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富，何敬坤

（安庆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大别山区地处中国地理的南北交汇地带，主要涵盖今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安庆、六安、信阳、黄冈四地市。受历史上的频繁战乱与社会动荡影响，居住生活在大别山区的人群不断更新演替，体现出显著的过渡性特点。先秦秦汉是一个重要的人群演化与融合时期，吴人、楚人、周人、淮夷、群舒在此共存交融。战国后期整个大别山区为楚国势力所控制，楚文化特征比较浓郁。秦灭楚以后，楚人仍为淮汉区域的主要族群。两汉时期汉文化认同逐渐形成，大别山区楚风汉韵兼备。不过到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后，魏吴分立的军事边界横穿大别山区，长达半个世纪的军事对峙将域内固有族群与社会环境破坏殆尽，人口大量逃亡衰减，千里无鸡鸣，四处皆荒野，前期近千年积累的人群结构与社会景观近乎不存。西晋的短暂统一稍稍恢复了江淮地区的元气，但很快八王之乱与胡人南侵再度让中原沉入血海，江淮区域殃及甚广，原有人群或遭战乱饥荒而死，或避地南渡以存，大别山及其周边地区人烟荒僻、人口萧疏。这些为蛮人在大别山地的扩散和深入提供了历史契机和地理空间。

一、西阳蛮、弋阳蛮与庐江蛮

东晋南北朝时期的蛮族，前人已有比较深入的研究①参看胡阿祥：《南朝宁蛮府、左郡左县、俚郡僚郡述论》，原载《历史地理》第十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又见《六朝政区》，南京出版社，2008年，第205-210页；程有为：《南北朝时期的淮汉蛮族》，《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鲁西奇：《释“蛮”》，原载《文史》，2008年第3辑，收入《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56页。。具体到大别山区，由于蛮民的大规模进入，东晋南朝之际成为区域主体人群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②关于大别山区的蛮族，姚治中曾有过考察，主要探讨了两晋南北朝时期该区域蛮人部落来源、演变及其与南北政权的关系，并扼要分析了其对区域文化发展的影响。参见姚治中：《论两晋南北朝时期大别山区的蛮人部落》，《六安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古代大别山区蛮人部落的若干问题——大别山区文化特色的成因》，《皖西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三国乱世，江北淮南之地沦为南征北伐的主要战场，五十年间大战二十余场，殃及九江、庐江两郡，政区建置减半，人口剧减五分之四。西晋永嘉乱后，北方汉人南渡，江淮虚空，西南山区诸蛮逐渐东进北徙，迁入江淮平原山地以至洛阳近郊山谷间。《宋书·夷蛮传》：“荆、雍州蛮，盘瓠之后也。分建种落，布在诸郡县。……所在多深险，……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迹罕至焉”[1]2396。“豫州蛮，廪君后也。……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1]2398。其中分布在大别山、桐柏山一带的蛮人族群，因这片区域为东晋侨置豫州地，故统称为豫州蛮。豫州蛮本为东汉时期活跃于长江中游川东鄂西一带巴郡南郡蛮的一支。东汉和帝时曾将南郡蛮一部移徙到汉水、涢水下游的江夏郡，见《资治通鉴·晋纪八》“永嘉元年”条胡三省注：“汉和帝永元末，巫蛮反，讨降之，徙置江夏”[2]2727，故亦称江夏蛮。东汉时期的江夏郡治在西陵，今鄂东新洲西，地近大别山西南缘。

根据文献记载，中古大别山区的蛮人部落可分为三大群体。其在长江以北大别山南麓山地居住的一部称西阳蛮；在淮水以南大别山北麓山地活跃的一支称弋阳蛮；扩散到大别山东南麓山地的一部称庐江蛮。

