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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薇:“在真纯的心境里受难”

2009-12-15

长城 2009年6期
关键词:爱情生命

齐 红

翻看白舒荣、何由的《白薇评传》仅仅几页,我迅即被白薇的特殊气质所吸引。但面对这样一个名字就像面对一块巨大的空白:有关她的研究文字散乱而稀少,包括她本人的作品,———在1985年的那本《白薇作品选》之后,我竟然没有找寻到相关的出版或再版信息。在“百度”或“Google”上键入“白薇”二字进行查找,倒是可以获得大量的内容,可是多半也与女作家白薇关系不大。但搜索引擎却带给我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我了解到“白薇”亦是一种草药的名字。作为中药的白薇通常被描述如下:

本品为萝摩科植物,白薇或蔓生白薇的干燥根及根茎。春、秋二季采挖,洗净,干燥。

【性状】本品根茎粗短,有结节,多弯曲。上面有圆形的茎痕,下面及两侧簇生多数细长的根。根长10~25cm,直径0.1~0.2cm。表面棕黄色。质脆,易折断,断面皮部黄白色,木部黄色。气微,味微苦。

【性味与归经】苦、咸,寒。归胃、肝、肾经。

【功能与主治】清热凉血,利尿通淋,解毒疗疮。

我不知道白薇在有生之年是否知道自己取的这个名字与一味中药完全吻合,但关于这种植物的性味描述中出现的字眼———“苦、咸、寒”首先震惊了我:它与白薇的命运特点有着如此惊人的重合,让我感慨于人世之中冥冥的巧合。

白薇当初取名字时曾对杨骚作过如下解释———“白薇的白字,我不是取颜色形容的意义。白=‘枉然=‘空,我是取‘枉然与‘空的意义。有时候把它当作白解,也有趣一样。随时随地随人去解它,我是深深悲哀的命名。白薇含尽女性无穷尽的悲味。”①在自我命名的最初,白薇肯定不知道,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一种草本植物,竟也像她的一生,散发着如此清涩而锋利的味道。

一九三七年四月,白薇在接受《大公报》记者蒋逸宵的采访之后应邀写了一首诗,诗中有这样的自我概括:“我爱真实的感情,/它是天下至高的宝贝。/我爱真实的人生,/哪怕孤绝到没人理睬,/我就在真纯的心境里准备受难。”② ———在真纯的心境里受难,再没有比这样的表达更能体现白薇的生命状态了———九十三年的历程对于任何一个生命个体而言都可谓漫长,但长寿的白薇却极少像其他长寿者那样体会到生命延续的欣悦与满足,那些来自于肉体和精神的尖锐痛楚似乎从来不曾离开她,以至于活着本身对于白薇而言真的就是一种受难。但白薇却以她孱弱、瘦削的躯体在爱与痛、贫与病中不停地挣扎,那种心有不甘的执着抗拒终于令一个女性迸发出如此惊人的力量,以至于面对白薇你会不由自主地感慨生命本身超越极限的能力。

爱 与 痛

白薇的一生中经历过两次婚姻与情感的磨砺:一次是父母之命下的被动婚姻,一次是个人自主的爱情追求,两种生命体验截然不同,但却都在白薇的生活中漫延出许多生命的创痛感,而这些足以让一个敏感、认真、炽烈的女性的内心变得千疮百孔。

白薇最初的那场婚姻缘于母亲几近游戏态度的一次“热情”与感恩表达:冬闲时节,听完大戏的姐妹二人(白薇大姨娘和白薇母亲)去串门,受到礼遇之后白薇的母亲在感恩和盛情之中将自己仍处幼年的两个女儿拱手送给了两户人家做童养媳。

白薇就是其中之一。等她渐渐长大至十四五岁年纪的时候,婆婆家就不停派人来催嫁,白薇坚决不从,可是哭泣与哀求都没办法动摇固执刻板、一意孤行的父母,白薇在十六岁那年被强制性地嫁到了李家,开始了长达几年的噩梦般的生存。

到目前为止我所关注过的女作家中,白薇的遭遇是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一个。婆婆和丈夫对她几近泯灭人性的“处置”给白薇的身心带来了无法平复的深深伤痕。也许恰恰在这样一个施虐与被虐的过程中,白薇第一次清晰而深刻地体会到身为女性的无奈和无力。

