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斌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从基于自身记忆而对祖国历史的回顾到立足于异国生存体验的移民题材抒写，严歌苓的作品始终坚持在深切的叙述中交融浓厚的情感，这种深刻源自于严歌苓自身的体验，“在国外生活20 多年，我一直是寄居者的心态；回到自己的祖国，我也是个边缘人。”［1］。因此，异域视角下的东方意蕴与流浪漂泊中的生命体验共同塑造了严歌苓独特的创作风格，她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让读者看到一种非凡的奇怪的人性。我对人性感兴趣，而对展示人性的舞台毫无兴趣”［2］。作者更倾向于书写那些被迫游走于主流之外而受到压抑和忽视的女性弱者；在她看来，那些被社会认可的“赢家”总是相似的，生命的差异和个性却是通过“输者”展现出来，而她的创作要去表现的则是这些面孔各异的“输者”身上的精神特性。作为女性，边缘的生命体验让严歌苓在捕捉那些底层夹缝中磨砺辗转的女性的彷徨与困境之外进一步看到了其背后的隐忍与柔韧，这就是严歌苓“边缘化”女性书写的生命隐喻。

“边缘化”的女性形象关涉的其实是作者“非本质主义”的历史观，严歌苓将女性看作是与国家、民族、时代等互有联系的部分，她以女性为主体，寻找别样的叙事视阈，女性的主体位置在她独特的叙事模式下获得了在深层的文化意识中更为丰富的呈现。既往研究关注的是严歌苓笔下女性的“天性”，却忽视了这种天性只是作者的叙事策略，其目的是消解男性/女性、民族/个体、道德/狎邪此类二元对立的历史观，从而进一步探寻更为普适的人性。因此，在梳理严歌苓历史小说中的“边缘化”女性形象之外，更应该探寻作者在“超脱”传统意识形态后的历史重述及其历史观。

1 历史叙事中的女性身份建构

身居海外的经历给予了严歌苓融合中西方文化的广阔视角，但除却熟悉的移民生活，严歌苓的创作视野始终不曾脱离对于故土的历史记忆。严歌苓的历史小说主要包括20 世纪90 年代的创作和新世纪以来对历史的回顾两个部分。战争、爱情、女性、革命……众多元素交织成了严歌苓历史小说的多重意蕴，并创造出别样的小说美感。异质文化下用母语对故土历史的书写，使得严歌苓的历史小说能够突破主流视角的束缚，以一种独特的边缘姿态架构情节，“边缘人”，特别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成为了严歌苓历史叙事的中心。

1.1 “边缘化”女性的叙事视角

“边缘人”是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在《人类移民与边缘人》中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以形容外来移民在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中既无法融入新文化同时又为旧文化所排斥的生存状态；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也不断延展，逐渐成为对脱离社会主流生存状态或心理状态的人群的统称。“边缘人”既是严歌苓对自身的定位也是对她笔下那些她所想要表现的“输者”的概括，女性与移民者的双重边缘体验被严歌苓“移植”到作品中，从而使她的创作在致力于表现“比男性更有写头”的女性时极尽展现了她们脱离主流生存状态或心理状态的“边缘化”倾向，塑造出了一系列的“边缘化”女性形象。

叙事者的身份建构是严歌苓历史小说创作的独到之处，严歌苓历史小说叙事视角的选取大多是女性，特别是生活在底层处于“边缘化”状态的女性，这些女性被放置在历史当中，成为了战争与革命的亲历者，但同时也是疏离者。与“五四”以来的历史题材小说相比，严歌苓笔下的历史所凸显的不是必然的规律和个人的价值，底层边缘身份的构建使得严歌苓的叙事视阈从一开始便徘徊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之外，人物与历史之间的联系就在这种别样的身份架构中被宕开，这是一股无法用旧的历史法则来框架的力量。严歌苓在塑造王葡萄这一形象时给予了她与此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一脉相承的特质，与小渔、扶桑一样，她的身上也具备着一种“跪地式的宽容”，陈思和将王葡萄这一形象视为“中国底层的地母之神，其广纳一切的博爱以及厚德载物的宽厚，注定是这个世界难以替代的庇护伞”［3］104，她的身上具备着“将天下污垢转化为营养和生命的再生能力，使生命立于不死的状态”［3］103。然而，从这个女性形象身上，除了看到她的“母性”生命强力，还应该意识到无论是在时代的大舞台还是村里的小舞台，王葡萄始终都是一个“边缘化”的形象，而且，她的生命强力与她“边缘化”的生存困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她的“蒙昧”与“迟钝”使得她被投身于革命运动中的人视为异类。她不去批判别人、也不为自己争功，她在声势浩大的主流声音中仍旧坚持善与恶这一最本质的价值准则，在王葡萄的价值判断中，爱和憎是简单纯粹而不掺杂意识形态的，以至于她能在复杂的人性里始终坦荡地享受着最原始最单纯的本能欲望与自由。

