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娟娟　吕剑平

摘   要：生态安全与乡村振兴相辅相成，和谐共生，良好的生态环境惠及民生福祉。通過研究现有关于生态安全与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基于2010-2019年甘肃省统计数据，构建二者的综合评价指标并运用熵值法计算其权重及综合得分进行分析，最后计算二者的耦合协调度来反映其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2010-2019年，甘肃省乡村振兴水平综合得分一直保持良好的上升趋势;2010-2016年甘肃省生态安全综合水平得分波动上升，2017年开始下降且下降幅度较大。两系统耦合状态由最初濒临失调-勉强失调-初级协调-良好协调发展。目前两系统交替上升，但是增长势头减弱。因此，甘肃省依旧要以保护生态安全为首要，在此基础上推动乡村振兴，促进二者协调发展。

关键词：乡村振兴;生态安全;耦合关系;甘肃省

中图分类号：X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22）01-0033-08

生态安全是在2000年国务院发布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提出的，泛指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过度使用会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表现在环境质量和自然资源的供给量下降对经济的支撑能力减弱[1]。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的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举措。同时，乡村振兴战略中明确提出，乡土社会是“三生合一”，即有什么的自然生态就会依赖于自然生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2]，因此乡村振兴也是贯彻我国生态文明战略的重要基础。目前甘肃省在国家乡村振兴政策引导下，开启乡村振兴之路，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发展，使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提升，甘肃省农村经济与群众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目前甘肃省的农村经济发展依旧不平衡，生态环境现状满足不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特别是随着人类的过度活动、乡村生活空间的不断扩大以及农业生产强度与规模的增加对生态环境破坏日益严重。所以甘肃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生态安全尤为重要，要实现人与自然共生，空间生态资源共享，才能促进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

人地系统耦合是人类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交互作用、相互渗透，并形成人地耦合系统（“人地圈”）的综合过程[3]。学者吴传钧提出人地科学，认为人地关系各个系统是相互作用的，旨在研究人地关系多因素的耦合协调来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4]。目前，我国实施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目的就是调整和改善人地耦合关系，推进生态脆弱区实现人地、人与自然共生。乡村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基础且具有生态功能、社会功能以及经济功能[5]，我国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的同时，也在积极促进乡村生态系统的不断发展，进一步确保我国生态安全。

在现有关于乡村振兴与生态问题（含资源环境问题）的讨论中，学者们从生态环境的角度研究了乡村振兴与生态环境二者的治理模式[6-7]以及乡村生态保护下的乡村振兴模式与路径[8]。从生态文明方面来看，研究了生态文明建设及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关系[9-11];在生态治理方面，提出了生态治理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性[12-16]。其中，学者李娟认为二者存在依赖关系：生态文明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表现，更是乡村振兴的必要前提，没有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乡村振兴[17]。赵金科，李娜认为生态安全是乡村生态振兴的逻辑起点与目标指向，乡村生态振兴是维护生态安全的有力举措，二者都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18]。温铁军认为生态文明与农业都具有多样性，是直接相关的。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两者之间是紧密相关的[2]。综上所述，生态安全与乡村振兴二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

“耦合”源于物理学当中，用于描述系统中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彼此作用并相互影响的现象和动态关联关系[19]。耦合度反应系统相互影响的程度，耦合协调度是系统间相互影响的和谐程度[20]。耦合协调度模型目前在各领域应用较为广泛，特别是在研究生态问题，如分析生态安全与城镇化两个系统的作用关系[21-23]。三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关系，如人口-经济-农业生态资源的耦合协调关系[24-25]。但目前尚未有直接运用此模型来分析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的相互作用关系，生态安全与乡村振兴两大系统通过某种方式相互作用产生影响，直接影响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尝试通过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来研究二者的关联关系。特别是甘肃作为我国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生态环境脆弱，生态安全问题突出，乡村经济落后且发展不协调，因此分析甘肃省生态安全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区域概括

