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洪成 张美玲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科举制度逐渐建立，儒学地位再次上升。儒学作为科举取士的主要内容，受到高度重视。唐代政府通过对儒学经典教材组织整理，主流学术思想和伦理道德达到统一。与此同时，大唐气象的宽阔襟怀和博大气象也使佛教、道教受到重视和倡导，儒、佛、道三者相互渗透、融合，最终形成“尊崇儒术，兼重佛道”的文教政策。唐代佛教、道教的私学教育及宗教经典教学和传播盛行，出现了一批宗教经典教材。本文拟在梳理唐代宗教教育的基础上，对宗教教材的内容、体例及历史影响进行阐述。

一、唐代宗教教育及教材概述

唐代国力空前强盛，为适应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文化的繁荣以及加强中央政治集权的需要，统治者重视宗教的精神心理价值，出台各类规章支持宗教教育的发展。佛道事务由鸿胪寺崇玄署主管。唐代实行严格的僧道度碟制度和户籍制度。俗人要想获得僧侣、道士出家的资格，必须跟随僧师修行，学成之后，经佛学师推举，最后由政府予以批准得以超度。其中长安、洛阳两京在剃度僧道时，须一名御史在场。唐中宗时为提高出家修行僧道的素质与质量，进一步深化度碟制度，实行试经度僧。政府官员组织考核，试经科目与数量有相应的标准，主要是佛教典籍，但间杂儒学经典。已出家的僧侣也必须参加三年一次的试经，测试不合格者勒令还俗，收回度碟。僧道的户籍与普通的民户一样，一式三份，三年一修订，统一由州、县管理。在唐代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佛道宗教教育及教材显示蓬勃兴旺态势。

（一）道教教育及教材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 年），代隋而兴的唐朝建立。唐王朝是李氏的天下，道教鼻祖李耳则被视为始祖，因而道教地位较诸魏晋南北朝和隋朝更高。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主要承袭传统的巫术和求仙方术，以先秦老子、庄子的哲学和教育学说为理论工具，宣扬用符篆求神驱鬼，避祸免灾，主张炼丹修仙。

唐代统治者对道教十分重视。公元624 年，唐高祖李渊亲临老子祠，此后国子学释奠礼仪成为唐代教育管理的定制。唐太宗李世民认为李氏江山得力于太上老君的灵佑，因而奉道教为皇教。

为进一步巩固唐王朝统治，唐乾封元年（666 年），唐高宗李治亲临今安徽亳州祭拜老君庙，并将老子追封为太上玄元皇帝。仪凤三年（678 年），《道德经》被奉为“上经”。《道德经》是老子根据自身的生活感悟结合对国家和民众的希望编撰而成的，成为唐代传播道教的重要教材。该书主要对“道”“德”关系进行了描述，以“道法自然”为主题思想，对“道”与“德”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书中包含大量朴素唯物主义观念，认为一切事物均包含着正反两个方面，会随着形势和背景因素不同而发生变化，固定不移、静止不变是错误。

唐代统治者十分重视道家教材的编修活动，因此道书数量众多。唐玄宗开元元年（713 年），道士史崇玄联合其他道士共同编修《一切道经音义》《三洞琼纲》。天宝七年（748 年）道经的编撰及传授活动达到更大规模，出现了大批热衷编撰道经的人士。直到唐代末年，道教学者杜光庭的道经著作编著活动仍在继续。杜光庭勤奋好学，满腹经纶，经常进行实地考察，对道教教义如数家珍。他对《道德经》研究深入，推崇“重玄之道”，主持编撰《道德真经广圣义》《道门科范大全集》等道家教材，大力弘扬道教。

唐代道教教材的编写深受魏晋以来玄学思潮的影响。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 年），道士成玄英为《老子王弼注》和《庄子郭象注》作疏。武周时，道士王玄览编撰《玄珠录》。道士吴筠对道教研究颇深，撰写了众多道经，在《玄纲论》《神仙可学论》《形神可固论》中大力宣扬仙道、服气、养形、守神等道教思想。唐代道教经典教材的问世，教学及传承，为后世所延续，宋、金、元、明均编修《道藏》。现今流传的《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皆属于明代刊印版本。

