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乾 瑛

(西南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0715)

《陶庵梦忆》是张岱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它成书于顺治三年(1646)，刊行于乾隆四十年(1795)，是明清易代之后张岱的首部作品。其中大部分的篇章，都是对昔日繁华之景的书写，一方面展现了丰富多彩的晚明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也寄托了作者屈曲难言的情思。对于张岱创作《陶庵梦忆》的动机，历来众说纷纭。部分学者认为“‘忏悔’二字，是他写这部《梦忆》的唯一主旨”[1]1，甚至可以名之为“遗民文学中忏悔派的作品”[1]1，但也有学者指出追怀和眷恋才是张岱创作《陶庵梦忆》的心理动因。本文以《陶庵梦忆》的文本本身为依据，结合晚明独特的社会风尚和张岱特有的遗民心绪，重新审视张岱的创作动机，以期为张岱及《陶庵梦忆》的研究提供新的借鉴。

一、繁华盛景的书写

美国学者宇文所安认为“无论是在自序还是在回忆录的文本中，我们发现的只有渴望、眷恋和欲望”[2]164，创作于明亡以后的《陶庵梦忆》便属于这种回忆性质的文本。因此，它必然也承载着作者张岱的“渴望、眷恋和欲望”。这一点在《陶庵梦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陶庵梦忆》共八卷，按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风俗集会、饮食赏玩和山水亭园三类，皆是对过往繁华的深情书写。

风俗集会类的作品主要是选取繁华热闹的节日场景和大型的集会娱乐活动来描写，诸如元宵张灯、清明踏青、端午竞舟、中秋赏月、放灯赏荷、军演唱戏、客店香市等，笙歌鼎沸，热闹非凡。每逢正月十五元宵佳节，家家户户都会张灯结彩，欢庆上元。张岱的父叔辈即于万历辛丑年(1601)在绍兴龙山举办了盛大的灯会，场景可谓是流光溢彩、灿若星河，前来观者如山如垛：

山下望如星河倒注，浴浴熊熊；又如隋炀帝夜游，倾数斛萤火于山谷间，团结方开，倚草附木，迷迷不去者。好事者卖酒，缘山席地坐。山无不灯，灯无不席，席无不人，人无不歌唱鼓吹。男女看灯者，一入庙门，头不得顾，踵不得旋，只可随势，潮上潮下，不知去落何所，有听之而已。[3]219

寥寥数语，便将元宵放灯的场景描绘得如在目前，张氏家族的与民同乐之心、游戏人间之情也溢出言外，作者张岱更是沉醉其中、“沉沉昧旦”，就连天上的酒星、山间的狐妖也闻风而来、一晌贪欢。当年元宵之盛况，于此可见一斑。同样，清明扫墓也是“男女袨服靓装，画船箫鼓，如杭州人游湖”[3]22，踏青游玩更是“立者林林，蹲者蛰蛰”“臻臻簇簇，夺门而入”[3]148，走马放鹰、斗鸡蹴鞠、劈阮弹筝、说书讲经，各种娱乐活动层出不穷；端午竞舟，则龙船装点一新，竞者蓄势待发，观者白日如“蚁附蜂屯，蠢蠢欲动。晚则万艓齐开，两岸沓沓然而沸”[3]151；中秋赏月，则鼓吹征歌、丝管繁兴，前来观者“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3]144，往来如云。至于平常时节，则夏赏荷花秋赏菊，戏班唱戏香市聚。晚明江浙地区市民生活之丰富、市民经济之发达、市民文化之繁荣，张岱都尽收眼底、尽付笔端。

饮食赏玩类的作品主要是以汲泉品茗、烹尝美食、莳花弄草、制物写书等精致讲究的事物为描写对象，与以宏大热闹为旨归的风俗集会类作品略有不同，更加注重事物的品质，追求精巧细致。“一壶茗叶道禅味，半榻熏香养性灵”[3]237，张岱对茶颇有研究，不仅是位品茶高手，能尝鼎一脔而知一镬之味，而且精通茶艺，能自制好茶：

