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斌

作为清末状元和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政治家的张謇，“半生文章，半生事业”。前半生，在儒家传统思想熏陶下，其主要精力用于科举求仕。后半生，张謇转而走上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之路，在清末民初舞台上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张謇科举之路崎岖而漫长，经历近三十年的长途跋涉和120 多天的考棚生涯。第一阶段生员考试，用了五年时间通过县、州、院试，1868 年十六岁时考中秀才；第二阶段举人考试，经过五次失败，蹉跎十七年才考上举人；第三阶段进士考试，耗时九年、失败四次后，终于状元及第。他曾无奈地回忆道，“计余乡试六度，会试四度，凡九十日，县州考、岁科考、优行、考到、录科等试，十余度，几三十日，综凡四月，不可谓不久”。[1]10081894年，张謇大魁天下后，没有凭借“天子第一门生”名头，沿着传统的“状元宰相”之路走下去，却转身“下海”，舍身伺虎办实业。“皮骨心血，当为世界牺牲”，身为千万巨富后，却把全部财富投向教育和社会事业，在后半生里致力于改革传统教育制度，从而开启了通往教育新天地的大门。

观照张謇的科举之路，审视在此过程中其内心世界演变，以此来探求这位近代史上具有典型意义人物成长的内在规律。同时，也有助于从一个侧面，了解科举制衰亡和现代教育兴起的缘由。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以张謇为标本的剖析，可更为直观地透视清末大变局中，科举制度与时代、社会、普通人之间复杂而互动的关系。

一、从“九百九十九”之痛到“冒籍”阴影

1853 年7 月1 日，张謇出生于苏北海门常乐镇。始于隋朝的科举制，此时已历经1200 年，张謇同样深受“学而优则仕”传统观念的影响。父母对张謇十分疼爱，母亲金太夫人在临终前叮嘱他说，“科第为士人归宿，门户名号，自须求之”[1]999，而父亲张彭年则现实得多，对张謇灌输的是进而出仕、退而务农的思想。

张謇很早就接受儒学教育，5 岁入塾，少年时读完启蒙读物《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和儒家经典《中庸》《论语》《孟子》《尚书》《易经》《春秋左传》《礼记》等书。14 岁已能作八韵诗，制艺成篇，初具参加科举应试的文化水平。张謇自幼聪颖过人，塾师出“月沉水底”上联，张謇立马应答“日悬天上”下联，先生即兴吟“人骑白马门前去”，张謇随口回“我踏金鳌海上来”[1]989。张謇学习勤奋，有“九百九十九”、以竹为枕、置坛避蚊三个故事流传至今，简直是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翻版。张謇15 岁那年，州试成绩列百名之外，老师斥责道：“若千人试而额取九百九十九，有一不取者，必若也!”张謇羞愧难当，在“塾之窗及帐之顶，并书九百九十九五字为志”。晚上睡觉，枕边系两根短竹，夹紧辫子，稍侧身就会被扯痛而醒，便起身读书，且每夜读书“必尽油二盏”[1]991。夏夜读书，桌下摆有两坛，将双脚置于其中，以防蚊虫叮咬。功夫不负有心人，张謇不久考上秀才。

正当张謇在科举道路上起步之时，突然降临的“冒籍”风波，给他一生带来挥之不去的阴影。张謇祖上世代务农，只是到了父亲一代才识字读书，因连续三代没有人考取功名，被称为“冷籍”。张謇参加科举考试，须由学官作担保，因而要多出不少钱。无奈之下，只得冒用如皋张铨之子张育才的名义报名获得学籍，张謇考中了秀才后，如皋张家便要挟张謇，勒索钱物，最后索性将张謇告上公堂。差点被拘押的张謇，半夜从城里冒雨潜出，不敢提灯笼，屡陷泥坑，极为狼狈。张謇气愤至极，没有同父亲商量就径向学院递禀，请求斥革他“冒籍”秀才，回南通原籍考试。这场官司历经五年才了结，家道因而耗空。二十多年后，张謇在《归籍记》中，追述事情始原尾，笔端仍流露出锥心的痛楚。从“冒籍”风波中，不难看出科举对青少年时代的张謇诱惑有多大，被要挟敲诈又给初入社会的张謇以深刻教训，“改籍归宗”则初步展示了张謇化危为机的天赋与睿智。