东晋时期，江夏蛮族的活动区域进一步向大别山西南麓的义阳、西阳、庐江一带山地纵深区域扩散，喜山居，“所在并深岨，种落炽盛”[1]2398，因其活动主体在西阳郡境，故称西阳蛮。又晋宋之西阳郡，治西阳县（今湖北黄冈东），辖境广时据有蕲水、浠水、巴水、举水、倒水等五条发源于大别山区、汇入长江的平行水系，故西阳蛮亦有五水蛮之称。《宋书·夷蛮传》载：“西阳有巴水、蕲水、希水、赤亭水、西归水，谓之五水蛮”[1]2398，《南史·夷貊传》亦如是；又《水经注·蕲水》：“（蕲）水首受希水枝津，西南流，历蕲山，出蛮中，故以此蛮为五水蛮。五水，谓巴水、希水、赤亭水、西归水，蕲水其一焉，蛮左凭居，阻藉山川”[3]。皆说明五水流域是西阳蛮的主要活动区域。

南朝宋、齐时期，西阳蛮沿五水河谷上溯崇山峻岭间，越过大别山隘口，进一步扩散到山北的弋阳、光城二郡地。故大别山北麓的蛮人部落称之为弋阳蛮，亦称光城蛮。《宋书》卷87《殷琰传》载：泰始二年（466），“弋阳西山蛮田益之起义，攻郭确于弋阳，以益之为辅国将军，督弋阳西山事”[1]2209；《宋书》卷36《州郡志》：“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蛮民立茹由、乐安、光城、雩娄、史水、开化、边城七县，属弋阳郡”[1]1080；《魏书》卷61《田益宗传》：“田益宗，光城蛮也。……世为四山蛮帅，受制于萧赜”[4]1370；《资治通鉴》卷138《齐纪四》：永明十一年（493），“光城蛮帅征虏将军田益宗帅部落四千余户叛，降于魏”[2]4329。弋阳郡，三国魏置，辖境为今信阳市罗山县以东大部，主要在淮河以南、大别山以北，西晋时期扩大到大别山以南、倒水以东，元康后逐渐退缩回大别山以北，以弋阳县为治（今潢川县西）。光城本属弋阳郡，南朝宋分弋阳立光城左郡，梁置光城郡，以光城县（今光山县）为治；北魏并置光城郡，治所不定，先后在商城县、潢川县地。文献中所言弋阳蛮与光城蛮乃政区设置前后相接，其实是一地。

东汉以后，江夏蛮族向邻近的安徽西南地区扩散发展，吸收了诸多当地汉越民族成分，势力进一步壮大。到了东晋南朝时期，大别山东南区域已经出现了庐江蛮的称谓，东晋南朝在庐江郡旧地设晋熙郡，故庐江蛮亦称晋熙蛮。如《宋书》卷52《王诞传》，东晋安帝隆安四年（400），“为后军长史，领庐江太守，加镇蛮护军”[1]1491；卷97《夷蛮传》载，“晋熙蛮梅式生亦起义，斩晋熙太守”[1]2399；《南齐书》卷56《纪僧真传》，建武元年（494）纪僧猛为“镇蛮护军、晋熙太守”[5]974；又《陈书》卷5《宣帝纪》载，“合州庐江蛮田伯兴出寇枞阳”[6]。

除了这几支外，大别山最南端、皖鄂赣交界处的“寻阳蛮”“新蔡蛮”，亦应是西阳蛮的遗种。《晋书》卷74《桓冲传》载桓冲上表，“寻阳北接强蛮，西连荆郢，亦一任之要”[7]1951；卷85《刘毅传》载刘毅上表，“寻阳接蛮，宜示有遏防，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7]2209。汉晋时期，寻阳隶扬州庐江郡界，县境在今湖北黄梅、武穴一带。因其位置险要，西晋惠帝时分置寻阳郡，治今黄梅县。东晋移郡江南，为江州治所。寻阳“北接强蛮”，显系指西阳蛮的势力而言。萧齐永明二年（484），出现了“江州蛮动，敕（曹）虎领兵戍寻阳，板辅国将军，伐蛮军主”的事件[5]561，说明蛮人势力已经渗入到寻阳郡境。与此同时，原来的江北寻阳郡则在东晋时侨置新蔡郡，刘宋时为南新蔡郡，北接豫州，亦已成蛮区。《宋书》卷97《夷蛮传》载：元嘉二十九年（452），“新蔡蛮二千余人破大雷戍，略公私船舫，悉引入湖。有亡命司马黑石在蛮中，共为寇盗”[1]2398；《梁书》卷3《武帝纪》，大同八年（542）三月，“于江州新蔡、高塘立颂平屯，垦作蛮田”[8]87；萧梁官制，于“西阳、南新蔡、晋熙、庐江等郡置镇蛮护军”[9]，皆证明“新蔡蛮”之规模与影响也比较大。

