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铎，刘惠媛

（大连大学 英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是文名堪与福克纳比肩的美国南方女作家。她生于天主教家庭，终身笃信宗教，创作盛年被诊断出遗传性狼疮，其后隐居佐治亚州乡下以文疗生，直至病终。她独特的人生经历鲜明地反映于其作品中传递出的普世主题和神学意涵，以及撑托起她整个小说世界的美国南方地域特色。在奥康纳创作生涯所跨越的20 世纪50～60 年代，久以贫困落后闻名的美国南方在历史积弊和农业技术变革等因素的影响下，被持续性地遗忘于美国整体上的“战后繁荣”景象之外。当时的美国国家减贫机构甚至公开地称该地区广泛的贫困人口为“被落下的人”（The People Left Behind），其中的白人人口更是占绝大多数［1］110-111。这一地区性现象对于热心记录南方风土的奥康纳来说绝不陌生，在她作品集中，穷白人（poor white）形象占据了人物群像的“大壁江山”，就是最显著的证明。罗伯特·科尔斯（Robert Coles）就曾指出，奥康纳故事中的绝大多数的乡村和小镇人群都是穷白人［2］5；奥康纳本人也承认：“当我看我写的故事时，发现它们大部分是关于穷人的”［3］32。这些穷白人形象同样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不过，研究者大多以奥康纳的“宗教性”创作追求为研究前提，从而囿于一种宗教性人物解读的视角，如杜安·卡尔（Duane Carr）认为奥康纳笔下的穷白人被塑造以见证“世间的腐败”，并向富有阶层的人“指出救赎的必要性”［4］107；卡特·马丁（Carter Martin）则认为奥康纳借用穷白人贫乏的境况象征人类自堕落以来的不完美的状态［5］459-460。尽管马丁也提及从历史角度考察奥康纳穷白人叙事的可能性［5］458，但他并未进一步阐述奥康纳的穷白人书写与前人作家的创作关联，更未对这些穷白人形象进行系统性的分类研究。基于此，本文首先追溯和总结南方文学中的穷白人写作传统，在此基础上观照奥康纳作品中的一系列相关人物，从中认为，奥康纳延续了前辈南方作家对于穷白人形象的创作定式，并针对前人建构的关于穷白人的滑稽、卑劣和堕落的形象特点，采取相应的烘托或渲染的文学技巧，塑造了“乡巴佬”、“捣蛋鬼”和“堕落者”三种类型的穷白人。

1 南方文学中的“穷白人”写作传统

“穷白人”，是美国南方文学史中一个历久不衰并被不断建构的模式化形象［6］111。该形象最早起源于17 世纪威廉·贝厄德二世（William Byrd II）撰写的殖民地日志。在日志中，贝厄德记录了一群生活在北卡罗莱纳沼泽地区的赤贫人群，他们举止颓丧、品性低劣，虽然也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却被认为是罪犯和无力偿还债务者的后裔，所以世居在这流放之地，任由恶劣的环境侵蚀他们原本就堕落的血统［7］3-4。贝厄德用调侃和轻蔑的语调描摹出这第一幅南方穷白人肖像，为后世的西南幽默作家群（Southwestern Humorists）①其为一支19 世纪的美国幽默作家群体，因其成员大多来自彼时尚属美国边疆的西南地区而得名。其中的代表作家有奥古斯都·朗斯特里特（Augustus B.Longstreet）、约翰逊·胡珀（Johnson J.Hooper）、乔治·哈里斯（George W.Harris）等，他们塑造的著名穷白人形象有拉姆齐·斯奈弗（Ramsey Sniffle）、西蒙·苏格斯（Simon Suggs）、苏特·洛文戈德（Sut Lovingood）等。笔下的一大批穷白人形象开辟了先河。19 世纪的西南幽默作家大多出身于士绅阶层，他们喜欢在自己的幽默小品中将下层白人鄙陋的生存状况当作笑料，将其描绘成滑稽、怪诞的丑角，并时常赋予此类人物低劣的道德品质。拉姆齐·斯奈弗（Ramsey Sniffle）就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作家奥古斯都·朗斯特里特（Augustus B.Longstreet）塑造的一位极具代表性的穷白人形象，他早年不得已以黏土为食、身患营养不良以致身体畸形的经历，是作家用来娱乐读者的经典片段［4］25-27。而且，斯奈弗被描写得刁滑奸诈，喜欢挑唆他人发生争执，从中取乐，其人品的卑劣也促使读者更加心安理得地对他的贫贱施加嘲讽。经由西南幽默作家之笔，穷白人那遭人取笑又为人鄙弃的刻板形象被固定了下来。直到奥康纳所处的南方文艺复兴时期，许多新南方作家依旧对于创作穷白人形象热情不减，如福克纳在他的“斯诺普斯三部曲”（Snopes Trilogy）中刻画了下层白人家族斯诺普斯一家，该家族成员不择手段攫取名利、颠覆乡村传统价值的卑鄙形象在南方文学中可谓臭名昭著。尽管，新时期的南方作家们也书写过一些个别穷白人身上的人性闪光点，并时常表达出对该类人群不幸境遇的同情，但是他们更多展现出的是关于穷白人品行败坏、自甘堕落，并且此种品性渗透于其家族血脉、难以摈除的固有观点。就这样，南方文学持续几个世纪的有关穷白人的建构历史为奥康纳的穷白人创作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鉴的形象资源。

