只能勉强维持婚姻生活，通过画画排遣内心苦闷。作品中的星子同样也是如此。星子年轻时因蒙昧无知嫁给了在唐人街开杂货店的香港人周家杰，成了帮周家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面对婚后丈夫的冷落和婆婆的折磨与侮辱，毫无赚钱能力的星子一直挣扎在婚姻的泥沼中。幼小的女儿更是成为了离婚路上的一大顾虑，星子自此一直过着煎熬的婚姻生活。处于现实困境中的这两位女性为现实生活而困惑，但各种原因阻碍了其成长，由此她们一直处在艰苦的挣扎之中。

《邮购新娘》中年少懵懂的江涓涓爱上了艺术家老师沈远，陷入爱河的她不顾其他人的反对，甘愿为沈远奉献自己的一切。江涓涓帮沈远经营公司，独自一人包揽所有事务。即使知道自己只是沈远生活中一个无足轻重的女性，江涓涓仍然煎熬地燃烧着内心爱情的火焰，挣扎着等待沈远的爱情，相信有一天沈远能够真正地爱上自己。为帮助沈远，江涓涓甚至违背了毕业后和妹妹一起创业的誓言，从此内心背负着沉重的道德负担。但是她牺牲一切最后换来的却是沈远的背叛。单纯的江涓涓甘愿将自己置于沈远附庸的位置，自我奴役着身体与精神，但是结局却是被忽略和被抛弃。这样的结局是大多数女性的困厄，也是女性成长往往需要经历的一个艰难阶段——摆脱他者定位。

《劳燕》中的姚归燕也是如此。父亲被日军投放的炸弹不幸炸死后，13岁的阿燕被迫挑起家庭重担。此时青梅竹马的刘兆虎成为了入赘姚家的理想人选，也成为了阿燕最信任的人。阿燕被日本人强奸后，更是将刘兆虎当成自己的“天”和生活下去的支柱。“斯塔拉的心里有一根柱子，纵使天塌下来，把地压成齑粉，只要这根柱子在，斯塔拉就在。这根柱子，就是刘兆虎。”④这说明此时她的主体意识还远未形成，她将自我生活下去的希望寄托在男性身上，甘愿成为被领导和被启蒙的对象。再次回到四十一村，阿燕从昔日身份高贵的大小姐变成了人人厌恶的失贞少女。她苟活于村子里是为了有一天能够等到刘兆虎的庇护。因此，阿燕仍然希望借助外力完成自我成长与自我蜕变，可是刘兆虎的出现却让她的希望完全破灭。刘兆虎回村时正好遇见阿燕被瘌痢头强奸。他虽然赶走了瘌痢头，但是拥有贞操观念的刘兆虎却坦言自己不会娶她。支撑着阿燕生存下去的柱子瞬间崩塌，原有的挣扎在死亡与屈辱之间的努力瞬间丧失了意义。但恰恰是信念的崩塌将阿燕推向了绝望与新生的边界，阿燕摆脱了“他者”的外壳，自我意识开始苏醒，作为一位女性的成长意识正式萌芽。

女性在社会和情爱中的困惑与挣扎是成长萌芽开始生长的第一步，因此，此时的选择便显得尤为重要。在物质与精神、安稳与自由之间，女性的选择就决定了其人生的方向，也决定了其成长的道路。张翎认为许多人“在选择了要走的路之后，并非义无反顾，而是犹犹豫豫地揣摩着那条没有走的道路”⑤，因而被困惑撕扯着，在困惑中挣扎着。因此，逃离与出走、挫折与反抗就成为了女性成长的真正开端。

二、主体突围中的逃离与反抗

逃离与出走是文学作品中人物空间位移的一种方式，也是其反抗他者定位逐渐形成主体意识的开始。在空间转换中，成长后的主人公在逃离后往往会经历诸多挫折，此过程中的主体反抗体现了主体的自我意识和精神成长。女性的逃离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娜拉出走玩偶之家踏上漂泊之路，子君逃离封建家庭奔向爱情，林道静离开资产阶级家庭走向革命。在这些女性的逃离过程中，家庭是他们摆脱他者地位的第一步。“女性的逃离姿态并非只是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而采取的消极回避，而是逃离过程中女性所表现出来的刚强气质与独立自主，使逃离本身成为女性寻找自我，认知自我，完善自我与实现自我的开端。”⑥在张翎的作品中，婚姻与爱情是女性主体突围的第一道屏障，她们的逃离与出走，在中国与异域之间的空间位移彰显着她们摆脱其在父权制社会中的“他者”地位，以及建构自我意识并重构自己的社会身份的尝试和努力。

