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葳

娜拉式的出走成为20世纪现代知识女性追求个人自由和性别主体觉醒的象征，她们叛离既定生活，努力实现空间的迁徙和对自主的追寻，艰难且执着地见证着女性的自我发现，而萧红在其中走得格外彻底和典型，特别是在导师鲁迅逝世后，她走向了从被成就到自我成就的道路。

一、深受鲁迅文学观影响的“娜拉”

鲁迅最早将易卜生引进中国，并通过作文、演讲等方式表达对娜拉出走和妇女解放等问题的看法，影响了许多女学生和女作家。由于鲁迅、胡适等人对易卜生的译介，易卜生一度成为楷模，剧本《娜拉》更是被大量排演，出现各种译作和仿作，娜拉式的出走也成为当时追求个性解放的女学生纷纷效仿的行为。根据袁振英《易卜生传》中的记录：“当娜拉之宣布独立，脱离此玩偶之家庭，开女界广大生机……易氏此剧真是为现代社会之当头一棒，为将来社会之先导也。”可见娜拉的出走在当时成为备受追捧的风潮，具有很高的社会影响力。1923年底，在娜拉现象达到高潮时，鲁迅应邀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指出娜拉出走的幻想性，说明现实境况的艰难，以及掌握经济权的重要，对被浪漫和激情笼罩的社会氛围提出质疑和预警。在两年后鲁迅发表《伤逝》，以出走成功为前提，说明出走之后现实的无情，“使个性主义‘新思潮’与父权中心之‘旧’意识的关系，得到深刻的揭示”。说明子君从旧有的父权之家到了新的“父权”之家。

另外，鲁迅还曾写作《我之节烈观》《寡妇主义》《记念刘和珍君》《关于妇女解放》等文章，冷静而深刻地关注女性的命运，以唤起更多人的觉醒。由此，许多现代知识女性在启蒙精神的影响下成为中国的娜拉，并受到鲁迅的帮助和提携，进而成就了自己的人生。其中较为瞩目的还有丁玲和白薇，但由于机缘、阵营、性格等方面的原因，她们与鲁迅的交往都远不如萧红密切和深入，而萧红也正是凭借着鲁迅的影响和自己的探寻在娜拉之路上走得更加漫长与独特。

和萧红类似，鲁迅也曾针对编选文章、创办刊物等问题给予丁玲和白薇帮助。比如在丁玲主编的《北斗》上发表文章，选定插图，将《莎菲女士的日记》《水》等推荐给国际友人，特别是在误以为丁玲牺牲后写就古体诗《悼丁君》表达哀思，并在多次与友人的信件中提及对丁玲的惋惜之意。另一位女作家白薇同样受到鲁迅的提携，她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大都是经由鲁迅主编的刊物发表的，特别是《奔流》月刊，几乎每期都登载白薇的作品，如三幕诗剧《打出幽灵塔》、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长诗《春笋的歌》等，但两位女作家与鲁迅的相识相遇都历经波折。

萧红则不同，当萧红遇见鲁迅的时候，好像是从文字中走出的子君，年轻稚气，却有着不安定的灵魂。而鲁迅已经是现代文学的一代宗师，在他周围有许多年轻作家因其赏识鼓励得以立足上海文坛，其中萧红作为“鲁迅内围小团体中唯一的女性”，和鲁迅有着“最亲密的文学的血缘关系”。1934年10月至1936年2月，鲁迅给萧军、萧红的信件多达53封，其中有对生活和处世的叮嘱，更有关于创作、校对、发表等问题的探讨，特别是能够从这些信件中大体梳理出《生死场》的出版过程，看到鲁迅为此付出的努力。可以说，鲁迅在生活上的帮助让萧红收获了久违的温情，在文学上的帮助，尤其是《生死场》的出版，使她一举成名。两人同样身患肺病，同样忍受孤独，同样蒙受婚姻和家族的创伤，同样有着回不去的故园，相似的人生经验让他们相遇相知，让他们收获了“父与女”般的情感，共同缔造了现代文学史上令人称羡的友谊。

