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建军，刘旭东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710049）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高等学校是马克思主义发挥作用、产生影响的主要阵地，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高校是孕育思想、传播理论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就是在高校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中进行的。”[1]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国革命大本营落脚陕北，马克思主义传播迎来新契机。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暂时放弃武力剿共政策，陕甘宁边区的内外环境相对稳定，在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下，高等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起来，先后成立了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马列学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多所高校，主要目的是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教育，提升知识分子及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党性修养与专业技能。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陕甘宁边区高等学校中的传播效果非常突出，培养了数以十万计、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保证了革命任务的顺利实现，也为干部培养和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陕甘宁边区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基本逻辑

马克思主义在陕甘宁边区高等学校中的传播是理论、历史和实践逻辑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

第一，从理论逻辑看，思想观点广泛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本质要求。马列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构成边区高校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批判的武器不能替代武器的批判”“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旗帜鲜明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在于理论的大众化。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和理论传播的关系也做出精辟分析，提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2]的观点。他还认为工人阶级由于认知结构、知识水平的局限不能自发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因而必须从工人运动外部进行社会主义意识的灌输，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灌输论”，并将其发展成一个体系。斯大林继承并发展了列宁的灌输理论，进一步突出无产阶级政党在理论灌输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如“教育是一种武器，其效果是取决于谁把它掌握在手中，用这种武器去打击谁。”[3]马列经典理论家的论述表明，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任务。

第二，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经过艰苦探索和不断实践，逐步总结提炼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方法，即建立专门学校加强马列主义教育，并通过学校向外辐射，影响工农运动，比如中共成立初期创建的“劳工组织讲习所”“工人补习学校”等。大革命时期，1924年5月第三届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通过了《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明确作出指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4]同年12月，安源地委按照《议决案》的指示精神，在安源工人补习学校基础上，成功创建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党校。1925年10月李大钊任书记的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所专业化党校。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专门学校建立以及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认识进一步深化，1933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苏区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的前身）来传播马克思主义，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建设等内容。1935年10月，学校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共产党依托专门学校培养人才传播马克思主义，取得了重大成功、积累了丰富经验，对陕甘宁边区高校教育工作的顺利展开起到了借鉴作用。

第三，从实践逻辑来看，革命现实迫切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党的干部。“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当时中国社会处于政治局势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巩固陕甘宁边区、发展抗日根据地、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短期目标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都需要一批理论水平高、贯彻能力强的干部。而要在短期内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干部，边区高校完备的师资、系统的培养方案都具备相当的优势，因此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必经之路就是通过高等学校的教育实践，尤其是担任高校教师的中央党政干部在准备授课内容时，可以借此机会对中共以往理论和实践进行梳理和总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传播。

二、陕甘宁边区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传播的“5W”模式

美国学者拉斯韦尔（Lasswell）曾发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提出研究传播学的“5W”模式，即主体（Who）、内容（What）、途径（in Which Channel）、受众（To Whom）和效果（With What Effect）。“5W”模式是拉斯韦尔在研究不同政治理念传播特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涵盖了传播的全部要素，又集中反映了传播的内在过程。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在陕甘宁边区高等学校中的传播活动进行主体、内容、途径、受众和效果的分析，既构成本文的行文结构，也是对该传播活动的全面审视。

（一）马克思主义在陕甘宁边区高等学校传播的主体

传播就其本质来说是个体或群体之间的信息流动，按照人数多少可以分为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在陕甘宁边区高校中的传播具有组织传播的特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原则、方法在教师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互相作用。主体在传播过程中扮演着“把关人”和“实施者”双重角色，其主要功能总结为制定策略、确立目标、选择内容、身体力行。因此，拉斯韦尔（Lasswell）将主体研究称为“控制分析”。陕甘宁边区高校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具有深厚马列主义理论功底的高层领导干部，比如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陈云、任弼时等，毛泽东1937年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员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后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将整个讲课提纲进行整理，以《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形式印发，其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内容结构比较完整，基本上独立成文，因此以单行本油印出版。张闻天1925—1931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工作，马列主义理论素养深厚，1938年5月担任马列学院院长，主持延安马恩丛书和列宁选集翻译出版。陈云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自己兼任马列学院讲师。

二是专门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如杨兰史、张如心、艾思奇、何干之等，他们是高校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力量。这些理论家、知识分子中既有亲历长征的，也有抗战后从各地奔赴延安的。如杨兰史跟随部队长征后，在陕北积极筹备红军大学（“抗大”前身）的创办，后担任政治教育科长。艾思奇则是1937年从上海出发，一路经历艰难险阻到达延安的，后来担任“抗大”的主任教员，负责本校、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的哲学课。