孙望月从上海前往多伦多留学，表面上是想通过留学的方式以提升自我，实际上却是一种逃离婚姻围城的行为。“许多女性突围情爱陷阱，走向主体性成熟的第一步就是从勘破男性偶像神话，重新确认自我情感需求开始的。”⑦在多伦多，望月爱上了自己的老师牙口，两人坠入爱河。但是当望月打算将身心交付给牙口的时候，却突然得知牙口是同性恋。遭受了沉重精神打击的望月悲伤过度，后因宫外孕差点丧命。望月与牙口的相爱是望月解放自身身体的自主行为，也是其走出婚姻围城的第一步。在望月走向人格独立的过程中，她与牙口的相爱既是一种反抗，但同时也是一种挫折。面对再次失败的爱情，望月的宫外孕其实就隐喻着女性初步成长的流产，但也从反面暗示着望月对附庸式爱情的反抗。另一方面，同胞妹妹踏青与李方舟的爱情是望月追求爱情、认清自我的一个窗口。踏青与望月为一母同胞，两人性格互补。踏青在多伦多求学时与已婚老师李方舟相爱。目标明确、性格勇敢且果断的踏青与盲目而犹疑地追求爱情和事业的望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踏青后来因一场车祸意外去世。因此，踏青的死亡，一定程度上就是望月成长再生的开始。

而江涓涓在遭遇沈远的背叛后，与经历丧妻之痛的林杰明认识并以其未婚妻的身份来到了多伦多，准备结婚。她希望可以在多伦多继续求学，开始新的生活。然而林杰明的经济收入却不允许他同时支持江涓涓上学和扩大咖啡馆店面，再加上热情聪慧的女招待塔米盘旋在二人之间，使两人的矛盾激化。而林杰明也忽视了江涓涓作为一位女性主体的尊严和追求事业的决心，因此两人之间必定会产生嫌隙。所以后来江涓涓搬离林杰明的家，投奔在飞机上认识的洗衣店老板薛东，成为其洗衣店的一名员工。她与薛东再次重逢时，江涓涓的身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到底是在哪里丢失了她的纯真呢？也许是在沈远家的楼道上。也许是在方雪花的小屋里。也许是在林杰明的床上。也许不是丢在一处的，而是东一块西一片零零散散地丢了一地的。”⑧江涓涓的两段感情让她身心遭受了创伤，但江涓涓丢失纯真的过程就是其成长蜕变的见证。“她们以一种决绝的姿态，将自己从已成惯性的现实生活中抽离出来，不断地以逃离来追寻一份渐趋清晰的自我指认，以逃离来期许一场艰难痛苦而又充满欢欣的成长蜕变。”⑨她搬离林杰明的家彰显了一个女性的主体尊严和发展诉求，也是女性成长过程中要求完善自我与实现自我的表现。

而《劳燕》中的阿燕在确认刘兆虎的懦弱和愚昧后，开始独自面对未来的一切。于是当牧师比利再次出现在四十一村时，阿燕果断选择离开满是伤痛的故土，选择和牧师比利一起离开寻找再生的可能。但是鼻涕虫对阿燕的侵犯再次使她面临精神上的挣扎。“她从前只知道躲，她以为把自己缩得很小，藏得很深，耻辱就再也找不到她了。可是她错了，耻辱是影子，她走多远，它也走多远；她有多快，它也有多快。她永远无法摆脱。”⑩因此这次阿燕没有选择躲藏和逃避，而是前往军队告发鼻涕虫，公然揭开自己的过往伤疤，用这种方式反抗男性的侵犯和传统观念中的贞操束缚，为自己赢得了作为女性主体的尊严。阿燕逃离刘兆虎的庇护和反抗鼻滴虫的侵犯不仅仅是从他者处境中的突围，更是从苦难和创伤中的突围，由此摆脱了女性对男性的精神依附，实现了作为人类主体对苦痛和创伤记忆的疗救。

