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松根，周环

（安徽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32）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话语传播有效性是思政课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的重要环节，也是思政课话语传播的实践要求和价值旨归。思政课话语传播有效性是思政课话语传播双方在话语互动中生成的，是由知识、价值和传播方式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具体实践中，思政课话语传播双方由于知识体系、价值取向和传播方式的差异而产生有效性的张力问题。正视和分析思政课话语传播有效性张力，为实现思政课话语传播有效性提供了致思之路。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传播有效性内涵及其构成要件

思政课话语传播是思政课话语传播者通过思政课话语作用于话语传播对象的过程，内涵着知识体系、价值取向和传播方式。“从话语的传播过程看，教育者（传达方）将所接收和理解的社会要求（话语意图）转换成言语或文本，经由特定的渠道传播给教育对象（接收方）；教育对象按照自身的认知结构理解和接收教育者话语内容，了解传达者的话语意图。”[2]思政课话语传播有效性表现为话语传播双方在话语意义理解上的同一性，即话语传播者在对思政课话语编码时所赋予的涵义，与话语传播对象在对接受的思政课话语解码时所理解的涵义呈现出内在同一性。从话语传播者的角度来看，思政课话语传播有效性是指话语传播者通过传导思政课话语所蕴含的知识、价值，引导话语传播对象建构起话语传播者所期待的知识、价值目标。从话语传播对象的视角来看，思政课话语传播有效性是指话语传播对象接受的思政课话语能够满足自身需要和价值期待，且这种价值期待与话语传播者价值预设一致。从话语传播的运行过程来看，思政课话语传播有效性则表征为思政课话语准确、有效、无误的在话语传播双方之间互动和交流。因此，思政课话语传播有效性的实现是由多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思政课话语传播双方通过思政课话语所内涵的知识、价值和传播方式相互作用的过程，达成话语传播者在对思政课话语编码时所赋予的涵义，与话语传播对象在对接受的思政课话语解码时所理解的涵义上具有同一性。

思政课话语传播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互动过程。思政课属于课程，具有课程一般属性。知识是课程的基本属性。换言之，知识是课程的基础，也是课程得以存在的根本依据。思政课话语传播是以特定知识为基础的话语传播过程，缺乏知识的基础性，思政课话语传播就会缺乏合法性依据。与中小学思政课的体验性、常识性知识相比较，高校思政课是以理论性知识为基础，“重在形成理论思维，实现从学理认知到信念生成的转化，增强大学生的使命担当”[3]，通过理论性知识所蕴含的彻底性来说服大学生，引导大学生形成“四个服务”的使命感。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4]思政课话语传播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在具体话语传播中，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价值等问题，进而建构科学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知识体系。

思政课话语传播是以价值引领和塑造为目的的互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思政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5]这意味着思政课不仅承担一般课程所具有的知识、技能功能，更要体现思政课所特有的价值引领和塑造的功能。价值功能在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下表现出了不同的性质和属性。对于思政课来说，就是要在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扮演关键课程的角色和定位，为培育“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正确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6]坚持无产阶级和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价值取向，是思政课话语传播的基本价值立场。引导大学生树立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是思政课话语传播的根本价值旨趣，是思政课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目的所在。

思政课话语传播是通过一定传播方式进行知识、价值交互的过程。思政课的合理性体现在对象化的力量上，即大学生对接收的思政课话语传播者传导的知识、价值的理解、认同和践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传播者和传播对象之间传播方式的重要性。不同的传播方式体现不同的话语内容组织方式、话语表达方式。对于思政课“关键课程”来说，思政课话语传播方式的选择和运用，坚持守正创新的基本原则，在巩固和发展思政课立德树人这一鲜明价值取向上的创新，选择话语传播双方共同体认的传播方式，以保证话语传播的有效性。