暗无天日的生活从此开始了。凶蛮的婆婆似乎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对象,将家中粗活累活铺天盖地加载到白薇的身上,砍柴、挑粪、种菜、挑水、晒粮……如果仅仅是这种体力上的苦疫也还不足为奇,而白薇所要忍受的是身体与精神的双重伤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有一次婆婆暴怒之后撒泼耍赖不肯回家,白薇弯身准备背她回去,毫无防备中被推倒在地,且被残暴的婆婆咬断了脚后筋。③ 这个场景的回放令人不寒而栗,它纠结着令人震惊的对生命的漠视、麻木和对基本生存尊严的践踏。所以,这场婚姻加之于白薇的已经不是一根脚筋的断裂、随时到来的棍棒以及两眼上面永生遗留的疤痕,而是在暗夜与污秽之中一颗丰富活泼心灵的渐渐喑哑。没有光亮,沉重滞涩,当生活再次以狰狞面目出现时,白薇终于抓住机会逃了出来。

几经辗转,白薇到了衡州第三女子师范读书,但未测的命运仍然阴沉地在前方等候。即将毕业的时候,父亲忽然来到学校,白薇很快觉察出这其中可能存在的凶险:果然,迂腐而保守的父亲正是为了在女儿毕业之际将她诱骗回家,以继续履行那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约。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白薇在同学的帮助下挣脱重重的围困,最后经由一个污浊不堪的出粪口逃离了父亲的控制。虽身无分文,但终获自由的白薇定然是快乐的,她几乎是马不停蹄地由衡州到汉口,又由汉口到上海,然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勉强凑够路费到达了日本。行程如此紧张和紧凑,并忍耐着痢疾等病痛的折磨,我想,对白薇而言,动力必定来自于这样的想法:走得越远,自由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但无论如何令白薇没有想到的是,在身体获得自由的日本东京,自己的心灵却坠入了另外一场不可逃脱的围困:她遭遇了杨骚,遭遇了爱情。这场情感犹如一场不可思议的风暴,让历经磨难、内心坚韧的白薇变得飘摇不定、沉迷忘我。

我甚至不知道从何入手描述这场极不对等的爱情交往。从1924年白薇在东京认识杨骚的那一刻起,在两人情感的天平上,白薇这一边的砝码就远远地重于杨骚,从逻辑上讲,这种“失衡”状态不会令爱情持久延续,可是两人之间却一直纠缠不清地牵系着,以至于给白薇带来了终生的影响———在杨骚之后,白薇再也没有恋爱,没有结婚。

如果说这种情感的牵连与持续在白薇尚且容易理解———她的爱是如此刻骨铭心,无以自拔;而在杨骚,却的确有些矛盾与反差:他一直强调着对白薇之外其他女人(譬如A妹)的迷恋,却又反复申述着对白薇的所谓爱恋:“百分中我只爱A妹两三分,不过是很热烈很热烈的。百分中我只爱早稻田的妹子一分,不过是丧心病狂中的一时的疯情,很热烈的疯情。你呢?啊,信我!我是已经爱了你九十九分,只有一分还不爱。”④这“九十九分”的爱竟然都无法留住杨骚飘泊不定的身体和心灵———这让白薇如何理解并承受一再被弃的事实?!

在到达日本及爱上杨骚之前的这段时光里,白薇之“痛”多半来自于旧有生活残留下来的各类身体的疾病:神经痛、鼻病、咳血、高热……而在恋爱之后,白薇的疼痛感就在单纯的物质意味上附加了精神的含义。在遭遇爱情的白薇那里,“痛”与“爱”是如此奇特的纠缠在一起,以至于当病痛发作的时候,她甚至模糊了因爱情带来的心灵之痛与肉体之痛界限:“神经痛很痛得怪,连心都彻彻地,连手都很麻痹,连呼吸都苦闷,当这更深人静雪风霜积时。这是慢性的死哩,你知不知道神经痛的来历?听我说:美化爱到了灵魂的绝顶,单叫灵魂愉快高唱享乐的恋歌,逃避希腊风现实生活的调和,那么,被胜利之灵光压倒的最凄惨的肉身,是要越加苦痛越加成为不治的神经痛的。这在没有经验的你是不晓得吧。”⑤

正所谓:“爱之深,痛之切”,白薇所有这些无以复加的疼痛感都源于她对杨骚深刻的爱恋,而当这种爱恋又得不到相应强度的呼应时,绝望与无奈便成为伴随白薇的常态情绪。在她与杨骚合著的情书集《昨夜》中,爱与死与痛是被反复咀嚼、频繁申诉的主题:

