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姣

（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陕西汉中723000）

毕飞宇《推拿》自获得茅盾文学奖以来，评论界从各个层面与视角对其解读与研究，包括人物形象、作品主题、叙事角度等。其实，该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异化现象亦值得考究。所谓异化，马克思从社会经济学角度指出：“异化即是现实的物对人进行的角度统治，物质产品对生产操控者的统治。”[1]就哲学层面而言，“人的异化是指人所具有的本质力量反过来统治和支配人自身，成为一种与人相对立的异己力量。”[2]西方作家卡夫卡的《变形记》展现了在工业文明进程中，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在精神世界的虚无与荒诞。卡夫卡以此展现人的异化现象，揭露出在金钱社会笼罩下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错乱。上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给毕飞宇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人性思考与生命叙事，在金钱欲望日益膨胀的社会中，人在精神文化层面出现的异化与错位状态。《推拿》书写盲人群像，在展现盲人这一社会边缘化存在的同时，亦揭示出盲人在主流话语机制压抑下的异化现象。从盲人与自我层面关系的异化起笔，展现盲人在面对自身无法克服的生理缺陷时所隐现的自我认知与错位审视；由盲人与健全人关系的异化角度，揭示盲人与健全人的二元对立状态，展现盲人在现实生活中敏感、脆弱的个性与尊严；从盲人世界与主流社会的异化视角入手，揭露盲人以隐性状态在主流社会下的生存困境。

一、盲人与自我关系的异化

“人与自我关系的异化主要是指人在他人与异己力量的压抑下个性的异化、人性人情的被压制。”[3]在毕飞宇的创作中，人的异化现象是事实存在，其作品中所体现的异化值得关注。在作者前期的创作中，《雨天的棉花糖》中红豆作为被异化的人物形象，在异化中上演命运苦难与人生困境；在创作转型时期，《青衣》的筱燕秋，在本我与自我中犹如钟摆般游荡，复杂的双重性格及被异化的矛盾心理困顿一生，终究草草落幕。《推拿》中盲人形象的徐徐展开，被异化的盲者在主流社会的边缘中逐步移入受众视线：盲人与自我关系的异化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后天盲人小马与张一光身上。

小马与自我关系的异化是其从健全人变成盲人使然。作为后天性盲人小马承受着比先天盲人更多的精神摧残：“后天的盲人不一样了，他们经历过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的链接处有一个特殊的区域，也就是炼狱……在炼狱的入口处，后天性盲人必须经历一次内心的大混乱、大崩溃。”[4]诚然，小马虽然从炼狱中获得重生，但内心深处的精神创伤无法根除，进而导致内心的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沉默的玄秘。小马虽然如凤凰涅槃般重塑自我，然而是付出代价的，沉默成为他的宣泄：“他的沉默是矫枉过正的，他必须矫枉过正，并使矫枉过正上升到信仰的高度……现在的‘我’成了上帝，过去的‘我’只能是魔鬼。”[4]魔鬼依然在其体内犹如火山般存在，这也使小马时刻保持着谨慎。后天失明给小马带来的精神创伤稍有不慎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在两个‘我’之间，后天的盲人极不稳定，他易怒。他要克制他的易怒。”[4]小马与自我关系的异化在易怒与沉默中保持着此消彼长的矛盾平衡：用沉默抑制易怒，让“时间”成为自己的玩具，在一咔一嚓之间将时间玩弄于股掌之中，与时间、咔嚓在一起，展现内心的虚无与荒诞。二是性错位的生理驱使。处于对小孔单相思状态下的小马，在被自己的玩具——时间抛弃后，开始了对小孔的过分关注，将其臆想成玉蝴蝶、海豚、棕红马……小马的沉默与内心天马行空的意淫形成鲜明对比，在沉默中展现对性的极度渴求。于是小马与小蛮自然而然进行了肉体交易，并一度沉浸其中以至警察的到来都无所觉察。诚然，小马与自我的异化源于失明带来的精神炼狱，在沉默和性中自我异化愈演愈烈。张一光作为后天性盲人，在生存状态与价值观念中与小马不同，却殊途同归。张一光从死人堆里捡回一条命后，虽然失去了光明，但“没有过多地纠缠自己的‘眼睛’，他用黑色的眼睛紧紧盯住了自己的内心，那里头装满了无边的庆幸，自然也有无边的恐惧。”[4]张一光的自我异化也由此开始——对性的极度释放。爱上嫖的他拼命工作，挣得越多进出洗头房越频繁，不再是以前舍不得花钱的“地对空”，而是把自己活成了皇上。张一光将内心的恐惧与精神上的虚无宣泄在性欲的放纵中。在作者笔下，张一光是另类盲人，他是盲人世界的闯入者，而闯入者注定是孤独的，这也是其内心极度异化的诱因之一。张一光用肉欲之欢解构失明带来的后怕、恐惧与孤独，并将自己从边缘存在移至以自我为中心的精神视域之下。诚然，这种极端消解内心虚无感的异化值得怀疑与否定，然而这一人物形象却更为真实地展示了后天性盲人的心灵世界。

