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磊

（四川民族学院民族预科教育研究所，四川康定626000）

乾元元年杜甫行至曲江，看到曲江美景，创作曲江二首，其一曰：“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其二曰：“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两首诗语境优美，构建起一幅暮春时节曲江美景，但与这种美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者在作品深处所流露出的深深的悲感。杜甫在这两首诗歌优美而恬静的表象之下，建构起了三重悲感，即文学上的悲感、哲学上的悲感以及美学上的悲感，这三重悲感共同建构起了杜甫当时悲愁的内心世界。

一、文学上的悲感

两首诗中不着一个悲字，并且两首诗歌在文字的运用上也大都采用了富于美感意境的词汇，诸如：“花”“酒”“翡翠”“麒麟”“蛱蝶”“蜻蜓”，在由文字所汇集的诗意的画面中再加以动态的词语作为连接，诸如：“花经眼”“酒入唇”“巢”“卧”“穿花”“深深见”“款款飞”，一片春光的背后，是宁静，安谧的诗意的画面，画面本身所反映的是一片美好将逝的春景，即使是“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让人看到的，也是一片暮春时节的美景。这种即将消逝的、短暂的美景，才更值得观赏，一片飞花带去飞红满天，这样的美景又有几时可见？面对这样的美景，它消逝的必然已经被诗人本身的对于美景的感叹所掩盖，虽然万点飞红引发了春逝之悲，但诗人所注重的却在于：“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与其感伤春光易逝，莫若真心去感受着春景的美好，“不可因花欲尽，而不可看也；不可因酒伤多，而不饮也”[1]1046诗人也迷醉在这恬然静谧的美景之中，进而发出“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荣绊此身”与“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的感慨之言，仇兆鳌评曰：“春花欲谢，急须行乐，而寻乐须寻醉乡，但恐现在风光瞥眼易过，故又作留春之词。”[2]449面对这幅欲尽的春色，诗人表露出了一种及时行乐的表象，也正是这种表象，给读者营造出了一幅春日曲江的美景，让人留恋，让人忘怀，诗人在这种春景中即使典当衣物，也希望“每日江头尽醉归”，故而王嗣奭评曰：“余初不满此诗，国方多事，身为谏官，岂得乐之时？”[3]65然而这种行乐之表象下却掩藏着作者内心的悲，而这种悲和春日的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我们仅仅关照文本，那么对于诗歌中所包含的悲却是不能完全体悟的。知人论世是诗歌研究中的传统方法，在对这两首诗歌的把握上，我们就必须关照其写作背景以及诗人本身的社会遭遇。

此诗据黄鹤之编年，“当是乾元元年为左拾遗在京师作”[1]1045此时的杜甫恰逢失意之时，自己经历了诸多困境，终于得左拾遗。杜甫多年的夙愿得以达成，为求得一官半职，杜甫两次参加科举却未能高中，数年来更是干谒无数，诗歌中处处可见其望求汲引之句，如：《赠韦左丞丈济》“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本认为定官之后能够实现自己兼济天下之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化淳”。然而本该行谏官之任，却无奈官职卑微，无力改变现状，张綖注曰：“二诗以仕不得志,有感于暮春而作。”[2]447杜甫在这一时期所作多篇诗文也均反映出了此点，如：“腐儒衰晚谬通籍，退食迟回违寸心。衮职曾无一字补，许身愧比双南金。（《题省中院壁》）”，“吏情更觉沧洲远，老大徒伤未拂衣。（《曲江对酒》）”这种理想的失落铸成了一种悲感。

更为重要的是，杜甫的悲并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存在，而成为了一种常态的存在，杜甫的悲不仅仅存在于唐王朝衰乱之时，而是贯穿于王朝始终，在王朝兴盛之时也存在着。翻看整部杜诗，我们可以明显感觉这种悲的情感几乎贯穿于杜甫的后期，如从天宝六年之作《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羹与冷炙，处处潜悲辛”。到大历二年所作《登高》：“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双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杜甫所悲者，多是从自己的角度去审视社会，其所悲的仕途不遇、生活困苦，很多都是基于对国家人民的关注，以己度人，因而即使在天宝早年唐王朝依然昌盛的时候，杜甫也能看到社会中悲的存在。杜甫所关注的并非一君，而是整个唐王朝的江山与人民。面对这种不幸，杜甫内心并未完全丧失信心，而是始终系挂着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杜甫所牵挂“葵藿向太阳，物性固莫夺”的不再局限于一君的范围内，而是宏观扩展为一国，既包含着唐朝广域的疆土与山河，还包含着生活在其中的人民。有学者认为，“杜甫后期甚至于产生了对于君主无道的反抗，而将关注放在了广阔的人民身上”[4]。正因为如此，杜甫的悲就成为了一种常态的存在，盛世之中见悲、于自身关照之中见悲、于景中见悲，杜甫的悲，不局限于一时，不局限在一物，而是存在于广阔的国土之上，存在于广泛的人民之中。其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残羹与冷炙,处处潜悲辛”不再局限于自我的感悟，以一种关照的眼光，道出了那个时代人们艰辛的生存境况，这是杜诗研究中将杜诗称为“诗史”的原因之一。诗中：“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一方面流露出作者对于国家大好山河的热爱，而另一方面，却通过“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表达出了作者内心的一种深深的无奈，这是一种国与君分离后的悲感体验，恰如老杜所写：“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之悲。