扚法、掐法、挪法、撒法、扇法、炒法、焙法、藏法，一如松萝。他泉龠之，香气不出，煮禊泉，投以小罐，则香太浓郁。杂入茉莉，再三较量，用敞口瓷瓯淡放之，候其冷；以旋滚汤冲泻之，色如竹箨方解，绿粉初匀；又如山窗初曙，透纸黎光。取清妃白，倾向素瓷，真如百茎素兰同雪涛并泻也。[3]73

制法之繁琐、水质之挑剔、比例之精准、茶具之相得益彰，无不显示出作者对精细之道的追求。此外，吃蟹，则以肥腊鸭、牛乳酪为配，“饮以玉壶冰，蔬以兵坑笋，饭以新余杭白，漱以兰雪茶”[3]234，清淡与肥腻相配，美酒与佳肴相对，堪称盛宴；制塔，则精益求精，塔内金刚佛像“其衣折不爽分，其面目不爽豪，其须眉不爽忽，斗笋合缝，信属鬼工”[3]8；赏菊，则“其桌、其炕、其灯、其炉、其盘、其盒、其盆盎、其肴器、其杯盘大觥、其壶、其帏、其褥、其酒、其面食、其衣服花样，无不菊者”[3]185；排戏，则台词不错分毫，伶工必求神似，搬演使观者不知是戏，“虽昆山老教师细细摹拟，断不能加其毫末”[3]154；写书，则博采众家，“小字襞襀，烟煤残楮，厚如砖块者三百余本”，几乎和中秘书所载不相上下。凡此种种，都体现了晚明士人追求精致的社会风尚，物必巧夺天工，技必登峰造极。即使要为此付出千金散尽、年华尽逝的代价，也九死不悔，并且乐在其中、终日不倦。可见，精致的背后是对所喜之道的衷心热爱，既不因其为小道而苟同流俗，也不因其耗资耗时而患得患失。精致是晚明的另一种繁华。

山水亭园类的作品主要是对自然风光和人造园林的描写，既不同于风俗集会的热闹，也不同于饮食赏玩的精致，它呈现出来的是一种静谧雅致的美。张岱精于山水之道，游玩观赏时往往选取游人较为稀少的淡季，认为如此才能看到别样的风景，《陶庵梦忆》中便记载了张岱于大雪三日后登湖心亭赏雪的经历：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挐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唯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3]92

冬日雪后的西湖，一扫平日的嘈杂喧嚷之声、浓妆艳抹之态，寂然无声，一片雪白，尽显“空灵晶映之气”，与平日熙熙攘攘的西湖全然不同。除了闻名遐迩的西湖，对于略微逊色的湘湖，张岱也不吝笔墨：“湘湖皆小阜、小墩、小山，乱插水面，四围山趾，棱棱砺砺，濡足入水，尤为奇峭”[3]137，认为“湘湖如处子，眡娗羞涩，犹及见其未嫁时也”[3]137。此外，还有月夜划船游庞公池、晚霁登龙山观雪、日晡登栖霞山观景等，均是选取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人烟稀少的时节前往观赏。这种对静谧雅致的自然美的追求并非张岱个人独有，因为明代崇尚文人结社，张岱又交游颇广，每每出游，往往与同人结伴而行，所以他代表的是晚明江浙地区文人圈的整体审美倾向。对于亭台园林的建构，张岱也秉承了这种静谧雅致的追求。张岱自建的梅花书屋即是如此：

前四壁稍高，对面砌石台，插太湖石数峰。西溪梅骨古劲，滇茶数茎，妩媚其旁。梅根种西番莲，缠绕如缨络。窗外竹棚，密宝襄盖之。阶下翠草深三尺，秋海棠疏疏杂入。前后明窗，宝襄西府，渐作绿暗。[3]53

前有石台假山点缀，内有花草树木掩映，既安静又有逸趣。如此书屋，颇能显示出作者的高雅情趣。除此之外，张氏家族在绍兴还修建有砎园、天镜园、表胜庵、不二斋、众香国、巘香阁、悬杪亭、筠芝亭、镜波馆、苍峡谷、万玉山房等亭园，江浙地区的其他富贵人家也修建有自己的园林，如于园、范长白园等，皆布置得清雅有趣、恬静宜人。因此，张岱对清静雅致的山水园林的书写，展示的是晚明江浙地区高雅文人的共同情趣，且这种情趣非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熏陶于书香门第者不能为，可以说是晚明繁华的另类展示。