在道教史上十分耀眼夺目的事件是唐玄宗李隆基亲自注《老子》，并颁行天下，要求每家必备一本。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九年（741 年），设立道教学校，形成了完备的中央和地方官学道教教育体系。中央道学、地方道学分别称为崇玄学和道学。在每年举行的贡举考试中，减《尚书》《论语》一二道策，加试《老子》，可见道教在考试中的地位节节攀升。唐玄宗在京都长安设立专门讲习道教的崇玄学，《道德经》《庄子》《列子》成为学者们研读的教材。此外，唐玄宗还征求精通四种诸经的学者，亲临兴庆门，加以策试，特予甄奖。

（二）佛教教育及教材

隋唐时期统治者不仅尊崇儒术，而且提倡佛学。隋炀帝杨广修建大量佛塔，以此表示其支持佛教的态度，并且对社会各行业、层次人士的出家行为予以推崇。唐代对佛教的重视更是有增无减，唐统一之后亟需稳定民心，而佛教的教义恰好符合统治者的要求。

唐武德三年（620 年）唐高祖李渊下令在佛寺中建造大批佛像，以表尊敬。贞观三年（629 年）唐太宗李世民重视佛教发展，在唐玄奘取经归国后，专门命他在小雁塔翻译佛经。唐高宗李治以道教为“祖宗之教”，但也同时极力推崇佛教，甚至亲注佛教经典《金刚经》，颁布天下。在唐高宗的鼓动之下，法师义净不远万里前往印度拜佛求经，周游30 余国，历时25 年，于武周证圣元年（695 年）携带大量佛经归国。一代女皇武则天亲自前去迎接，并将他安置在佛授记寺。义净法师专心致力于佛学的研究著述工作，撰写并翻译数10 部佛经。在武则天的推崇下，长安、洛阳两京诸州分别修建大云寺，并将《大云经》珍藏其中。大云寺内佛像众多，吸引了各地僧人顶礼膜拜。沿至唐武宗时期（841-846 年）出现“十分天下之则，而佛有七八”的状态，可见当时佛教的兴盛情景。

在唐代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下，民间百姓也纷纷修佛塔、建佛寺，十分信仰佛教教义中的“积善”“修行”“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以及“修成正果”，登临“极乐世界”或达成“涅槃境界”等思想意念，这也深深影响了他们的为人处世、生活方式、风俗礼仪以及伦理价值观等。与此同时，文人墨客、社会贤达，甚至官宦名流也积极向佛教靠拢，寺院成为他们经常拜访讨论的地方，僧侣成为他们的知己益友，诵读佛经、抄写经书成为经常性的功课活动。如韦皋曾抄写30册《法华疏》；清凉寺的《一切经》《般若经》等佛教教材是鸿胪卿为玄宗所抄写。唐代书法家们纷纷热衷于刻印、书写经文，如著名书法家柳公权潜心手录《金刚般若经》；欧阳询书写《心经》；钟绍京誉录《转轮经》。唐代佛教教材众多，种类多样，《愣严经》《华严经》以及《法华经》被不少热爱佛学的文人士大夫所热衷传诵。

随着人们对佛理研究的不断深入，典籍的翻译与义疏日渐活跃。文人进行文学创作也经常引用佛语。唐代著名诗人、画家、素有“诗佛”之称的王维，通晓《摩诘经》《法华经》《涅槃经》及《华严经》等佛教作品，“安禅”“无生”“一壶”等佛教偈语经常出现在他的诗文中。“香山居士”白居易对佛教义理及文本经传最有研究，体会深刻。他在诗文中常常引用《涅槃经》《陀头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金刚经》《楞伽经》《楞严经》《六祖坛经》《阿弥陀经》《法华经》以及《华严经》等佛教经典教材中的内容。其中《维摩经》又名《维摩诘经》《净名经》，共有3 卷14 品，是唐代进行佛学教育的主要教材之一。该书讲述世间与出世间、生死与佛境、有相与无相、有知与无知等一切分别平等不二，由此不二法门，可得无生法忍，远离一切烦恼妄想，进入涅槃境界，影响深远。唐代诗人韩愈和宋代社会改革家、教育家王安石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追求一种世间与出世间、不彻底摆脱世俗生活的方式，因此，都非常喜爱《维摩诘经》，在诗文中多次引用，并且还亲自为其作注。