1871 年，张謇受业于海门训导赵菊泉，学业长进不少。“先生令尽弃向所读之文，以桐城方氏所选四书文及所选明正、嘉、隆、成、天、崇文授读，每课艺成呈阅，则乙抹过半；或重作，乙抹如前。训导严甚，乃大愤苦。逾半年，抹渐少，复命从事朱子《四书大全》，自是益进，读宋儒书。”[1]991在赵菊泉的严格训练下，张謇课业中需要修改的地方越来越少。当然，这个时期他还谈不上真正的治学，只是从内容到形式变得更加符合科举应试的规范。此后，张謇科试取中一等第十五名，取得参加乡试资格，在科举道路上张謇向前迈了一步。

张謇科举之路的起步阶段即不平坦，“九百九十九”之痛，反而激发起生性倔强的张謇好学上进之心，“冒籍”风波虽给他留下难以释怀的心理阴影，但也反过来磨砺其意志。早年的读书应试经历，对张謇文化素养、个性气质和精神追求产生重要影响，并进入怜士惜才的通州知州孙云锦等地方有识之士视野，社会交际面不断扩大。

二、从“学以务实为归”到“不可草草事人”

1874 年，应已调任江宁发审局的孙云锦之邀，21岁的张謇抵江宁，帮孙云锦办理文牍，兼教其两个儿子学习，开始了游幕生涯。早年“冒籍”风波时，孙云锦曾对张謇施以援手，使他得以归籍通州。经孙云锦介绍，张謇结识了驻军浦口的淮军儒将吴长庆。吴长庆仗义疏财，礼贤下士，对张謇的才华十分赏识。在吴长庆的再三邀请下，张謇加入庆军幕府，专治机要文书。吴长庆在自己住所后筑茅庐5 间，作为张謇处所，并月给俸银20 两，还处处体谅张謇，让其以科考为重。不过，此时的张謇却承受着学业和生活的双重精神压力。“冒籍”风波后张家债台高筑，其兄张詧“遂废举业，佐父治理生计”，将读书机会让给弟弟张謇。1876 年2 月，在乘船去江宁的路上，舟逆风行，夜半又雨，张謇“篷背沥淅，对烛凄然，拥衾枯坐，泪湿襟袖”[1]69，不禁咏叹道，“却听更鼓见朝晴，风雨终宵有泪声。一语遣愁惟暂别，三春扶病独长征。”[2]32在最初的游幕岁月，张謇“因思家况清贫，科第不可必，若竟闲居读书诚得矣，奈积逋生计之累吾亲何？”因而常常“不觉心事之麻乱矣”[1]71。

不过，六朝古都和东南文化中心的江宁，却给了张謇更多的学习机会。在这里，张謇如饥似渴地学习“治经读史为诗文之法”[1]994。同时，开始和许多有声望的师友结交。当地钟山书院山长李小湖、惜阴书院山长薜慰农、凤池书院山长张裕钊，都是知名学者，其中又以桐城派大师张裕钊，对张謇的影响最大。张謇逐渐接受当代桐派合义理、词章、考据为一炉的理念，慢慢摆脱制艺文章的套路。他平素读的书不限于经类，而是扩大到子、史、集部，甚至连《扬州十日记》等禁书也去浏览。随着学风变化，他的思想也潜移默化受到影响，有意识地寻求治国平天下方略，藏器以待来时。他在科场应试时写道，“学以务实为归，极千秋不朽之事功”，[3]56还对友人说，“研究程朱的历史，他们原来都是说而不做。因此，我亦想力矫其弊，做一点成绩，替书生争气。”[4]张孝若后来这样评价父亲，“认定读书人的责任，决不是读几句书，做几篇文章就算了事……真理实用在书本上去求，日常行事来用”[5]250。

十多年的游幕生活，也让张謇视野得到开阔，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状况和民间疾苦有了更深了解。张謇跟着孙云锦到淮安查案，在旅途中写了十多首诗，如“谁云江南好，但觉农户苦，头蓬胫赤足藉苴，少者露臂长者乳”[2]15，所到之处贫穷落后的惨象，让他深受剌激。他写下“苍生安石与同忧”[2]27等诗句，借谢安、王安石“安石不出，如苍生何”典故，表达自己经世致用的远大抱负。张謇还吴长庆修筑炮台，捕捉蝗虫，开挖河道，为民减租请命。他发现学问远远不限于八股制艺，在实际事务中更能得到磨砺。

