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雨

《野有死麕》是《诗经·召南》中诗义解读极具争议的一篇。古今学者由于所处时代的视阈不同，在《野有死麕》的诗义解读上可谓是各有千秋，主要有恶无礼说、淫诗说、美女子抗暴说、婚嫁习俗说、刺无礼说、隐士诗说、山村百姓民歌樵唱说、男女相恋说等，至今未有定论。从诗歌文本可知，诗中“麕”“白茅”交代了此诗描写的地域为楚国，结合先秦楚国特有的婚恋文化可以得出，《野有死麕》是记录楚国男女从相遇、相恋、结言再到订婚的情诗。研究一首诗的诗义，诗歌产生的地域及其背后特定的地域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本文通过对《野有死麕》产生的地域及其背后的地域文化进行研究，或能揭开《野有死麕》的诗旨面纱。

一、历代诗解

总观历代关于《野有死麕》诗歌诗义的解读，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其一，恶无礼说。这种说法源于《毛诗序》：“《野有死麕》，恶无礼也。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也。”其认为《野有死麕》是对当时淫乱的社会风气的讽刺。“恶无礼说”的支持者众多，主要包括《郑笺》《孔疏》以及陈子展的《诗经直解》等。

其二，淫诗说。此说由北宋欧阳修提出，《诗本义》：

纣时男女淫奔已成风俗，惟周人被文王之化者知廉耻，而恶其无礼，故见其男女之相诱而淫乱者，恶之曰：“彼野有死麕之肉，汝尚可以食之，故爱惜包以白茅之洁，不使为物所污，奈何彼女怀春，吉士遂诱而污以非礼？吉士犹然，强暴之男可以知矣。其次言朴樕之木犹可以为薪，死鹿犹束以白茅而不污，二物微贱者犹然，况有女如玉乎？岂不可惜而以非礼污之？”其卒章遂道其淫奔之状曰：“汝无疾走，无动我佩，无惊我狗吠。”

欧阳修指出这首诗为淫诗，认为诗歌中的“士”与“女”均做了失格淫乱之事，控诉了“士”与“女”的无礼行径。

其三，美女子抗暴说。此说以宋代学者朱熹的《诗集传》为代表：“南国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贞洁自守，不为强暴所污者。故诗人因所见以兴其事而美之。”朱熹认为诗歌描写了坚贞之女恪守礼节并劝阻男子勿行无礼之事，后世也有很多学者赞同这一观点。

其四，婚嫁习俗说。这种说法起于南宋的王质《诗总闻》、明代朱谋玮的《诗故》、清代学者姚际恒的《诗经通论》，以及当代学者龚红林都对这一说法表示支持。

其五，刺无礼说。“刺无礼说”与“恶无礼说”有联系也有区别，它始于明代学者曹学佺。曹学佺认为这首诗是讽刺男子的无礼行径，告诫士人不能有此恶行。清代学者范家相、庄有可等都遵从这种说法。郝懿行也认为《野有死麕》是“刺无礼”，但他认为该诗的讽刺对象不是男子而是女子，女子求爱无视礼节，因此作诗讽而刺之。

其六，隐士诗说。这种说法出自清代方玉润的《诗经原始》。方玉润认为这首诗用“有女如玉”来比喻隐逸之士，用“吉士诱之”比喻求贤者。即使求贤者“三顾茅庐”，不断登门相邀，力请隐士出山，隐士仍不为所动，拒绝出世。方玉润以后世文人心态解诗，虽极为新颖，却背离了此诗的本义。先秦时期没有隐士，也不会有求隐士出山的贤者，更不会有描写隐士与贤者的诗歌。

其七，山村百姓民歌樵唱说。此说出自杨合鸣、李中华《诗经主题辨析》。

其八，男女相恋说。顾颉刚先生首次提出了这种说法，他认为：“这明明是一个女子为要得到性的满足，对于异性说出的诚恳的叮嘱。”这种说法正视了适龄男女对情感的需求，使男女之间的感情、欲望得到了正常的重视。俞平伯、钱玄同等也都认同此诗描写的是男女之恋情。