二、唐代宗教教育内容及教材

由于唐代统治者的推崇，唐代宗教活动频繁，道观、寺院林立。道士、佛僧人数众多，他们热衷于传播宗教教义，研习道经、佛经，而这些对各地社会民间的世道人心、文化习俗及礼仪道德均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探讨其教育内容及教材至关重要。

（一）道教教育内容及教材

为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唐朝提倡国家兴学设教，培养人才。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七年（624 年）下诏兴学，州县及乡分别置学。唐代贞观、开元年间（627-741 年），唐朝的府、州、县、市镇、乡等地不同程度地建立了官学，但以州县学为主，各州都设有玄学博士，市镇曾添设小学，实施基本文化知识和道德伦理的初步教育。由地方积累经验，中央官学之一的崇玄学设于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博士、助教各1 人，东西两京学生共200 人，学习内容为道家经典《老子》《庄子》《列子》以及《文子》等道教经典教材。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五月，中书门下省奏请改《庄子》为《南华经》，《文子》为《通元（玄）经》，《列子》为《冲虚经》，以《庚桑子》为《洞灵真经》。《列子》的主要内容为短小精悍的寓言故事，共分为8 篇，彰显了道教的博大内容与精神哲理，是学生学习道家思想的重要教材之一。

《庄子》为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庄周所著，成书于先秦时期，唐代作为学习道教的重要教材之一。作为道家思想的主要代言人，庄子有着广阔而深刻的思维想象力，生动活泼的语言表达能力。庄子周游各国，有着渊博的多学科知识和生活经验，书中深刻反映他向往逍遥自由的哲学和自然审美的教育观念

受唐代“尊崇儒术，兼重佛老”教育政策的规定，唐代道教有官学的建置，这是唐代社会思想多元包融及宗教性浓厚的显著特征。唐代的中央官学分为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广文馆、崇玄学、弘文馆、崇文馆、医学等。崇玄学学生学习道教经典教材，考试合格之后可以参加科举考试门类之一的道举科考试。卢太翼，“七岁诣学，日诵数千言，州里号曰神童。及长，闲居味道，不求荣利。博综群书，爰及佛道，皆得其精微。尤善占候算历之术。隐于白鹿山，数年徙居林虑山茱萸涧，请业者自远而至。”[1]道玄之学在唐代很有市场，学校教学非常重视，如著名学者尹知章，居官之余回家便以《易》和老、庄、玄言之学教授，学生络绎不绝。

（二）佛教教育内容及教材

唐代尊崇儒学，同时也兼用佛道之术。伴随着佛教的发展与兴盛，一大批寺院建立起来，逐渐成为传播佛学教义的主要场所。佛教寺院选址独特，常位于依山傍水之处，院内建筑风格别具一格，佛像林立，在讲经诵习及其他法事活动中，时常交互着响起空灵的宗教音乐。以寺院为依托进行的讲学活动称之为寺学。院内高僧及来访的名人文士成为讲学的主要师资，他们将佛教内典和中国传统文化传授给一心向学的佛教徒。寺院内附有藏书楼或藏经阁，藏书众多，不仅包含大量佛教经典，同时也存有一些非佛教典籍，而这些都成为讲学或自学讨论的教材。

佛教基本教材被称为内典教材，其内容主要是佛教教义。内典教材有初级教材和高级教材之分。《三宝四谛》《三科法门》《三乘五性》《五乘三性》《法门名义集》等为初级教材，主要介绍佛学常识及讨论、回答佛教基本主张和相关问题；高级教材为以经、律、论为代表的宗教义理知识及其学理思想和观念，即“三藏”。其中佛教经典教材称为“经”；佛教清规戒律为“律”；高僧大德对佛教经典的注疏以及阐发称为“论”。《五台山行记》载：“寺后有三学院，内长有诸方听众，经、律、论，进业者八十人，院主讲《唯识论》《因明学》《维摩经》《六时礼忏》，有赐紫大德讲《维摩经》及怀真文章。”[2]外典教材以儒家经典及诗赋文章为主，同时兼及蒙学、医学、史籍、书法、算术等专科教材。算术教材主要是《九九歌》；医学教材为《本草》《明堂》《脉决》《素问》《黄帝针经》《甲乙脉经》等。《全唐文》之《送薛大信归临晋序》记载中唐时期的薛大信在寺庙读书期间研读儒家经典的活动：