因此，王葡萄的身份建构使得小说的历史色彩在很大程度上被模糊了，王葡萄眼中的历史不过是“进进出出”、“匆匆一过”，在此之后的史屯“剩下的还是这个村，这些人，还做这些事：种地、赶集、逛会。有钱包扁食，没钱吃红薯”［4］249，所有的灾难“兵荒、粮荒、虫荒、人荒，躲一躲，就躲过去了”［4］98。在生活最危难的时刻，王葡萄首先想到的是生命本能的存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将本能（主要指性本能）等同于生命的核心因素，而人对本能的追求和满足在时间上将贯穿生命的整个过程，同时，在强度上它又是生命绵延的根本动力，“本我的动力表达了个体有机体生命的真实目的，那就是满足它的先天需要”［5］。她的行为脱离了价值判断中的崇高意义，但这种精神自由的选择却不背离生命的本真，因而，以王葡萄为主角的民间叙事，从一开始便展现出与主流历史的疏离，小说的叙事特点来自于民间底层女性的生存立场。

1.2 “边缘化”女性的生命隐喻

革命、救亡、启蒙……这些历史发展的关键词在严歌苓的历史小说中被民间的生存哲学所取代，斗争改变不了王葡萄生存的执着，也改变不了她对于“活”的信念。她是来自民间最广袤、最原始土地上的生命强力，这种长流不息的民间洪流是历史所不能阻碍的。正如她本人的名字，王葡萄以自身丰沛的“雌性”滋养着他人，用最原始的生命强力展现着底层边缘女性的理想形态。小说通过王葡萄追寻自我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过程，隐喻生命的内在律动，同时也是对人类生存困境的设问。

除了王葡萄这种原本就主动疏离历史的民间女性，严歌苓的历史小说中还有一类“存在”于历史主潮之中，但又与主流历史无法真正融合的另类参与者，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边缘化”的形象。在《一个女人的史诗》中，作者塑造了一个精神的“流亡者”，苏菲“革命”的原因似乎是一件遗失的毛衣，为逃避母亲的责难，她就加入了革命的队伍。从现实意义看，这似乎是“逃难”，而从本体论的角度审视则是对人类精神自由的隐喻。程文超认为，人的欲望不仅有动物性的物质欲望，还有超越性的精神欲望，但不论是哪种欲望，“其最大的特性是永不满足”［6］。与《青春之歌》不同，严歌苓将苏菲塑造为一个革命者但并不着力展现她成长或转变的过程，在文工团中，她看到了革命的残酷并由此击碎了本质主义的历史观建构的那个看似“美好”的前景；于是，她不再相信革命带来的结果一定美好，而是将爱情放在自己人生追求的首位。她对爱情的渴望，让小说呈现出反复“出走”的叙事结构，爱情的缺憾让“流亡就是无休无止，东奔西走，一直未能定下来，而且也使其他人定不下来。无法回到某个更早、也许更稳定的安适自在的状态”［7］。生命的“流亡”隐喻的是对精神自由的追寻，作为“无意”的历史参与者，特立独行的革命理由让她保持了精神自由的存在向度，而历史的使命与救赎的责任对她而言是遥远的。“流亡”或漂泊成为生命存在的必然方式，严歌苓笔下“边缘化”女性的行为在宏大的历史叙事的衬托下似乎并不具备重大的意义与价值，但是，在“一个女人的史诗”中，它却成为被放逐和被压抑的精神状态的一次自我救赎，也是主动“流亡”的自由选择。