“我常想起我对于你的爱,便是魂消血化地展开想死的心花。昨晚回来,愉快而想死的意识,恨不得立刻死了就好,不死是我的弱!不死完全是我的弱!!!”(P18———19)

“我此刻的心房上,又何尝不像白刃贯在中央。无论心痛到甚么田地,我把真诚的心告白出来吧。极简单地说:‘我非常想死。”(P26)

“我十二分的想你。凄凄切切地,热泪如雨滴。我底心痛极了。……我想你,我只是想你。恨不得拿把利刀,从我心肠最痛处一刀刺死了事。愚?恋?狂?”(P42)

类似这样的文字表达在《昨夜》中不胜枚举。对于白薇这样体质虚弱的女性来说,随爱而来的狂喜、狂躁、伤感、迷醉等反复无常的情绪波动无疑也是健康的重要杀手,恋爱非但救不了她的身体之痛,反使其愈加恶化。1925年初春,杨骚不辞而别———没有任何铺垫、没有丝毫告知地从白薇的身边消失了,正被疾病困扰、孤独一人躺在妇人Home(教会办的一种慈善机构)的白薇真是万念俱焚:即使是她一直知道爱人杨骚是一个多情种子,但这样不可捉摸、随意任性的不告而别仍然出乎她意料:两人之间的爱究竟怎么体现?如何维系?能否持续?数日之后,得知杨骚已到杭州西湖的白薇借了朋友的金镯,变卖七十元作为路费,拖着病体,一路寻到杭州———如此孤注一掷的行动昭示着白薇的爱情已经病入膏肓,但在美丽的西湖畔她的执着却遭遇了杨骚的冷言冷语———事实上此时的白薇应该可以清醒了:在她与杨骚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割裂他们的除了爱情理念的背道而驰外,更意味着人生姿态与生存观念的不同,几乎没有弥合的可能,走下去,必定也是悲剧的收场。但痴迷于爱情的白薇仍然没有泯灭残存的希望,即使是在贫病交加中杨骚弃她而去,留她一人孤独地在杭州葛岭艰难度日,而后卖掉一部诗剧后才勉强回了东京。

爱的不平等与不对等使得白杨之恋就这样一直处在一种奇怪的失衡状态却又了而不结:白薇在信中形象地描述了这种不对等:“你这样子还叫做‘还爱的债么?人家赠一万两的心血给你,你认为是一担无用的粪土;你给一粒芝麻大的爱与我,就说是泰山大的黄金。”⑥而杨骚在这场“恋爱事件”中也是一脸的困惑:“我如何的爱她我自己晓得十分,就好像晓得她如何的爱我一样地。为什么她常是要那么悲叹呢?或许她是太伟大了,我的爱太渺小了,使她看不见?或许是,她要求的是汪洋大海之潮,我能力只能供雨露一点之清;对着她似太阳的热烘烘,我只是微光似的忽明忽灭的荧光。是,是这样罢。不然,她怎么要那样心痛呢?不然,她为什么那样不承认我的爱呢?”⑦爱情以如此炽烈的状态呈现,却又如此的阴错阳差,其间充斥着纷乱的嘈杂之音———这样一种特质的爱情几乎耗尽了白薇的全部心气。直到1927年底在上海重逢回国的杨骚,白薇再次迅速地屈服于爱情的感觉,与杨骚生活在了一起。但这次短暂的聚合也不过是二人关系的一次回光返照,在接下来一年左右的时间中,杨骚带给白薇的仍是伴随快乐与喜悦而来的更为深重的病与痛:心灵的和身体的。

我至今无法想象在那些不堪的生活场景之中,白薇藉靠什么样的勇气才能克服内心巨大的绝望感:比如约好的婚礼上新郎杨骚选择了缺席,因为另有所爱。再比如陪病情严重的白薇看完病后让一辆黄包车送白薇回家,自己则乘了另一辆不见踪影,一任白薇在街头疼痛与寻觅……⑧