大信与予最旧，始以孝佛余力，皆学于广陵之灵岩寺。云卷其身，讨论数岁。常见大信述作，必根乎六经，取《礼》之简，《乐》之易，《诗》之比兴，《书》之典刑，《春秋》之褒贬，《易》之变化，错落混合，峥嵘特立，不离圣域而逸轨绝尘，不易雅制而瑰姿万变。[3]

地处偏远甘肃陇东的敦煌地区建有大量佛寺，著名的有三界寺、金光明寺、灵图寺以及大云寺等。这些佛寺无论大小均开办寺学。能够进入寺学学习的学生一般为索、张、曹等敦煌本地望著子弟，被称作“学郎”或“学士郎”。他们不仅学习佛教典籍，还要兼修儒经、史书、律令、书仪规范及诗赋曲词等内容。由于印刷术尚未普及，因此学生所使用的教材大多为手抄本。《千字文》《开蒙要训》《百家训》《兔园册府》是主要的蒙学教材；儒家经典教材为《尚书》《易经》《左传》《谷梁传》《礼记》《论语》《孝经》；诗赋类教材为《王梵志诗》《贰师泉赋》《渔夫歌沧浪赋》《燕子赋》等；文抄类使用的教材为《太公家教》《孔子项橐相问书》《李陵与苏武书》《珠玉抄》等；应用文的学习使用《书仪》《俗务要名林》《应用文苑》等教材；释门应用图文的学习使用《和菩萨戒文》《忏悔文》《社司转帖》《目连变文并图》《季布骂阵词文》《百行章》等教材。

佛教中渗透或汲取儒学思想和道德主张，尤其蕴藏着传统的孝道思想，认为只有修行孝道，赡养父母才能最终成佛，“念佛之人，必须孝养父母”。“儒以孝为百行之本，佛以孝为至道之宗”，“孝心即是佛心，孝行无非佛行”等思想深深根植在每一位佛学弟子心中。他们认真学习《地藏经》《盂兰盆经》《父母恩重难报经》《孝子经》以及《睒子经》等佛学经典教材，把孝道当成佛教的根本宗旨，身体力行的践行孝道。佛教把“劝以念佛法门，俾得生净土”称为“大孝之大孝”，倡导不仅要孝敬今生今世的父母，而且要念及三世父母，普及六道众生。佛教徒不但论孝、讲孝、宣传孝，而且也仿效儒家，树立孝子楷模，并身体力行孝道，佛陀释迦牟尼、地藏王菩萨、目连等，都是佛教树立的孝子典范。[4]由唐朝高僧实叉难陀翻译的《地藏经》是唐代重要的佛教教材。《地藏经》又称《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本愿经》《地藏本行经》《地藏本誓力经》，全文由13 品构成，第1 品到第4 品为上卷，第5 品到第9品为中卷，其余4 品为下卷。该经详细叙说地藏菩萨修行的事迹，赞扬了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宏大誓愿；同时对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欲界六天的第二层天），为母亲摩耶夫人说法予以记载。该经的叙述以白话文展开，认为人应不断积累福报、修行功德，深入阐述了地藏王菩萨的大悲心愿和诸佛菩萨的慈悲为怀境界和情怀。

三、唐代宗教教材举要

唐代宗教教育发达，对宗教教学内容做出了一定规范要求，宗教学习必须使用教材实施有序教学，这样才能达到宗教教育目标。唐代政府重视道教、佛教的传播，修建大量道观、佛寺来支持宗教的发展。唐代编撰道经、佛经活动盛行，宗教教材数量庞大，不仅在当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而且对后世也有显著影响意义。以下对其中重要教材加以简介和必要阐释。