三是学有所成留校任教的优秀学员。比如胡耀邦曾在“抗大”第二期第一队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二期提前毕业，赶赴抗日前线，但仍然有28名学员留下来，组成高级研究班，胡耀邦是其中之一，并经常到学员队讲政治课，包括统一战线，党纲党章等内容。像胡耀邦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由于预见到学校的规模会不断扩大，师资力量面临再次匮乏的困境，“抗大”、马列学院、陕北公学等多所高校，都设有高级研究班，提前培养一批“小教员”，后来与优秀毕业生一起组成学校教职工的主要部分。以“抗大”为例，“据1938年前后统计，在抗大全校教职员657人中，本校毕业生有591人，占总人数将近90%。”[5]虽然这些理论家、知识分子和“小教员”大多没有参加具体的革命实践，在教学过程中可能会有部分教条主义倾向，但单就“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层面来讲，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在陕甘宁边区高等学校传播的内容

关于内容分析，拉斯韦尔（Lasswell）指出“内容分析再分为要旨（purport）分析和风格分析，要旨指的是信息，风格指的是信息要素的配置。”[6]马克思主义在陕甘宁边区高等学校传播内容的“信息”从整体上呈现出“既旧又新”的特点，所谓“旧”是指“马恩列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原著和相关论述，而“新”是指部分新课程的内容完全来自教员自己对以往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传播内容的“风格”是通俗易懂，力求学生能融会贯通，应用在实践中。为此，高校教师在选择内容时，主要依据学生的文化程度、理论水平和当时的热点问题，这些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包括辩证法、唯物论等；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实质等；科学社会主义包括资本主义必社会主义主义所代替的社会发展规律，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最后的奋斗目标等。对于有能力阅读马列原著的学生来说，学校会安排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原著。一般高校学生主要通过《联共党史》这门课来奠定马列主义的基础，随后阅读经典文献的经典章节进一步提升理论水平。

其次是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大本营落脚陕北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工作环境相对轻松，可以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深入地思考和总结，国内其他地方翻译出版的一些马列原著和相关文章已能运送到陕北，便于中央领导人从理论上全面地回顾和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以毛泽东为例，到陕北后的文章分布在四册《毛泽东选集》中，其中不乏《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著作，有些是给高校学生授课的讲稿，后整理成文章，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原是毛泽东为红军大学第一科学生授课的讲稿。但由于此时还未系统概括形成毛泽东思想，因此，各高校主要是通过学习毛泽东的部分著作来领会毛泽东思想。如中国医科大学办学每周都安排一到两次政治课，讲解《中国革命问题》《论持久战》《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共产党人>发刊词》等文章。整风运动期间，《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反对自由主义》等著作则是高校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

最后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就肩负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其领导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具体实践，由此所产生的认识经过总结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些认识包括党的历史、建设、土地改革和干部教育政策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当时高校教育内容的重点在于历史上三次“左”倾路线的形成、发展及失败等。党的建设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而形成的相关内容，包括入党资格、党员的成分、入党手续、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候补党员、共产党员的标准、支部的组织、支部的基本任务、地方党部如何领导支部等内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课程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支部》，这些讲稿之后都整理成文章发表。在土地改革政策上，1937年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一次明确指出抗战时期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是“减租减息”，[7]高校思政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将这一政策的内涵和实施经验，教授给学生，以使学生理解党的这一重要工作，以及日后分配工作时能更好地贯彻这一重要政策。

（三）马克思主义在陕甘宁边区高等学校传播的途径

途径即“5W”模式中的媒介，途径是连接传播主体与受众的桥梁。边区高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途径，主要分为课堂教学、专题报告、学生自学三类，其各自的优势在于：课堂教学采用灌输教育与启发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学生更快学懂弄通知识；专题报告主要是革命实践案例，拓宽了学生们的知识面；学生自学则尊重每个人的不同兴趣，更高效地培养各类人才。这些途径相互补充，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更好地传播奠定了基础。

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陕甘宁边区高等学校课堂教学大多是在露天的操场或院子里进行的。“学生在听课过程中如有疑问，可以写个条子递给教员，教员都会很认真地研究和解答，或是交给学员们集体讨论”。[8]课堂教学包括课后提问环节，比如马列学院由吴亮平负责的“马列主义基本问题”课程共有十来讲，每一讲完毕，院长张闻天都会亲自来组织课堂问答，他根据授课内容，并结合实际，在课堂上叫学生站起来回答，然后他再就这个问题进行指点，因此，学生们把这种课后提问比喻为“照相”。这方法既帮助学员切实弄懂所学课程的原理，又检验了学员的学习效果，是一个值得今天马克思主义教学工作借鉴的宝贵经验。课堂教学还包括集体讨论，例如，陕北公学每天上课3 个小时，最多不超过5 个小时，剩下的时间是学生自学和集体讨论，在教员指导下选读《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斯大林选集》的若干篇和若干章节，然后采取小组讨论或全队讨论等方式学习。

