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跃宇,张永俊

（1.湖州学院人文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2.鲁东大学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0）

刘台拱（1751-1805），字端临，乾嘉时期扬州学派宝应刘氏家族家学杰出代表，其侄刘宝楠少时即从之研治经学而作《论语正义》终成清代经学大师。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赞誉刘台拱、刘宝楠与刘恭冕并为“宝应刘氏三世”。现存刘台拱著述基本收于两处，即《刘端临先生遗书》与《刘氏遗书》，其中的《论语骈枝》是刘台拱的代表作。后世较为系统涉及《论语骈枝》的著述，有刘宝楠《论语正义》，程树德《论语集释》及近人毛子水《论语今注今译》。但是限于体例，《论语骈枝》多是以文献参考的形式出现，本文拟从《论语骈枝》所涉“礼学”条目出发，归纳刘台拱《论语》研究的阐释逻辑及其治学特点。

《论语骈枝》共十六个条目，其主要内容是刘台拱针对前贤时彦对《论语》所作的阐释，通过校勘、论证等方式提出不同于以往注家的辨析和观点。刘台拱不局限于前人注释与训解的学术追求，直接揭示《论语》古义与孔子本义，进而融入自己新见。其中围绕《为政》《八佾》《雍也》《阳货》篇参验经文展开讨论“礼”制，凡所发明，旁引曲证，与经文上下吻合而无稍穿凿。其解说礼制与昭显经义，主要体现在关于“弟子”与“先生”、“告朔”与“饩羊”、“犁牛之子”以及孔子“往拜”等问题。

一、关于“弟子”与“先生”

《为政》篇记载了子夏向孔子请教什么是“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就此节记载而言，学者多聚焦于“色难”与“馔”，对“弟子”与“先生”的指代问题较少讨论。朱熹以孝子解“弟子”，以父兄解“先生”。[1]（P79）清人翟灏《四书考异》辩解“弟子”为学生之称，“先生”为老师之称。虽然这两种观点的接受度较高，但是都值得商榷。

首先，《论语》中两次出现“父兄”，如果此处的“先生”是“父兄”之义，为何不直接用“父兄”，而用“先生”代替“父兄”？其次，《论语》中两次出现“先生”，另一处见于《宪问》篇：“见其与先生并行也。”这里的“先生”指“成人”，这一注解并无疑义。既然如此，同为《论语》中的“先生”，一处指“父兄”，一处指“成人”，针对同一词而作的两种不同的诠释是否妥当也存在疑问。

“先生”一词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据文献记载，“先生”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中。此时的“先生”并不是一个词，而是一个词组。“先生”一词自诞生之初发展到现在，经过了复杂的语义演变过程。“先生”的确可以作为老师的代称，这种情况在先秦的其他典籍中也有所体现，如《礼记》与《管子》中都存在相关记载。但是此处的“先生”不指代老师，原因有三：其一，情感不对称。《为政》此章前后均讨论子女对父母的孝，而学生对老师的感情，不属于孝的层面。其二，《论语》中孔门弟子对老师有三种不同的称谓，其中并无“先生”：或称“夫子”，或称“孔子”，或称“子”。既然对老师已有专门的称谓，这里的“先生”自然不能训解成老师。《为政》与《宪问》中的“先生”并不指代老师，这说明在《论语》文本形成之时，老师作为“先生”一词的其中一个义项并未固定下来而得到广泛运用。其三，没有坚实的学理依据证明此处的“先生”指老师。退一步讲，假设这里的“先生”作老师解，也与前后文的语境不相符合，与第一点原因类似。

关于句中“馔”的解释，历来说法不一。总结而言，有三种说法：其一，马融据古《论语》认为“馔”是饮、食的意思。[2]（P12）其二，郑玄与孔广森以“馔”为“馂”，即食余之义。孔广森《经学卮言》谓此章句读应为“有酒，食先生馔”，意为有燕饮酒，则食长者之所余。其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认为，礼经“馔”字，注皆训陈。食余之字皆作“籑”，未有作“馔”者。故而，“馔”是陈、具的意思。[3]（P311）

如果“馔”作“饮、食”解，只有其主语“先生”指代“父兄”时，这样的解释才能成立，然而这里的“先生”并不指代“父兄”，所以“馔”不是饮或食的意思。食馂是周代非常重要和普遍的一种社会礼仪，食馂在上古时期主要用于祭祀礼仪和家庭礼仪中。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其“在家庭礼仪中，则体现的是‘尊亲’思想”。[4]（P32）食馂表示吃尊者剩余的食物。刘宝楠《论语正义》评述如果此处的“馔”训为“馂”，句读和文义都显得牵强，于义甚曲。