张翎笔下女性的逃离与出走彰显着女性从服从和沉默中挣脱出来的尝试和逐渐摆脱他者境遇、浮出历史地表的努力。“逃离不完全是绝望，在某种程度上是成长女性对于庸常生活的推离和对于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与生命形式的寻求。”逃离的行为虽然看似空间的位移，但其指涉的其实是主体的精神成长，表现了主体渴望脱离现在的舒适但麻木的生活空间，奔向颠簸却自由的陌生状态。虽然在冲击现有困境的过程中会经历疼痛和挫折，但是正如张翎所说，“伤痛给了我们活着的感觉”，逃离与反抗所带来的伤痛恰恰提供了从麻木中苏醒的契机，重新获得感受生活的敏锐和建构自我身份的机会。

三、寓言隐喻下的觉“心”与回归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一声追问至今叩问着现代社会。沈从文在《边城》中的“那个人也许明天就回来，也许永远不会回来”暗示着翠翠今后无望等待的悲剧。因此，在逃离与回归之间，女性常常面临着逃离之后无路可走的困厄。由此，逃离后的回归就成为了女性成长过程中迷茫心路历程的表征。张翎作品中的女性主人公在叙事中往往呈现出一种逃离之后再次回归的故事形态。但是此种回归不应悲观地视为女性无法摆脱他者定位，无法走向自由的悲哀。究其深处，张翎笔下女性的回归应视为一种在经历成长过后的觉“心”之旅，是在蜕变为主体之后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中实现自我价值的表现。竹内好在解读鲁迅时曾使用基督教的“回心”概念，来说明鲁迅的本质就是无的存在，他所回之“心”就是一种文学式的生存方式。伊藤虎丸接着竹内好的回心往下说，在解读《狂人日记》时认为狂人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回心，第一阶段的回心是狂人的发疯，独醒意识与被害者及领导者意识兼备的阶段。而狂人治愈之后赶赴外地就职是第二阶段的回心，即狂人痊愈后作为一个意识到自己是吃人的普通个体后再次回到世界中去，成为了真正对世界负有自由之责的主体。因此，笔者提出的觉“心”概念正是觉醒之后的回心。张翎笔下的女性在逃离之后的回归不是再次回到牢笼之中，而是其在成长之后再次回到日常生活的崭新存在。因此，望月、江涓涓和阿燕等人的回归其实是一种具有超越性意义的回归，也是伤痛得以疗救的救赎方式。“这种救赎就是站在女性生命成长的立场上，将日常生活作为女性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源泉，并在此基础上，将日常生活作为女性生存的精神家园，呼唤心灵受到创伤的成长女性回归到真正富有价值的日常生活中，并由此走向女性生命的成熟之境。”因此，脱离女性主义视角来看，张翎作品中的女性成长女主人的觉“心”与回归是一场超越旧我、蜕变为新我以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过程。

如果说望月与颜开平的结合是一场年少时所经历的无意义婚姻的话，那么望月与牙口的结合便是一场包含着欺骗的失败爱情。望月从婚姻围城中突围出来，但是却在与牙口的爱情中体悟了爱情的疼痛。此时望月完全可以在经受挫折之后回到上海，成为再次回归家庭的“娜拉”，获得颜开平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庇护，但是望月最后却选择了和颜开平离婚，从此她陷入了心灵沉潜的状态。但好友宋世昌此时对她无微不至的照顾让她再次敞开心扉，之后宋世昌前往异地就职，望月则在距离宋世昌两三个小时路程的小镇欧滋找了一份能够保障生活的工作并定居下来。望月主动奔赴欧滋，追求爱情的行为是其在经受婚姻和爱情失败后的勇敢尝试，颠覆了传统观念中女性往往是被动的理念。故事结局的吊诡貌似在于望月从婚姻中挣脱出来，最后又即将迈向婚姻。但此时的望月已经蜕变为一个新的个体。她在遭遇爱情悲剧之后，没有困顿于爱情的苦痛之中，而是勇敢主动地追求下一段爱情，投入崭新的生活。“成长女性在逃离的过程中，经常会由于各种原因重新回归到原有的生活轨道上来，但这种回归并不意味着女性退回到原来的精神原点，而是在一定意义上表征着女性个体的成熟与自主性力量。”因此，望月的成长路径虽然再次回到了爱情与婚姻，但是深层是女性在成长为一个独立个体之后的生活选择，彰显了女性的主体意识。