甘肃位于西北内陆，黄河上游，地处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交汇处，地形复杂多样，呈现东西狭长状分布。近几年以来，甘肃积极开展乡村振兴与生态保护，2019年年末甘肃省有农村人口1363.69万人，2019年全省农林牧渔及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629元，比上年增长9.4%，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163万吨，比上年增长1%。全省乡村旅游收入达到340亿元，游客接待量达1.27亿人次，同时甘肃省打造“甘味”农产品品牌，建立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农产品网上销售额达162亿元。甘肃省坚持倡导绿色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节水农业、旱作农业等，加大生态环保治理力度，围绕河西祁连山构筑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积极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的生态保护修复及大力实施生态保护源头管控。

二、数据来源及指标体系建立

（一）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研究需要与可获得性，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甘肃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以及《甘肃统计年鉴》。

（二）指标选取

由于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两系统涉及因素较多，自身都具有复杂性，二者紧密相连且相互作用，单一指标无法体现乡村振兴或者生态安全的综合水平，因此指标选取应具有代表性、科学性以及系统性，能够全面真实客观反映二者的水平。

1. 乡村振兴指标体系

关于乡村振兴指标体系的构建许多学者都进行了大量研究，其指標体系已相对成熟，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26-27]，在结合甘肃省经济社会与生态资源情况，本文构架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主要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共计20个指标来反映乡村振兴水平见表1。

2. 生态安全指标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安全是新时代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家对生态安全的重视及关注体现的是在新理念的指引下，尊重自然，人与自然的共生、和谐共处，有利于维护生态安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步。但是生态安全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具有综合性与复杂性，在选取指标时需要综合全面考虑影响生态安全的任何一影响因素，指标的选取要多方面考虑，不仅要科学还要能如实反映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存在的环境压力、状态及其变化。本文在借鉴已有的成果的基础上[28-30]，根据PSM模型及其原理，从生态安全压力系统、生态安全状态系统及生态安全响应系统三方面建立指标体系来反映甘肃省生态安全状况。具体指标见表2。

三、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水平评价

（一）研究方法

熵值法是以指标信息量的大小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主要用来评价指标的信息是否有用，如果指标能呈现较多有用的信息，其权重就越大。熵值法与其他评价方法相比，客观性强、可信度高。因此本文运用熵值法对甘肃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和生态安全水平分别进行综合评价分析。

在构建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指标体系后，由于各个指标单位不统一，差异较大，无法直接进行比较，因此为了使评判具有科学性，获得标准化的数据，必须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同时为了防止标准化后的数据无意义，统一对初始标准化加0.0001。主要计算方法如下：

1. 极值法进行标准化处理：

2. 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1）计算第i年第j项指标的权重

（2）计算每个指标的信息熵值。

（3）计算每个指标的权重

3. 分别计算甘肃省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综合得分

i， j分别表示乡村振兴系统和生态安全系统中的指标数量;xi，xj 分别表示的是乡村振兴系统和生态安全系统中指标的标准化;wi，wj 为指标的权重，由此函数来计算获得乡村振兴综合水平 Ux和生态安全综合水平Uy，Ux，Uy的值越高，表明两系统的综合水平越高，反之，表明两系统的综合水平较低。

（二）结果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甘肃省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得分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从2010年的0.082增长到2019年的0.890，增长0.808，说明甘肃乡村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发展速度较快，特别是在2017年增长幅度较大，达到0.7以上，由此可见甘肃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从图1可以看出在五个子系统中，产业兴旺系统、治理有效系统、乡风文明系统以及生活富裕系统发展水平都在逐年上升但各年得分都较低且五个子系统得分差距较大，发展不平衡，这说明在整个战略实施中，没有统筹好各方面的同步发展。主要是由于甘肃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起步晚，受到经济资源限制，使得各方面发展不协调。但生态宜居系统在2015年后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2015年以来甘肃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重点进行农村改水、改厕，同时实施生态扶贫与生态移民，大力加强美丽乡村建设初见成效。

从表4可以看出甘肃省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得分从2010年的0.325降低到2012年的0.209之后又开始增长到2019年的0.651，这说明在2013年后生态安全水平呈现上升的良好趋势。主要得益于甘肃省2013年起开展“祁连山生态治理”、“两江一水”区域综合治理以及定西渭河源区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发展循环经济，大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

