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生，苏敏

（1.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安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3.安庆师范大学 法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3）

大历史观作为一种研究视角与评价方法，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将考察对象置于纵深历史的长时段、时代潮流的大趋势、广阔背景的宽视野中来审视分析，呈现历史进程，评价历史意义，探究因果关系，揭示历史发展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善于运用大历史观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1]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下简称“四史”）是一个内在连贯、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学习研究“四史”必须运用大历史观的理论思维，将“四史”置于大历史观视野下审视，才能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

一、从中国历史的长时段认识“四史”进程中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要理解这个“新的历史方位”，必须结合“四史”的进程，运用大历史观的视野，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中华民族5 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去把握，置于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去认识，置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8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去理解。

第一，中华民族5 000多年积淀的悠久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支撑。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性格心理等，都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并积淀下来的，以一种无形的力量深深印在民族心理之中，从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选择。中华民族5 000多年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的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所描绘了理想的社会景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所描述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有着内在的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儒家“大同”社会理想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实践。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历史文化传统是人类不可逾越的基础，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是对中华文明5 000多年的赓续传承中得来的。将“四史”的进程融入中华民族5 000多年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之中，考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血脉联系，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筚路蓝缕奠基立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构想，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担当；才能更深入地体悟：“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指导思想，在第二个百年的新征程上，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5]。既需要充分发挥中国人民今天所具有的伟大智慧，也需要充分运用中华民族5 000多年来积累的伟大智慧，在对历史是深入思考中汲取经验、走向未来。

第二，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提供了经验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但了解其形成和发展的脉络，认识其历史必然性和科学性真理，应该拉长时间尺度，放在世界社会主义演进的历程中去把握。”[6]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先进的思想从16世纪初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绵延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其间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历程。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当时苦苦寻觅救国道路的先进分子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示，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华民族发展方向和进程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新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在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过程中要汲取苏联的教训，中国不能像苏联那样直接搞社会主义，而必须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再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7]262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项全新课题。中国共产党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优先发展模式，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历程。但面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种种弊端，毛泽东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7]23毛泽东既而提出要以苏联模式为鉴，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了低谷，引发了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反思。历史证明，走苏联模式的“老路”和东欧剧变式的“邪路”都是行不通的。国内围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展开的争论才逐渐尘埃落定，人民迫切希望中国共产党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豪迈地跨过21世纪，在坚持中继续发展，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8]。

第三，近代以来180多年的艰辛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基础。180多年前，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的命运从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悲惨境地。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和人民群众接续奋斗，“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开启了对国家出路的艰辛探索，但是由于没有坚强政党的领导和先进理论的指导，它们都以失败告终。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大地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帝国主义对新生政权进行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经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斗争，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了国民经济，同时也开启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初步确立。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启了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初步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遭遇了严重的挫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艰巨的历史命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经过反复思考，邓小平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9]631982年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这个重大命题一经提出，就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和道路。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大会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概括。1992年中共十四大作出了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决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利进入21世纪。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定型，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从世界历史的宽视野审视“四史”进程中中国道路的历史选择

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但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历史传统等各个方面都存在不同，以至于不同国家的社会发展形态的演进又会有自己的特殊道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形态逐渐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表面上看，近现代中国社会形态演进的特殊道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但实际上，近现代中国社会形态的演进并没有脱离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而是在遵循着一般规律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的创新创造。要深刻理解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形态，必须跳出近现代中国历史视域的局限，而是要从世界历史视域进行审视。

第一，近现代中国社会形态的演进特殊性是以世界范围内整个人类社会形态更迭的常规性为前提的。从社会发展过程来看，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还没有进入世界历史，是游离于世界历史之外的，因而本国实际与周围的国际环境是典型的内外因的关系。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世界的游离状态转化成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整体对部分有着质的规定性。此后，中国的国情显然带有世界历史的规定性，这恰是其特殊性的所在。世界历史的痕迹深深烙印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形态演进的每一步之中，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形态是近代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果，是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封建社会形态在近代中国的特殊表现；而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是在世界历史进入社会主义进程的产物，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在近现代中国的特殊表现。“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以此为前提的。”[10]不同国家在社会形态演进与更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绝对不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形态一般规律的否定。相反，即使哪些走上非常规发展道路的国家、民族，也逃脱不了整个人类社会形态更迭常规性的制约。近现代中国社会形态演进的特殊性背后就深刻蕴涵着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