这样的场景极容易让我们把当事人杨骚放置在一种道德负面的位置上,但这里我仍想强调我个人对道德评判的排斥与怀疑:当我们无力还原历史的真相时,任何一种道德层面上的褒扬与贬责都有可能被探究者的立场和角度所左右,而真实也许就在这样的道德评判中渐渐模糊。所以这里我无意将杨骚定义为一个“薄情寡义”之人,而是试图借助白、杨交往中的一些生活场景推论出白薇个人的生命逻辑和心灵历程。

有了类似上述在上海的这些不堪与绝望体验,四十年代在重庆南温泉白薇之于杨骚的所谓反常行为就变得容易理解了。

战乱之中,白薇几经辗转,最后到了重庆。为躲避敌机轰炸,白薇来到了文协所在地、重庆著名的风景区南温泉,而此时的杨骚也恰好停留此处进行写作。再次相遇后的杨骚似乎变化了许多:当白薇在她的小屋内爆发热病、高烧昏厥时,杨骚将白薇抬到自己的屋子,亲自照料,关心备至。但一周之后,渐渐清醒的白薇拒绝了杨骚重新复合的恳求,支撑着回到自己的小屋。许多朋友对此不解,甚至埋怨白薇的不近情理,但白薇不为所动,在对杨骚的态度上从未有过的决绝和干脆。

多年以后,白舒荣在采访时看到了当年白薇写给杨骚的一封信,信里这样说:“而在我,你变好了,固然是一种无上的愉快,与我和你再好起来,却简直是两回事。天下没有能重圆的破镜,纵使巧为配合,裂痕终归显然,面对裂痕,看那恐怖的乱影交错,我将永远害怕,心头不会快乐。况你万事马马虎虎的脾气,懒怠的生活习惯,只顾享受,不顾其他的性情,与我事事认真不妥协,在贫病中还有条理,和艰苦战斗,不屈到骨头的性格合不来。”⑨———较比于二三十年代,白薇显然理智了许多,二人关系中一直飘摇不定、柔弱被动的她此时终于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定力,将主动到达眼前的杨骚毫不犹疑地推开了。而这种理性与定力的背后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心灵困境:一次次深陷绝望、一次次伤心欲绝、一次次的疼痛煎熬……当独自一人捱过漫漫长夜之后,“爱情”在白薇那里显然已经成为一种遥远模糊的奢侈品。

贫 与 病

除了“爱”与“痛”,影响白薇一生的另一种强度的生命体验就是“贫”与“病”,而在白薇的一生中,二者又常常胶着在一起,互相影响,互为因果。

湖南资兴县秀流村的黄家,到了白薇父亲这一代,已经困顿得连温饱的解决都是一个问题了。白薇又是家中长女,“从小过苦日子”似乎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实:五岁左右起在母亲的督促下就承担起适量的家务,年纪渐渐长大后,白薇更是烧水做饭、纺纱种地、照看弟妹……各类劳动一并扑面而来。也正是由于家庭的贫困和女孩的众多(白薇父母共有六女一子),白薇才会如此轻易地被母亲“出卖”掉。

待到结婚之后,婆婆和丈夫虐待白薇的方式就是打骂和断绝食粮,所以饥饿和疼痛是白薇第一次婚姻中习以为常的生命体验。

那么,后来困扰白薇的多种疾病是否就是在这个时期种下了根源?

由于时间的久远和资料的匮乏,白薇的疾病细节及患病因由我们已经无从追寻,但我想,出嫁后噩梦般的生存必定是白薇身体健康的巨大杀手,至少,正是这一段不堪的经历逼迫白薇开始了她漫长的流亡生涯———悄然逃跑,身无分文,这样的“新生活”在最初就注定了白薇极度贫困的状态,而贫困对身体的摧残有着惊人的力量:自此,“贫”与“病”就像“爱”与“痛”一样,成为白薇个人文字记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给她的生活笼罩上一层无法抹掉的阴影。

初到东京的白薇只能靠打工为生,家庭“佣工”、“下女”、卖水,甚至“挑码头”———即从驳船上卸货———我想,在那个挑夫的群体里,白薇这样一个瘦小孱弱的女性应该也是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无论哪份工作几乎都让白薇没有喘息的机会,而繁重的体力劳动又与极度清贫的物质给养构成一对矛盾而对立的现实,保持健康的状态自然成为天方夜谭。

从情书集《昨夜》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的白薇的疾病症状多半如下:

“终夜热,咳鲜血。”(P43)

“鼻病四五天,痛得头脑麻木呼吸一口也不能,以口呼喉头如受刀伤,脸红头热。”(P57)