从图2可以看出，在四个子系统中，压力系统得分从2010年的0.272降低到2014年的0.081之后又增长到2019的0.191，这表明甘肃省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乡村发展的同时，依旧伴随着较大的环境压力问题。状态子系统得分整体上有所提高，但出现波动，且在2017年下降较大，说明2017甘肃省生态状态的维持能力开始减弱，主要是经济发展需要，甘肃经济建设用地面积扩大，大量耕地、林地被占用为住宅、工业用地，而甘肃绿地面积总量不足，绿化率不断下降。响应子系数得分逐年在上升，从2010年的0.042上升到2019年的0.236，这说明甘肃省生态环境治理取得成果。主要是因为2010年以来，甘肃省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并实施人工造林，增加森林面积和蓄积量。此外还得益于甘肃省在乡村实施绿化行动，美化农村居住环境。

从表3和表4中可以看出在2012-2015年之间生态安全综合水平得分低于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得分，这主要是因为农业发展过渡使用大量农药化肥以及地膜，加之城市工业的“三废”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到监管不严的农村地区，造成农村地区水污染、资源破坏以及固体废弃物污染严重影响了农业农村生产与生活居住。在2016和2017年，甘肃省生态安全综合水平得分高于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得分，这主要得益于甘肃省加强了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在推动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推动人地的可协调持续发展。但在2017年到2019年，生态安生态安全综合水平得分又开始低于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得分，这说明生态安全问题依旧突出，这是因为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工业污染依旧严重。

四、耦合协调度模型估算及态势分析

为了分析甘肃省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的协调发展水平，本文运用物理学研究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和容量耦合系数[19-20]构建甘肃省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的耦合度模型，具体公式如下：

（一）耦合协调度模型

T表示为协调指数;C表示为耦合度;Ux是乡村振兴综合指数值; Uy是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值，取值范围0-1。a和β为待定系数，结合目前文献研究来看，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同等重要，因此取值a=b=0.5。D为耦合协调度，反映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综合效益最大时，两者的协调程度。借鉴目前对耦合度研究的文献，本文以传统的耦合协调度评判作为标准如表5。

根据前文算出的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综合得分运用公式计算获得二者的耦合度并划分了甘肃省2009-2019年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的的耦合度等级如表6及折线图3。

（二）结果分析

2010-2012年甘肃省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耦合度在0.404-0.492之间，处于濒临失调状态。2010年以来甘肃省积极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村流动，引导多方力量投入农村建设，在农业生产、农业科技投入、农业基础建设、农村改革都投入了人力物力。但是甘肃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基础差，起步晚，经济发展缓慢，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自然方面，乡村土地贫瘠荒芜，生产力落后，人居环境恶劣，乡村发展处于较低水平。生产技术方面，由于没有技术支撑，技术人才，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生态安全问题制约着农业农村的发展。

2013-2015年甘肃省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耦合度有所提升介于0.586-0.673之间，耦合协调状态由2013年的勉强协调转变为2015年的初级协调。2013年至2015年甘肃省农业基础不断强化，农村水电路建设进程加快。在此期间按照“千村美丽、万村整洁、水路房全覆盖”的要求，甘肃省年内分层次推进了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改，同时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加强水资源用水管理，在改革农村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得到了多方面保护。

2016-2019年，甘肃省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耦合度上升到0.8以上，耦合协调状态达到良好协调，二者呈良好协调发展趋势，这是甘肃省长期以来贯彻“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首位，坚持建设美丽乡村取得的显著成果。尤其是2019年二者耦合度达到0.873，这主要是甘肃省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坚持生态振兴、产业振兴，大力开展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专项行动，启动村庄绿化工程，大力建设新农村。在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也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农业、农村、生态和资源问题也进一步缓解。但2018年二者耦合协调度有所下降，增长减缓，主要是生态安全综合得分降低，这说明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生态问题依旧是最大问题，因此乡村振兴中生态振兴是首要，要始终把建设生态文明省，维护生态安全作为目标。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是甘肃省今后解决“三农”的必然选择。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以西部欠发达地区甘肃省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构建乡村振兴指标与生态安全指标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计算权重及最后综合评价得分，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二者的协调度，分析了2010-2019年甘肃省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根据不同年份呈现出来的不同耦合协调状态，清晰地分析了两系统间从濒临失调-勉强失调-初级协调-良好级协调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结果表明：甘肃省乡村振兴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得分从2010年0.082上升到2019年的0.890;生态安全综合评价得分虽有所上升，但波动较大，特别是在2017年出现拐点，2018、2019年下降幅度较大。二者的耦合度从最初0.404上升到0.873，耦合状态实现了由濒临失调到良好协调的转变。由以上可以看到随着乡村振兴水平的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加强，环境执法力度的加强，甘肃省乡村振兴水平与生态安全之间的耦合状态在进一步改善。两大系统综合水平更替上升，两者的整体水平及耦合协调度都朝着一个良好的趋势发展。但是目前甘肃省生态安全综合指数依旧低于乡村振兴综合指数，且生态安全综合水平得分呈现下降趋势，生态压力子系统得分上升，这说明甘肃省日后需继续加强环境治理，推进乡村生态振兴，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都需下更大气力，同时只有实现二者的良好互动，才能不断促进乡村振兴与生态安全的协调发展。