《陶庵梦忆》虽为文学作品，但其对晚明繁华的书写并非完全虚构，它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晚明时期的经济相当繁荣，江浙一带更是物阜民丰。据《明史》记载：“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供输甲天下”[4]1900，仅江南七府的米粮便称甲天下，江浙地区的富裕程度可想而知。“想余平生，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3]1，在经历了改朝换代的翻天巨变之后，“繁华”依然是张岱对晚明最深刻的印象。所以追忆、怀念当年的盛景定然是张岱的创作动机之一。

二、启蒙思潮的追念

明代中叶以后的政治愈发腐败，宦官擅权，党争不断，贤能之士有志难申。与此同时，思想界又涌现出一股反理学、叛礼教的新思潮：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公开标榜利欲、情欲乃人之本性，“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充分肯定追求物欲的合理性。在黑暗现实的挤压和启蒙思潮的推动下，晚明士子纷纷投身于山水之间，放情于声色之中，最大限度地追求物质和精神的满足，崇尚个性自由。张岱亦深受此影响，“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蠧诗魔”[5]167。因此，“张岱对于人们在节日里尽情欢乐，以至于如醉如狂的场景，是带着欣赏的眼光，抱着肯定的态度，运用手中那支生花彩笔描绘这一幅幅绚丽多彩的风俗图画的”[6]153。对往昔繁华盛景的记叙，仅可视为张岱创作《陶庵梦忆》的浅层动机，繁华背后的思想精神才是《陶庵梦忆》的底色。

《陶庵梦忆》中描绘的关于风俗集会的热闹场景，既是晚明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人们价值观念的侧面反映。随着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追求物欲享受和讲究奢华靡丽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不论“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3]144，人人都各逞其欲，各极其欢，正如明人张瀚所云：“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为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无论富豪贵介，纨绮相望，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7]139。《越俗扫墓》一文，即反映了由俭入奢的世风转变：

越俗扫墓，男女袨服靓妆，画船箫鼓，如杭州人游湖，厚人薄鬼，率以为常。二十年前，中人之家尚用平水屋帻船，男女分两截坐，不坐船，不鼓吹。先辈谑之曰：“以结上文两节之意。”后渐华靡，虽监门小户，男女必用两坐船，必巾，必鼓吹，必欢呼畅饮。[3]22

以前扫墓一切从简，如今扫墓则华服加身、鼓吹喧阗，即使是小门小户，也饮酒唱曲，欢呼雀跃，庄重肃穆的扫墓活动变成了笙歌鼎沸的外出游玩，奢靡放荡，靡然成风。尽管当时便有人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追求享乐的背后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的否定，它反映了人们冲破禁欲主义、要求舒适享乐、释放自我天性的社会心态。但是，张岱又不像李贽等人那样完全否定程朱理学、猛烈攻击封建礼教，而是在汲取李贽个性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物性自遂”的观点。所谓“物性自遂”，就是摆脱各种外在的束缚，顺从事物的本性，换言之，就是肯定人们对物质和文化需求的合理性，但又不是超过本性需求的过度放纵。因此，《越俗扫墓》记叙的虽然是由俭入奢的风俗变化，但作者的本意却不是肯定奢靡，而是对晚明时期厚人薄鬼、愉悦人情的社会风气表示怀念和追忆。同样，“露帏则千花竞笑，举袂则乱云出峡，挥扇则星流月映，闻歌则雷辊涛趋”的《葑门荷宕》、“烟焰蔽天，月不得明，露不得下”的《鲁藩烟火》、“复迭堆垛，鲜妍飘洒，亦足动人”的《绍兴灯景》、“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的《西湖香市》等等，《陶庵梦忆》中这些记叙晚明繁华盛景的篇章，都体现了张岱对晚明时期追求享受、顺应人情、肯定娱乐的价值取向的认同，字里行间也洋溢着对美好世俗生活的热爱之情，行文之中也散发着对自由欢乐生活的向往之情。张岱追念启蒙思潮的拳拳之心，由此可见。