“我病在葛岭,病得将近危险,房饭药钱没有一文。S.K.说‘我和老四只得光起四只眼睛看到你死,所以我避难到一个只能容身的小黑房子来了,比牢狱还凄惨的小房!虽病得不想吃饭,别的东西总要吃。可是四天来只一块钱,火食零用已经光了。”(P59)

“刚吃下三口,忽然咳血……我想这猩红数点,不是肺病的血,一定是喉头和气管里的血……鼻病几回大手术,弄得我穷困疲倦,我知道八分到了死的门前……”(P76)

“9,15夜,我几乎辞了世。疫症,医生叫不来,我也久如乞丐,请不起医生吃药。五点钟内的病,泻,吐,热。”(P78)

白薇的病痛主要集中在头、鼻、气管、肠胃等身体部位,症状主要体现为高烧、喉痛、咳血、腹痛腹泻等,贫穷、无钱医治更加剧了病症的恶化、身体的恶性循环。白薇在文字中没有提及当年医生的诊断,因此,究竟她患的什么病?各种疾病间有无因果关系?有无可能治愈?如此种种,我们一无所知。

但有一种病是从起因到结果都异常清楚、无可置疑的,它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困扰折磨着白薇,而给她带来这种病的正是让她一生刻骨铭心的爱人。

杨骚在《昨夜》的序中曾简略描写了致病的过程:“……后来,是因我在南洋从灵的天堂上一坠坠到极无聊腌脏的肉的地狱里去,拖着一副不知其恶毒的遗害的身体回来,总一句说,就是因为对于性的常识太缺乏,结果惨害了她的身体和两人本可以继续下去的恋爱。”⑩

事实上杨骚在这里的描述已经非常清晰,那就是在南洋的杨骚曾经有过一段肉体的放纵生活,并因此沾染了性病;重回上海与白薇复合之后,又把这种疾病传染给了白薇。两名当事人在《昨夜》中将这一病痛,以及伴随而来的精神困苦传达的非常深刻,可笑的是后来的很多传记材料倒是对此遮遮掩掩、闪烁其词,即使有所触及,也多半含蓄模糊,一略而过。

显然,同白薇其他疾病相比,“性病”这个词汇绝不仅仅意味着肉体所面临的巨大困境,它还联系着巨大的精神原罪感。这种因爱而来的痛也就成为一种综合着肉体与精神双重困扰的难言之痛。

1927年,日思夜想的爱人杨骚忽然来到了白薇的面前,但这个爱人却在她已经不堪的身体的病痛之外又添加了新的疾病,这种疾病在白薇给杨骚的信中一直被称为“鬼病”,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鬼病”给白薇造成的巨大痛处:

“鬼病重到人发烧,烧得眼睛都蒙眬看不清楚了,头是痛得不可解,下半身是痛木了,敷药、擦药,一天忙得不清场,可还没有饭吃,我是煮不得饭,提不得水,三天总在洗这一盆洗脸水。”(P130)

“流泪的原因不是为咬馒头,是那鬼病太痛了,太伤人的,太累气了,太苦得我要活不能,要死不去了!那鬼病使我变成了紫色,以后我要称它为‘紫色的病。”(P140)

“紫色的病”,面对白薇给予的这样一种肉体疾痛的形容,我简直是惊讶了:这是我所看到关于性病的最奇特的描述,因为它异常准确地表达出这一病痛之于白薇的个人意义及感觉。紫色,所有颜色中意义最丰富的一个,神秘,浪漫,感伤,令人快乐又令人绝望,引发想象又难以言传,就像这种综合着丰富内容的病。“紫色的病”是苦苦求爱的白薇体验着因爱而来的巨大痛苦时最隐秘而深刻的心灵传达。

抗战爆发前夕,一些热心同仁实在不忍于白薇的受难状态,就联合那些热爱白薇的读者们一起发起了一场救治白薇的募捐活动,白薇知道后发文劝阻,但这丝毫不能消减朋友和读者们的热情,在大家的劝说下,白薇终于接受了去北平治病的计划。1937年6月抵达北平,7月,日本人的炮火就终止了北平的宁静,白薇的生活和治病过程也因此受到了干扰,但总算在几个月后听到了医生的那句话:病已治好!