作为吴长庆的主要幕僚，张謇参与庆军多次重大决策。1882 年，朝鲜爆发“壬午事变”，日本以保护侨民、使馆为由，逼迫朝鲜政府赔款，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李氏王朝请求清朝政府出兵救援。张謇随吴长庆赴朝东征，“理画前敌军事”“手书口说，昼作夜继”[1]1001，协助调兵遣将，显示出处惊不变、应对自若的胆识才能，吴长庆赞其“赴机敏决、运筹帷幄、折冲尊俎，其功自在野战攻城之上”[6]19，还为其请功，但张謇不愿意以军功求官职。吴长庆只好赠以1000 两白银，作为奖酬。张謇还撰写《陈中日战局疏》《东征事略》《朝鲜善后六策》等一系列文章，主张对日强硬，为当时的主战派、朝廷大员翁同龢等人青睐。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引起张树声、沈葆桢、张之洞、夏同善、潘祖萌等枢臣和疆吏的注意。

张謇本以科第正途为重，入幕并非初衷。他可跻身官场的机会不少。吴长庆生前，欲为张謇等人“纳赀为部郎”，被“以科名进”的张謇婉拒，他不愿意“进身之始藉人之力”[1]997。朝鲜希望以“宾师”待遇留下他，北洋大臣李鸿章虽不喜吴长庆，却乐意推荐张謇到朝中任事，两广总督张之洞也同时邀其入幕。对此，张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张北不投李”[5]57。一方面，他希望靠自身努力考取功名，名正言顺地踏入仕途。另一方面，他看重士大夫的操守与矜持，“吾辈如处女，岂可不择媒约，草草事人”[6]20。在李鸿章压制下，1884 年5月吴长庆抑郁而亡，张謇重新回到故乡。

1885 年，张謇赴京参加顺天乡试。从16 岁录取生员起，张謇已5 次赴江宁府，应江南乡试（俗称南闱）均未考取。究其原由，根子在他 “独抒己见”上，而科举之文“不可如此”，赵菊泉早就告诫张謇，“佳者独抒己见而不背法，可希作者，但场屋不可如此。”[1]998科举之文严格规定，必须根据程颐、朱熹等人注释的儒家经典来写。后来，经过多年磨练，张謇撰写八股文逐渐摸到了门道，他也学会在八股文的程式下，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和见解，“虽应制诗文，亦当自道其心之所明，自见面目不戾于凡为文之义理”[3]397。1876 年张謇补廪膳生后，本可应优行试，学官提出“先具贽而后举”[1]996，张謇一如从前，不愿走这条捷径。

顺天乡试，33 岁的张謇高中“南元”。考试正考官为兵部尚书潘祖荫，副考官为工部尚书翁同稣等人。作为南派清流领袖潘祖荫、翁同稣，有意识地想把张謇拉入自己的阵营。张謇试卷原定为第六名，但潘祖荫、翁同稣极力强调张謇二、三场成绩突出，把张謇定为第二名，本来，首场成绩最重要，二、三场一般不会影响录取名次。考前，翁同稣亲自去张謇下榻处看望，发榜后潘祖荫对张謇鼓励有加：“论学我当北面，徒以一日之长，抗颜为师，一第在子，不足轻重。朝廷得人，殊可贺耳。”[1]230这个时期，张謇治学更加注重务实，反对坐而论道。1885 年，他在科考时写道：“学以务实为归，极千秋不朽之事功。”[3]56

张謇前面五次都是在江宁参加江南乡试，第六次乡试之所以转而北上，通常的说法是，因其老师孙云锦官任江宁知府，子弟依例回避。其实，清代科举制度相关规定中，只有主要亲属必须回避，对弟子不作要求。张謇舍近求远到顺天参考，其真正的原因在于：第一，张謇在1879 年第一名的成绩考中“优贡”，有了参加顺天乡试的资格。因为贡生名义上是“太学”的学生，不再归地方学政管理，无需再参加普通秀才必须参加的“岁试”，并多出一项特权，可以参加北京的顺天乡试。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原因，顺天乡试的考中几率明显高于其他省份。乡试为各省分别举行，清朝规定，各省录取的举人数额“依文风之高下，人口之多寡，丁赋之轻重而定”[7]，有多有少。顺天作为首善之地，录取指标最多。第三，张謇在1882 年随吴长庆朝鲜平乱后声誉日隆，成为北京清流高层官员着意延揽的对象，他在那里比在南京有更多可资利用的优势。张謇吸取五赴江宁府乡试未取的教训，权衡比较后选择北上应试，并如愿而归。