《陶庵梦忆》中记叙饮食赏玩的作品，亦不是单纯地展示晚明士人精致的生活追求，其背后是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和对个性的尊重。晚明经济的繁荣不仅体现在娱乐活动的丰富多样，还表现为各种良工巧匠的蜂拥而现。与以往“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的观念相反，晚明的工匠技师们往往因其技艺的精湛而备受世人追捧，虽“以竹与漆与铜与窑名家起家，而其人且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焉”[3]131。衡量人价值的标准也不再局限于出身的贵贱、等级的高低、财富的多寡，“天下何物不足以贵人，特人自贱之耳”[3]131，技艺的高超、精神的富足、人格的独立也成为了衡量人价值的标准，而外在的精致正是这些内在品性的反映。《朱楚生》一文有载：

朱楚生，女戏耳，调腔戏耳。其科白之妙，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之一者。盖四明姚益城先生精音律，尝得与楚生辈讲究关节，妙入情理，如《江天暮雪》《霄光剑》《画中人》等戏，虽昆山老教师细细摹拟，断不能加其毫末也。班中脚色，足以鼓吹楚生者方留之，故班次愈妙。[3]154

朱楚生虽为戏子，地位卑微，但对待戏曲却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而为张岱所赞叹的也不仅仅是朱楚生精致的戏曲表演，还有追求极致的人生态度及其背后所反映的重视个人价值的社会风气。此外，“欲补从来梨园之缺陷”的刘晖吉、“未尝一字杜撰”的彭天锡、“笔笔勾勒，苦心尽出”的阮圆海等人，也都被张岱一一写进《陶庵梦忆》之中，惜才、爱才之心，字字可见，尊才、敬才之情，句句可感。晚明以才为高的社会风气，由此可见一斑。同时，这些工匠技师清雅脱俗的品性也令人肃然起敬。竹雕艺人濮仲谦，技艺登峰造极，凡经其手雕刻之物均得重价而出，“三山街润泽于仲谦之手者数十人焉”，而他自己却是赤贫如洗，原因便在于“意偶不属，虽势劫之、利啖之，终不可得”[3]31。在濮仲谦看来，高洁傲岸的人格品性是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说书艺人柳敬亭，其技艺之高超，能使在场听者如临其境、其他说书者无地自容，但若“稍见下人呫哔耳语，听者欠伸有倦色，辄不言”[3]138，既然台下的观众不懂得尊重表演者，那么自己也没有继续表演的必要了。在柳敬亭看来，人格的尊重和艺术的知音更胜于贵重的金钱。南京名妓王月生,“曲中上下三十年，绝无其比”[3]221，虽沦落风尘，却孤傲清高，即使是王公勋戚、富商贵胄，也不轻易许人，“寒淡如孤梅冷月，含冰傲霜”[3]221。但她却乐于同闵汶水这样的雅洁之士交游往来，“虽大风雨、大宴会，必至老子家啜茶数壶始去”[3]221。这种洒脱孤傲的品性，正是张岱所激赏的。类似的作品在《陶庵梦忆》中还有很多，它们大都是借饮食赏玩的表层精致来展示其背后工匠技师的高超技艺和高洁品性，所反映的正是晚明时期重视人的内在价值和尊重人的才能品性的社会风尚。追念这种社会风尚，是张岱书写此类作品的深层动因。

《陶庵梦忆》中的山水亭园作品，主要展示了江浙一带雅致唯美的各种景观，但因为“张岱观照自然时非常注意领略其‘性情’与‘风味’”[6]163，所以他笔下的山水风光也折射出个性化的光彩，这是晚明士人将尊重个性的思想推及到天地万物的结果。因此，独特的山水之美的发现，还反映了晚明士人刻意求新、欣赏个性的审美取向。比如，写绍兴龙山的雪景，不叙其白日的风光，而是写其夜幕降临后“万山载雪，明月薄之，月不能光，雪皆呆白”[3]202的静美；写杭州西湖的美景，不叙其荷花盛开的旖旎，而是写冬日大雪过后“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3]92的空灵；写龙山脚下的庞公池，不叙其白日的拥挤热闹，而是写月出西方时“悄悄冥冥”、渔歌荡漾的舒适惬意。张岱在游览观赏的时机选择上往往与常人相反，总是选择在夜晚、清晨、雪后前往，所以总能发现寻常景观的独特之处、欣赏到常人极易忽视的别样美。自然山水的独特之美需要刻意寻求方可觅得，而亭台园林的独特之美则完全取决于建造者的匠心。《于园》有云：