杜甫描写春色，留恋春景，并不代表着他就遁入自然，他与陶渊明一样，回归自然、留恋自然并不意味着对现实的放弃，不同于老庄哲学中完全的遁世，杜甫对于春光的留恋，对于“何用浮荣绊此身”“暂时相赏莫相违”的感叹，其中更多地包含的是对于现实的一种无可奈何。正如陶渊明一样，“他放弃的不是他愿意放弃的，而是不得不放弃的”“知识分子放弃社会关怀、回归纯粹个人生活的关怀本身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是悲剧性的”[5]，而杜甫与之不同之处在于，即使面对这种“不得已”，杜甫的心中却还是对之难以释怀，这种不得已与不能之间，就构建起了杜甫本身的强烈悲感，这种悲感反映在诗歌中，就构成了诗歌中强烈的悲感情怀。这种悲感情怀不仅是诗人本身所表达的，更是读者在诗歌中所体悟到的深层情感。自此，两首诗歌的表与里发生了背离。杜甫在文字上所描写的乐景，却成了激发悲感的动力源泉，正如其诗歌所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二、哲学上的悲感

杜甫见“一片花飞”而感年华之逝、盛衰之变，然而落花本身却是无情之物，落花不会因留恋春光而不落，更不会因为王朝的衰谢而有所哀叹，因而“风飘万点”之下，所愁者，唯人而已。同样的一片光景，不同人之所见各有不同之感，如同是落花，杜甫所见者，乃“愁”也。李商隐所见者，“晴暖感余芳,红苞杂绛房。落时犹自舞,扫后更闻香。”乃美也；储光羲更是在落花中，看到了春的美“落花满春光，,疏柳映新塘。”可见所感者，并非在于物本身，而是诗人内心的情感倾向。杜甫的内心满怀着惆怅，充斥着悲凉，故而即使面对这样一幅大好的春色，也心生哀叹。另一方面，杜甫还将这种哀叹移情给了落花，因为自己的“多情”而感叹物之无情，这种感叹的背后一方面饱含着杜甫对于无情落花的嗔怪，另一方面则透露出杜甫对无情的向往，无情则可以无忧，不为世事所扰，更不会为年华散尽、王朝兴衰所忧，回看自身，杜甫已近古稀之年，功名理想均未能实现，王朝还动荡不安，自己的有情与落花的无情相互对比映衬，显得更加的渺小，因而：“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荣绊此身。”此外，盛极一时的长乐宫，未央池，曾经是何等繁华，然而现在却是“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这些事物本身是不具悲感的，但当这些意象相互叠加组合，却再无悲之中“硬生生”地将作者的悲情负载。

除此之外，杜甫眼中所见之物，是能够超脱情感本身的超然存在，其不会局限于事物的荣衰、存灭，而是一种超于自然的存在，生命本身成为了一种悲（万物的存亡，世代的盛衰），这种悲是人与物所共存的，物本身能够超脱这种悲，而人却始终为之挂怀。万物衰变、草木凋零，本身是没有悲的，正如人死不知悲，但这种死亡凋零，却能够引发周边情感的共鸣，引发一种对于美好事物消逝的哀叹。杜甫所见飞花，感叹春光将逝，其中所蕴藉的悲感，又何止在于飞花本身。王朝的兴衰，也正如这飞花一样，面对一个自己所世代尊崇的王朝，亲眼看到了这种由盛世转向动乱，又怎么能够不为之哀叹？万物生灭，正如那不可阻挡的花落一样，盛衰亦是如此。虽然，杜甫看到了这种人生的哲理，但是当面对这样一种美好事物的消散的时候，一切理性已经被眼前的景象与情感埋没，纵然参透了这种轮回，自己也不能不为之动容。