严歌苓历史小说建构的“边缘化”女性形象，并不仅是为了恢复女性或生命的本真状态，其身份具有生命隐喻的意义。她们对自身生命的重视除了对忽视和压抑生命存在的主流意识形态“祛弊”以外，改革时代对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唤醒，使得文学不仅呼吁社会尊重个性差异和生命欲望，同时也不仅关注人在现实政治、传统文化层面被摧残和异化的境况，而是重视人自身的心理世界和精神选择，如果不能按照个人的意志做出自由选择，就等于丢掉了个性，失去了自我，从而形成了严歌苓小说“对自我生命存在的感知与体悟，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对人的生命意义的关切与探寻”的叙事范式［8］。通过“边缘化”女性身份的建构来达到生命隐喻，这是严歌苓历史叙事的独特性，也是作者对于一元的本质主义历史观的叛逆，并进而启发人们思考严歌苓历史叙事的多元意义。

2 “边缘化”视角的多重叙述

严歌苓的历史叙事通常涉及多维时空结构，“历史”的发生和故事的讲述往往在两条时间线中共存，“边缘化”的女性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在以个人主观视角进行叙述时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选择倾向，同时，这种主观意向在过去与现在两个不同的时空之中又是有所变化的。比如，在小说《金陵十三钗》中，以赵玉墨为首的妓女起初来到教堂只不过是为了避难，她们根本不想代替别人而死，成为“圣女”或“祭品”；同样，小说的一个叙事者“我”对这些妓女的态度也发生过转变。正是因为“边缘化”的身份使女性置身于性别内外的不同文化“场域”之中，才使得多元历史叙事成为可能。但是，多重叙述并不意味着作者逻辑的混乱，而是蕴含着“边缘化”状态的女性从“被凝视”到“反凝视”的过程。

2.1 “男性/女性”的叙事视角

“边缘化”女性视角的第一层叙事是“男性/女性”这组传统的性别关系。在小说《金陵十三钗》中，英格曼神甫和法比神甫“本能”地排斥希望在教堂避难的这些妓女，认为她们出卖自己的身体是不道德的，妓女是恶魔的代言人，好像她们的身体就是恶魔的诱饵。妓女的身体是被主流价值“污名化”的，在神甫的眼中，如果将女性的身体看成是“物”或“商品”，那么，这些妓女的身体无疑是贬值的，而那些女学生相比之下就是高贵的。然而，从法比神甫眼中不时流露出的对赵玉墨等人的狎邪目光中，不难看出掩盖在理性秩序之下男性的“狩猎”本性或占有欲望。如果说，女学生的“高贵”暂时封锁了法比神甫的欲望，当这些“贬值”的妓女来到时，久已封闭的潘多拉魔盒却被轻易打开了。但是，“物化”女性带来的视觉快感其实包裹在激烈的“阉割威胁”之中，男性在主动“看”的过程中势必受到观看对象引发的焦虑——男性害怕如女性一般被“阉割”——女性没有阳具。为了避免、缓解阉割焦虑，男性有两条路径选择：其一，将“窥淫癖”与“虐待”（惩罚）相联系，以不断贬损女性以消解“阉割焦虑”，小说中的法比神甫就认为这些妓女是卑贱的，她们的到来给教堂这个原本相对安全的空间带来了不确定性；因此，神甫把她们安排住在肮脏的地下室里，这里阴暗潮湿、缺衣少食，还限制她们的行动范围。其二，将“窥淫癖”转变成“恋物癖”，彻底否认阉割，通过将女性塑造为“恋物”对象作为替代，或者说“将色情化的女性形象编织到父权秩序的语言之中”［9］，从而使女性变得“可靠而非危险”。因此，教堂内的男性迅速接受妓女，并把她们看成是平衡原本单调生活的乐趣，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教堂原有的稳定秩序，进而强化男性主体自我认同的快感。