园中无他奇，奇在磥石。前堂石坡高二丈，上植果子松数棵，缘坡植牡丹、芍药，人不得上，以实奇。后厅临大池，池中奇峰绝壑，陡上陡下，人走池底，仰视莲花，反在天上，以空奇。卧房槛外，一壑旋下如螺蛳缠,以幽阴深邃奇。[3]130

于园是江南富商于五所建的园林，其特色即在于磥石之奇。“磥石”即垒石，用石头堆砌假山之意。于园磥石之奇，在于有植树种花的“实奇”、悬空莲池的“空奇”和沟壑盘旋的“幽阴深邃奇”，“奇”便是于园的个性所在。此外，还有张岱二叔张葆生之子张萼修建的瑞草溪亭，因下有奇石而于其上建之，“屋今日成，明日拆，后日又成，再后日又拆，凡十七变而溪亭始出”[3]244,“故溪亭虽渺小,所费至巨万焉”[3]244，追求新奇雅致至此，也是古今少见；作者儿时就读其中的悬杪亭,“在一峭壁之下，木石撑距，不藉尺土，飞阁虚堂，延骈如栉”[3]199，“度索寻樟，大有奇致”[2]200，凌空造亭，可谓奇绝；作者祖父张汝霖建于龙山之趾的砎园，“水盘踞之，而得水之用，又安顿之若无水者”[3]19，用水之奇，几可与蓬莱阆苑相媲美。张岱笔下的山水亭园，奇中有雅，雅中有奇，体现了晚明时期崇尚个性、猎奇求新的社会风气。

《陶庵梦忆》中书写风俗集会、饮食赏玩、山水亭园的作品，无一不闪烁着人情、个性的光辉。“不趋流俗，不迷信条条框框，不盲从习惯势力、传统观念、宗派倾向”[6]46的张岱，正是借这些高扬着主体意识的作品，来缅怀追念晚明时期顺应人情、肯定个性的启蒙思潮。这正是张岱创作《陶庵梦忆》的深层动机。

三、前朝遗民的反思

张岱在《陶庵梦忆·自序》中有云“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以笠报颅，以蒉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以荐报床，以石报枕，仇温柔也；以绳报枢，以瓮报牖，仇爽垲也；以烟报目，以粪报鼻，仇香艳也；以途报足，以囊报肩，仇舆从也。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之”[3]1。在张岱看来，凡事有因必有果，造成今日穷愁潦倒之境遇的原因，正是昔日的穷奢极欲、纸醉金迷，所以“《梦忆》中的张岱，在回思太平时节秦淮河房、虎丘盛集、吴中绝技、苏州焰火、扬州瘦马，甚至斗鸡社、噱社之类他所谓的‘罪案’时，说‘今老矣，三十年来，杜门谢客，客亦渐辞老人去’，追思梦忆之余，便是深刻的悔恨。”[8]192同样，造成大明王朝一朝覆灭的原因，也是昔日过度追求享乐的社会风气。张岱在借《陶庵梦忆》书写往日繁华、追念启蒙思潮的同时，也在以深刻的笔触对往昔豪华奢靡的生活作认真的反思。尽管在《陶庵梦忆·自序》中张岱便交代说，书中作品“不次岁月，异年谱也”[3]244，但是在记叙重要的风俗集会时，也会在篇首标明年月。若以张岱所作的《石匮书后集》为参照，与这些繁华盛景同时呈现的，还有现实的满目疮痍。以《闰元宵》一文为例，该篇是张岱“与越中父老约重张五夜灯”[3]238时所作的“张灯致语”，时间为“崇祯庚辰闰正月”，即崇祯十三年(1604)。而据《石匮书后集·烈皇帝本纪》所载，“十三年庚辰，正月，……命巡城御史煮粥赈饥，发帑金八千赈真定，谕户部以保定、永清等郡县芻粮给畿南饥民，抵秋以偿，发帑金六千赈山东”[9]23，且在崇祯十二年时便已经战乱频发：“十一月，流贼老回回，……时时突出焚掠，相持逾年，毒流四境”[9]22，“十二月，北兵薄山海关，总督洪承畴出战，报军覆身没”[9]22。在饥荒大旱、起义频频、清军入侵的情况下，江南的百姓还在张灯结彩、大庆元宵，“笙箫聒地”“花草盈街”“士女潮动”“车马雷殷”。国将不国，百姓却还沉迷享乐，王朝焉能不亡？因此，张岱在书写这些繁华景象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深刻的反思：《越俗扫墓》中有“乙酉方兵，划江而守……萧索凄凉，亦物极必反之一”[3]22；《西湖香市》中有“山不青山楼不楼，西湖歌舞一时休。暖风吹得死人臭，还把杭州送汴州”[3]189；《蟹会》中有“由今思之，真如天厨仙供，酒醉饭饱，惭愧惭愧”[3]234，这些都是张岱在国破家亡之后，痛定思痛的反思。