杜甫出生于儒学世家，杜甫于《进雕赋表》中自言其“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杜甫自小就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建立起了一个理想化的自由王国。一方面，认为自己能够发挥一名儒学家的才能，能够治理天下，另一方面也认为圣主有德，王朝有道。而事实上，杜甫对于未来的构想正与一代代儒学者对于社会的构想是相同的。历代儒学者，他们都为了自己的理想国度奋斗着，但是，这种构想在儒学的最初起源上就伴随着强烈的悲感发生，从孔子开始，就面临着一种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冲突，并在这种强烈的冲突之中涌现出了人生的诸多悲感。现实与理想的二元冲突从儒学诞生之时就发生着。杜甫的人生也难以逃脱这种儒学所产生的悲感。更为重要的是，杜甫出生在一个以儒学著名，并且世代奉儒的家族，杜甫自小所崇尚的，正是儒学，杜甫独特的身世使得他在面对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击时，产生了更加强烈的悲感。这种理想国度与自由国度的强烈反差，正是一个人从自由人走向社会人所必然经历的过程，正是这种改变过程中，杜甫感到了一种人生的伤痛，这种伤痛在其作品中表现为作品背后所蕴藏的愿与不愿，得与不得之间的矛盾冲突。

三、美学上的悲感

杜甫作为一名心系国家的诗人，当面对国家衰乱之时，他也为改变这种衰败的现状抗争过。他对朝廷的抗争，弃官罢职，例如邓小军先生在其《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中就认为：“廷争、弃官、不赴召是杜甫政治生命历程的三大关键”[6]263，他对社会抗争，抨击社会中那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公现象。但是，他的抗争又显得那样的苍白与无力，这是一个时代小人物在历史动荡中的扶持，但他的扶持在动荡的潮流中却又显得那样微不足道。杜甫一方面感叹自己的官职卑微不足以扶持颓势，另一方面则感叹自己年老精力不济，在这种心理环境之下，那种“何用浮名绊此身”以及“暂时相赏莫相违”就在一种淡然之外显出了几分无奈与悲凉。这两首诗歌虽然传递出的是一种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如果将杜甫的生平进行割裂，单独去看这两首诗，那么可以认为这两首诗歌反映的是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旨趣，但是当我们将杜甫的生平以及人生经历结合起来看，就能够体会出这两首诗歌背后所体现的一种无奈。杜甫面对这种王朝的衰败，在竭力进行反抗，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能够挽回唐王朝之颓势，然而一个王朝的倾颓，又岂是一个杜甫可以挽救的。正是这种无力之后的绝望，这种欲与不能之间的情感碰撞，形成了这两首诗歌背后的悲感基调。

实际上，这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无奈，正是一个时代中儒者的坚守。这与西方悲剧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同是一种无奈，一种个人力量与现实抗争的无力，如同哈姆雷特一般，在与现实抗争的潮流中，杜甫用自己的一生去践行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个人理想，但是这种理想在现实中一次次地毁灭，在这种毁灭中，杜甫仍然坚持着一个儒者的操守。而这两首诗，则恰恰表现了一个抗争者背后的一种辛酸与无奈。在一句“何用浮名绊此身”的背后，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悲感。审视这个时代的作家，在自我理想不能实现的背景下，往往会以一种乐观旷达的豪情掩盖本身的悲凉，这是盛世之音带给这个时代作者的一种心理烙印。李白豪情的背后，更多的也是一种悲愁，只是说，李白飘逸旷达的诗风，让人忘掉了这种悲愁，但是细细品来，却又能深刻地感受到。杜甫亦是如此，甚至可以说，杜甫诗歌的大体风貌都围绕着这种悲愁，只是用了不同的表现方法去展现，既有直白展现的，如《奉赠韦左丞丈》所言：“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也有委婉表达的，如：“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这种辛酸、无奈、悲苦贯穿于杜甫作品的始终。而正是这种情感，带给了读者一种类似于西方悲剧精神的传递。我们透过诗歌看到的，是一位儒者的坚守，是一位在现实理想受到挫折却仍然在自我的世界中奉行自己理想的坚持。虽然，这种坚守与抗争在社会动荡的面前是苍白无力的，但是这种坚守却是杜甫悲剧精神的所在。也正是这种坚守，塑造了一位心怀家国天下忧愁的儒者形象，造就了杜甫诗歌之中深沉的思想内涵。

总体而言，曲江二首通过对曲江美景的描写，烘托出作者内心的悲感，这种悲感所负载的内容，已经远远超过其诗歌本身的内涵，因而对这两首诗歌的解读，更应看到其背后所包含的悲感的深层内涵，只有这样方能够真正理解其所传达的情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