然而，看与被看的关系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看的场域”中主客体的关系会发生微妙的转换。严歌苓用“雌性”恢复的自然性的女性身份，让这一转换成为可能。其实，“雌性”本身就是女性自然性的一种表现，只不过，她们往往是不自知的，“骨子里是雌性的，在行为上也更多地保持了动物性”［10］。“雌性”将这些妓女从伦理中脱离出来，让她们克服了传统的价值判断对女性的束缚和规训，女性只有回归到原始的状态才是本然的，没有被异化的。天主教徒来到教堂礼拜是忏悔自己身上的罪恶，比如欲望的泛滥，以求上帝的宽恕；而这些妓女的到来则消解了教堂的这一固化的作用，让欲望之花在这里绽放，她们不再是福柯所说的“机器的肉身”，也不再是边缘化的群体。比如赵玉墨在地下室的伦巴舞就引来了众人的目光，源自南美的伦巴舞富有野性，伦巴舞与赵玉墨是相互印证的关系，让女性成为主动吸引男性目光的主体，同时在戏谑中戳穿了男性的虚伪，用这种“反凝视”的方式来建构自己的话语权。

2.2 人道主义的叙事视角

“人性”是女性身上自然化的又一个表现。《金陵十三钗》中的这些妓女，她们的“反凝视”不止针对男性，有时也包括了她们的同性群体——那些被建构为“高贵”和纯洁的女学生。小说的叙事者——孟书娟一直在窥视这些妓女，看似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书娟在当时其实与妓女们一样，都是作者笔下的“边缘化”形象，比如小说中写到，“看来孟书娟是被彻底地孤立了。她享受着被孤立者的自由”［11］128。那么，沟通书娟和赵玉墨等人的纽带是什么？应该是“边缘化”女性身上展示出的人性，这与个人主观视角的多重叙事有关。《金陵十三钗》的前半部分，书娟对玉墨带有着明显的憎恨情绪，这种情感色彩是源于以玉墨为代表的妓女曾给书娟的家庭带来过伤害。因而，书娟作为过去时空的叙述者在讲述这一段历史时着重表现的是教堂之内的冲突（女性与女性的冲突），在日军进入教堂之前，她的叙述视野始终集中在玉墨等人身上，对于教堂之外的历史惨案则是通过教堂中他人和当下叙述者书娟的侄女所引起的读者联想填补完整的；同时，倒叙、插叙的运用以及“我”在讲述中不断提及的姨妈书娟的称呼加深了双重时空的叙事结构，让原本单向线性的的叙事模式产生了过去与现在、历史与虚构的意义交叉，以当下重新审视历史，这也是严歌苓书写历史的重要目的。在严歌苓看来，男性在历史中是不断去“战斗”的，而那些“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12］的女性是比战斗场面更有写头的东西。

2.3 “民族/个体”的叙事视角

最后，女性之间用人性弥合的关系让“边缘化”女性视角的历史叙事指向了“民族/个体”的融合，《金陵十三钗》的历史背景是日本入侵中国，在这场灾难中，女学生们对玉墨等人的态度在不断变化，豆蔻的惨死让她们看到了这些烟花女子本原的人性，原来恐怖不止于强暴本身，而在于强暴者面前，女人们无贵无贱，一律平等。对于强暴者，知羞耻者和不知羞耻者是完全一样的：那最圣洁的和最肮脏的女性私处，都被一视同仁，同样受刑。日本侵略者进犯和辱没的看似是另一个民族的女性，其实奸淫的是那个民族的尊严。他们把女性作为战利品，是为了深深刺伤那个被羞辱的民族的心灵。强者对弱者的“凝视”，具体到小说中就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或者说是日军对中国女性的奸淫，在这里，“中国—女性—弱者”似乎划了等号。

然而，小说却告诉我们，这群烟花女子的灵魂从未失落其纯粹的原色，蕴藉在她们灵魂之中的，是救赎的伟力和生命的强力。对于玉墨等人而言，这场躲避灾难的经历同样是一次新的灵魂的皈依，她们与其他人一样在这场惨绝人寰的灾难中寻找自我，当女学生要被日军掳走时，这群烟花女子带着血性脱下了自己的旗袍，代替学生走上了赴死的道路。在这场灵魂的转变中，玉墨等人的身上被重新赋予了女性的仁慈、善良与勇敢，她们身上所折射出的是高昂的人性与民族的气节。她们不再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而是以独特的方式，可能这种方式仍然脱离不开女性的身体，但她们毕竟成为有意义的“他者”。