综合历代学者的观点，除去对诗歌过度解读的“隐士诗说”与“山村百姓民歌樵唱说”，余下几种说法的分歧点主要在于对诗中“士”与“女”个人行为性质的判定，主要有四种情况：其一，认为“士”无礼，“女”坚贞;其二，认为“女”引诱，“士”上钩;其三，“士”与“女”均举止无礼;其四，“士”与“女”以礼婚恋。“士”与“女”的行为是否合乎礼节与当时当地的地域文化和婚恋习俗息息相关，分析诗中地域元素，判断诗歌所描写的地域，探究诗歌背后的地域文化背景，便能对男女主人公的行为是否合理进行判断，从而探析《野有死麕》所蕴藏的诗义。

二、地域元素及信息

诗义的解读必然与诗歌文本密不可分，“麕”与“白茅”是《野有死麕》中出现的动植物，它们背后蕴藏着这首诗的地域信息。

（一）麕

诗歌开头便说道“野有死麕”，那“麕”为何物呢？《尔雅·释兽》篇記载道：“麕，牡麌，牡麀，其子麛，其迹解，绝有力豣。”“麀，大麕，旄毛狗足。”“鹿，牡麚，牝麀，其子麛，其迹速，绝有力（鹿开）。”由此可知，大麕为麀，牝麀为鹿。甚至有学者认为，“麕”就是“鹿”。因为“野有死麕”之下又出现了“野有死鹿”，该学者认为“麕”是为了押韵而进行的假借。这种说法正确与否我们不能判定，但从《尔雅·释兽》中我们可以得知，“麕”为鹿，属哺乳动物。又因为《野有死麕》中还出现了“野有死鹿”，这说明此诗所描写的地域必定盛产鹿及鹿属动物。《管子》：

桓公问于管子曰：“楚者，山东之强国也，其人民习战斗之道。举兵伐之，恐力不能过。兵弊于楚，功不成于周，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即以战斗之道当之矣。”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公贵买其鹿。”

《管子》中所载齐桓公“买鹿制楚”的故事说明，在先秦时期，楚国是盛产鹿的国家，《野有死麕》描写的地域极有可能是楚国。

（二）白茅

“白茅”，草名，禾本科，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别录》：“茅根生楚地山谷田野，六月采根。”白茅还是一种药材，明代学者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其也有记载。除做药材外，“白茅”在先秦时期还是天子诸侯祭祀时不可缺少的祭品。《史记·孝武本纪》就记载道：“于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左传·齐桓公伐楚》：“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齐桓公以楚国没有及时进贡“包茅”，造成周王无法“缩酒”祭祀为由，向楚国发起战争，这就是著名的“齐桓公兴兵讨包茅”的故事。《说文解字》：“野，郊外也。”“野”指城郊到山林的地带，是人迹罕至野草丛生的地方。“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意为山野打死大獐子，用那白茅包起它，说明诗中描写之地白茅随处可见，这与楚国盛产白茅不谋而合，进一步证实了《野有死麕》描写的地域就是楚国。

三、诗义探析

关于《野有死麕》的诗义，历代学者大都认为这是一首描写一对适龄男女交往的诗歌，但对于诗歌男女主人公的往来是否合乎礼节没有定论。既然《野有死麕》描写的是楚地风貌，对其进行诗义解读时必然离不开楚国的地域文化。通过楚国婚恋习俗的考察，诗歌男女主人公的行为是否合乎礼节就不言而明了。

（一）楚地婚恋文化

中华大地幅员辽阔，由于受地理环境、文化传统、民族气质和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各地区、各民族的婚恋礼俗千差万别。春秋战国时期，楚民活跃在长江、汉江、淮河的广阔领域，生存环境多山多水、交通不便。在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中，楚国形成了独具特色、浪漫瑰丽的楚地文化，楚国的婚恋礼俗也迥异于中原心腹地区，与楚人在政治文化生活中表现出的“独辟蹊径、独行其是、不拘一格、缘情而发”的个性一脉相承。

1.恋爱自由

与中原地区严格的男女妨隔大相径庭的是，楚人自由恋爱的风气比较浓厚，男女可以自由交往，并可以私下进行约会。《楚辞》中有不少楚国男女恋爱约会场景的记载，《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楚国男女在婚前可以自由恋爱约会，约会的场所是由男女双方共同决定的，不受任何约束。恋爱中的楚国男女可以在溪涧、湖滨、江畔、水洲、山林和郊社等场所恋爱幽会，这种约会的行为也是符合楚人的婚恋习俗的。