除了生活中交往程度的不同，萧红对于鲁迅文学观的理解也比丁玲和白薇更加深刻，而这也促使她成为更加典型的被成就的娜拉。在鲁迅逝世后，两位女作家同样发表文章，以纪念和回忆鲁迅先生，如丁玲致鲁迅的唁函和白薇的《我对鲁迅先生的回忆和感想》。但萧红对于鲁迅的书写来得更迟，也更加深刻与个人化，除了有真切细腻的生活记录，更有对鲁迅以文学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思想的深刻认识和创作实践。

除了著名的《回忆鲁迅先生》，萧红还创作了一部哑剧《民族魂鲁迅》，体现出她对鲁迅文学观，特别是“改造国民性”的深刻理解。剧情强调了《娜拉走后怎样》中的预言，突出鲁迅以文学改造国民性的宗旨，这是萧红这位深受鲁迅文学影响，得以成长的“娜拉”给予导师的最好报答。她在鲁迅身边，受其言传身教，成为一名“闯将”，同样主张文无定法，认为“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可以说，鲁迅文学观对萧红小说创作最突出的影响就在于打破固有规范的创新意识，因为“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这样的创新意识不仅影响了她的小说创作，也进一步促使她在价值观念选择上拥有一种不惜一切代价地要超越和创新的责任感，“必须找到一条路，在这条路上，她（而且只是她一个人）可以在正确的时刻用正确的方法大规模地改革过去并创造未来”。这让萧红这位出走的“娜拉”，更加具有一直在路上的精神动力。

总之，作为受鲁迅文学观影响而得以成长的作家，她如娜拉般作为个人追求自由和平等，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直面存在，孤独无羁，成为鲁迅所期待的新文学的“闯将”，进而实现从被成就到自我成就的提升。

二、“娜拉”的第四条路：在日常生活与反抗父权中救出自己

鲁迅曾在《娜拉走后怎样》中对娜拉的出路提出了三种相对悲观的预言：

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如果说，鲁迅是在两年后以启蒙者的身份建构了娜拉出走后的溃败，从而证明了自己的预言和质疑，那么萧红则是作为亲历者，以回忆的眼光在《商市街》中记录了娜拉走后面临的种种生存境况和心路历程，并凭借比子君更加理性和成熟的心态，在与堕落、回家、饥饿、孤独的抗争中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第四条路—坚守作为个人和知识分子的独立与尊严，在日常生活的消磨与考验中确立了自我价值，救出自己。

《商市街》是萧红初到上海后，以她和萧军在哈尔滨生活的真实经历为原型创作而成的“一点不折不扣的生活记录”，并有他们“自己一些什么在里面”。悄吟面对着比子君更加恶劣的生活条件，需要忍受异于常人的饥饿感，甚至想到去吃桌子和草席，经常外出借钱，出入当铺，在冬天没有木柈生火，甚至因此拖垮了身体，患病休养。同时，在精神上悄吟也经历了更多的折磨，除了和子君一样漫漫无期地孤独等待丈夫归来，还要忍受郎华和其他女性的暧昧。所谓的家对于悄吟来说不过是“夜的广场，没有阳光，没有暖”。但悄吟在日常生活与文学艺术中找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也拥有更加坚韧与阳光的生活态度，有着对平等的追求。《商市街》的起点并非现实生活中的东兴顺旅馆，而是欧罗巴旅馆，在这里萧红有意识地略去了那段屈辱的，被萧军拯救的经历，让悄吟和郎华一起为了生活而努力，有着不同于子君的觉醒和自我意识。子君在一日三餐的操劳中“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悄吟却能够在生火、做饭的过程中找到生活的乐趣，能够在暖水瓶底炸掉后用它当喇叭吹。和子君一样，悄吟对动物也充满本能地喜爱和同情，但悄吟将这种爱扩展到车夫、老头等弱者身上，拥有更加宽广的胸怀。她和郎华一起加入“牵牛房”，将自己的作品印刷成册，和朋友们谈论文学，排演剧本，到公园划船，甚至觉得“若是为了性欲才爱，那么就不如临时解决，随便可以找到一个，只要是异性。爱是爱，爱很不容易，那么就不如爱艺术，比较不空虚……”当郎华与她谈论前女友的美丽时，她没有慌乱或嫉妒，而是想“我又不是她”。可以說，悄吟不同于子君对爱人的依赖，她有着更多的理性和觉醒意识，能够在册子、公园、做饭等日常生活中消解自己的孤独，找到存在的价值。所以，不同于子君最终向父亲投降，走向灭亡，当悄吟告别商市街时，对小屋中的一桌一椅、一碗一碟都充满依依不舍的真挚感情。