从入幕为宾到考中“南元”，这时期张謇在科举之路上踌躇满志，“学以务实为归”，反映了张謇经世致用的宏大抱负，他交游广泛，学业精进，思想臻于成熟，实际能力不断提升。而“吾辈如处女，不可草草事人”的心态，说明其坚持士子操守和视科第为正途的科举观，并在多方面显露出过人才华，逐渐崭露头角，积累起人脉资源。

三、从“中风狂走人”到“栖门海鸟”

自1885 年考中举人，张謇益加奋发，命运似乎有意与他开玩笑，尽管得到翁同稣等清流派的支持和暗中相助，此后四试却不中。屡经场屋蹉跌，张謇心情因焦虑而变得起伏不定。在勉力而为的同时，他甚至怀疑自己多年来奔波于科场，与“中风狂走人”有何差别。“橐笔往来屑屑于江淮南北之间。尝窃自怪，不知与世上中风狂走人何以异也”[6]45。

1886 年三月的会试，张謇考运不佳未被取中。1889 年，再次北上应试的张謇，深感困惫且文思呆滞，一向赏识他的会试总裁潘祖荫虽有意辨识张謇考卷，却看走了眼，居然将无锡孙叔和的试卷误认为是张謇的，结果孙叔和中会元，而张謇又一次落选。1890 年恩科，张謇正碰上咳嗽发热，连日齿痛，晕乎乎上场，阴差阳错地再次落榜。张謇在《自订年谱》中说，“二月，应礼部会试，荐而不中，房考云南高蔚光。高语余，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余，中会元。”[1]1007其实1890 年庚寅科录取的进士名单中并无陶世凤，陶世风是1894 年甲午恩科会元，跟张謇是同年进士，因而1890 年会试陶世凤卷被误为张謇卷从而得中会元一说，并无事实依据，是张謇晚年的误记，本意也许是要针砭当年的考官。

1892 年4 月，张謇《日记》中记有“己丑为无锡孙叔和所冒，今又为武进人（刘可毅）冒顶，可谓与常州人有缘。”[1]344所谓的“冒”和“冒顶”，指这两次把孙叔和、刘可毅的试卷误作张謇的卷子。1892 年春，张謇第四次北上应试，因阅卷考官“吸鸦片之时多”[1]343，对张謇的试卷没有细看，就给予“宽平”即宽泛平庸的评价，丢为弃卷而没有上荐，所以翁同龢等人遍找不得。张謇听到传言说，这是黄体芳预先给其弟子刘可毅出的主意，“今科既翁同龢主考，必取张謇”。于是，刘可毅心领神会，故意在考卷上写有“历乎箕子之封”（箕子是朝鲜古国名）的句子。常州人刘可毅没有去过朝鲜，之所以要写上“历箕子之封”，人们猜测，这样做的目的大概是为了迷惑翁同龢等考官，翁同龢一心要提挈张謇，这已成为考场上公开的秘密，必定会从考卷的行文中寻找蛛丝马迹。张謇认为刘可毅“冒顶”了本该属于自己的荣誉，感叹时运不济，“于是会试四次，合戊辰（1868 年）以后，计凡大小试百四十九日在场屋之中矣。前己丑（1889 年）既不中于潘师，而今之见放又值常熟师（指翁同稣）主试，可以悟命矣”[1]343。

回首这段经历，张謇五味杂陈，“甲申（1884 年）以后，盘旋闾里，不能远客。非独横览九州无可适足之地，亦躬耕养亲，其素志也。报罢而因人之赀以为官，非独名义有所不可，将从军时之不受保举，己丑（1889 年）、庚寅（1890 年）之不考中书学正，区区微惜亦无以自明于天下。人之立身行己，当使本末校然，岂可苟简……亲在而望中进士，不中进士，依旧归去，生平志事，即此校然，毫发不可自昧。”[1]344。这表达了张謇既悟命又不从命的心态。一是之前在外闯荡多年，现在“盘旋闾里”没有远行，主要是为了“躬耕养亲”，传统观念使然。二是尽管几度科举落第（报罢），但不愿走花钱当官等科举以外的捷径，“赀以为官”“保举”，不合道义和自己的立身信条。翁同稣让张謇“留管国子监南学”，张謇“坚谢至再，未遂许也”，他坚守儒家正统的名节观。三是“亲在而望中进士”，因而自己的目标是明晰的，“不可自昧”。不过，长期跋涉科场，给张謇内心的压力之重可想而知。四十岁生日那天，他在日记里写道：“学业未成，科名辄阻。负惭引痛，无可言者”[1]348。情绪低落时，他也有过告别科场的冲动，甚至把所有的考试用具全都扔掉。“悟命”但又不从命，在这样矛盾的心理下，张謇在艰难地向科举考试的顶峰冲刺。