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对于事物的认识和理解是基于自身已有的知识、经验和价值等基础上的，也就是说话语传播对象在对接受的思政课话语解码时，对话语意义的理解是建立在自身已有的知识、经验和价值之上的。在具体实践中，思想政治理论话语传播者是“先受教育者”，已经掌握了思政课话语传播所要求的相应知识理论基础和价值规范。按照哈贝马斯的世界划分理论，思想政治理论话语传播者则属于“系统世界”，在话语编码过程中则运用“系统世界”主导的知识、价值对思想政治课话语赋予涵义。思政课话语传播对象是“待受教育者”，是接受思政课话语传播的对象，属于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在解码过程中运用拥有的“生活世界”知识、价值来理解思政课话语涵义。思政课话语传播双方的“系统世界”和“生活世界”知识、价值的协同情况，以及传播方式偏好等因素影响，思政课话语传播在实践中可能发生同义和异义两种形态。思政课话语传播同义表征着思政课话语传播有效性实现，即话语编码和话语解码在意义理解上有效性。这既是思政课话语传播在实践活动中的理想状态，也是思政课话语传播有效性的价值目标。思政课话语传播异义是指思政课话语传播失效或者无效，外在呈现为思政课话语传播者与传播对象对话语理解的，亦即话语编码与话语解码在意义理解上的张力。分析思政课话语传播张力，对于实现思政课话语传播有效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传播有效性的张力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话语传播过程是由话语编码—话语发码—话语解码构成，话语编码是由思政课话语传播者承担，话语解码则由思政课话语传播对象来完成，话语发码则是连接思政课话语传播双方的纽带和桥梁。思政课话语传播双方的知识库存、价值取向和传播方式之间矛盾和张力是影响思政课话语传播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一）知识库存差异产生意义理解偏离

知识库存差异是指思政课话语传播者与传播对象拥有的知识差异，具体表现为思政课话语传播者话语理论知识与传播对象话语日常知识的差异。知识是思政课得以进行的基础，从知识体系化上看，思政课话语传播者是“先受教育者”，接受了思政课知识的系统性训练，对思政课知识有了系统性的把握，进而上升到理性知识层面。“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拥有坚定的马克主义信仰，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是思政课话语传播者进行话语编码的基本条件。大学生是思政课话语传播者作用的对象，是话语解码的具体承担者。与思政课话语传播者拥有的系统化、理论化和科学化的理性知识相比较，思政课话语传播对象则属于日常知识的拥有者，日常知识更多地来源于生活世界的感知和经验积累。大学生要实现对话语传播者知识进行有效解码，则需要有相应的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方能理解、认同思政课话语传播者话语表达背后的意义空间。

囿于市场经济工具理性和实用思维的影响，在大学生的语境中，其将课程分为“金课”和“水课”两大类，在大学生认知中，思政课通常被划归于“水课”范围，课程知识学习目的是为了考试，思想认知上错误定位使大学生对思政课知识学习更多是被动应付的状态。互联网时代阅读的“碎片化”，使人满足于“是什么”，而对“为什么是”缺乏应有的深度思考。“图像化”阅读是大学生接受新事物的重要方式，但其中失去的是知识的系统性和彻底性。大学生对思政课缺乏正确认知和系统阅读，所拥有的思政课日常知识是零碎化和表面化的，以至出现了话语传播者和传播对象知识“势差”现象，知识“势差”必然导致话语“编码”和“解码”的不一致，最终对思政课话语传播产生不利影响。

（二）价值取向不同导致判断标准断裂

价值取向不同是指思政课话语传播者与传播对象的价值立场、价值标准的不同，具体表现为思政课话语传播者注重集体主义与传播对象关注个体主义的差异。“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7]295历史是人类创造的历史，是在遵循客观规律基础上主动选择的结果，内嵌着人的价值尺度。马克思主义是以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以人民的福祉为根本价值旨归。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地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为谁培养人”是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思政课话语传播者在话语编码过程中必然内嵌“为谁培养人”的价值导向和价值立场。“为人民服务”是“为谁培养人”核心价值诉求，即在思政课话语传播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