（一）《道德经》

《道德经》是唐代传播道教的重要教材。《道德经》由《德经》《道经》上下两篇组成，共5000 字左右，其作者是春秋时期著名教育家、哲学家老子，因此《道德经》又名《老子》。老子被誉为“道祖”，原名李耳，曾追随商容学习儒家经典教材《诗》《书》《礼》《易》《乐》等。老子砥志研思，勤学好问，当自身思考受限或遇到疑惑时，经常与人探讨，甚至常常为思考天上之天为何物而夜不能寐。因对知识的强烈渴求，以及沉稳的学习态度，老子一生皓首穷经，积累了大量知识。老子生活的年代战火纷飞，他结合自身的生存智慧，亲身体验了民间生活的不易，提出了“回归自然”“见素抱朴”“无为而治”等一系列人生涵养和治国安邦的主张。

《道德经》包含诸多比喻、设问和反问、对偶、排比以及顶真等修辞手法，涵盖修身、治国等多重哲学道理，有“万经之王”的佳誉。书中以“道法自然”为主题思想，对“道”与“德”的内涵进行了界定。“道”即自然之道，个体应遵循自然规律，修正自己的内心。“德”不同于人们传统思想里的道德，而是个体应具备的待人接物、面对世界的态度与方法。只有拥有“德”，才能“修道”。老子重视“德”，认为“修道”的基础在于“立德”，规范自身的行为，主张做事要顺应自然。老子对“道”与“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阐释，认为“道法自然”，“道”与自然相统一，法则是规范化的“道”。

（二）《列子》

《列子》为列子及其弟子所著，是唐代著名的道教教材。唐天宝元年（742 年），唐玄宗下令《列子》改名为《冲虚真经》。《列子》共8 篇，包含大量寓言故事，主旨思想与黄老学派类似，崇尚清虚自然的状态。书中的名言及寓言蕴含耐人寻味的深刻哲理，启迪人的心灵。《列子·学射》告诫我们应该对知识进行进一步钻研，只知其然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知其所以然；从《纪昌学射》中我们认识到真本领的获得绝不是一朝一夕，而是经过长期的勤学苦练而形成的；通过《薛谭学讴》我们总结出，人要有终身学习的态度，时代在进步，对真理的追求永不止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应尽可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列子》主张人要遵循自然规律，凡事不能强求，切勿苛求完美，圣人也存在缺点。除有深厚的哲学辩证法思想之外，全书行文流畅，句子优美，议论深入浅出，蕴藏一定的文学价值。

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唐玄宗李隆基下令设玄学博士，并号召读书人学习《列子》，《列子》成为当时的必修教材。政和六年（1116 年），宋徽宗赵佶下诏设《列子》博士，培养官学弟子，专门研习和传播《列子》思想学说。

（三）《庄子》

《庄子》为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庄子所著，唐代作为学习道教的重要教材之一，被道士及一般文人仔细研读所关注。作为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庄子有着丰富的想象力，极强的语言运用能力，他曾周游各国，知识渊博，经验丰富。楚威王曾用厚礼聘请庄子当相国，但庄子认为做官并不能使自己快乐，于是婉言相拒。庄子不慕荣利，对做官发财淡然置之，全力追求精神的满足与自由，对统治者给出的物质诱惑不以为意。在当时的社会，百姓受到刑罚司空见惯，他们的生命如草木一秋，短暂无常，《庄子》宣扬“无为”，认为君主治国理政应当遵循自然规律，顺应事物发展的趋势，顺势而为，掺杂个人的私欲，必然祸国殃民。

《庄子》凸显了庄子在哲学、政治、艺术等各个层次的独特见解，发人深省。全书共52 篇，10 万余字，后经西晋玄学家郭象删减，仅33 篇幸存，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庄子》中的篇目大多以“寓言”“重言”“卮言”等形式展开，详细阐述哲学与宇宙、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生价值等观点。《齐物论》《逍遥游》及《大宗师》都不同程度反映了该书包含的向往逍遥自由、个性解放的哲学思想和对自然主义教育的强烈追求。《庄子》主张人在社会中生存，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与思想的自由，不必拘泥于所谓的意识形态，提出“齐物”的观点，主张人性的独立自主。庄子对统治者施行的儒家仁义礼乐学说嗤之以鼻，他认为这是统治者滥用权力的方式，并且社会矛盾激化，各种不平等的现象层出不穷，所有的祸端和灾难都来源于此。《庄子》蕴含的哲理与智慧不仅深刻影响中国市民的思想，而且惠及海外。德国著名量子力学家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对《庄子》饶有兴致，屡次在公开场合宣扬其论述主张，甚至写入专著，加以弘扬。