1894 年，因为慈禧六十寿辰，格外多举行一次科举考试，就是所谓的“恩科”。76 岁高龄的张彭年盼着儿子张謇能金榜题名，恳求道：“儿试诚苦，但儿年未老，我老而不耄，可更试一回。”[1]1008张詧借出差之机赴京陪考。张謇勉强应试，进考场时，连试具都是“杂借自友人”，发榜前也没去“听录”，他内心已不抱多大希望。不过，这次他成功了。“恩科”殿试，有八名阅卷大臣，排在第一的考官是张之洞的堂兄，时任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之万，户部尚书翁同龢在考官中排在第四。一般来说，试卷的名次，按照阅卷大臣官职的高低来排序，排名第一的考官对于状元的产生具有主导权。按照这样的潜规则，被张之万看上的人，大概率会成为状元，而翁同龢中意的人，最好名次也只能是第四名。一向看重张謇的翁同龢相机行事，经过与平素关系较好的其他考官的几番沟通，才好不容易为张謇争取到了状元。而被张之万看中的仅得了榜眼。翁同龢阅评张謇的答卷，“文气甚古，字亦雅，非常手也”。当将考卷呈送御前，光绪帝问，“谁取的？”张之万奏，“翁同解所取，诸位大臣公定。”翁同龢补充道，“张謇江南名士，且为孝子”[1]589。

拼尽全力向科举巅峰冲刺的张謇，在长期的考场蹉跌中感受到巨大的精神压力，除了以“生平志事，毫发不可自昧”自勉外，他时常处于焦灼、矛盾、不甘和挣扎之中，既有“与中风狂走人何异”的怀疑，更产生过“举业四十为断”的冲动。因此，年逾不惑而终获金榜提名之时，姗姗来迟的状元及第并未给他带来过多的惊喜，“乾清门外听宣，以一甲一名引见”，在人生的高光时刻，他在日记中流露出的却是意兴阑珊的厌倦之意，“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类无端矣。”[1]379

四、从“自觉其非”到“父教育而母实业”

生活并成长于科举制度下的张謇，自小苦读儒家经典，造就其广博的学识、经世致用的入世态度和家国天下的儒者情怀。通过科举应试，他由农家子弟蜕变为士大夫，获得了崇高声望和丰厚人脉资源，为其后半生开启“父教育而母实业”事业奠定基础。张謇生活的时代，中国社会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科举制显得越来越不适应时代需要，在人们批判声浪中，张謇也陷入反省，“始读书时，孜孜于场屋生涯者二十余年。世风渐变，自觉其非，然不能不于此中求脱颖，但不为所囿耳。”[8]608直至后来他认为，“科举制艺之徒，空言无用，乃决去之，而趋向于泰西科学”[9]1249，在科举应试走向登峰造极后的张謇，头脑异常清醒而冷静，他对科举的批判，可以说是尖锐甚至尖刻的，这绝非“锣破众人敲”那样简单，也不仅仅是郁积心底多年个人情绪的宣泄，更有对与科举相联结的国运的深忧，其观点也许不无偏颇，但心态不失真诚。

其一，制度之弊。张謇认为，“科举之弊，令人气短”[9]1421。从 16 岁第一次参加科举到 42 岁高中状元，从“冒籍”风波到科场屡次失利，他的感受无人能及。同时，十多年的幕僚生涯、经营乡里乃至后来办实业、办教育等实践，使他对八股制艺的负面影响深有体会。“日诵千言，终身不尽，人人骛此，谁与谋生？”[8]143，科举制带来社会人格的缺陷，“中国人人格，大概不及各国之处，在今日尚沿科举余习，人人歆羡做官。官之所以令人歆羡者，岂不以贵乃可富，富乃可以快吾之所欲，既图遂吾之所快，则不得不尊人而受压制。”[8]123不少人掉进读书—应考—做官—发财的怪圈。