刘台拱认为此处的“弟子”和“先生”都指人子，二者的区别在于长幼之分：年幼者为弟子，年长者为先生。同时指出“馔”是食具的意思，而非饮食或食余之义。刘台拱慧眼独到之处在于，将此章与《礼记·内则》记载的内容进行逻辑勾连，来证明“馔”是食具之义。《内则》曰：“男女未冠笄者，昧爽而朝，问‘何食饮矣？’若已食，则退；若未食，则佐长者视具。”长者，即先生也。具，即馔也。《内则》的主要内容为在家庭内部父母及儿子媳妇间所应遵循的礼制准则。《为政》此章的重点也在问孝，刘台拱能将此二者联系起来互相发明，实属创见。引《内则》辅证后，刘台拱借助包氏和皇侃对“先生”的解释来佐证己说，并从具体的文本中概括出关于“先生”与“弟子”的体例和特点：《论语》中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年幼者，其五谓门人。言“先生”者二，皆谓年长者。《宪问》篇“见其与先生并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也。”皇疏云：“先生者，成人，谓先己之生也，非谓师也。”[5]（P28）

综合各家对“先生”与“馔”的不同解释，比较言之，刘台拱的主张依据充分，更为合理。程树德即以刘台拱的说法为是，认为：“古人以先生为年长之通称，从无作父兄解者，集注盖沿马注之误。”[6]（P90）也就是说，将“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翻译过来就是：人子中年纪少的做事；年纪长的陈列食具。后来刘宝楠作《论语正义》，也接受了刘台拱的观点。要使“先生”与“馔”的解释最契合《为政》此章的文义，“先生”只能释为年长者，“馔”也只能作食具解。刘台拱能察人所未察，引《内则》与《为政》此章互相发明，不刊之义自见。

二、关于“告朔”与“饩羊”

告朔在先秦作为一种重要的礼，其内涵是岁终之时，天子向诸侯、百县颁布下年十二个月之日历及政令。诸侯受之，每月朔朝于庙，告而行之。《八佾》篇载：“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郑玄注曰：“牲生曰饩。礼，人君每月告朔于庙有祭，未之朝享。鲁自文公始不视朔，子贡见其礼废，故欲去其羊。”[2]（P16）

刘台拱关于这一条目的解读文字达八百五十余字，这些文字揭示了子贡与孔子之所以能产生此次对话的历史语境，其次明确否定了郑玄的观点。刘台拱不同意郑玄“牲生曰饩”与“鲁自文公始不视朔”的说法。

刘台拱首先征引《周礼》《孔子三朝记》与《谷梁传》中的相关文献记载，对“告朔”进行概要说明，并提出“以上告下为文，不以下告上为义，天子所以为政于天下，而非诸侯，所以礼于先君也”的观点。紧接着对“饩”作出释读，参照《说文》，“饩”字本义为“馈客刍米”，后来字义扩大，所馈之物不再局限于米，“凡供给宾客，或以牲牢，或以禾米，生致之皆曰‘饩’”。[6]（P192）比较而言，刘台拱指出，“饩”义中涉及的馈赠之物范围更广，而不仅限于“牲生”。在此基础之上，刘宝楠《论语正义》补充指出“牲生称饩，于经无征。”[5]（P104）在行政层面上，天子交代诸侯的事务分为“行礼”和“告事”。诸侯则“以其命数礼之”，或用少牢礼，或“以特羊”而已。饩羊也是诸侯在回礼之时供给使者的食物之一。

刘台拱认为，郑玄以为“鲁自文公始不视朔”有误。致误之由是郑玄曲解了《公羊》所载“四不视朔”，而误为“始不视朔”。其点明“四不视朔”与“始不视朔”的区别，即为“旷”与“废”之分。进而指出郑玄是为迁就“大恶讳小恶”之例，而“虚造此言”。

刘宝楠《论语正义》也用了大篇幅的文字对“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进行解读，行文中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否定郑玄“牲生曰饩”的观点。最后，刘宝楠结合《论语骈枝》与万斯大《学春秋随笔》，得出“二说皆足以证《公羊》及郑注之误”[5]（P104）这样的结论。《论语正义》能够得出如此之论断，主要的观点和依据皆来自刘台拱。可以说，刘宝楠在刘台拱观点基础之上做了三方面的工作：其一，将刘台拱对这一条目的解读细致化、具体化；其二，系统地概括出刘台拱引而未发的观点；其三，发展了刘台拱的见解，用这些见解对自己的观点提供支撑。综合而言，可以判断刘台拱的《论语》阐释方法以及经学立场深深影响了刘宝楠《论语正义》的相关探究。

