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姣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两宋时期劝农制度进一步完善，劝农使入官衔意味着制度层面对地方官的劝农职责提出了要求。劝农文作为劝农制度的衍生公文，颁行的目的即是劝诫农事，促进农业发展。在中国整体的农业社会背景下，劝农文作为直接面向基层民众的文本，往往还承担着教化民众的作用。地方长官通过劝农制度和劝农文促进农业生产，劝化社会风俗，希望在当时的农村建立一种传统伦理下的“和谐”社会。

学界关于劝农文和劝农制度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关于劝农文的整体研究，有学者分析宋代劝农文的内容、文本特点，还有研究者以劝农文为基本资料研究宋代农业技术推广、分析宋代的经济社会和乡村社会问题①。劝农文个案研究则有曾雄生的《〈告乡里文〉：传统农学知识建构与传播的样本——兼与〈劝农文〉比较》，以徐光启的《告乡里文》为例分析徐光启在农业技术上的创新和传播，并与劝农文进行比较［1］。与劝农文密切相关的劝农制度研究，主要有包伟民、吴铮强的《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该文分析了宋代劝农制度的缘起、设置及功能，认为劝农制度是中国政治文化在生产领域的表现，对当时民众的社会行为有一定影响［2］。耿元骊的《宋代劝农职衔研究》对宋代的劝农职衔设置及沿革发展进行研究，分析劝农职衔设置的作用和成败经验［3］。孔祥军的《“农为政本，食乃民天”——试析宋代“重农”思想在国家层面的反映》认为宋代的劝农制度是宋代政府“重农”思想在行政体系各个环节的落实，为促进宋代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提供了强大动力和重要保障［4］。

从北宋至南宋，宋朝一直重视重农思想，南宋时期的劝农制度基本沿袭旧制，但劝农文在这一时期尤为兴盛。已经有研究者将宋代劝农文篇目来源进行整理［5］，笔者在此基础上对劝农文的作者及其时代学术背景进一步分析，发现北宋劝农文数量仅为南宋的十分之一。同时，南宋劝农文作者有理学学术背景的占五分之四，考虑到文献的存佚情况，尽管这个比例并不等同宋代实际情况，也能反映出大概的分布趋势。南宋理学大兴，地方长官治下十分注重社会道德秩序规范的建立，他们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民生和民俗关系密切，希望通过劝农文来促进农事发展，进行风俗教化。已有研究主要侧重劝农文内容以及制度的分析，关于社会治理思想在劝农文中如何体现并传递的研究则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拟聚焦理学名儒真德秀的劝农文，试图在梳理制度、观念语境的基础上，以真德秀为个案，分析南宋业已成熟的劝农文如何在地方劝农和教农中发挥作用。

一、宋代劝农制度下的劝农诏与劝农文

五代时期混乱的局势给农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打击，有宋一代，重农成为基本国策。宋太宗时期就出现劝农使这一职称，但真正将劝农作为定职计入官衔则是宋真宗时期。景德三年，权三司使丁谓“诸州长吏职当劝农，乃请少卿监刺史閤门使已上知州者，并兼管内劝农使，余及通判并兼劝农事，诸路转运使、副兼本路劝农使”［6］271。丁谓提议效仿宇文融，设立劝农使，并由各州长官、转运使等兼劝农事，自此，劝农使成为官员的正式官职。天禧四年，宋廷再次明确了劝农使一职的归属：“始诏诸路提点刑狱朝臣为劝农使、使臣为副使……凡农田事悉领焉。置局案，铸印给之。凡奏举亲民之官，悉令条析劝农之绩，以为殿最黜陟”［7］798。地方官员兼劝农使，其职责包括劝诫农事生产、召集逃散人员、检户检税等。农事活动成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是官员晋升的标准之一。