请中央和各根据地的党政干部来作专题报告这种上课方式，是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既有利于缓解缺少师资的困境，丰富课程的内容，也有利于帮助学生在形势发生重大转变的情况下“掌握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脉搏。”[9]专题报告的内容极其丰富，有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或重大政治事件的时事报告，如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后为红军大学所做的“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有讲爬雪山、过草地等“两万五千里”长征故事的；也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斗争，尤其是一些同志如何壮烈牺牲的，这类型的报告点燃了学员们的革命热情，并为大后方缺少实际工作经验的学生提供了宝贵经验；还有加强理论素养的内容，如刘少奇、陈云等在部分高校作关于“党的建设”的专题报告。虽然每次报告都是在露天广场里进行的，但各高校学生的热情都很高涨，每次都坐得乌压压一片，充分展示了浓郁的学习氛围。

学生自学也是一种重要的学习形式，包括看书和辩论会等方式。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时，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禁止包括纸张和亚麻等物品输入，造成纸张奇缺，高校所用到的课程材料和书本，都是长征中背到陕北的。因此，学生们充分利用身边的资源，将图书、报纸、“缴获的政府档案、文件、统计的材料”[10]都作为学习材料。缺少纸张的困境一直持续到1940年边区造纸厂用大量的马兰草代替以往造纸原料时，才彻底破解。辩论会在自学过程中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马列学院所举办的一次辩论会为例，1939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国统区的报刊大量刊登攻击共产党的消息和文章，在此背景下，打算组织一场高校间的辩论赛，马列学院派人扮演国民党攻击共产党，而其他高校的学生站在共产党立场上反击国民党。辩论的结果是准备得比较充分的马列学院赢了，“这个消息第二天就传到毛泽东那里，他对学院的同志风趣地说：你们不是‘胜利’了吗？我去驳一驳你们，看能不能驳。后来，毛泽东又前往马列学院，为学生讲解《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些有关问题。他的这篇著作，不仅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最重要的是全面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11]这种辩论不仅达到了检测学生的自学成效，而且让学生们在辩论中越辩越明，越辩越有底气的目的。

（四）马克思主义在陕甘宁边区高等学校传播的受众

所谓“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12]，受众是传播活动的目标，拉斯韦尔（Lasswell）称其为“媒介通达的接受者”。由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传播是边区高校传播活动的主要内容，因此，受众主要是指高校学生。随着边区的巩固和招生政策的更新，学生的数量和来源发生了变化。在抗战前期，高校学生主要是中央和边区党政军系统的干部，慢慢各根据地的干部和战士，国统区、沦陷区的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都纷纷来到边区，参加高校的学习。

总的来看，抗战时期高校学生的来源比较复杂，有来自日伪占领区的失学青年；有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知识分子；有参加过红军长征的青年战士；有党中央、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属；还有来自边区各中等学校的学生和各县、区的基层干部。[13]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殊身份的学生，比如抗大第二批学员中有些“国民党军队系统的高级将领，大都是杨虎城和张学良将军部队里的进步军官，他们化名来学习。”[14]还有一些来自国民党将领的家庭，“如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国民党师长赵寿山的儿子赵元介、女儿赵元炳。”[14]再比如，来自其他地区的中共“七大”代表也是高校学生中的特殊存在。1941年，由于党的中共“七大”召开时间尚未确定，但一些代表已经来到延安，因此中央决定“将军政学院合并于中央党校，将现在在延安的‘七大’代表编入中央党校”。[15]此外，来自印尼、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华侨也历经险阻来延安求学。

这些学生按照是否参与工作、文化程度和出身可以大致分为参加工作时间较长、文化程度较低、工农出身的，以及工作时间较短或根本没有参加过工作，但文化程度较高，知识分子出身的两类。有实际工作经验而文化水平又较低的学生，思想上容易片面夸大自己感性经验的作用，把自己的局部经验当作普遍真理，到处套用，造成经验主义错误。对这部分学生，一方面要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另一方面要通过灌输教育和启发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提高他们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克服思想上的经验主义倾向。有一定文化水平但又缺乏实际革命经验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学生，思想上容易片面夸大书本知识，认识事物、处理问题往往从书本上的个别定义、语句出发，生搬硬套，对具体情况不会进行具体分析，造成教条主义错误。对这部分学生，不仅要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基本政策的教育，而且要引导他们向工农群众学习，参加社会实践，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克服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倾向。

（五）马克思主义在陕甘宁边区高等学校传播的效果

拉斯韦尔（Lasswell）在提出“5W”模式时指出“如果我们研究的问题是媒介对受众的影响，那就是传播效果分析。”[6]开展传播效果评估是对陕甘宁边区教育工作的检验与反馈，是提高马克思主义传播质量的必要手段。总的来看，边区高校培养了数十万的学生，在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在经过相对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后，不仅理论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极大提升，而且在思想上认识到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危害，在作风上自由主义习气锐减。