二、左郡左县与大别山区蛮民社会

从东汉末年到东晋末年的两百年间，大别山从蛮人活动的边缘区一跃变成蛮族分布的主体区域。《魏书》卷101《蛮传》称：诸蛮“在江淮之间，依托险阻，部落滋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西通上洛，北接汝、颍，往往有焉。……陆浑以南，满于山谷”[10]2245-2246。在北方汉族人口大量外迁和战乱减员的大背景下，生活在人口密度原本较低的南方山区的蛮族则呈现出快速增长和扩张的趋势。蛮人的出山一方面就近向沿江沿淮河谷和平原迁移，一方面越过长江、淮河、巢湖、汉水的界限，向汉人统治的中心区域和重要都市附近迁徙。据《宋书·州郡志》的记载，有宋一代国家掌握的编户人口最多时为户94万余、口546万余，而这一时期的蛮族人口据推算达140万左右[10]，其人口数量可见一斑。如此规模的庞大族群，活跃在南北对峙政权的疆界附近，是南北朝政权都不能忽视的一股政治力量。东晋南朝政权对蛮民采取的统治手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经济上“输义米”“责租赕”。蛮人多依凭山险而居，处于朝廷军政控制的边缘或空白地带，多不入编户，经济上的负担相对于编户齐民的汉人来说为轻。西晋对内地之少数民族规定的课田之法，“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7]790，东晋南朝沿袭之。《宋书·夷蛮传》云：“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1]2396；“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1]2396。对于顺附的“熟蛮”，官税较轻，而对于未归顺的“生蛮”，一般则不会负担任何徭赋。然事实上，在按户交纳谷米的定额之外，地方官也时常有随意派征的现象，以至“徭赋过重，蛮不堪命”[11]1981，遂常有“举种反叛”[12]2833的蛮乱发生。除此之外，南朝政权对于诸蛮夷“不宾服”[11]1387者，“责其租赕”[5]489，需交纳财物以赎其罪。《隋书·食货志》云：“诸蛮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8]673，结果引得诸蛮酋群起反抗。虽然众多文献没有直接点明其实施区域，但这些经济政策在大别山蛮区当属常见。

其二，军事上出师诛讨、强制迁徙。东晋南朝政府为补充兵员和劳动力，对蛮俚僚等南方少数民族大肆征伐，掳掠“生口”，或强制迁移、或分散安置。据不完全统计，南朝政权以蛮民“不宾服”为名，认为“寇慝弥广，遂盘结数州，摇乱邦邑”[1]2399，遂屡次兴兵讨平“蛮乱”，前后达七八十次之多。刘宋元嘉之时，“命将出师，恣行诛讨，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俘，盖以数百万计”[1]2399，极为残酷。其中遣沈庆之征讨的次数最多，俘掠的“生口”也最众。据《宋书》卷77《沈庆之传》记载，元嘉十九年（442），雍州刺史刘道产死后“群蛮大动”，“庆之专军进讨，大破缘沔诸蛮，禽生口七千人。进征湖阳，又获万余口”[1]1996-1997；“时蛮寇大甚，水陆梗碍，……遣庆之掩讨，大破之，降者二万口”[1]1997；“平定诸山，获七万余口。郧山蛮最强盛，……庆之剪定之，禽三万余口”[1]1997；“南新郡蛮帅田彦生率部曲十封六千余人反叛，攻围郡城，……庆之引军自茹丘山出检城，大破诸山，斩首三千级，虏生蛮二万八千余口，降蛮二万五千口”[1]1998；孝建四年（457），“西阳五水蛮复为寇，庆之以郡公统诸军讨之，攻战经年，皆悉平定，获生口数万人”[1]2003。沈庆之前后降俘蛮民十七八万人，其中近半数出自大别山及其周边地区。对于俘获的“生口”，按当时的规定，需悉数送“台”，由朝廷和官府统一处置，或充为“贱隶”，或编入“营户”。如沈庆之“前后所获蛮，并移京邑，以为营户”[1]1998。这些掳掠“生口”大部分都被强制迁移到了建康等地，累世为蛮兵，还有一小部分则成为了伐蛮将领的私属、奴婢，任其役使。北朝政府也同样将俘获蛮族“生口”作为朝廷的赏赐物送往京城。北魏景明初年诏曰：“自（元）勰之至寿春，东定城戍，至于阳石，西降建安，山蛮顺命，斩首获生，以数万计。”[4]579此处建安系指今河南固始地，虏获数万蛮口皆来自淮南大别山北麓一带。

