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孔丰

作家研究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而论世知人又是作家研究的重要进路。论世之意，按梁启超的理解，就是“观察时代之背景”（《中国历史研究法》）。世人只有回到具体历史语境之中，深入考察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秉持“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才能深刻把握作家的人生境遇，真正理解作家的创作实践及其思想心态。

桐城派阵营文士众多，具体数字虽难以精确，但其规模在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中已显宏大之象。然而，直到现在，我们对大多数桐城派作家的认识也还是有限的。这些文人的生平事迹，或隐晦不彰，或湮没无存，直接影响到了桐城派研究的推进。即便是被称为“桐城派三祖”的方苞、刘大櫆、姚鼐，其人生际遇、思想流变等问题，也还存在诸多可议之处。故而，运用论世知人的方法来研究桐城派人物，仍是十分必要的。

就方苞而言，学界对其研究较多，相关成果不可谓不丰富。它们涉及其生平游历、古文创作及思想、史学思想、学术著述及思想等方面，代表专著有姚翠慧《方望溪文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版）、丁亚杰《生活世界与经典解释：方苞经学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版）、许福吉《义法与经世：方苞及其文学研究》（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刘康威《方苞的〈周礼〉学研究》（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张高平《比事属辞与古文义法——方苞“经术兼文章”考论》（新文丰出版公司2016年版）、王思豪《方苞传》（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任雪山《归雅：方苞与清代文坛》（安徽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等。此外，《方苞全集》也在2017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全书收入了目前所见方苞撰著和编纂的全部著作，为进一步研究方苞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不过，现有的方苞研究，仍然留有较大的探讨余地。仅从方苞人物身份来看，他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均有过仕宦经历，于庙堂之上颇有影响。然而，现有研究往往把方苞当做文学人物来看待，遮蔽了他作为政治人物的另一种面相。这难免会影响到我们对方苞历史形象的整体认知。

乾隆四年（1739），已逾古稀的方苞遭遇了宦海巨浪。乾隆皇帝认为他深负国恩，特降旨削除其礼部侍郎之衔，“一切行走之处，悉行革去，专在《三礼》馆修书，效力赎罪”（《高宗纯皇帝实录》）。方苞在乾隆朝从受恩宠到被罢黜的政治遭际，是他后半生的重要转折点。遗憾的是，学界研究方苞时，尚未对此予以足够关注。为此，本期刊发了《方苞遭乾隆罢黜深层缘由探微》一文。

论者长期在桐城桂林方氏家族研究领域深耕细作，对方苞素有研究心得。这次他通过深入挖掘《清实录》、方苞文集等史料文献，沉潜体悟，回归于具体历史语境之中，阐幽抉微，认为方苞落职，关涉“营私”“泄密”“请托”三件事，从而引发乾隆帝震怒。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探究原因，指出方苞被黜，固然与方苞触及“朋党”“用人之权”等清廷皇权专制大忌有关，但其根本还是方苞“性刚而言直”，与臣僚矛盾不断激化所致。论者细心探微，所得结论令人信服。这项研究，不仅凸显了乾隆皇帝乾纲独断的统治心术，也展现了方苞晚年在政治漩涡中的艰难处境。由此，方苞作为政治人物的历史形象愈发清晰起来。

概言之，我们研究桐城派人物，要做到多维立体观照，不仅要细读其作品文本，还要结合时代背景，充分考虑他们的身份、职业、地位、声望等因素，体贴人情，知人论世洞察其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如此研究方能有所进境。而这，可以看成是这篇论文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