除马列学院以外，一般刚进入高校学习的学生多是对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有个模糊的印象，有些甚至只知道“社会主义”“革命”“红军”等词，这是旧中国的社会环境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当时受过教育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很低，尽管如此，受过教育的人的文化程度也都普遍不高。此外，在抗战以前，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范围也不广，虽然多数省份在抗战前都有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传播，但只是一个小范围的活动，学生们在零星了解共产党以后，怀着朴素的爱国情感和革命信仰，产生了去延安的念头，这相当于在思想上有了“星星之火”，再延安经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后“火势”才旺了起来。由于学校学习的内容不仅有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还包括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因此，在延安学习以后，学生们对如何根据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推动根据地土改运动、如何进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等实际问题有了底，在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边区高校教育伊始，毛泽东就考虑如何从思想上进一步肃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及其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为此他特地到抗大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但高校一直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号召的学习运动开始后，这种现象开始蔓延。进入40年代，国共关系进一步紧张，边区面临的各方面压力激增。在这种背景下，开展整风运动的因素不断酝酿。在整风中，由于高校的干部教育性质决定其是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学生们通过学习“二十二个整风文件”，以及“大生产运动”中的劳动教育，充分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而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干部，在马克思主义教育中，懂得了“最广大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他们的一切有益的经验，是极可宝贵的财产。科学地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作为以后行动中的指导，这完全不是经验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在一切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中，如果有一些人满足于甚至仅仅满足于他们的局部经验，把它们当做到处可以使用的教条……并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所谓实际主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却坐在指挥台上，盲目地称英雄，摆老资格，不肯倾听同志们的批评和发展自我批评”[16]两者的区别所在，领悟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此外，高校在不断扩招的过程中，学生来源也趋向复杂，但新生的共同特点就是自由主义作风较重。1937年，毛泽东曾专门撰写《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列举了十一种自由主义的主要表现，因此，在延安受过相关教育的学生和教职工纷纷按照文章要求，对照自己身上的不足，自由主义习气锐减。当时一个著名的反面案例就是“抗大”学生刘力功。他是一名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又进入党员训练班学习。刘力功在日常学习中不仅表现得十分倨傲，而且思想上有不少非共产党员的观点，经组织纠正也不改。毕业后，党组织分配他到华北敌后根据地工作，但刘力功却坚持要进马列学院学习或返回原籍工作，否则就退党。之后党组织多次找他谈话，帮助他认识基层工作的需要和组织分配的原则，但他仍执迷不悟。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党务委员会讨论后决定开除刘立功的党籍。为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效果，延安各机关、学校开展了一场“为什么开除刘力功的党籍”的大讨论。经过这场讨论，新入党的同志明白了遵守党纪的严肃性，讲个人要求以及图安逸、比享受的现象得到彻底根除。

三、陕甘宁边区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现实启示

从结果来看，陕甘宁边区高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获得了巨大成功，为今天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供了启示。

第一，始终坚持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抗战时期边区高校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其中不乏《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支部》等名篇，也就是当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历史证明，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可以取得丰硕果实，其原因在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的产物，使得中国人民更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以很快就达到“理论掌握群众”的目的。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全面且系统地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因此，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就是要全面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第二，综合运用多种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在高校传播。首先，紧紧抓住思想政治课这个主渠道和主阵地，旗帜鲜明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其次通过校际辩论、文艺汇演、合唱比赛等形式进行隐性教育，创设特殊情境，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在网络影响急剧加深的时代，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更加多元，不正确价值观冲击更加直接，人人都是“麦克风”，人人都成“宣讲员”，高校马克思主义传播面临新的挑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17]因此，在互联网时代，需要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互联网传播阵地，需要打造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互联网专业队伍，还需要完善多种马克思主义传播方式的互动配合机制，从而更好实现“理论掌握群众”的目的。

第三，以实际工作水平提高幅度来检验马克思主义在高校传播效果。陕甘宁边区高校学员大多数都一线指战员、党政干部，所以思想素质转化为业务能力十分重要。“学以致用”是中国传统文化观的鲜明导向，实践性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毛泽东曾指出“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18]在一段时间内，边区高校教育也存在着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却不懂得如何去应用的“本本主义”倾向，例如学生在延安学了“货币”的概念，到了鄜县（即富县）却不知如何应用。经过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学生们在高强度的生产劳动和务实学习中，不断提升自身理论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成绩斐然。在今天，高校学生和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后通过参与生产实践检验学习成果，并不现实。但仍然可以通过在参观访问、专题调研、公益活动、教育基地和志愿服务等形式的实践教学活动中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以可量化的形式检验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