思政课话语传播对象处在“两个大局”的时代，其价值观受到国际、国内等多重因素影响。西方意识形态从未放松对大学生的渗透，他们借助信息高地和技术优势向大学生输出西方价值观，诸如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观等，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侵蚀社会主义所倡导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大学生生活成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受到了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和资本逐利的双重影响，加之他们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价值观尚未定型处于摇摆期，以及面临日益激烈的学习、就业和生活等多重压力影响，个性在积极发展的同时，还存在“物欲崇拜主义”“技术崇拜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个人本位的价值倾向。网络化生存是当代大学生重要生活方式，对大学生主价值观塑造带来了巨大变革。网络社会中各种各样“圈层”，每一“圈层”有着特定的文化和价值观。大学生的粉丝圈层，要对粉丝圈文化高度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和个性化。新时代大学生价值观上呈现出多样样态，实现“一元”与“多样”的有机整合，是思政课话语传播的题中之意。如果传播双方的价值取向不可通约，必然造成实践中思政课话语传播者和传播对象“画地为牢”，互不进入各自圈定的价值领地现象，思政课话语传播有效性可能成为理论的抽象悬设，不能在现实中落地。

（三）传播方式偏好造成互动效果损益

传播方式偏好是指思政课话语传播者传递与传播对象接受思政课话语的方式不同，具体表现为思政课话语传播双方选择、运用传播方式的不一致。社会互动的信息化和交往方式的扁平化，人们接受信息和互动的载体和方式日益丰富化和多样化。在传播方式日益多样化的环境下，选择思政课话语传播双方共同体认的传播方式成为思政课话语传播有效性的重要一环。思政课话语传播方式偏好不同，思政课话语的知识和价值要素在话语编码和话语解码的过程中造成意义理解偏差，出现互动效果不佳的现象。思政课是落实高校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以及思政课自身的理论性特征，受课堂教学、教材为纲、传统思政课话语传播思维定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思政课话语传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与大学生在日常世界传播方式的“主动性”存在偏差。

随着社会信息化和技术化的发展，话语传播媒介越来越多样化，以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抖音、微博等为代表的自媒体日益成为大学生获取知识、了解信息的重要渠道，“人往网上走，事在网中办”是大学生生存方式的真实写照。社会交往的多样化，特别是网络社交的出现，对大学生学习思维和学习方式产生革命性的变革。一方面，网络社交突破了学习者的“被动”学习思维，实现了学习思维由“被动”向“主动”转变，在思政课话语传播方式中则表现为大学生对选择何种传播方式主体性意识增强，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传播者既定的传播方式。另一方面，网络社交大大丰富了大学生学习方式，“线上”“线下”相得益彰，大学生对于思政课话语的传播方式选择性不断增强，选择性增强带来的选择性困难，对于思政课话语传播来说，即选择何种传播方式进行有效互动。思政课话语传播需要不断丰富传播方式，选择适应话语传播对象接受特点的传播方式，从而实现思政课话语传播的有效互动。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传播有效性的路径

思政课话语传播有效性是话语传播双方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其中起主导性、决定性作用的是话语传播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话语传播者对话语传播对象的知识、价值和传播过程的掌握情况，直接影响话语传播对象对思政课话语的把握和理解。因此，提炼、凝聚、把握话语传播对象的“知识”“价值”“传播”，是实现思政课话语传播有效性的重要路径。

（一）提炼话语传播对象的日常知识，实现“知识共有”

思政课话语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是科学性和价值性兼具的体系化、理论化的话语。思政课话语传播者关注话语传播对象的知识，将话语传播对象的个性化、经验化的日常知识，上升到体系化、理论化的知识中来，达成知识共有。