除了依靠地方长官，统治者还曾设立农师来进一步促进地方农事发展。太平兴国七年，宋太宗曾颁布一道《置农师诏》：“宜令诸道州府，应部民有乏种及耕具人丁，许众共推择一人，练土地之宜，明种树之法，补为农师，令相视田亩沃瘠，及五种所宜。指言某处土田，宜种某物，某家有种，某户阙丁男，某人有耕牛。即令乡三老里胥，与农师共劝民。分于旷土种莳，俟岁熟共取其利。为农师者，常税外免其他役。民家有嗜酒蒲博、怠于农务者，俾农师谨察之，闻于州县，实其罪，以警游惰焉。所垦新田，即为永业，官不取其租。诏到宜亟行之，无或稽缓”［8］659。显然，朝廷颁布这道诏令的目的是在乡间推举经验丰富的农师来指导当地农事生产，为此在政策上给予种种优惠。尽管农师很快被取缔，其出现也证实了宋代对劝农的重视。

劝农诏的颁布体现宋代国家层面的重农倾向。宋代劝农诏一般有三个部分：首先强调朝廷和帝王对农事的重视；其次对当前农事生产存在的问题进行描述，说明进行劝农的必要性，如“虑彼乡闾之内，或多游惰之民。苟春作之不勤，则岁功之何望”［8］658等语；最后，提出一些政策措施来勉励地方长吏劝诫农事。如宋太祖乾德二年《劝农诏》：“体予兹怀，望尔良吏，自今在官，有能兴水利、辟田荒、课农桑、增户口，凡有利于农而不扰者，有司具赏格，当议旌酬。其或陂池不修、野田不辟、桑枣不值、户口流亡、慢政惰官，亦行降黜。夫言而不信，法驰于宽，朕久患之。方思革弊，尔毋习旧态，慢我新书”［8］659。这份劝农诏赏罚皆备，特地言明“此非虚名，必期责实。凡为条约，告示既明。赏不吾欺，罚无尔悔”［8］659，强调地方劝农的重要性。农书的颁布是国家重农的另一表现。宋真宗景德二年，“诏权三司使丁谓，取户税条目及臣民所陈农田利害，编为书……成《景德农田敕》五卷，庚辰，上之，令雕印颁行，民间咸以为便［6］150”。

统治者颁布的劝农诏，面向地方各级官吏，依靠地方长官来落实劝农的具体步骤。地方官吏撰写的劝农文面向的是基层乡民，内容侧重于农事生产，一般颁布在仲春时期，“仲春劝农耕，郡国有常制，越从近世来，往往具文视［9］122”，发布劝农文成为地方官员劝诫农事的常见方式。地方官吏撰写的劝农文，也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表达地方长官对劝农的重视，一些劝农文里还有针对当地农业情况的分析，譬如卫泾的《福州劝农文》开篇：“八州之地，福为最广，而人亦最稠。农家之子去而从释氏者，常半耕夫焉。邑十有二，濒海者三之一，负山者过半。负山之田岁一收，濒海之稻岁两获”［10］383，对福州的农业情况有较为详尽的描述。其次是劝农的内容，包括传播农业生产技术、改善当地的社会风气等。最后表达官方对农事活动的期望，强化劝农的效果。在劝农文中，地方长官常常借助中央政令的权威来加强劝农效果，如有“此非特太守之意，实朝廷之令，俾太守奉行者也，可不念哉”［10］21等此类话语。

二、真德秀《劝农文》中的劝农思想

农作为四民之一，农户是全国数量最大的户口，农事生产是古代农业社会的根基。劝农文既能满足传播农业生产技术的需要，又可以宣扬思想，对乡民进行教化。南宋劝农文的兴盛，既有重农思想的整体背景，又有理学家教化乡民的实际需要。

南宋著名理学大家真德秀的劝农文数量较多，内容丰富，可以帮助了解南宋劝农文的基本情况。真德秀出生于福建建宁府，宋宁宗庆元五年以科举入仕，授福建南剑州判官，在地方政务上卓有建树。嘉定十年，真德秀知泉州，写下《劝农文》《泉州劝农文》，治理当地输租、争讼、海贼作乱问题；嘉定十二年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撰有《隆兴劝农文》，注重当地军事治理。嘉定十五年，真德秀起复为宝谟阁待制、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关注当地民生，有设立惠民仓、慈幼仓、兴举学术等举措，撰有《长沙劝耕》《潭州劝民文》等文。因不满史弥远专权，真德秀请辞官职，绍定五年，起复知泉州，又作《再守泉州劝农文》。绍定六年，真德秀以显谟阁待制、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第二年春上任，著有《福州劝农文》。