（四）《维摩经》

《维摩经》又名《维摩诘经》《净名经》《不可思议解脱经》，共3 卷14 品，是唐代佛学教育的主要教材。佛教大乘居士维摩诘称病在家，文殊师利和比丘前来探望，他们一起探讨佛法，遂将讨论内容编撰成经。

《维摩经》主张佛教应充分适应世间的生活习俗，出家并非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人的主观修养不可多得，即使有妻妾，也应做到远离贪欲。书中提倡 “入不二法门”，主张世间与出世间、生死与涅盘、有相与无相、有知与无知等一切分别平等不二，由此不二法门，可得无生法忍，远离一切烦恼妄想，进入涅盘境界。维摩诘既充分享受了世间的富贵，又精通佛理，他的这种生活受到许多文人志士的追捧，成为唐末五代，尤其是宋元以后居士佛教的理论依据之一。这种处世态度深得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青睐，王安石曾屡次在诗文中引用《维摩经》，甚至为其作注。王安石《赠约之》“君胸寒而痞，我齿热以摇。无方可求药，相，值久无惨。欲寻秦越人，魂逝莫能招。且当观此身，不实如芭蕉。”[5]《维摩诘经》中说：“是身如芭蕉，中无有坚。”[6]人的身体如芭蕉叶一般，虽有叶片裹挟，但其中空空如也，丝毫无挺拔之意。王安石认为肉身是虚无缥缈的，借此诗寄托身体安康，解脱疾病的希冀之情。

四、历史的评价

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交流的频繁，所有这些都使唐王朝具有一种宽容大度的胸襟，不仅接纳异域文化，而且使它本土化，最为明显的就表现在儒、佛、道自魏晋时期的争鸣而走向相互融合、不可分割，最终奠定了“尊崇儒术，兼重佛道”的文教政策。文教政策规定儒、佛并立，兼及道教，是对自魏晋以来儒、佛、道三者关系的初步调整。儒学经典教材的重新审定，佛道的渗透及抗衡，以及由此对儒学的某种解构或消融，促使学校教材、知识内容的突破与更新，唐代宗教教材就是鲜活的例证。

（一）唐代宗教教材的地位

在唐代，道教因其所奉教主老子与唐室同姓，备受崇敬，从高祖武德八年（625 年）下诏叙三教先后，道先、次孔、末释，由此取得了三教之首的地位。此后，除武则天外，唐代帝王大都推崇道教。即便是武则天，虽因佛教开武周政权之阶，而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但她也不曾排斥道教。唐神龙元年（705年），唐中宗李哲复位后，道教便又重新取得诸教之首的地位，终唐一代道教一直受到尊崇，取得了近乎国教的地位。

唐代统治者在尊崇道教的同时，对其他宗教并不排斥，而是采取兼容并收、诸教并行的态度。高祖时曾立胡祆祠并置官。唐太宗时又诏准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分支的波斯景教僧阿罗本在中国传教，阿罗本在长安建寺1 所，度僧21 人。据《两京新记》记载，当时长安有景教寺2 所，祆教寺4 所。唐高宗时，又命于诸州各立景孝文寺。唐代宗大历三年（768 年），还准许摩尼教在长安立寺，并匾额“大云光明寺”，在广州甚至还有源于印度的婆罗门寺。各种异教寺院的建立，正反映了唐代政府对各种宗教兼容并收的态度，以及内心无所顾忌的满满自信。至于原有的佛教，唐代政府更是给予大力扶持。唐太宗时唐玄奘在长安小雁塔译佛经，成就显著，成为一代高僧和佛学翻译家。在他病重时，高宗“遣御医急赴，未至已卒，为之废朝”。武则天时，僧人怀义等附会《大云经》，宣扬“唐室衰亡，女主君临”，为武则天称帝大造舆论。所以武则天改国号为“周”后，诏令各州立大云寺，讲说《大云经》。显然，大云寺的设立是为了向人们显示武周政权的合法性，可以说是典型的御用寺院。武周垮台，中宗复位，又令“诸州置寺、观一所，以中兴为名”庆贺被武后篡位的唐朝获得中兴。中兴寺观设立的政治意义要远远超过宗教意义。