（二）建议

1. 加强环境治理，加大执法力度

环境污染依旧是影响农村长期发展的最突出因素。生态安全的健康持续，必须有严格的法律作为保障，因此甘肃省要健立健全生态保护地方法规，特别是加大对饮用水、森林、耕地、湿地等生态“红线”的法律保护，让环境治理有法可循。除此之外，甘肃省要建立强有力的环境监管机制，提高排污标准;其次要严厉打击各种无证施工、无证开采及无证占用农用地林地进行生产的违法违规行为，严格把控不达标重污染的工业企业进入农村。

2. 发展壮大特色生态产业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保护生态安全甘肃省必须利用技术发展生态产业，生态产业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甘肃省要持续推进农药化肥的减量增收效益，支持绿色技术创新，发展乡村环保产业;要促进农业资源高效利用，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构建可持续长久发展、生态系统稳定的农业发展新格局，实现从生态农业到生态产业的转型。鼓励农村基层组织探索发展生态环保型农业产业和循环农业，构建与区域特色相结合且与生态保护相适宜的产业布局。

3. 加大基礎设施投入，改善农村居住环境

要以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为主导，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不断满足广大农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期待。甘肃省首先要促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立村庄保洁机制，开展生态文明示范村建设;其次要加大对农村道路整治、农村绿化、景观美化、改水改厕的财政支持力度，大力开展“三清”、“三整治”工作，要清理村巷道乱堆乱放的生活垃圾及丢弃的生产工具、清理堆积在村道周围及房屋的杂草杂物;禁止向渠道内排放生活污水、同时清除渠道河道内的臭水体、漂浮物和障碍物。还要积极动员农村居民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发挥农村居民的主导地位、内生动力，继续加大对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确保各种污染现象得到有效管控。除此之外，严禁工业和城镇污染向农村农业转移，发挥农民主体地位加强对农村农业的绿色生态环保建设。

4. 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要完善乡村级党组织建设，加强党对乡村的领导，积极引导和帮助农村居民参与乡村建设和环境保护治理。要充分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对村民进行乡村振兴教育知识普及，积极营造保护环境的氛围，提高村民参与建设美丽乡村的积极性。各乡村基层组织要制定相关村规村约，以此来增强村民自我教育管理的能力。利用现代信息网络，建立资源与环境保护信息共享平台，实现随时随地共享交流。同时实施奖励制度，开展农村环境专项整治，健全村庄保洁队伍以及农村地区环境整治的处理设施建设。

参考文献：

[1] 邓丽娟，李永前，肖洪磊.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生态安全研究综述——基于核心和CSSCI期刊检索论文的分析[ J ].农村经济与科技，2019，30（24）：1-3.

[2] 温铁军，刘亚慧，张振.生态文明战略下的三农转型[ 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01）：40-46+149.

[3] 刘彦随.现代人地关系与人地系统科学[ J ].地理科学，2020，40（08）：1221-1234.

[4] 陆大道，郭来喜.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论吴传钧院士的地理學思想与学术贡献[ J ].地理学报，1998（02）：3-11.

[5] 黄国勤.我国乡村生态系统的功能、问题及对策[ 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2019，27（02）：177-186.

[6] 张志胜.多元共治：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创新模式[ 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6（01）：201-210.

[7] 鞠昌华，张慧.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模式[ J ].环境保护，2019，47（02）：23-27.