真德秀地方任官经历丰富，关注民生，他的劝农文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分析当地农业生产状况和宣传农耕经验技术；二是关注当地社会风气问题，倡导理学道德秩序，摒弃不良风气。

关于农事生产的内容，这是劝农文的目的和核心。真德秀的劝农文针对当地不同情况进行劝诫，他在《隆兴府劝农文》中提到“闾阎之利病，田里之疾苦，朝夕访问，不敢一日忘”［9］123，对当地情况进行实地考察；知任潭州时作出“土瘠而墝，俗寠且贫”［9］109的评价；知泉州时曾感叹“嗟哉濒海邦，半是峣埆地，三时劳耕耘，收获尚无几”［9］122。不利的自然条件成为泉州农事生产最大的问题，这种耕作情况是当地农事劳动的真实写照。

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真德秀在劝农文中提供了一些农事活动的相关经验。

1.顺天时，尽地利。仲春时节，“乃者惊蛰前，甘泽屡滂沛，霆声应期发，人谓丰稔瑞。尔宜乘此时，汲汲操耒耜［9］122”，真德秀意在催促乡民进行农事活动，毋误农时。他在劝农文中对不同时期怎么安排农事生产也有相关指导：“春宜深耕，夏宜数耘，禾稻成熟，宜早收敛，豆麦黍粟，麻芋菜蔬，各宜及时，用功布种”［9］125，真德秀认为农事生产要讲究顺应天时，根据时节调整作物种植种类和种植方法，“插秧更要当时节，趁取阳和二月春［9］10”。除了天时，对地利的因势利导也同样重要，“高田种早，低田种晚，燥处宜麦，湿处宜禾，田硬宜豆，山畲宜粟。随地所宜，无不栽种［9］125”，他劝诫乡民根据不同的耕地条件来种植适宜的作物，最大程度利用有限的耕地。

2.以勤为本。人力在真德秀的劝农文中体现为对“勤”的强调：“勤于耕畲，土熟如酥，勤于耘耔，草根尽死，勤修沟塍，蓄水必盈，勤于粪壤，苗稼倍长”［9］121。他在劝农文中对“勤”和农事生产之间的关系有着较为深入的刻画：“凡为农人，岂可不勤，勤且多旷，惰复何望……勤而不惰，是为良农……为农而惰，不免饥饿，一时嬉游，终岁之忧，我劝尔农，惟勤一字”［9］121。真德秀认为“勤”是衡量一个农民是否为良农的重要标准，乡民作为良农要勤于农事，终日嬉游和懒惰的农民会导致饥饿和长久的忧患。“勤”在真德秀的劝农文中除了勉励乡民进行农事生产，还是他进行道德教化的一部分，“勤力之余，勤于善事”，这样不仅能避免饥饿和贫穷，还能攒下丰裕的家产，由此带来家庭和睦和社会安定。他认为“不善之人”，即不孝亲长，不睦乡邻，不行善事的人，“是为逆天，天必罚之［9］121”。

3.重视水利设施建设。水利设施是农业生产的重要保障，“闻说陂塘处处多，并工修筑莫蹉跎。十分积取盈堤水，六月骄阳莫奈何［9］11”。以真德秀所辖的福建地区为例，沿海的耕作区一面是山地丘陵，雨季常有山洪发生；一面临海，涨潮时海水泛滥田地，土质变得坚硬，不利耕作。这些地区时常旱涝不均，因此水利设施的建设成为当地农事活动的重要一环。劝农文中“陂塘谨修筑，预作灌溉备”“陂塘沟港，储蓄水利，各宜及时，用功浚治”［9］125等内容都体现了真德秀对水利工程建设的重视。福建地区的水利工程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著名的有福清的苏溪陂、长溪的营田陂、莆田县的木兰陂、延寿陂，龙溪县的广济陂等，这些水利工程灌溉田地都在千顷以上，对当地的农业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

至于社会风气问题，朱熹认为：“契勘生民之本，足食为先。是以国家务农重谷，使凡州县守卒皆以劝农为职，每岁二月，载酒出郊，延见父老，喻以课督子弟，竭力耕田之意。盖欲吾民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以共趋于富庶仁寿之域，德至渥也”［11］4625。真德秀承袭此看法，他的劝农文除了劝诫乡民勤于农事，还具有浓厚的教化意味。针对影响农事生产的不良社会风气，真德秀在劝农文中进行了分析和劝诫。