1.日常知识是“知识共有”的前提。知识来自于人的需要，满足人的需要是知识传递、生产的动力，人学习、接受某种知识是从满足人的某种需要开始的。根据知识对象可以划分为日常知识、科学知识和哲学知识，日常知识是科学知识和哲学知识的基础。大学生日常知识是指大学生在过往生活体验以及小、中学段习得的思政课知识，是思政课话语传播的知识基础，超出或者外在于大学生自身需要的知识，大学生在解码的过程中难以理解话语编码者的话语特定意义空间，以至于产生思政课“高大上”的“误识”。理论性是大学学段思政课区别于中小学段思政课话语的重要表征，但理论性彰显是建立在大学生日常知识基础上，“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7]11思政课话语传播者的知识要满足于大学生的根本需要，势必要求思政课话语传播的知识要与大学生已有日常知识相对接，使大学生认识到思政课话语传播的知识是满足于人的需要，促进大学生对思政课产生兴趣。因此，实现思政课话语传播双方的“知识共有”是从日常知识开始的。思政课话语传播者提炼话语传播对象的日常知识，目的在于引领大学生认知到思政课对人生成长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接受思政课话语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即树立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相应的政治立场、态度、观念和行为等知识共识。

2.日常知识的逻辑上升是“知识共有”的关键。日常知识有待上升为理论知识，思政课最终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最终形成对科学社会主义认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等抽象性知识虽然是来自于人的日常世界，但又高于日常世界，是对日常知识的逻辑上升和思维抽象，是对世界本质性和规律性的认知。“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9]。对于思政课话语传播来说，“知识共有”不仅表现在传播者对大学生日常知识的把握，更要引导大学生自觉意识到自身知识体系变革、升华的需要，将日常知识上升到抽象层面，进而在思想层面全面把握思政课话语的本质规定和核心要义，实现思政课话语传播双方知识的有效对接。思政课话语传播者在提炼话语传播对象的日常知识时，要植根于对象的具体生活实践，在日常经验事实中阐述理论知识，而不是用理论知识解释经验事实，如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大学生对党的领导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着很强的日常生活体验，话语传播者要在这种体验中揭示党的领导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等理论知识，实现知识从感性到理性的跃升，再反哺到实践中来，达成“知识共有”。

（二）凝聚话语传播对象的个体价值，达成“价值共享”

凝聚话语传播对象的个体价值，不是诸多个体利益和价值诉求简单相加，而是在集体主义框架下，从整体视角凝聚话语传播对象普遍性的、共性的利益诉求，整合到社会价值体系中来。

1.正视话语传播对象的个体价值诉求。价值观背后是特定主体的利益关切和需要满足，不同价值观表达着主体不同的利益和需要。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格局日趋复杂和多样化的今天，大学生个体价值诉求日趋多样和异质化，映射到思政课上来，表现出对思政课价值判断和诉求的多样化。承认大学生对思政课价值认知的多样化，是思政课话语传播社会主义价值的前提和基础。“个体越是感到自己是主动且自由地选择价值，他就越有可能觉得这一价值对他来说至关重要。”[10]忽视或者割裂大学生对思政课话语的个体价值诉求，社会主义价值确立缺少了落脚点。需要提出的是，正视大学生对思政课话语的价值诉求，是在现有社会存在框架下的一种正当性、合理性的价值需要，是在思政课蕴含的基本价值定向下的价值满足，而一味迎合大学生而满足大学生对思政课非正当性的个体价值需要，则有可能削弱或者丢失思政课话语应当占领的话语阵地，和马克思主义话语在话语阵地中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大学生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心智逐渐成熟，思维活跃，需要正确的思想给予引导，解疑释惑，引导成长成才，思政课话语传播者要根据对象的心智特征、思想困惑和现实诉求进行话语互动，满足其价值诉求，实现价值联通和共享。