胡适曾在《易卜生主义》中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娜拉》戏里写娜拉抛了丈夫儿女飘然而去，也只为要‘救出自己’。”娜拉也曾在剧中表示：“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在这部剧中，娜拉经历了种种磨炼，最终实现自我意识的觉醒，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人，而并不仅仅是女人。萧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了更加理性自觉的子君，被成就的“娜拉”。据吴桐在《从不同视域谈“娜拉”出走之后》中的表述：“她以更为直白的视角和更加细致的描写为我们剖白了出走娜拉的心路历程，她记录了行动和精神双层次出走后的娜拉是如何确认自我的，并在从异乡到异乡的漂泊中不断寻求自我的独立和纯粹自由的爱情。”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萧红与娜拉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不仅追求自由的爱情，也在尽力摆脱父权的影响，这是娜拉出走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演化，也证明萧红已成为更加独立自主的“子君”，因为她一生都走在不向父权投降的路上。

父亲对于萧红来说，是诅咒般的存在，不仅是畏惧、隔膜和愧疚，更是怨恨，这构成她最终与家庭决裂，走出自己的路的主要原因。她曾在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集中描写了父亲的暴虐与冷漠：

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

父亲这一形象在萧红笔下褪去了一切应有的温情，甚至“失掉了人性”，是一个贪婪、吝啬、居高临下的封建家长，他极力反对萧红去哈尔滨读中学，却逼她嫁人，又在她逃婚失败后将其禁闭在老家，当萧红再一次逃出来与家庭决裂后，任凭女儿流落街头也不曾心软。父亲维护封建礼教的一面是萧红与之决裂的主要原因，但不可否認的是，萧红同时也受到父亲进步思想的影响，得以成长在相对文明的家庭，而这种对于新思想的追求又反过来造成了父女之间更深的隔阂，从而迫使萧红独自一人离开家庭，追求自己的新生活，一生都走在不向父亲低头的路上，也是不向权威与规则低头的路上。总之，畸形或缺失性父爱让萧红经受黑暗的诅咒，却又格外迷恋身为孩子应得的快乐。过人的早慧与坚毅促使她冲破父亲的羽翼和黑暗的诅咒，成为自己的主人，走出新的道路，做救出自己的“娜拉”。

在鲁迅逝世后，萧红真正走向了自我成就的道路。身为作家，她坚持最初的启蒙观念，反叛父权与宗法制乡土社会，在都市与乡土的夹缝中刻画并反思国民灵魂;努力摆脱观念化创作的影响，追求小说的诗性魅力;将不失分寸感的讽喻同她内心出离悲悯的苍凉和忧郁融化在一起，成为推动新文艺发展的“闯将”，在坚持与突围中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走向了属于作家和女性的双重现代性。这是娜拉摔门而去后在现实中的反映和践行，是萧红从个性的反叛到民族的先驱而形成其“伟大的孤寂”的历史升华。她最终选择离开自己的海尔茂，静悄悄地去往香港，不能回头—前行，却是路途茫茫、无所凭依。在路上，是她的选择和宿命，也是她赋予“娜拉”的勇气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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