楚国男女还可以自由选择交往对象，在定情前有“结言”之俗。《公羊传·桓公三年》中“古者不盟，结言而退”，“结言”指用言辞定约，恋爱中的楚国男女用“结言”来表达双方对这段感情的坚贞，是双方自愿给对方承诺的行为。楚辞《离骚》中记载道：“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謇修以为理。”只有口头承诺还不足以为证，楚地男女的“结言”还包括男女双方相互交换定情信物，一般是香草或随身配饰，甚至可以将贴身衣物作为信物赠予对方。

2.婚姻自由

在婚姻方面，受周宗法制的影响，中原地区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诗经·齐风·南山》：“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在中原地区，父母对青年男女婚恋的参与度是极高的，甚至掌握了婚姻的决定权。与中原地区相比，楚人既不讲究“父母之命”，也不在乎“媒妁之言”。楚国有媒，但不重媒，在楚人的观念中媒人只是传递信息的中介，楚地男女大都自由恋爱，依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心仪的对象，一段感情“修成正果”后，邀请媒人做个婚姻见证。

由此可见，楚地男女的婚恋是十分自由开放的，楚国适婚男女从相识、相恋到步入婚姻都有极大的自主权，恋爱的过程没有中原礼教的约束，一段姻缘是否成功取决于男女主人公的主观感受。

（二）《野有死麕》的诗义

《野有死麕》是产生于楚地的诗歌，结合楚地的婚恋文化，《野有死麕》就是描写楚地男女相恋、“结言”再到约定婚姻的情诗，诗中“士”与“女”的交往过程符合楚地婚恋习俗，是合乎礼节的恋爱行为。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戴震《杲溪诗经补注》：“盖获麕于野，白茅可以包之;女子当春有怀，吉士宜若可诱之。设言也。”诗歌第一章描写了两个适龄男女的相遇，诗人以“野有死麕，白茅包之”起兴，野之死麕，白茅来包，怀春之女，吉士来追，继而描写男子尽力追求心爱的女子。“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诗歌第二章以“林有朴樕，野有死鹿”起興，从男子的视角描写自己追求的心爱女子，赞美女子像白茅和美玉一样纯洁美丽。历来关于第三章“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的解读极具争议，更有学者认为诗歌第三章描写了未婚男女淫乱的场面，是违反礼制的恶劣行径。但结合楚地浪漫自由婚恋习俗来看，诗歌第三章所描写的实则是男女“结言”定情的场面，“士”与“女”以随身佩戴的佩巾“结言”，表明男女双方对这段感情的坚贞。诗中男女虽有婚前性行为的嫌疑，但就算有这种行为，在浪漫瑰丽的楚国婚恋文化中也是默许的。因此，结合楚地的婚恋文化，诗中男女主人公约会的行为是符合楚人的婚恋习俗的，并不能称作“淫乱”，是正常的婚恋行为。《说文解字》：“尨，犬之多毛者。”“尨”，指多毛的狗。郑玄《郑志·答张逸》：“正行昏礼，不得有狗吠。”在举行婚礼时，不能有狗叫。举行婚礼时有狗叫在当时被视为不吉利的象征，在“信巫鬼，重淫祀”的楚地更是如此。既然二人已经“结言”，说明两人的感情已经达到可以婚嫁的程度，“无使尨也吠”便是女子和男子约定婚姻后对男子的嘱咐，也包含了女子对二人结亲能够顺顺利利的期盼。

综上所述，《野有死麕》是楚地先民所创作的，诗歌描写的内容是楚国男女恋爱幽会的场景。楚地的婚恋习俗是迥异于中原腹地的，不能以中原的婚恋习俗对诗歌进行解读。结合楚国独具特色、浪漫瑰丽、自由开放的婚恋文化背景，《野有死麕》中的“士”与“女”以礼婚恋，诗歌描写了“士”与“女”从相遇、相恋、结言再到订婚的恋爱过程，是不折不扣的楚地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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