[8] 钟春艳，张斌，孙素芬.生态保护为主的区域乡村振兴模式与路径——以湖北省神农架林区为例[ J ].东北林业大学学报，2020，48（10）：55-60.

[9] 王晓毅.生态文明话语下的乡村振兴[ 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8（05）：42-48+111.

[10] 高吉喜，孙勤芳，朱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J ].环境保护，2018，46（07）：12-15.

[11] 温铁军.生态文明与比较视野下的乡村振兴战略[ 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01）：1-10.

[12] 陈健.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乡村生态治理新体系构建[ J ].现代经济探讨，2020（06）：121-126.

[13] 文丰安.农村生态治理现代化：重要性、治理经验及新时代发展途径[ J ].理论学刊，2020（03）：67-75.

[14] 金书秦，韩冬梅.农业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特征、要素和路径[ J ].环境保护，2020，48（08）：15-20.

[15] 文丰安.新时代加强农村生态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可行途径[ J ].经济体制改革，2019（06）：32-38.

[16] 张苏强.乡村振兴，生态治理是关键[ J ].人民论坛，2019（19）：60-61.

[17] 李娟，杨朔.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融合：逻辑、价值和路径[ J ].治理现代化研究，2021，37（01）：90-96.

[18] 赵金科，李娜.乡村生态振兴的价值逻辑与践行路径——基于生态安全视角的思考[ J ].长白学刊，2020（05）：117-124.

[19] 黄金川，方创琳.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机制与规律性分析[ J ]. 地理研究，2003，22（02）：211-220.

[20] 陈晓红，万鲁河.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脆弱性与协调性作用机制研究[ J ]. 地理科学2013，33（12）：1450-1457.

[21] 唐志强，秦娜.张掖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J ].干旱区地理，2020，43（03）：786-795.

[22] 马艳.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效应测度与交互胁迫关系验证[ 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0，29（02）：275-286.

[23] 张佩佩，董锁成，李泽红，等.甘南藏族自治州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 J ].资源开发与市场，2017，33（01）：33-38.

[24] 程东亚，李旭东.贵州乌蒙山区人口-经济-农业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J ].世界地理研究，2021，30（01）：125-135.

[25] 宋洁.黄河流域人口-经济-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的评价[ J ].统计与决策，2021，37（04）：185-188.

[26] 申云，陈慧，陈晓娟，等.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分析[ J ].世界农业，2020（02）：59-69.

[27] 沈剑波，王应宽，朱明，等.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 J ].农业工程学报，2020，36（03）：236-243.

[28] 柯小玲，向梦，林芸.基于主成分分析和灰色理论的武汉市生态安全评价研究[ J ].科技管理研究，2018，38（01）：79-85.

[29] 张满满，于鲁冀，张慧，等.基于PSR模型的河南省水生态安全综合评价研究[ J ].生态科学，2017，36（05）：49-54.

[30] 戴文渊，张芮，成自勇，等.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兰州市水生态安全指标体系研究[ J ].干旱区研究，2015，32（04）：804-809.

（责任编辑：罗湘龙）

Analysis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in Gansu Province

BAO Juan-juan，LV Jian-ping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

Abstract：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complement each other， coexist harmoniously， and a goo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enefits people's livelihood. By studying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basis of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Gansu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19，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i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es， calculates their weight and comprehensive score by entropy method for analysis， and finally calculates their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to reflect their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2010 to 2019，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evel in Gansu Province has maintained a good upward trend; From 2010 to 2016， the score of comprehensive level of ecological security in Gansu Province fluctuated and increased， and began to decline in 2017， with a large decline. The coupling state of the two systems develops from initial verge of imbalance - reluctantly imbalance - primary coordination - good coordination. At present， the two systems rise alternately， but the growth momentum is weakened. Therefore， Gansu Province should still take the protection of ecological security as the first priority， on this basis，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Ecological Security;Coupling Relationship;Gansu Province

收稿日期：2021-05-17

基金項目：甘肃省软科学项目（20CX9ZA102）;甘肃农业大学青年研究生指导教师扶持基金项目（GAU-QNDS-201707）。

作者简介：鲍娟娟，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农村区域发展;吕剑平（通讯作者），男，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2175501186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