对于白薇而言,这句宣告真的像一道温暖灼人的阳光,刹那间扫除了长久堆积在心灵中的阴霾与沉重,令她轻松地有了一种想要飞翔的感觉。尽管,这个“病”应该只是“鬼病”的根除,而其他器官的虚弱与病态仍然伴随着她的后半生,但这也足以令她欣慰了。

白薇曾在自己的文字中这样总结:“一身器官,官官害着病,/入夏以来三天两天病,/入秋以来十天九天病,/入冬以来天天夜夜病,/确是博物馆里百病齐全的好标本。”(《琴声泪影》)由此足可想见病痛给白薇带来的苦处。

贫穷与疾病就像一对孪生姐妹,不离不弃,跟随了白薇一生。四十年代在重庆,白薇是文协会员中最贫困的作家;抗战胜利后到了上海,她仍然贫病交加,居无定所;七十年代末白舒荣称第一次见到白薇的感觉使她想起“风雪中乞讨”的祥林嫂{11}……九十三年的漫漫旅程中,白薇似乎根本就没有完整地体会过身体的轻松与衣食无忧的幸福宁静感,她不得不纠缠于应付疾病和解决温饱的俗务中,并被这一切折磨得焦虑不堪。如果不是这样,我想白薇肯定会在现有的文字之外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生 与 息

面对这样一个沧桑的女性个体,我在感慨命运的不公、人生的阻隔的同时,却的的确确被白薇那苦难重压之下所爆发出的坚韧的生命力所震撼了:在心灵反反复复的创痛、身体经受了一重重疾病的催折下,这样一株小草竟然可以延续九十三年生命的绿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这种惊讶显然不止我一个人所有,诗人任钧在四十年代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惟十数年来,她又病又穷,真是潦倒不堪,其物质及精神生活之悲惨,几使人难于置信!倘为另一人,也许早就病死,穷死,或是自杀而死了;但她的生之意志,却始终如火似铁,还是照样昂然地活下去!这是何等毅力!何等气魄!何等难能可贵!”{12}如果他知道白薇再次迈过了动荡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过了大半才终止了她的生命,不知又会有怎样的惊异。

生与死的徘徊与动摇不是没有出现过:贫穷曾让白薇想用自杀彻底了结自己的生命,疾病曾让白薇不止一次触摸到死神的面孔,爱人的离弃曾让白薇觉得生不如死……“死么?生?生存做甚么?生存做甚么?!”{13}在一次次痛苦的自我追问之后,白薇还是挣扎着从死亡的边缘活了过来。

“艰苦的打击毁不了我的生之火/我永远为着希望而斗争!”这是白薇在自传体长篇小说《悲剧生涯》中写下的话。可是,在生命的每个细小而绝望的片段中,“希望”一词是空泛而遥远的存在,它只能以虚无的方式安慰或缓解内心的伤痛,而当下的不堪却只能以肉体和意志去支撑:“……腹部左腿敷着同鸦片烟一样的黑药,每天还要自己换药,黑油油弄坏了衣裤也没人洗,一点一点要自己跛着足去干……”在这些艰难细节的反复而无奈的体验中,白薇的文字表现具有了超乎寻常的穿透力:“我的苦痛,像把我曲压粉碎闷在罐头里不加封,任其腐烂生虫一样。”{14}

如果生命以如此灰暗、闭抑、无可救治的状态存续,那么活下去的动力又来自于哪里呢?是什么力量让白薇支撑着孱弱的身体,对抗那“苦”、“寒”、“咸”的生存现实?我在极富心灵史意味的通信集《昨夜》里发现,这个精神的“支点”有一个飘摇和变化的过程。

初识杨骚不久白薇曾在信中写下这样的话:“我忽然信起宗教来了……当我感到这一层,心里碎裂作奇痛,合掌胸前,流出沉痛的泪水,虔敬地默祷一次又一次。苦痛的代价,给我明白宗教的意味之广大,心田清凉甜蜜地,看世界掌心底小珠。”{15}而且还真的跟着朋友做了几次礼拜。宗教的确是深陷苦难的人们进行心灵自赎的最好方式之一,此刻的白薇在飘摇不定的爱情和孤苦无依的异乡生活中,本能地向宗教伸出求助之手是可以想象和理解的,但她身上固有的坚执、叛逆色彩又使她不可能长久地将生命的支撑放在神像上,因此在短暂的兴趣之后,她很快离开了对宗教的依赖。

接下来漫长的一段时间内,“爱情”几乎成为白薇生活的全部寄托,尽管这场奇特的爱恋几近将她送到地狱的边缘,但是激发她的强烈而丰富生命体验的同样也是爱情,也许这正是“爱情”的魅力之所在,白薇就在对杨骚的痴迷中不断地“死去”又“活来”。以至于在自己的第一部剧作《琳丽》中,白薇宣称:“我这回只是为了爱而生的,不但我本身是爱,恐怕我死后,我冷冰冰的那一块青石墓碑,也只是一团晶莹的爱。离开爱还有什么生命?离开爱能创造血与泪的艺术吗?”