教材是服务于各类教育组织及方式开展教学活动所需要的材料资源，在人才培养中有重要的地位，是教育实践有效性的物质及思想保障。雕本印书始于隋唐，到儒学《五经》印行，才真正有政府印行的印刷本的教材刊行于世，但在此之前的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雕刻的佛经《金刚经》，则被世人认为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有日期记载的印刷品，而且是世界上第一部有插图的印刷品。从中可见，佛学教材在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声誉及形象作用的高大是不容置疑的。

（二）唐代宗教教材传播海外

唐代政府重视道教、佛教的传播，修建大量道观、佛寺来支持宗教教育的发展。唐代编撰道经、佛经活动盛行，宗教教材数量庞大，不仅促进了唐代宗教的繁荣昌盛，而且对日本以及当今朝鲜、韩国境内的新罗产生了重要影响。

日本佛教来源于中国，罗振玉《莫高窟石室秘录》称：“予于日本三井听冰氏（高坚）许，见所藏永徽六年《阿毗达摩大毗婆娑论》卷一百四十四，其纸背有刻木楷书朱记，文曰‘大唐苏内侍写真定本’九字，与宋《藏经》纸后之'金粟山藏经记'朱记同，此为初唐刻本之确据。”[7]164唐朝与日本交往密切，不少日本僧人来唐学习。日本僧人玄昉曾在唐朝进行了长达19 年的学习，公元734 年将5000 卷佛经及多座佛像被一同带回日本，日本人吉备真备也在中国生活学习了18 年之久，天宝九年（750 年）他又以遺唐副使的身份再次来唐，回国后成为下令刻印百万经咒的称德天皇的师傅。据日僧玄栋的《三国传记》卷7 载：鉴真在东大寺校正《一切经》（即大藏经）后，曾开版印《律书》三大部，即《十通律》《四分律》和《僧祗律》，而成为日本律宗之祖。鉴真是唐代高僧，而他的家乡就是中国雕版印刷术的滥觞地之一的扬州。鉴真卒于公元763 年，第二年就发生了称德天皇印百万经咒之事。所以有人认为鉴真是把印刷术带入日本的先驱。[7]449-450唐文宗开成三年（838 年）日本僧人园仁跟随遣唐使藤原常嗣来唐，在唐的近10 年间他的脚步从未停歇，为探求佛法，奔走于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等省份之间。唐宣宗大中元年（847 年）园仁学成归国，大量佛教经典、佛像及佛具被一同带回日本。园仁将在唐朝的游历活动编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该书详尽描绘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对唐朝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活动也一并进行了记录，成为研究唐朝文化的重要资料。

新罗仿照唐制于唐高宗永淳元年（682 年）设立国学，教育目标在于培养君子与士人，教育内容则以儒学为主，包括《论语》《孝经》必读书目和《五经》《文选》选读书目。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新罗圣德王薨，翌年唐玄宗得知，“悼惜久之”，特派左赞善大夫领鸿胪寺少卿衔前往吊唁，玄宗君臣咸赋诗为之送行。唐廷之所以作出如此隆重的姿态，是因为在玄宗看来，“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故选派鸿儒为使臣，前往新罗“演经义，使知大国儒教之盛。”[8]使臣在肩负讲解经义，传播儒学的同时，也将道教经典教材《庄子》《道德经》等带往新罗。

直到今日，韩国道教文化浓厚，流派及团体众多，著名的武术“跆拳道”有道教生命观和养生学思想的因素交织其间。更令人诧异的是韩国国旗中的八卦图也依稀呈现部分宋代张载及程颐的“八卦图说”原理，进而与道教教材宣传解读的宇宙论和天道观形成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