而江涓涓在脱离林杰明的保护后，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生活追求。她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普通且平凡的工作中实现着自己的价值。在薛东的洗衣店工作时，江涓涓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为客人设计服装。她的名字也被印在了戏剧表演宣传海报的设计师的位置上，她打破了林杰明对其难以设计出当地人喜欢的服装的悲观预设。之后，江涓涓与薛东相爱，但由于签证即将到期，江涓涓不得不回上海。临行前，薛东给她的信中写道，他将会回到上海与江涓涓结婚，让她以薛东妻子的身份回到多伦多。故事的结局是江涓涓回到上海，也许即将步入与薛东的婚姻之中。经历这场多伦多之行，江涓涓还是回到了上海，回到了两性关系之中，看似回到了原点，但是此时的江涓涓已经不再是那个会为了爱情抛弃一切、牺牲自我的懵懂无知的少女，而是蜕变为了一个勇于反抗、敢于表达自我、实现自我的女性。“世界很大，归宿却只有一个。景致无限，可是真正可以安稳落脚生根的地方，永远只有一处。”张翎在文章末尾所言的归宿其实不仅仅限于婚姻和日常生活，也是人类成长路径的隐喻。

《劳燕》中的阿燕生下与伊恩的孩子后再次回到四十一村，靠牧师比利教授的医术谋生。可是当刘兆虎逃亡回到月湖村时，面对昔日狠心放弃自己的男人，阿燕不仅没有举报他，反而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他脱离险境。当政治局势稳定之后，刘兆虎却又患了重病。在那样一个物资匮乏的特殊年代，为了帮刘兆虎治病，阿燕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换取食物和药材。这样一个曾经被历史、被战争、被刘兆虎以及四十一村的人深深伤害过的女性，再次回到生养自己的故土，用蜕变后的强大自我保护着他人。毋庸置疑，这是一位崇高的女性。她在拯救别人的过程之中也拯救了那个遭受创伤后只知道一味躲藏的自己。当然，她的崇高不仅因为她是一位女性，她的崇高也是普泛意义上的人性的崇高。阿燕一生先后遭受父母离去、被信任的男人抛弃以及身体被侮辱等不幸，但是她并没有困于绝境的苦痛之中，而是怀着宽广的胸襟和独立自主的信念成长为了一位有尊严有自我意识的女性。因此，阿燕的觉“心”与回归不是女性视域下的简单回归到日常生活，而是高尚和坚韧人性的回归。

张翎曾在访谈中谈到：“渴望逃离和期待回归可能是人在成长过程中必然经历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普世’意义。”《金山》中的方锦山一直渴望能够脱离父亲的控制。可是当他真正摆脱父亲的监管时，他却没有丝毫逃离管控的兴奋，而是担心自己的辫子被剪后会不会被父亲责备，为此他选择在外养长辫子之后再回家。可见，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渴望逃离与期待回归都是一种普遍的心态，甚至可以说这是人类心理的一种特征。因此，张翎笔下的女性在成长和蜕变之后的回归也不应该仅仅放在性别视域中考察，而应该明悉这是人类成长的一种隐喻。这样的回归是建立在觉“心”的基础之上的人性的回归。

因此，张翎笔下女性的逃离与回归不是悲观意义上的妥协与无路可走，而是超越女性主义到达人性普泛意义的超越性回归，是人类成长和人性坚韧的隐喻。“这种隐喻是人类对自己曾经拥有的美好精神家园悲壮的追寻，是关于某种无法逃遁的人生宿命的言说，其间渗透着旷久深远的悲凉苦痛与刻骨铭心的生命感悟。”

四、结语

张翎曾在访谈中坦言，“我不太认同我是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来写作的说法”，“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常常忘记我自己的性别，不会特意想起我是女性”。张翎的表述其实是与其创作相符的。她的作品中虽然经常出现女性摆脱他者立场的故事形态，但是她是站在普遍意义上的人的立场上书写人物的成长经历。张翎书写在历史中抗争、在爱情和婚姻中挣扎的女性，用文字见证了女性在逃离与反抗之中的成长，用女性的觉“心”与回归隐喻整个人类的成长发展路径和人性完善过程。这是张翎笔下的女性成长叙事，也是苦难与伤痛中的人类成长故事。

注释：

②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③顾广梅:《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9页。

④⑩张翎:《劳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95页，第176页。

⑤张翎:《望月——一个关于多伦多与上海的故事》，作家出版社，1997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