严歌苓利用“边缘化”的女性视角进行多重的历史追忆，在性别之内的“男性/女性”、“女性/女性”和性别之外的“民族/个体”、“中国/日本”等矛盾关系中呈现了历史原本应有的复杂面貌；但是，作者也仅是“还原”了历史的状态，她并没有对此进行价值判断，陈晓明教授在分析中国新时期小说审美取向的转换时，曾说道：“人们认可的‘现实性’从来都是以特定的观念、概念、术语表达的意义，历史或现实的‘真实性’，不过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现实的某种规约和期待。”［13］而严歌苓的历史叙事意在引起人们的思考，小说真的可以完全还原历史或现实的“真实性”吗？小说是被社会想象或期待的“他者”吗？可以说，严歌苓的历史小说更加倾向书写个体对世界的真实感受，而不是表现作家的理性“代言”，着力突出的是个体经验在社会现代化探索中的意义和价值。小说不再是对历史的“复写”，不再是对本质的“再现”，不再是单一价值的追求，而是多元化社会寄托的想象性阐释。

3 历史的回望与人性的反思

作为历史题材小说，严歌苓的作品却显现出一种对历史的疏离感。在这些小说中，历史最重要的是它存在的方式而非它本身的意义，严歌苓塑造的形象不是在历史中跌宕沉浮的话语主导者，她所期待和表现的是夹杂在这些历史缝隙中的人性，“边缘化”的女性消解了对历史进行价值判断的尺度，阶级、立场、伦理……这些存在于主流中的历史名词因为立场的变化而淡化。

3.1 宏大历史叙事的改写

在严歌苓的书写中，历史成为了个人史诗的依附，它仅仅是一个背景或者说是一个可以被弱化的展示人性的舞台和个体创伤的施加者，而严歌苓所回望的历史真正需要读者关注的是其中的“人”，对于毫无政治意识的底层女性而言，历史中的斗争是没有意义的，她们接纳了历史进程中的伤害，又以自身的智慧去消解伤害。“边缘化”的女性总能在其中找到生存下去的办法，严歌苓的历史小说所展现的就是她们“活”的方式，她们生活的态度就是一部最原始的生命史，显然，这与官方的历史书写是有区别的。严歌苓追求的是存在意义上的“真实”，而非历史期待的必然的真实，虚伪的形式突出的是个体的欲望和精神的存在，而不会流于表面的真实，就像余华所说的，“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14］。

当然，严歌苓历史叙事追求的“真实”主要是指人性，别样的人生经历使得严歌苓在边缘的人性中获得了共鸣，人性因为无法解释而充满了意外，对于严歌苓而言，这种意外的人性在小说中是通过历史的丰富性展现出来的，二者相互关联；同时，这也是她对人性感兴趣的原因，就像她自己所说的，“谁都认不清楚自己的人格中容纳了多少未知的素质——秘密的素质，不到特定环境它不会苏醒，一跃而陷于人的行为表层。正因为人在非常环境中会有层出不穷的意外行为，而所有行为都折射出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透的秘密。”［15］于是，这些“边缘化”的女性是严歌苓在非常环境下展露人性这一创作理念的载体，她们的命运也是对多维人性的折射。历史在严歌苓的小说中仿佛成了想象虚构的语境，也就是用“历史”来隐喻，正如张光芒所说的，“文学作为文化领域内的一个独特的意义系统，不能不受到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也不能不对历史文化语境有所反映……”［16］但严歌苓对历史的“介入”又与传统的历史叙事不同。

从中国传统的历史叙事来看，历史小说大多采用“家国通喻”的表现方式，个体的经历与家族的命运是国家或民族兴衰成败的凝聚，这种“家国同构”的史诗性的审美范式似乎一直是历史题材创作的主流。在规模宏伟的时空跨度中，文学成为了社会全貌的缩影。然而，严歌苓评价自己的历史叙事是“非常不本土的”，如北岛所说：“一个人往往要远离传统，才能获得某种批判能力”，“由于距离，保持足够的清醒和批判意识”［17］。国外的经历使得她难以避免用西方视角去审视中国，传统历史叙事中的宏伟史诗只是严歌苓笔下“边缘化”女性生存与情爱的朦胧背景，人物生存的小格局被放大，传统历史叙事边缘的琐碎成为了主线，正如严歌苓自己所说，她并不想去评判历史的是非功过，她书写历史所追求的是一种唯美主义的倾向，历史仅仅是她笔下故事的一个背景，她真正想要展现的是历史中的人，是历史主流之外的人的生存与情感。