其二，导向之弊。科举制对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存在脱节，在教育内容、方式等方面产生误导。张謇说“鄙人亦科举中人……鄙人潜心研究，所谓中国专长者，不过时文制艺而已；科学则有能有不能；至于教育之理，教人之法，虽谓直无一人能之，亦不为过。”[8]185张孝若更直白地说其父“认为历朝历代帝王天下，压迫百姓以用来保住本位的方法，是让百姓将所有的心力，都用到谋取科举的功名，束缚百姓的思想，旨动离开轨道”“凭借读书的科举道路谋求仕途，除掉了读死书的本职以外，没有发扬个人志气，做实事的趋向”[5]37。

其三，功能之弊。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教条，以格式化的八股文为形式，与当时快速变化的世情已越来越难以适应。早在1895 年张謇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就说，“国家取士用人，首重科目；公卿大吏皆出其中。而科目出身者，毕生困于考试，见闻狭隘，精力销磨，以致未能尽娴经济；若洋务、军务，更难语此”[10]24，其结果势必只能培养出夸夸其谈的迂腐学儒。科举制下“始犹听人各占一经，或数经；行之既久，士不能有必得之术，乃鹜多以自炫”，“而经乃徒供弋取科举之资，全无当于生人之用”[8]153，其后果张孝若说得更直白，“不是出循规蹈矩的臣子，就是出迂而且腐的呆子。凡是治国大计，做事道理，在这里边决找不出来”[5]37。

诚然，即便是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和操作层面，科举制也存在明显缺陷。由冷籍制度引发的“冒籍”风波，给张謇少小心灵带来难以抚平的伤害。张謇能中状元，很大程度不是考出来的，他的试卷是被有心拔擢他的翁同龢等人找出来的，这种以卷定人看似科场司空见惯的做法，表面上是在为国选才，但以现代眼光审视，明显有违“程序公正”的要求。从张謇参加顺天应试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后来他向学部请求增加海门生员名额来看，科举考试各地生员名额确定，也存在着诸多不尽合理之处。

几乎是在张謇高中状元同时，甲午战争使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自1840 年鸦片战争后开始的中国近代化进程更加艰难，清王朝在与西方列强的较量中苟延残喘，国力越发衰弱，特别是《马关条约》允许日本在华设厂，使本以凋零的自然经济遭受更大的打击，张謇感到痛心疾首，“尽撤藩篱，喧宾夺主，西洋各国……今更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10]16。他看到“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而中国“仅恃农业一端，断难养赡”[10]22，因而在登上科举制金字塔后，张謇放弃翎顶辉煌的前程，走上了兴办实业之路。

与此同时，张謇顺应清末废除科举制的潮流，积极思考和探索教育转型，推动由科举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他较早提出，“罢科举而兴学校，置经义而事士、农、工、商、兵各专科之学，为中国今日计，圣人复起，无以易之”[3]294。他在《变法平议》中系统提出“酌变科举”的主张，强调，“变五百年之科举，而使天下人才，毕出于学堂之一途”[8]49，即废科举、兴学校，普及国民教育。张謇站在民族存亡的高度看待教育，指出中国“病不在怯弱而在散暗，散则力不聚而弱见，暗则识不足而怯见。识不足由于教育未广，力不足由于实业未充”[6]743，因而大声疾呼：“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1]566随着西学东渐，新的思潮给张謇很大启迪。如张之洞提出洋务教育基本纲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梁启超则强调，教育为了开民智，培养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的新民。张謇认为，要培养有用的人才，就要多开学堂，他强调“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教育之大纲。”[11]而“良知之学，重在知行并进”[6]179。与30年科场生相伴的是，张謇不仅是学子，也担任过赣榆、崇明、安庆、江宁多地书院的山长，对传统教育方式、特点和规律具有深刻认知，在除旧布新的时代大潮冲击下，张謇由科举进仕之路，转身走向通往教育新天地的大门。1902 年，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并以兴办作为现代教育孵化器的师范为发端，建立起包括高等教育、普通中学、小学、专门技艺学校、职工学校及幼稚园等教育机构，形成区域性完整的教育体系，成为新一代的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