其三，政治上“抚喻怀纳”[8]344，实行差异化治理。主要体现在内地与蛮区不同的治理方式上，最大特色就是在蛮人聚居区设置特殊政区“左郡左县”，实施羁縻统治。据胡阿祥先生研究，作为南朝的特殊政区，左郡左县“在统治对象、统治方式、行政规模及隶属关系等方面，都表现出了一定的特殊性，与一般郡县有着较大的不同”[12]205，具体表现为：“从时间上看，左郡左县存在于宋齐”；“从统治对象看，左郡左县是为集中治理降附的蛮人所置”；“从统治方式看，左郡左县保持旧有的方式，多以酋帅领任太守、令长，同时税赋征收上有所优待”；“从隶属关系与建置沿革看，左郡上属州，下领县或无属县”；“从行政规模看，一般较小”；“从地域分布看，分布范围甚广，呈相对集中趋势，江淮西部、大别山区建置尤众”等[13]205-210。又据该书对《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等有关左郡、左县所作的统计[13]190-193，南朝宋、齐时期先后设置左郡22个，最多时领74县；单独设置的左县为15个。其中位于大别山及其周边区域的左郡有15个，分别是南陈左郡、宋安左郡、边城左郡、光城左郡、东随安左郡、建宁左郡、安蛮左郡、方城左郡、义安左郡、北遂安左郡、东义阳左郡、东新安左郡、北随安左郡、北淮安左郡、南淮安左郡等，最多时领53县；单独设立的左县有12个，分别是赤官左县、蓼城左县、南陈左县、太湖左县、吕亭左县、始新左县、阳唐左县、蕲水左县、东安左县、希水左县、阳城左县、义安左县。在大别山区15左郡12左县中，又集中分布在弋阳郡与西阳郡两地，这两郡东晋时皆属豫州。宋元嘉二十五年（448）为大别山蛮人政区建置的重要年份。这一年，平定大规模“蛮乱”后以豫部蛮民立建昌、南川、长风、赤亭、鲁亭、阳城、彭波、迁溪、东丘、东安、西安、南安、房田、希水、高坡、直水、蕲水、清石十八县，属西阳郡，继而以此为基础先后立建宁左郡、阳城左县、蕲水左县、东安左县、希水左县等；同时以豫部蛮民立茹由、乐安、光城、雩娄、史水、开化、边城七县，属弋阳郡，继而大明中，分前三县立光城左郡、后四县立边城左郡，都经历了从以蛮户为主体所立郡县过渡到专为治理蛮户而立的左郡县的演变过程。如此一来，“内附”“归顺”南朝政权的大别山蛮民被陆续纳入编户体系，通过特殊政区左郡左县的形式得到安置，蛮人上层人物则被笼络出任左郡县的长官、或授予其他重要官职。如宋明帝初年平定四方反叛过程中，得到西阳蛮田益之、田义之、成邪财、田光兴等蛮人部落的支持，田益之等率蛮兵万余人围攻弋阳城和义阳郡，并最终攻克郢州，明帝为表彰功勋，授其辅国将军、督弋阳西山事，并领任宋安左郡太守。同时，由于大别山区处在南北政权的中间地带，蛮人部落不仅为南朝所笼络，亦为北朝所争取，故蛮酋时常依违转投于南北之间，叛服无常，以求更好的优待政策，前述光城蛮田益宗即是在南齐、北魏间“互受封爵”[14]5041。南北朝政权笼络蛮酋的手段除了授予高官，还赐予厚禄，以进一步将蛮族纳入华夏政权的治理体系中来。如“西阳蛮田益之，边城县王，食邑四百一十一户”；“成邪财，阳城县王，食邑三千户”；“晋熙蛮梅式生，高山侯，食所统牛冈下柴二村三十户”等[15]。获南朝封爵采邑的蛮酋主要来自大别山区，也充分证明了这一区域蛮民在地缘、人口、经济实力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