2 奥康纳对“穷白人”写作的继承与再创作

奥康纳沿袭了前辈南方作家建构的有关穷白人的各类形象特点，通过不同的文学手段对这些特点进行突出与放大，从中刻画出几组类别鲜明的穷白人形象。正如前文所述，鄙俗滑稽、人品卑劣和自甘堕落是南方文学中穷白人形象的典型特征，奥康纳采用了这些即成的人物刻画模板，通过设计“乡下人进城”场景刻画出“乡巴佬”型穷白人，套用“捣蛋鬼”原型塑造出侵犯他人人身与财产的卑劣穷白人，借助慈善者徒劳无益的救助经历刻画出无法被施救的“堕落者”型穷白人。

2.1 乡下人进城：刻画鄙俗滑稽的“乡巴佬”

奥康纳的一部分穷白人继承了传统穷白人形象所具备的滑稽属性，而这种滑稽是通过作家使用的“乡下人进城”（country-come-to-town）式场景来构建的。该场景聚焦进城乡下人的见识寡陋和在城市中的出丑露怯，使得人物以一种引人发笑的“乡巴佬”（bumpkin）面貌示人。短篇故事《人造黑人》（“The Artificial Nigger”）就是围绕这一场景展开的，故事中的海德祖孙俩可谓是奥康纳“乡巴佬”型穷白人形象的代表。

佐治亚偏远山区的“村叟”海德（Head）一辈子没见过什么世面，却好为人师。为了在不服管教的外孙面前树立家长威望，他计划了一次游览大城市亚特兰大的旅行，用以向外孙显示自己“见多识广”、是“年轻人合适的导师”［8］249。然而在旅途中，海德的孤陋寡闻让他闹出了一连串笑话：他给外孙解释一台磅秤测不准体重是因为纸片的数字印反了，然而那磅秤不过是一台娱乐用的占卜机；他所谓的进城游览仅仅是带着外孙在火车站周围的街区兜圈，这是因为，他在这之前对于城市的探索仅限于此范围内，再没逛过更远的地方；当他们不慎在一个黑人贫民区迷了路时，海德不肯屈尊向黑人问路，并认为沿着电车轨道一直走就能回到火车站，谁知走反了方向，差点让两人赶不上回家的列车。海德的外孙纳尔逊（Nelson）同样因为缺乏见识出尽了窘相，从没有见过黑人的他甚至以为黑人就应该是“黑色的”，从而辨认不出火车上一位咖啡肤色的乘客也是黑人。除了本篇故事以外，奥康纳的两部长篇小说《智血》（Wise Blood）和《暴力夺取》（The Violent Bear It Away）描写的都是乡下人在城市中的经历，它们的主人公黑兹尔（Hazel）和塔沃特（Tarwater）都是城市里初来乍到的乡下人，且都因为不熟悉现代生活的规则和秩序出了不少洋相。奥康纳秉承穷白人形象作为“逗笑”丑角的历史渊源，通过巧妙运用文学场景的方式，使得穷白人身上源自南方文学传统的诙谐因子得以被重新激活。