1.革除不良社会风气。真德秀在劝农文中对乡村的不良风气有许多描述。《福州劝农文》中说道：“若其害农，则有四事：一曰耽酒，二曰赌钱，三曰喜争，四曰好闲”［9］121。真德秀认为这四种风气妨害农事生产，沉迷于饮酒、赌博、斗殴、词讼，会对乡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带来隐患，轻则影响家庭邻里和谐和正常农事生产，重则危害社会安定。真德秀一再强调“喜争斗者，杀身之本，乐词讼者，破家之基。赌博乃偷盗之媒。耽酒是丧身之渐”［9］122。这些社会陋习妨害了农业生产和秩序安定，对民众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2.强调谨身节用观念。针对乡民怠惰的现象，真德秀在劝农文里提出谨身节用的观念。“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谨身是不妄为，节用是不妄费［9］120”。具体而言，谨身是“莫作罪过，莫犯刑责，莫要斗殴，莫生词讼，入孝出悌，上和下睦”［9］125；节用是爱惜财务，不贪口欲，不享奢华，不耽于饮酒、赌博、邪教、浪游、百戏等非农事活动。“汝农亦宜尽力以务本，谨身以节用，与其怠惰而饥寒，何如勤苦而温饱。与其奢侈而困穷，何如俭约而丰足［9］123”，真德秀认为谨身不使父母烦忧，节用能赡养父母，具备这两者，乡民就能符合“孝”，成为良民。

3.宣扬纲常秩序。在真德秀的劝农文中，纲常秩序在于家庭、邻里、乡党之间关系的和谐——“父老记我言，归语尔子弟，及尔乡党间，各各修礼义。事亲与敬长，必也孝且悌。惠爱笃宗族，欢好洽邻里［9］122”“凡为人子，孝敬是先，其次友爱，协和兄弟……长当抚幼，弟当敬兄，或值急难，尤须救助。其次族属，虽有亲疏，论其源流，皆是骨肉……其次乡邻，情义亦重，患难相扶，疾病相救，恩义往来，亦不可缺［9］115”。真德秀将亲子、兄弟、宗族和乡邻划分为不同的关系归属，由小及大，形成治理基层乡村社会的网络，对乡民们强调这些关系和谐的重要性，以传统的儒家道德来教化他们。真德秀认为“以上四事，人道大端，凡尔良民，首当加冕”［9］115，他以良民身份的标准劝诫和勉励乡农认同遵守他所提倡的儒家伦理道德。

在劝农文之外，真德秀还以《谕俗文》《劝孝文》《劝学文》等通俗文本配合教化乡民，形成完整的劝农和教化过程。朱熹建立了劝农文和谕俗文的基本内容和典范，真德秀则在此基础上更为关注官民和谐关系对劝农与教化的帮助。他的《潭州谕俗文》将官民关系和孝悌、宗族同列为谕俗三事，要求官员以“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9］125四事自勉。真德秀认为“太守之于尔民，犹父兄之于子弟，为父兄者，只欲子弟之无过，为太守者，亦只欲尔民之无犯”［9］120，极为强调官民关系的和谐，知福州时也表明自己“本路人为本路之帅，其视八州皆如乡党，其待百姓一如子弟”［9］121。

“谕农因谕俗”，真德秀的劝农文与他的谕俗文所提倡的道德秩序规范相一致。他发布谕俗文的目的很明确：“太守叨蒙上恩，擢守湘土，深惟朝廷委寄之重，非特责以有司常务而已，布宣德化，导迪人心，实守臣之事”［9］109，即是宣扬道德，教化人心，改善风俗。可以说，谕俗文更加注重对当地乡民的道德教化，劝农文是内容专注于农事生产的谕俗文。

三、劝农文的作用及传播

包伟民、吴铮强认为宋朝劝农文作为宋代劝农制度主要的表述形式，是帝制国家宣扬重农主义的象征物［2］。劝农文在传播先进农业技术的同时，兼具宣扬道德教化的作用，进而对民众产生无形的政治文化影响。