三、关于“犁牛之子”

《雍也》篇载：“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刘台拱认为此章之指，先儒皆失之。关于此章语义的确指问题，是刘台拱论述之重点。

首先，刘台拱引惠士奇《礼说》中有关“犁牛”的观点，肯定《礼说》将“天牲”以况仲弓的说法。同时，刘台拱对惠氏认为祭祀山川不得用骍牲，是因为不符合礼的观点持否定态度。其次，刘台拱援引《礼记·祭义》与《周礼·羊人职》中相关文献证明，虽然民间耕牛的作用并不是用来祭祀，但是当专门用来祭祀的公牛不足时，耕牛之犊也在祭祀所取之列。《周礼·遂人》中“野牲”与《礼记·曲礼》中“索牛”就是公牛不足，取耕牛之犊的例证。刘台拱举《周礼》三处用赤色牺牲祭祀之例，认为有骍角之材的犁牛之子，尽管不用于郊庙大祀，但山川等次祀不会拒绝毛色纯赤头角端正的小牛。不用于大祀是因为小牛的血统不纯正，是犁牛之子；可用于次祀则是因为尽管小牛是犁牛之子，但其品质之优符合骍牲的要求。追本溯源之后，刘台拱回到《雍也》章本身。

刘台拱援引《说苑》与《孙卿子》中直接评价仲弓的言论，正面说明仲弓的德行。《说苑·修文》篇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孙卿子》曰：“圣人之得艺者，舜、禹是也。圣人之不得艺者，仲尼、子弓是也。”后辅以《论语》中与孔子其他弟子相较的实例，间接表明仲弓在孔子心中分量之重。刘台拱认为孔子词意婉曲，言不尽意。孔子用“犁牛之子”以况仲弓之情形，与《八佾》篇所载“仪封人木铎”之喻及《宪问》篇“南宫适禹稷”之问有相似之处。木铎用以宣政布教，仪封人借此喻以表明天将命夫子制作法度以号令天下；禹稷勤劳耕种以得天下，南宫适以此喻君子尚德。所以，刘台拱认为这一章的本义是孔子借“犁牛之子骍且角”以喻仲弓德行堪当大任。

最后，刘台拱揭示曲说之所以产生，实由“之子”二字所致：末学肤受，缘文生义，至以“之子”二字诬及所生。《史记》称仲弓父贱人，殆由傅合耕犁之指。王肃《家语》谓生于不肖之父，则又缘杂文之训而迁就其说。他认为自司马迁《史记》谓犁牛暗喻仲弓父亲身份低贱为始，后世如王充、王肃等对《雍也》篇此章章义的理解，皆是附会司马迁之谈，并产生“微言绝而曲说兴，所从来远矣”的感慨。

究而言之，刘台拱与先儒的认知差异在于“犁牛之子”的映射对象是仲弓还是仲弓之父的问题。他们的相同观点在于均认为仲弓虽然出身不好，但是具备担当大任的能力。不同之处在于，刘台拱仅就“犁牛之子”论仲弓。而司马迁则以仲弓是“犁牛之子”，进而反推仲弓父为贱人，明显是附会之辞。由于文献欠缺，关于仲弓的家庭情况很难进行考察，司马迁究竟据何认为仲弓父贱已不可知。刘台拱质疑司马迁的观点，同样也是假设司马迁是依据《雍也》篇，进而得出仲弓父贱的结论。所以，孰是孰非并不能下一定论。不过，尽管这种假设的可靠性并不可知，但是刘台拱能作出这样的推论，能在如此细微之处发现问题，学术之功力可见一斑。

刘台拱观点的可贵之处在于就事论事，回归孔子本义与《论语》本身。他强调孔子此条言论，思考重点在于政治上的用人道理：平民而贤，便可居高位。用人不必论出身，只需关注此人的素质即可。通过援引文献，刘台拱先考证“犁牛之子”用于祭祀的合理性及历史依据，进而阐发“犁牛之子”与仲弓的联系，而后对司马迁等人的部分言论进行质疑，最后回归落脚于孔子微言本身。如此正是乾嘉朴学的治经理路，刘台拱能在极细微之处作如此考究，可见逻辑之缜密。

四、关于孔子“往拜”

《阳货》篇载：“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阳货想见孔子，但是孔子不见。于是，阳货就通过送孔子一只乳猪的方式想达到见孔子的目的。因为礼物的馈赠与接受之间有礼节规范，所以受礼者往往需要回拜。但是阳货馈孔子豚以及孔子的回拜，到底是属于大夫赐士的礼节，还是属于尊卑相等者的敌者之礼？这是刘台拱讨论的问题核心。