第二，近现代中国社会形态的演进特殊性是以世界范围内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保证的。由于科学技术和生产日益国际化，因而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力发展就不仅受本国生产状况的限制，而且受到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和生产状况的影响。这种国际间的相互作用，便有可能造成不同国家、民族在生产力发展上的独特道路，即有可能使落后国家、民族利用世界先进技术的成果来实现生产力个别阶段的超越。这种超越之所以能够实现，正是由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加强了经济技术的联系，避免了生产力的重复性。正如马克思所言：“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11]世界历史的形成，是实现个别生产力发展阶段跨越的前提。但我们要同时认识到，这种跨越在一国范围内是可以实现的，而从世界历史或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则是未超越。一国的超越是以世界历史已经经历过这一阶段为前提的。而且这种超越也不可能表现为对同时代世界生产力最先进水平的超越。近代中国社会形态演进的特殊道路，既是在前一种社会形态生产力基础上的递进，又是对世界范围内先进生产力的借鉴和吸收。

第三，近现代中国社会形态的演进特殊性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是指社会形态演进与更替是依次有序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其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确定不移的。但是，人类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其运行极其复杂，社会内部有无限多个因素在交互作用，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历史主体的选择性构成历史合力，历史合力的此消彼长使得社会历史的发展表现出难以预料的随机性和偶然性。由于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社会历史领域的偶然性表现出主体性、能动性和目的性。所以社会形态的演进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又表现为历史主体的选择性。一方面，人们的历史活动受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历史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人们的历史活动总是受到自己目的的驱使，表现出主体性和能动性。因此，人们的历史选择只有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实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形态的演进与更替，正是人民群众在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实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就是因为当时苏联社会主义的存在和具有建立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的基本生产力条件等因素，中国人民才能做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选择。

三、从历史整体性的全视角探究“四史”进程中蕴含的历史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实现了社会历史观的伟大变革，为我们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和发展趋势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学习“四史”既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更要通过“四史”的学习从历史整体性的全视角把握历史发展规律。

（一）把握唯物史观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的规律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社会中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不断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逐步通过完善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经济基础逐渐壮大。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对提高社会生产力就开始作出明确规划。从1951年就着手制定“五年计划”，到1953年边完善边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二是加快推进各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5年中，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人均国民收入增长36.5%；全国消费基金增长36.8%，人均增长21.6%。”[12]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接下来的“三五”至“五五”计划的实施，为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出巨大贡献。“七五”计划后，我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随着“十三五”规划顺利收官，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极大提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我们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完善上层建筑，激发社会生产力、壮大经济基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为鲜明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改革目标，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到城市全面展开，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它们之间不断循环往复的辩证否定运动过程，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作出全面规划和系统部署，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迈出了重要一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新境界。上层建筑领域的逐步完善充分反映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为当代中国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根本保障。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小康社会全面建成，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

（二）把握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动力的规律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不仅表现为通过革命实现新旧制度的更替，而且表现为通过改革实现社会制度的自我调整和完善。科学技术被认为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13]。在社会制度完善和调整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改革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但科学技术的落后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为改变这种现状，1985年中共中央出台的《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是新的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和决定性的因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发挥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14]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9]275“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观点结合时代特征进行的创新，是符合唯物史观的科学结论。1988年6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会见两院部分院士时指出：“我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今天我还要说，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15]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科技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发展、造福人类的基础。2004年5月，胡锦涛同志在江苏考察工作时指出：“能否抓住机遇，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直接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为此“必须大力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16]。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科学论断，2020年9月11日，在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17]2021年5月28日，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党的十八大后提出创新是第一动力、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科技事业在党和人民事业中始终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战略作用。”[18]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社会发展动力的变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第一次把科技创新和自立自强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作出的战略布局，是对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三）把握唯物史观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规律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料的主要生产者，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为了生活，首先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19]这段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表述说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一切历史的前提。物质生产实践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而作为物质生产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必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人民群众既是物质资料的主要生产者，同时也是精神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人民群众创造的物质资料不仅搭建了“历史剧的舞台”，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生活实际形成的民众观念也是构成这部“历史剧”的精神内核。人民群众的观念是精英思想孕育产生的土壤和来源，也是精英思想影响于社会、扎根于社会的归宿。因而，人民群众的观念作为社会思想自身运动过程的首尾两头，是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任何历史人物都不能脱离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历史人物的思想和实践只有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的意愿才能推动历史发展。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0]中国共产党顺应民心民意，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面对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又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这些历史成就的取得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更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那样：“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道理。”[21]

马克思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指出：“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22]“四史”学习必须要跳出“四史”的局限，避免孤立地观察历史、审视历史，只有树立大历史观，才能准确把握“四史”的时空定位和学习“四史”的重大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