这种呼喊明显带有青春期爱情的主观浪漫色彩,在日复一日的生存现实的磨砺之下,那些绚丽的色彩逐渐变得灰暗起来,贫穷、疾病、纠缠不清的情感争执……三者之间已经很难分清因果,将白薇的生活演化成无法终止的恶性循环。

白薇的反抗便具有了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悲壮意味:“我有我的心,我要呼要叫,要翻要打,我要叫醒黑地狱的人人,都点了火烧毁中国的地皮。更烧毁好多青年人,非青年心的青年人!我比谁的心都青,我是在现在与未来的境界上的受难者。这种一开口只见着他们肠里的粪的人虫里,我实在不能安一刻!革命!!!不,革人!诛心!!!”{16}

很显然,这“革命”的诉求声里包含着一个彻底“无产者”的天真和盲目,而这“革命情怀”也有着一些纷乱和嘈杂,但却为在爱情中陷入迷津的白薇开启了另外一种生命的思路:在爱情之外,世上还有更广大的天地可以托付病体和灵魂,一个受难者的社会行动也许正提供了终止苦难的可能性。在爱情的磨蚀和消耗中渐渐醒悟的白薇开始转移生命的重心,她真诚地观察、理解着现实,并为改变某些不良现状而作着努力。四十年代她的文字中有对抗战的关注热情,对青年群体的劝告,还有对妇女解放和社会未来的描述,所有这些都可见出白薇的变化。

一次因父亲病逝而导致的回乡更是将白薇直接与真枪实干联结起来。1948年受何香凝启发,本不想在家乡停顿的白薇留在了资兴,以县立中学老师的身份宣传、发动游击战争,并直接参与了解放资兴县的重要战役(《快乐的黄昏》)。不知这种身体力行的成就感是否冲淡了贫穷与疾病带来的痛苦,总之,后来白薇的文字中几乎看不到这方面的焦虑表述了。

“人生就是战斗!对腐朽、罪恶、横霸者宣战,力谋搞新生。那样的生活若搞长些,标准正确些,大公无私地坚持到底,那就是生命千岁,千岁中如鲜花,碧草活生生,这才算活着!”{17}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白薇的生活抉择:1950年,从长沙回到北京后不久,白薇便主动放弃了来之不易的平静和安稳生活,主动要求前往北大荒。

北大荒需要人,而她在日本学过植物学。就是这样简单而直接的动力,使得年近六旬的白薇又开始了颠簸的生活。物质上仍像从前一样艰难,但精神上却一扫年轻时的阴霾,那些劳动场景与心境的描写让白薇看起来像一个快乐的孩子。

也许,彼时彼刻,面对大地、庄稼、劳作与收获,白薇的内心有了从未有过的坚实。

七年之后,她被文联从北大荒催促回京。然后,白薇的生命痕迹就变得渐渐模糊了,关于她的文字记录越来越少,直到1987年最后的安歇。在生命的最后三十年里,白薇必定是落寞的,时代似乎渐渐遗忘了这个人的存在,以至于她幸运地躲避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

清寒,又了无牵挂,在晚年的静默之中,年青时生命的纷乱与挣扎不知是否出现在白薇的回忆中?固执而倔强的心灵又怎样慢慢安歇下来?“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张爱玲),被改变和淹没的,又岂止是一个个体的生命传奇?

注释:

①⑤⑥{13}{14}{15}{16}《昨夜》,白薇之部,P17,P33,P94,P47,P138,P11,P76,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②③⑧⑨{12}{17}《白薇评传》P143,P22,P121,P183,P278,P250,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④《昨夜》,杨骚之部,P179。

⑦《十日糊记》,转自《杨骚传》P86,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⑩《昨夜》序。

{11}阎纯德编《二十世纪女作家评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

责任编辑 李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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