《礼记·玉藻》曰：“大夫亲赐士，士拜受，又拜于其室。”又曰：“敌者不在，拜于其室。”刘台拱援引《玉藻》之后，其认为“说者谓大夫赐士，士拜受于家，又就拜于大夫之家，是为再拜。敌者之赐，但拜受于家而已。不得受于家，然后就拜于其家，则一拜也。”刘台拱认为大夫赐士，士须行再拜之礼才可接受礼物。而接受地位相等者的馈赠之物，则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如果自己在家，则在家拜受；其二是如果自己不在家，则于另日至馈者家拜谢。这两种情况都属于一拜之礼。因此，刘台拱据《玉藻》所言认为，阳货馈豚而矙孔子亡，是以敌者之礼致孔子，而孔子也是以敌者之礼回拜阳货。所以，阳货并未僭礼，孔子也是以恰当的礼回拜：由是言之，阳货馈豚而矙孔子之亡，正欲以敌者之礼致孔子，而孔子亦以敌者之礼拜货，是故货不为骄，孔子不为诎。

《孟子·滕文公下》对阳货欲见孔子之事也有记载，大体如下：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矙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杨伯峻先生翻译说：“在这个时候，阳货若是（不耍花招）先去看孔子，孔子哪会不去看他？”[7]（P152-153）那么，这里孟子想要表达的意思是：馈豚本由矙亡，故孔子亦受而矙亡拜之。阳货以陪臣执国政，不但把持了季氏的家政，而且权倾鲁国。阳货想见孔子，而孔子却没有同样的想法。因为阳货与孔子的政治理想不同，所以可以理解孔子“不见”阳货的初衷。显然《孟子》对阳货行为作出“矙孔子之亡”的揣测，与《论语》有关记载存在出入。至于阳货到底有没有矙孔子之亡而去拜见，不得而知。

刘台拱不同意《孟子》的地方在于，从礼的角度出发，其认为《孟子》以“一拜”为大夫赐士之礼，与《玉藻》的记载并不符合。因为根据《玉藻》的记载，“再拜”才是大夫赐士之礼。从事理的层面考量，应该以《玉藻》为准。也就是说，刘台拱认为《孟子》的不妥之处有二：其一是以“一拜”为大夫赐士之礼；其二是以阳货为大夫。在刘台拱看来，作为季氏家臣的阳货并不是大夫。所以，如果阳货以大夫自称，就会显得过于狂妄；而孔子因即以大夫之礼回应阳货，并不符合孔子平日里强调的“礼”。

结语

刘台拱对《论语》的解读工作，主要包括诠解经义与解说礼制。总的来说，《论语骈枝》礼学条目的阐释有以下三个特点：善于总结体例，使其论证更具说服力；追本溯源，揭示致误之由；结合义理与情理分析问题。刘台拱在提出不同于以往注家及注解的观点时，往往开门见山提出自己的论点，总是能够抓住问题的核心进行讨论。同时，在论述的过程中援引大量的先秦典籍支撑自己的论证，而引文的选择足以见出刘台拱对礼的熟悉程度。综上诸条《论语》礼制诠解，阐释重点皆是刘台拱十分娴熟地运用三礼中的相关内容以证己说。

尽管刘台拱的观点仍存在可商榷之处，但是将刘台拱的学术观点置于整个《论语》诠释的大背景下考量，凭借其论证之精审与援引之博洽，自是有其独到见地，值得重视。刘台拱对《论语》的探究深深影响了刘宝楠，于《论语正义》而言可谓导夫先路。这从刘宝楠对《论语骈枝》的重视与观点材料的引用就可看出。因为刘台拱通过考释古礼及文献互证所得出的观点，其精审往往出于以往注家。刘台拱持论公允，所作条目仅针对以往注家注解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并不针对某一人，而是关注文本本身。他认为正确的说法，就加以肯定；他认为存在问题的观点，就提出自己的论点进行说明。他的观点无论正确与否，条目本身形成的论证结构是一个有机体，行文语言连贯，逻辑严密，自成一论。总体上，《论语骈枝》的核心理念即为回归孔子本义与《论语》本义。实际考辨过程中，刘台拱追本溯源考证字义，汰芜求实以证礼制，参验经文还原礼容，解说礼制昭显经义，凡所发明，旁引曲证，与经文上下吻合而无稍穿凿。如此运用“三礼”经文材料观照《论语》文本，对《论语》研究而言，也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