2.2 原型的套用：塑造侵犯他人的“捣蛋鬼”

奥康纳的另一类穷白人遗传了他们文学祖先身上的卑劣品质，其通过作者对“捣蛋鬼”（trickster）原型人物的套用，以及他们侵犯他人的恶行展现出来。学者梅利塔·绍姆（Melita Schaum）曾指出奥康纳作品中存在一类被称为“捣蛋鬼”原型的人物形象，其为一种存在于世界各民族神话及民间故事中的恶作剧人物，具有四处游荡、变形伪装（shapeshifting）和撒谎行窃等特点②如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Hermes）和中国的孙悟空就是最经典的“捣蛋鬼”原型人物。［9］1。巧合的是，绍姆所列举的奥康纳作品中的“捣蛋鬼”形象无一例外地可被划归为穷白人阶级，这说明作家有意借助“捣蛋鬼”喜爱捉弄他人的原型特质，来突显南方文学传统中关于穷白人道德品质低劣的定式观念。在奥康纳的穷白人群像里，《救人就是救自己》（“The Life You Save May Be Your Own”）中的谢弗特利特（Shiftlet）、《火中之圈》（“A Circle in the Fire”）里的鲍威尔（Powell）和《善良的乡下人》（“Good Country People”）中的波因特（Point）这三个人物最符合“捣蛋鬼”特征，他们侵犯他人的行为也使得其败坏的品性显露无遗。

首先，三个穷白人都具有“捣蛋鬼”喜爱漂泊的天性，该原型特征被奥康纳用来表现三人在惹祸后仓皇而逃的不负责任。三人都是以闯入某个乡村小世界的“外来者”身份出场，故事的结尾又都踏上亡命天涯的旅途，居无定所的习性也暗示了他们贫穷的本质：残疾木匠谢弗特利特最初流浪到老妇克拉特（Crater）的农场上，声称要讨份生计，然而在榨干了雇主之后他便选择了溜之大吉；男孩鲍威尔和他的两个伙伴在故事一开始是降临科普太太（Mrs.Cope）家的不速之客，在主人家搅闹了一番后也是一走了之；而波因特表面上是个到处走动的《圣经》推销员，背地里却是个诱惑、欺侮残疾女性的惯犯，得手后就隐身而去。

其次，为了契合“捣蛋鬼”变形伪装的能力，奥康纳让三个穷白人能够变更职业、藏匿身影、伪造身份，并借此来彰显他们招摇撞骗的本性：谢弗特利特曾向雇主提及他改换过的一连串职业；鲍威尔一行人则在科普太太的农场上时隐时现，每当科普太太以为他们已经离开时，他们总会再次现身；波因特为了躲避被他侵犯过的受害人的追捕，“每拜访一家就换一个不同的名字，而且在哪儿也呆不久”［8］291。

最后，三个人物都给他人带来了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此番行径既与“捣蛋鬼”的“欺诈行窃”的本职相符，也最能显示他们败坏的道德与操守：谢弗特利特觊觎雇主老妇家的旧车，为此不惜假意答应娶老妇的弱智女儿，并在新婚当天将妻子遗弃，卷带老妇的积蓄驾车跑路；鲍威尔一行人偷骑主人的马，放跑主人的牲畜，最后还放火烧掉了主人的树林；波因特更是将独腿的女博士赫尔珈（Hulga）诱骗至无人的谷仓，卸掉了她的假肢，使其陷入寸步难行的窘境。这三位穷白人劣迹斑斑，且总是针对经济地位优于他们的中产阶级施展恶行，不禁令人想起福克纳笔下那些掠夺乡绅贵族权利的斯诺普斯们，斯坦利·海曼（Stanley E.Hyman）就认定奥康纳是在描绘“佐治亚州的斯诺普斯主义”［10］30。其实，有学者认为，许多西南幽默和新南方作家笔下卑鄙下作的穷白人角色就是“捣蛋鬼”原型的延伸，由此也可以反证，奥康纳作品中卑劣的穷白人形象是可以向她之前的南方文学人物进行溯源的。