三、蛮民华夏化与大别山区蛮民部落的解体

大别山区的蛮民本是东迁巴人的一支，在不断迁徙和定居大别山区的过程中融合了多个民族部落的成分，族群特征已经逐渐淡化，成为一个来源较为复杂的融合体。杜佑《通典》称：“按后汉史，其在黔中、五溪、长沙间，则为盘瓠之后，其在峡中、巴、梁间，则为廪君之后。其后种落繁盛，侵扰州郡，或移徙交杂，亦不可得详别焉”[14]5048。当代学者也认为，“六朝蛮人是由多种族融合而成的民族群体，其界限已十分模糊”[16]。族群界限的模糊，正说明了民族融合的进展。具体而言，以大别山区为代表的蛮人族群特征，其演变主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融合了逃亡的汉人群体。《宋书·夷蛮传》云，蛮无徭赋，或赋税相对较轻，故汉人不堪赋役之重者，常有逃入蛮区的，“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1]2396。这里，“蛮、宋之区别，就主要表现在赋役方面；入蛮之宋民，即照蛮户输纳谷米，遂成为‘蛮民’，而不再是‘宋民’”[17]61。因此，逃入蛮区的汉人为数不少，不仅有逃避赋役的贫苦人民，甚至一些有影响有实力的南朝仕宦在政争失败后也时有逃亡入蛮的。在东晋南朝时期，蛮人部落与蛮区虽然处在相对独立的状态，可以逡巡转圜于南北两边，但从历次政争中可见汉蛮之间存在深厚的政治和军事联系。《晋书·周抚传》载，早在东晋初年，王敦作逆，事败身死，其党羽周抚、邓岳俱逃亡，“共入西阳蛮中，蛮酋向蚕纳之”[7]1582，获其庇护。有些逃亡入蛮的汉族上层甚至被拥戴为蛮族首领，如桓玄之子桓诞幼时即在其父事败后逃入沔水以北今鄂东一带的大阳蛮中，成年后被推为蛮族首领[18]。

其次，融合了江淮之间尚未被同化的越人群体。汉初淮南地区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农业开发较为缓慢，通过几轮外来移民逐步改变了当地的民风和人口面貌。《史记》载：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位于浙江南部的东瓯部落不堪闽越国频繁侵扰，“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19]2980。又载：“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家庐江郡”[19]1134。随后，元封元年（前110）武帝再次下诏：“东越险阻反覆，为后世患，迁其民于江淮间。”[20]据葛剑雄先生推断，“两次迁入江淮之间的越人共有二十多万”[21]245，其中近一半居住在大别山周围的庐江郡、九江郡一带。东汉时期，生活在庐江郡山地的百越后裔，未被完全同化，受到汉人歧视。东汉时期的庐江郡辖境广阔，有十四县之多，包括今皖西、皖西南、鄂东黄梅、广济、罗田、英山以及豫南固始、商城的广大地区，与荆州江夏郡接壤。蛮人和越人两大族群共同生活在大别山区，不可避免地发生联系。到了东汉末年，庐江郡越人部落已经与江夏蛮联合反抗朝廷统治了。据《后汉书》载，光和三年（180），庐江人黄穰起义，与江夏蛮相连结，有众十万人，“攻没四县，寇患累年”[12]2841，最后被庐江太守陆康所镇压。至东晋南朝时期，庐江郡本土人群的山越民族特征已经逐渐淡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蛮人势力的扩张以及专为治理蛮民而设的左郡县的出现。