对于饮食赏玩之事，张岱亦有所思。《斗鸡社》一文，记叙了作者张岱与其二叔张联芳斗鸡的故事。因作者屡斗屡胜，故二叔张联芳忿懑不已，于是便“金其距，介其羽，凡足以助其腷膊??咮者，无遗策”[3]89(“其”代指鸡)，但还是不能取胜，遂愈加好斗。作者虽无败绩，但亦不加克制，直至看到稗史中“有言唐玄宗以酉年酉月生，好斗鸡而亡其国”，才停止斗鸡。理由虽略显迷信，但也说明作者已认识到耽于声色玩乐之害。另有《方物》一文，记叙了各地的特产、美食，“北京则苹婆果、黄巤、马牙松；山东则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3]121，从北到南，如数家珍。尽管有“向之传食四方，不可不谓之福德也”的追念，但也有“耽耽逐逐，日为口腹谋，罪孽固重”[3]121的反思。身为遗民的张岱，对于明朝覆灭的原因是有着深刻认识的，而沉溺于声色玩乐的整体社会风气，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张岱出生于世代簪缨之家，高祖张天复曾为云南按察司副使，曾祖张元忭曾为翰林修撰，祖父张汝霖为万里二十三年(1595)进士，父亲张耀芳曾为山东鲁王长史。因此，即使张岱在明朝时未曾取得科举功名、谋得一官半职，也会因世代蒙受朝廷恩泽而拒绝接受新朝。这就使得张岱在追念故国时，即使认识到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也不会直言不讳，而是含糊其辞地将其归结为某种神秘力量。《陶庵梦忆》中记叙山水亭园景观的作品往往就带有这种色彩。以开篇之作《钟山》为例，该篇从明太祖卜陵写起，详述了中元祭祀的场景，最后写“孝陵上黑气一股，冲入牛斗，百有余日矣”，被作者视为流贼猖獗的警告，修整皇陵时“木枯三百年者尽出为薪，发根，隧其下数丈”，也被视为“伤地脉、泄王气”之举，并以甲申之变为应验。以天降异象来解释流贼猖獗，以王气泄漏来解释甲申之变，这种说法既含混模糊又略带迷信，岂能说服学富五车、博古通今的张岱？很明显，这是作者在有意为明朝灭亡的事实作开脱，是身为遗民的张岱在面对既成的历史事实时的无奈表达。反思之心与遗民之思交织在一起，成为张岱创作《陶庵梦忆》的又一动因。

结语

纵观全书，《陶庵梦忆》中的作品大都是书写繁华盛景的篇章，字里行间都饱含着作者深切的眷恋与怀念。因此，追忆往昔之繁华是张岱创作《陶庵梦忆》的首要动因。除却表层的繁华外，高扬着主体意识的晚明思潮亦是张岱追忆的对象，一方面是对顺应人情、肯定享乐的社会风气的追念，另一方面是对尊重个性、务奇求新的审美观念的肯定。这是张岱创作《陶庵梦忆》的深层动因。此外，身为前朝遗民的张岱，也在作品中含蓄地表达了明朝灭亡的必然性。张岱或是以篇首的时间暗做标记，或是将自身的早年经历引以为例，又或是以天降异象的迷信说法为依据，委婉地对明朝灭亡的原因作了回答。这即是身为遗民的张岱创作《陶庵梦忆》的历史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