2.3 徒劳的救助：呈现无可救药的“堕落者”

奥康纳的第三类穷白人印证了南方文学传统认为穷白人基因不良、无可救药的观点，他们用抗拒救助的经历呈现出一副“堕落者”（degenerate）的姿态。这类穷白人虽然境遇凄惨，招人同情，但却天性堕落、邪恶，不值得人家对其施以援手。在奥康纳的故事中，妄想拯救或改造这类“堕落者”的好心人一概徒劳无果，最后还遭受了他们给自家带来的灾祸。《家的宽慰》（“The Comforts of Home”）中的萨拉·哈姆（Sarah Ham）和《瘸子应该先进去》（“The Lame Shall Enter First”）中的鲁弗斯（Rufus）都属于这类“堕落者”型穷白人。

萨拉·哈姆是个受控开空头支票而被捕入狱的失足少女，有关她的报道被一位热心慈善的母亲看到，并为她争取到了假释，希望能够感化她走上正途。但事实证明这是白费功夫，萨拉·哈姆很快就辜负了好心人，先是弄丢了工作，后又因为酗酒被寄宿主人赶了出来。这位母亲的儿子一直反对他妈妈的善举，他坚信萨拉·哈姆这类人的堕落是与生俱来的，根本无法扭转：“她…生来就没有道德机能——这就跟有人生来没有肾或者缺条腿一样。”［8］385；就连萨拉·哈姆自己都承认自己是个“天生的骗子”（congenital liar），已经毫无希望了［8］388。可是这位母亲就是不肯放弃少女，最终因为自己错用的善心招致杀身之祸。而鲁弗斯是个出身不幸、脚掌畸形的少年犯，他因为智力指标超群被鳏夫谢泼德（Sheppard）看中并收养，加以大力栽培。然而，谢泼德的努力同样以失败告终：这个顽劣少年秉性难移，频繁在外偷窃和打砸，给养父家招惹麻烦，他甚至给谢泼德的儿子灌输“死后升天”的思想，导致后者因为思念亡母上吊而亡。故事中，谢泼德在教养院初见鲁弗斯时，就曾“有一瞬间感到一种隐约的绝望，仿佛他面对的是某种人性的剧烈扭曲，而且这种扭曲发生于久远的过去，现在已经无法矫正了”［8］450，可谓给他失败的救助事业埋下了伏笔。奥康纳通过书写慈善者失败的救助经历，凸显了这类“堕落者”型穷白人的自轻自贱、不思上进，呼应了流传于南方文学中的关于穷白人携带劣等基因、本质上无法被拯救和改造的观念。

3 结语

穷白人以其被长久建构、极易辨认的“脸谱化”特征，潜移默化地融入了南方作家的创作思维，在这一点上奥康纳也不能例外。奥康纳自己就曾坦言作家受到所触、所闻事物之影响的在所难免：“南方在她的作家能够辨别声音的那一刻起，就将其形象铭刻在他们的脑海里了。”［3］197她笔下的一系列穷白人虽然形象各异，但却可以从南方文学传统的视角进行分门别类。此外，奥康纳对传统穷白人形象特征的精准概括和独特呈现，也体现出作家对文学脉络的敏感及其创作技巧的精湛。一生只经历过“大家闺秀”和“避世作家”两种社会角色的奥康纳从未与下层阶级有过正面的接触，而她对穷白人形象的参考来源也只有亲友的言谈和美国南方文库里那浩繁的卷帙，但她却能在文学研究界尚未进行系统归纳之际，便于前人累积的庞杂人物群谱中剥离出此类型人物最核心的若干特征，并透过本文所述的各类现实主义笔触将之不落俗套地予以重现，使这些虚构角色焕发出现实中人一样的鲜活光彩，令我们不得不感叹作家在定型人物塑造上的别出心裁。读者在对这些穷白人形象进行品评的时候，不仅需要识别出他们同其文学祖先一脉相承的血缘，还应当仔细品味作家在塑造他们时独创性的文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