此外，其他盲人身上自我异化现象亦是事实存在，张宗琪因其继母对他生理与心理上的双重摧残，不再相信任何人，成为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金嫣沉浸在对美好爱情的执着追求和对美好婚礼的疯狂幻想之中来重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信任。作者在盲人与自我关系中叙述个体生命的异化之痛，展现现代社会以盲人为代表的底层存在所遭受的灵与肉的双重压迫。

二、盲人与健全人关系的异化

盲人与健全人之间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毕飞宇的部分作品中里，现代社会人与人通常表现为极其对立的关系，甚至在家庭成员之间。”[5]在《推拿》中，毕飞宇将盲人的边缘化处境移入中心视角，使得盲人与主流社会中的健全人进行正反互照，盲人的“自力更生”与健全人的灰色形象形成反诘，产生异化之痛。家庭成员的二元对立将盲人与健全人的异化推至顶端，主要表现在王大夫与家里人、张宗琪与继母的家庭成员之间。

王大夫作为作品中第一个亮相的人物，身上是满满的正能量。然而王大夫与家里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亦体现出其在主流社会和人性固化思想下的困兽处境。王大夫积极向上且努力工作，在新世纪和小孔谈起了恋爱，并确定了人生目标：“好好工作，凑足钱，回家开个店，早点让心爱的小孔当上老板娘。”[4]王大夫一直贯彻的理念是只要肯努力，目标终究会实现。明朗的王大夫与不务正业的弟弟、弟媳之间形成巨大张力，弟弟一开始就嫌弃哥哥，认为他会使其难堪，便只要哥哥的结婚红包，而抗拒王大夫参加他的婚礼，家庭矛盾初见端倪。弟媳顾晓宁的出现更是加剧了家庭内部的分裂，不让王大夫参加婚礼的主意其实是她出的。直至弟弟欠下赌债却让王大夫还债这一情节将家庭的二元对立推至高潮。“弟弟是一个人渣。是一堆臭不可闻的烂肉。无疑是被父母惯坏了。”[4]却还恬不知耻地抱怨命运的不公：“你们为什么不让我瞎？我要是瞎子，我就能自食其力了！”[4]作品中所呈现的家庭并没有血浓于水的亲情，有的只是现代社会笼罩下的金钱交易及家庭成员关系的二元对立，弟弟作为主流社会的健全人在作者笔下显得如此灰暗，家庭矛盾的冲突亦是由健全人弟弟与弟媳所引起。作者将“自食其力”的王大夫与一事无成的弟弟比较形成反差异化，以此揭示在主流社会下健全人的“不健全”、盲人的“不盲”。

张宗琪与继母的异化现象带给人更深的理性思考。继母在中国传统思想理念中一直是负面的存在，在这里，毕飞宇亦是将继母的黑暗形象呈现于此。张宗琪一岁时成为盲人，加之原生家庭的破碎让张宗琪从小就贴上了不幸的标签。继母的出现及一系列行为更让其心理产生严重的精神错乱。她的“小瞎子，你要是乱说，我能毒死你……”[4]这句话给张宗琪留下了一生的心理阴影。“对张宗琪来说，家庭生活已不再是家庭生活了，而是防毒。”[4]且这种毒伴随着张宗琪的长大而膨胀，导致后来张宗琪无以复加的心理扭曲，以彻底的怀疑主义思想对待身边的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女朋友，最终只能以分手的方式获得精神解脱。作者将异化现象上升至家庭这一层面，揭示出盲人在主流环境中的艰辛与酸楚，从侧面将健全人的丑恶面目暴露出来。