2.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价值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概括，为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和成为什么样的人提供了根本的价值遵循和价值尺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社会主义价值的时代表达，也是大学生应当培育和践行的价值观，是思政课话语传播的主导价值观，亦是“为谁培养人”的价值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价值共识，要在“辨”“育”和“引”上下功夫。“辨”是指思政课话语要辨别出西方社会思潮本质和险恶用心，通过思政课话语的学理性，不断坚定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及时回应大学生在西方社会思潮认知层面的困惑，在价值碰撞中实现价值观的“澄清”和“自明”。“育”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成有规律的，经历了模糊到清晰、多变到坚定的发展过程，思政课话语传播要根植于大学生价值生成规律，培育和践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是指大学生价值观存在“圈层”现象，思政课话语要“破圈”，即要主动进入大学生价值观生存的文化寓所，同时又要“出圈”，即与大学生圈层文化结合后，使大学生圈层文化生成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内在要求的价值观，实现个体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的有机统一。

（三）把握话语传播对象的传播方式，促进“传播共通”

把握话语对象在特定时空下传播习性，有利于提升传播过程的有效性。当下思政课话语传播对象是手机网络的“原住民”，深谙网络媒体的形态和规则，网络媒介日益成为话语传播对象接受知识、思想和价值观的重要阵地。

1.准确把握传播对象的传播习性。传播习性是指话语传播双方在特定社会实践中形成了对传播介质的偏好。选择传播双方共同体认的传播介质是话语传播的理想目标，但在实践中，话语传播双方由于社交理念、习惯和成长环境等差异，话语传播双方在传播习性存在不同的偏好，不同偏好表现在传播媒介的选择上。媒介是传播者和传播对象进行话语互动的重要载体，有效传播媒介能够促进话语编码和话语解码的同一性。对于话语传播者来说，科学认知和把握大学生话语传播习性以及传播媒介的偏好，选择大学生乐于接受的话语媒介，不仅能够激发大学生对思政课话语的注意和兴趣，也能够促进大学生参与思政课话语互动，消除传统思政课话语传播中存在的“单向度”硬灌的现象。随着传播方式的信息化和多样化，思政课话语传播仅仅依靠传统的课堂“线下”方式已经难以发挥应有的效果，运用新媒体等开展“线上”思政课话语传播是时代所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11]思政课话语传播与新媒体新技术相融合，选择话语传播对象经常使用喜闻乐见的传播平台和传播媒介，不断提升思政课话语传播的准确性和有效度。

2.科学有效运用话语传播方式。亚里士多德指出：“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12]同思政课话语传播的知识和价值来说，传播方式则属于技术范畴，是服务服从于思政课话语知识和价值的。思政课话语传播方式的选择和运用，要以思政课话语的知识、价值的实现为最高的“善”，即传播方式承载的知识和价值能够在传播者双方有效互动，达成话语传播有效性的目标。思政课话语传播方式的科学性，即在尊重大学生认知规律和接受心理上基础上，选择有利于思政课话语互动的传播方式。随着信息科技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大学生接受思政课话语传播方式日趋多样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13]思政课话语传播方式要在课堂主渠道、主阵地的基础上，运用社会上有利于大学生接受思政课话语的新方式。思政课话语传播方式的有效性，指向达成思政课话语传播的信度和效度。当前思政课话语在传播过程中遭遇到了西方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挑战和威胁，马克思主义话语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共存，给价值观尚未定型的传播对象造成一定的价值选择困难，加之西方资本主义话语以“普世性”的外衣对思想解放、乐于接受新事物的大学生有着一定的吸引力。思政课话语传播要从大学生关心、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和重要社会事件入手，采用“英模大师进课堂”“翻转式课堂”的方式，用社会上英模的先进事迹、大学生体验式参与的方式，让大学生感受思政课话语的知识真理性和价值崇高性，激发大学生对思政课话语的知识、价值的认同度，促进大学生对思政课话语解码趋向于传播者对思政课话语编码，最终达成思政课话语传播有效性。

思政课话语传播有效性是话语传播双方以知识、价值和传播方式等要素而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实践中，思政课话语传播双方的知识、价值、传播的差异形成了话语传播的张力。思政课话语传播有效性中的对立统一是客观存在的，思政课话语传播有效性是在对立与统一的动态平衡中实现的。因此，思政课话语传播有效性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需要随着时空、条件和地点的转移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