在严歌苓的作品中，我们以同样的姿态去窥探伦理、家国缝隙中被极尽伸张的人性，将个体与民间对历史的立场融入在底层人物的生存哲学之中。法国作家波伏娃曾说：“写作是一种使命，它是对一种呼唤的回答，而这个呼唤通常是在一个人小的时候就已经听到了。”［18］严歌苓对“呼唤”的应答采用了与以往的历史叙事不同的方式，在她对历史的回望中，可以看到人虽然要经过艰难的抉择，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但追求自由选择的过程是激昂的。特别是小说中对死亡的描写，不是用来增加血腥和暴力，而是有着作者对死亡的冷静思考和对存在的深刻认识，因此带来更强的向死而“生”的勇气。

3.2 女性意识与人性关怀

严歌苓的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历史观与她的女性意识究竟有什么关系？其实，严歌苓一直否认女性作为“第二性”的存在，在她看来，“如果女人认为男人给她的苦也是苦的话，那最苦的是她自己。不要把自己作为第二性，女人是无限体，只要不被打碎打烂，她一直可以接受”［19］。在严歌苓看来，女性生理上的防御与被动并不意味着女性的“第二性”身份，《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对于五合的强暴没有觉得羞辱或者痛苦，她反而是带着悲悯的情绪：这样一个一事无成的人，就算顺从他又能怎么样呢？严歌苓笔下的诸多女性角色身上都曾出现过相似的“佛性”姿态，“佛性”包括了宽厚、怜悯等内涵，而它的产生实际上是源自于严歌苓的女性意识。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很少表现出反抗的决绝，她将女性作为“第一性”不是通过女性的斗争或者强势来实现的，女性的“第一性”源自于她们自身心理的承受与转变。严歌苓将女性推回到原始的位置，在这一状态下，女性无需考虑自身的社会身份，生活中的一切对她们而言都是顺应自然的，她们也理所应当地去接受，这种接受在她们身上变为容忍与宽厚，并进一步纳入“雌性”谱系当中。在严歌苓看来，女性的顺从来自于她们自身对自己的“驯化”，而不是男人对女人的规约。这些女性的姿态是她们选择的主动应对的方式，她们的自然性让她们无需依靠社会认同来获得归属感，在她们身上，女性超越了本身的性别意义而化身为一种更高层次的“雌性”气场，从而脱离了社会历史回归到原始神圣的高度，以超越纯粹两性斗争的方式获得主动地位。因此，严歌苓对于“雌性”“母性”等传统女性本然特质的极力推崇与追寻，实际上是对女性话语权和女性主体地位获取的一种新的尝试，这才是“反本质主义”在女性意识中的真正显现。比如，《金陵十三钗》中的这些妓女在战乱中无非是想生存下去，这是基本的欲望，而“雌性”是她们的生存哲学，面对神甫的拒绝她们以泼辣无赖的方式留了下来，底层生活磨砺出的自私与野蛮让这一群烟花女子显示出与教堂的格格不入，她们是这座城市里“风华最糟的一隅”［11］73，她们在教堂中的所作所为被其他人视为是对教堂神圣的破坏。其实，教堂在这里可以看成是男性的隐喻，赵玉墨等人可以宽恕男性给她们身体造成的伤害，以对“恶”的主动接纳作为自己的防御姿态，以自我的满足来代替社会的认可，从而实现自身的存在价值，这样的心理转换将女性的弱势转变为防御的主动，因而在严歌苓的笔下，“边缘化”女性遮蔽了男性的话语成为了主导，以另一种方式探索其自身生存的根基。

4 结语

严歌苓以脱离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束缚的边缘女性为视角，多方位回顾、审视社会历史现实，小说中的“边缘化”女性在特殊环境下的人生况味，既是对历史的一场无声评述，也是女性在边缘状态下雌性本能与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的命运填补了主流历史叙述之外的缺憾，她们以自身的自然与本能成为了历史中的救赎者。严歌苓的“边缘化”女性书写，是对主流、中心的反叛，也是对女性本质的回归，同时，“边缘化”的书写蕴含的是严歌苓对文化、历史、人性等更为深层的意蕴的反思与探寻，这也是“边缘化”女性视角历史“重”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