至此，作者以家庭成员的两极对立揭示了在现代文明进程中人性的险恶与利益的腐臭，更是展现出盲人在健全人中的生存困境。诚然，盲人与健全人除在家庭成员中存在异化外，在小小的“沙宗琪推拿中心”亦有异化存在，金大姐与盲人按摩师的矛盾对立，分配羊肉的不均引起轩然大波。当然，盲人与盲人、健全人与健全人之间亦有异化存在：杜莉与高唯、沙复明与张宗琪。作者在日常化叙事中将异化艺术上升至家庭乃至集体，在展现盲人真实生活状态与生存处境的同时，而将健全人置于边缘甚至灰暗地带，真实还原了盲人在集体状况下的异化现状，人性的荒诞与伦理的错位表露无遗。

三、盲人与主流社会的异化

“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即整体与个体关系的尖锐对立，可怕的是，随着良知的泯灭，人们以此为思维定势。”[5]毕飞宇谈及《推拿》的写作动因之一便是揭示当今的社会问题：“我觉得我抓住了一个时代的问题，也许还是一个社会的问题。”[6]作者以盲人视角将盲人置于主流社会中，不是以居高临下的写作姿态俯视盲人众生群像，也无将盲人美化神圣化之嫌，而是在社会层面真实再现了盲人无法真正融入主流社会的生存困境，盲人与主流社会的异化是盲人自身局限性使然，然而主流社会对盲人的廉价同情与极端歧视，针锋相对地产生强烈的张力反差，引起深层次的人性思考与社会反思才是尤为值得关注之处。

以都红为例。都红有音乐才华，被老师拉去学了音乐，因为音乐，都红与主流社会严重异化由此浮现。在一次向残疾人“献爱心”的大型慈善晚会上，都红表演巴赫的三部创意曲，但演奏并不顺利，连她自己都无法听下去了，意外的是观众并没有因为演奏的失败而对其有丝毫不满，取而代之的是雷鸣般的热烈掌声，加之女主持人对其极度赞美，让都红的心彻底苍凉了，自尊心受到了重创：“她到底是个盲人，永远是个盲人。她这样的人来到这个世界只为了一件事，供健全人宽容，供健全人同情。”[4]在都红看来，盲人始终是主流社会的另类存在，无法真正进入主流社会的圈子，只能被主流社会当作自我消遣的特殊工具罢了，健全人贩卖廉价同情的肮脏手段，更让都红觉得欠下了全社会的债，戴上了要时刻铭记报答全社会的精神枷锁：“为什么是报答？报答谁呢？她欠谁了？她什么时候亏欠的？还是‘全社会’。”[4]主流社会对边缘化的盲人世界压抑的话语机制和盲人对此不甘的奋力反抗形成极度异化，更是将盲人推向生存的“错位”之境。

“符号的反差与对立永远会获得较符号的堆砌与叠加更多的意义空间与美学维度。”[7]作者笔下塑造了盲人经验主义与主流经验主义的二元对立世界，两者泾渭分明，与西方表现主义话剧所展现的离间效果与叙事张力不谋而合。除都红之外，小马乘坐公共汽车时自尊心遭受主流社会的践踏，以至于小马再也不触碰与“公共”有关的一切事与物；沙复明对都红的喜欢也只是社会主流话语机制下的驱使，依靠主流社会的判断；盲人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异化现象在日常化叙事中展现于此，双方的两极对立，体现出作者对盲人世界的生命关照及对主流社会的有力解构，并试图寻找盲人在主流社会中精神建构的可能性。

结语

毕飞宇的《推拿》以现实主义的姿态亮相，在狭小空间中以日常性视角叙述盲人在主流社会中的生存困境，并在繁琐的日常性中建构异化艺术。盲人自身无法改变的生理局限性与对尊严的极度维护产生难以平衡的“张力”，加之来自主流社会的精神施压，与自我产生异化毋庸置疑；盲人与非盲人的对视与互诘，并在对视中呈现二元对立的叙事状态，将盲人的话语机制受制于健全人之下，以此展现盲人群体的异化之痛；盲人与主流世界的异化无不体现着盲人的边缘性存在，主流社会对盲人群体的廉价同情，使其产生自我感动的悲悯情怀与盲人努力在主流社会中建构尊严意识发生严重错位，并在错位中试图为盲人寻找新的话语机制，以此为盲人群体发出正义之声。将盲人与自我、健全人，乃至社会层面的异化现象层层拨开，并使其相互交织，相得益彰，体现了毕飞宇人文主义立场与人道主义精神，为其现实主义创作注入新的理性体验与深层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