古代农业技术的传播很大程度依赖于人际交流，南宋时期没有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即使区域内交流能够学习农业技术，在大范围传播方面还是要依赖于有途径能够接触、有学识能够记录农业技术的地方长官。淳熙七年，朱熹知南康军，要求晓谕民间各户，张贴并推行星子县令王文林的种桑法。或许是施行效果不佳，朱熹第二年的劝农文一再重申：“今以中春举行旧典，奉宣天子德意，仍以旧榜并星子知县王文林种桑等法再行印给……当值自今以往，更当时出郊野，巡行察视。有不如教，罚亦并行”［11］5001。这篇劝农文规劝乡民重视王文林种桑法的推行，摒弃懒惰风习，及时耕种、尽力耕耘，可见朱熹对当地劝农事务的重视。咸淳六年，抚州发生旱灾，粮食紧缺，黄震时任江西抚州知州，第二年极力推广种植小麦。为了使当地乡民种植，他从几个方面论述种植小麦的好处，极尽劝勉之意。真德秀也曾推广种植小麦，黄震曾言：“昔潭州亦不种麦，自真相公做安抚，劝令种麦，百姓遂享其利”［12］2223。小麦的种植推广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人口温饱问题。

地方官的劝农文还会结合地方特点来指导农事生产：卫泾的《福州劝农文》开篇写道“八州之地，福为最广，而人亦最稠。农家之子去而从释氏者，常半耕夫焉。邑十有二，濒海者三分之一，负山者过其半。负山之田岁一收，濒海之稻岁两获……盖濒海则资水利，负山则仰泉脉”［10］383，劝诫当地居民勤于农事。韩元吉的《又劝农文》中写到：“尽地虽狭，惟有水者为田，其无水之地，可以种粟麦者，未如泉、福之广也；山虽多，惟茶果之植，其负山之原，可以艺桑柘者，未如江浙之美也”［10］21，他让当地乡民种植粟麦和桑树，可见他在颁布劝农文时已对当地有过一定了解。

“不教言语太艰深，为要人人可讽吟。把向田间歌几遍，儿童亦识使君心［9］10”。劝农文这种无形的政治文化影响契合南宋理学官员以道德教化辅助地方社会治理的目的。南宋劝农文的教化部分都强调理学的道德伦理秩序，譬如长幼有序、孝悌父母兄长等家庭伦理道德；亲近宗族的家族理念；扶助乡里、遵守乡俗、勤于务农的社会道德等。真德秀将《孝经》做成小本，“烦尔父老散与乡民，劝其朝朝诵念，字字奉行，如此则在乡为良民，在家为孝子，明不犯王法，幽不遭天刑［9］125”，另一位理学大家魏了翁也采取同样做法：“尚虑尔农不谕吾志，今以先儒朱文公《孝经解》一章列于篇首，尔尚聪听之，以告尔子弟，毋忽”［13］。陈宓《南剑州劝农文》强调“尔父老其归语而子弟，率而闾里，孝而亲，悌而兄，睦而乡党宗族，庶几礼逊兴行，风俗淳美协气薰烝，乖厉销伏，时和岁丰，可立而俟”［10］377。

为了扩大这种思想观念上的影响，劝农文的传播成为教化的重要一环。其传播途径史料记载不多，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宣读。每年仲春时节，地方长官在郊外集结父老，以宣讲的方式为乡民父老宣读劝农文，对一年的农事生产进行指导。为了加强宣读效果，地方长官在劝农文中还有不少表达官民亲近的词句，如真德秀的“尔民之喜，亦如太守之喜也。太守此来，精神气力不及前时，惟有真心爱民不减前时……尔民既喜太守之复来，则当信从太守之教令，其敬听之毋忽”［9］125。这种官方文书流露的情感之真假虽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真德秀认为建立亲近的官民关系能够更好帮助他达到劝农和教化的目的。二是张贴。劝农文作为一种官方文本，每年春天由地方守令宣读之后，会张贴在榜上供乡人参阅，成为一种传播途径。三是刻石上碑。劝农文篇幅短小，文句简炼，在宣读、张贴基础上刻成碑文可以长期强化宣传效果。有不少地方碑刻劝农文的例子，如南宋陕西洋县的《劝农文》碑、郴州的《坦山岩劝农记》碑等。