最后，强迫迁徙，南奔北逃，也间接促进了民族融合。南北朝政权对蛮民群体有事则抚、无事则伐。蛮民在生息繁衍移徙的过程中，逐渐靠近汉人聚居区，形成与汉人杂居状态，也增加了蛮汉矛盾和“蛮乱”的发生几率。不过蛮民的主体仍恃山险抵挡外部政治的压制。南北朝政权则想方设法改变这些蛮人的活动区域及其生存方式，一面军事镇压，一面强制外迁。在整个东晋南北朝时期，“将蛮民迁出山区的行动是在不断进行的”[21]494。每一次讨伐都会掳掠大量蛮族人口远徙到数百公里外的京城或郡府，如前述沈庆之即将前后所获蛮人十三四万迁往都城建康，北魏李崇讨平鲁阳蛮，“徙万余家于河北诸州及六镇”[4]2247，远隔千里之外的边地；或者迁到平原地带，纳入编户，如东晋末桓玄“移沮漳蛮二千户于江南，立武宁郡”[7]2590，元嘉间以豫部蛮民立太湖左县、吕亭左县，同样是从大别山内将蛮族外迁，就近安置的。既然是强制迁徙，蛮民受到的待遇往往十分恶劣，故主动收编者有之，激烈反抗者有之，避居逃亡者有之。

总的来说，蛮人或主动或被动的出山，在种群成分和生活方式上进一步与汉人主体民族融合，加速了其族群的华夏化进程。在汉晋宋齐之际，豫州蛮民作为一个山地族群还保持诸多异于汉俗的部落特征，最显著的莫过于居住形态，所居多“依深傍岨”[1]2399。不过，“诸蛮的生存、居住和活动虽然以山地为主，但绝不局限于山地，平原、湖泽也同样为其生存、活动之所”[17]64，蛮人的生存空间实际已与汉人比邻而居，并非界限判然的隔绝之地。故《宋书·夷蛮传》说，除了山居之蛮民，也有相当一批蛮人“充积畿甸，咫尺华氓”[1]2399，与汉人错居杂处。如此，则汉人的典章文化、生活方式的示范影响不可避免。史书中描述大别山区的蛮族，有田、梅、文、成、向等大姓，布衣跣足，“咸依山谷”[5]1007，择五水地区的山间谷地，耕植为业，种植谷物，每至收获时节，“蛮田大稔，积谷重岩”[1]1997，又出产蛮布。其除了散布山林乡野的居住形态以及服饰民俗的差异外，经济生产方式已与汉人无异。同时随着蛮人迁徙范围的不断扩大，特别是从山谷出居，脱离了原来的山地生活环境，蛮人部落特征进一步消失，部落组织势必进一步解体。前述《魏书》与《资治通鉴》皆形容诸蛮“种落滋蔓”，尤以江淮之间为基地向外移徙扩张，“东连寿春，西通巴蜀，北接汝颍”[2]3757，占据了数个州域的范围，至十六国时期，蛮民更是走出大别山，跨过淮河，沿汝颍诸水，到达黄河南岸，史称“伊阙以南，满于山谷”[2]3757，规模十分浩大。如此，原居王朝统治薄弱的“蛮荒”地带的这些少数民族，其族群从统治边缘或自觉或不自觉地逐渐嵌入进华夏核心区域。正是“由于蛮族人民从山谷出居到江、淮、汝、颍之间以及沔水南北以后，长期和汉族人民交错杂居，互通婚姻，所以到了南北朝后期和隋唐之际，他们基本上已经和汉族人民融合在一起了，分别不出蛮、汉了”[22]。

除了出居山谷的“华化”过程，“王化”也是蛮人族群最终消失的重要一步。不仅是蛮族首领阶层在南北朝纷纷“授予爵号，赏赐金帛”的笼络下率先进入到华夏式官爵架构中来，普遍完成了蛮酋华夏化政治体的建构[23]38；对于整个蛮族地区地方社会而言，通过“编户齐民”完成国家化进程，蛮人也由此进入到王朝治理体系之中。原来专为蛮户而设的左郡左县，入梁以后不再见于史载，充分说明蛮区已渐等于一般郡县，蛮民已渐同于汉人编户齐民，故如鲁西奇所言，“入隋以后，原来的蛮左大部分均已‘与诸华不别’，非仅因其‘衣服居处言语’及婚丧之俗有同华俗，更因为他们已与华夏之民一样，成为王朝的子民，‘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民）’，不再被视为‘异于华夏’的异类了”[17]71。

伴随着部落组织的解体和华夏化的完成，活跃在大别山区三百多年的蛮人群体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当年蛮民部落的孑遗至今仍能在大别山区寻觅，传承保存在当地地名、民俗、姓氏、方言等记忆中，成为记录这段重要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