在这些传播途径中，宣读是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方式，为了强化效果，地方长官还会对每户农户进行宣读，他们在进行劝农活动时，常常要借助当地有学识的士人和父老的帮助。朱熹的《劝农文》提到：“右今出榜散行晓谕外，更请父老各以此意劝率乡闾，教戒子弟，务令通晓，毋致违犯”［11］4627。地方长官在固定场所将劝农文宣读给乡民，并张榜散播，当地有一定学识和地位的父老将劝农文的内容和地方官的意愿再次传达到每个乡民，帮助地方长官完成劝农文中教化的部分。真德秀提到“咨汝父老，为我开论，兴民善心，还俗淳古”［9］121，“父老”是年龄较大、有一定威望的地方乡民代称。真德秀极为看重士人在乡村社会起到的表率作用，他希望父老将他劝农文里的言论传达给乡民，达到还俗淳古的目的。真德秀再任泉州时，在劝农文一再强调“今所望于父老者，劝化乡里后生子弟，各为善人，各修本业而已”［9］115。乡贤父老成为地方官吏和乡民子弟之间传情达意的中间人，将官和民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地方长官教化乡民、达成理想社会的一部分。

地方官希望通过劝农文达到教民化俗的理想效果，但劝农文的实际作用还有待商榷。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上书：“今国家有劝农之名，无劝农之实，每于春首，则移文于郡，郡移文于县，县移文于乡，乡矫报于县，县矫报于郡，郡矫报于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岂朝廷之意乎”［14］218。劝农文成为形式化流程，与促进农事生产的初衷相去甚远。“是州皆有劝农文，父老听来似不闻［9］10”。尽管数量大增，劝农文形式化的弊病仍没有缓解，“每岁二月，朝廷命郡太守劝农于郊，以民生性命在农，国家根本在农，天下事莫重于农。故切切然以此为第一事，近来反因岁岁讲行，上下习熟，视为文具［12］2222”。宋高宗也曾言“守令有劝农之名，无劝农之实，徒为文具，何益于事”［15］5969。尽管劝农文很多时候是“徒为文具”，但正如前文所说，在政治文化影响方面，它仍具有重要作用，并将此作用延续到下一个王朝。

四、结语

劝课农桑是地方长官的义务之一，宋代设立劝农使，突出强调这一职能。劝农制度的设立意味着国家层面上的重农倾向有了具体的制度象征。地方长官主要的劝农活动是在每年二月春耕之时，在郊外召集父老劝农，并作劝农文予以宣传、教化。劝农文是地方长官面向民众的通俗性文本，其目的是推广先进农业技术指导生产、劝课农桑，宣扬社会秩序规范来教化民众，教化风俗。真德秀的劝农文将劝农和教化结合在一起，认为劝农与教农是一体的。同传统劝农文相比，真德秀在劝农文中更加注重官民关系的建立，这在他“以本路人知本路帅”时尤为明显。劝农是教农的前提和基础，就传播与功效来说，宣读劝农文的方式既是农业技术的传播，也是宣扬教化的途径。地方长官东郊劝农，宣读劝农文之后，为达到晓谕乡户的效果，还要借助耆老传达到各家各户，这一过程使得理学所传递的秩序规范再次得到宣扬。真德秀所言“自今以往，家家礼义，人人忠孝，变七闽之俗为邹鲁之邦，非惟当职所望于尔民，是亦朝廷所望帅臣也”［9］120成为他施行教化的理想境界。真德秀的劝农文成为宋代劝农文整体风貌的代表，其内容与形式也为后世所继承。

注释：

①王兴刚研究了劝农文对宋代农业技术推广的促进作用，具体参见王兴刚的《从〈劝农文〉看宋朝的农业技术推广》，《农业考古》2004年第3期。徐燕琳从文学角度分析劝农文学的形式、内容特点及其社会和现实意义，具体参见徐燕琳的《劝农文学：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学体类》，《学术研究》2011年第6期。于芹、田彩林、康华都以劝农文为资料对宋代的乡村社会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具体参见于芹的《从劝农文看宋朝乡村社会问题》，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田彩林的《从“劝农文”看两宋乡村社会问题》，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康华的《从〈劝农文〉管窥宋代乡村经济社会》，《农业考古》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