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云凌

（闽南师范大学法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在推动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贫困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最终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让人们开始反思和讨论之前的发展思路。随后，学术界在总结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经验基础上，提出一套新的发展理论，认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应该从过去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思路中走出来，追求更为全面的社会发展，构建新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包括：参与型发展、包容性增长、新内生增长，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除了关注经济指标之外，新的发展模式更强调从个人和家庭需求出发，通过能力建设的方式，为社区赋权，在基层发展中构建政府和群众的合作网络，并专注于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可见，随着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变化，社区能力取向路径越来越受重视，充分挖掘人力资源和本土资产、最终实现区域繁荣与总体福利成为发展的主要目标。社区能力概念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衍生出来并用于社会实践的。

一、社区能力的源起与界定

在二战后的全球经济发展浪潮中，大量弱势人群被排斥在外，未能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这引发各界反社会排斥的讨论和政策实践。社区能力的概念源于这场行动，作为反社会排斥的手段，开始被人们所熟知。“能力建设”强调促进民众的就业，并通过赋权来提高民众的社会和政治参与能力，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和资源，避免处于被剥夺的地位。

世界银行最初将能力建设这个概念用于经济发展相关研究，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科技创新及推广的重要性。到20世纪90年代，能力建设概念在绿色发展的研究中得到许多关注，大家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强调为个人和社区能力的发展创造条件；2.强调能力建设是保持经济效率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3.强调完善区域和本土环境，以支持社区发展。能力建设概念很快被欧盟接纳，并被引入各个国家的城市更新计划中，他们在借鉴相关发展思路的同时，也专注于探索能力建设在欧洲经济社会环境中的内涵与外延。20世纪90年代后期，英国将能力建设纳入城市社区复兴规划中，旨在强调地区发展中民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的重要性。[1]

社区能力概念是以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研究为基础提出的。在联合国开发署(UNDP)的文件中，这种能力就是：个人、群体和社区利用各种可持续的手段，充分发挥其功能，来解决面临的问题并达成特定目标的能力。[2](P69-83)Gittell和Vidal(1998)则从政策发展的角度，将能力定义为社区居民为了追求集体利益的协作能力，在他们看来，能力可以分为：地区领导者的水平、社会组织的实力及社区网络能力等。[3](P101-132)

以前期概念为基础，学者们开始将社区能力理论放在不同地区进行检验，通过实证研究提炼和修正理论，从不用的角度对社区能力进行重新界定。当前，学界主要从以下两个视角，来理解社区能力：一是资源导向视角，一些学者认为社区能力就是社区中的各种资源以及合作网络；二是从过程视角出发，将社区能力看作社区各方采取集体行动，合作解决问题，满足需求的过程。

二、社区能力的维度与测量

社区能力概念的多样性决定了指标和测量方法的复杂性。根据前文的归纳，我们将从资源视角和过程视角分别讨论社区能力的概念维度和测量方法。

（一）社区能力的维度 一些研究从资源角度，把社区能力分为以下几个维度，包括：社区中的人力资源和各类物质资源、社区各方共同构建的合作网络以及组织资本等。社区组织或个人通过寻找、识别和使用这些资源，去实现一定的社会经济收益。不过，现在大部分研究将社区能力看作一个过程概念，更关注社区如何通过积累各类资产，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提高行动能力，最终达到一定发展目标。

在Beckley(2004)等人的理论中，社区能力指的是在特定区域背景下，社区主体整合优化资源，达成共同目标的能力。在他们看来，社区能力可以分为以下四个维度：结构要素(资源和资产)、催化要素(挑战和机遇)、互动要素(关系网络)及结果要素。[4]在此基础上，Chaskin(2001)通过在世界各地的田野经验设计出一个比较全面的社区能力评估指标体系，他认为社区能力可以通过个人或组织行动、合作网络以及更大的社会系统得以运转。在界定基本概念的同时，他从以下六个方面出发，建构社区能力的理论框架：1.社区的基本特征，这个维度主要包括：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社区成员间的信任与责任、问题定位协商解决机制、居民获取资源的可能性等；2.社区成员的水平，他认为社区能力是通过机构和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协作来实现的，因此这个维度包括：社会组织的能力、社区中的智力资源以及社区主体之间的协作网络；3.社区能力的功能维度，社区通过区域治理、服务的产出以及利用合作网络的动员，来提高社区自主发展的能力，以达成特定目标；1.社区能力的战略维度，主要强调如何优化功能和关系，培育社区能力。此维度的内容包括：社区领袖的培养、社区合作网络的建设以及社区组织能力的提升等一整套社区治理机制；5.影响因素维度，主要聚焦于那些影响社区能力建设的内外环境因素；6.社区产出维度，主要指的是社区能力建设和社区发展导向的一些结果和目标，如：社区服务水平的提高、对公共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等。[5]这个理论框架中的六个维度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一个战略闭环。这个战略闭环从社区基本特征出发，通过社会机构和个人能力提高，在特定社区战略、合作网络和资源的支撑下，最终达成一定水平的社区产出和社区能力。

（二）社区能力的测量方法 目前有关社区能力的评估比较困难，因为它的理论基础相当广泛，包括之前研究很少涉及的社区价值要素和一些难以量化的经济社会要素。当前，学者们通过在不同社会经济环境下的研究，总结开发出两套测量方法：

1.自我评估

社区自我评估法大多结合数据和历史资料，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利用相关指标体系，让社区专家和当地居民对社区的历史、资源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描述评价。自我评估法是现有社区能力研究中最经常采用的方法，这类研究主要利用访谈资料和社区发展计划的个案材料，通过本土指标来评估社区能力建设的成效与问题，发掘社区发展计划在技术服务的输送、经济社会参与及合作网络建构等方面的作用。

2.社会指标评估

社会指标法主要是利用相对成熟，易于获取的一些指标（如：人均收入、受教育水平及贫困率等），运用量化方法对社区资源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评价。指标法在资源导向的研究中应用较为普遍，这类研究通过对社区的定量分析，建立了社区资源、社区能力与社区产出关系的理论模型，进而发展出了一套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内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评估体系，并主张用这个指标体系进行跨地区比较研究，挖掘潜在问题和比较优势，为社区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以上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自我评估法虽然能够反映社区特性、社区历史及社区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但是量化程度低，只适合定性研究，难以进行跨地区比较。社会指标法的指标体系较为固定且量化程度高，易进行跨地区比较和解释，政策价值比较高，但是往往容易忽略很多重要细节，难以挖掘地区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总之，由于文化传统、社区特征的影响，社区能力指标在每个地区都可能存在差异。

三、社区能力的经验研究

除了理论探索，学者们也针对性地作了很多实证研究。下文主要从反贫困、生态资源管理、公共健康及犯罪预防等方面出发，对相关研究进行评述。

（一）社区能力与反贫困 有关社区能力与反贫困的研究，一般强调社区知识、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本的影响，主张通过赋权和增能，来挖掘优势资源，构建合作网络，培育集体责任，实现地区的自主发展。Liou(2004)探讨了社区能力及空间资产地图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以资产为基础的社区能力建设就是利用空间资产地图法去寻找社区在技术、资源和地理上的优势，为区域发展提供机会和动力。[6](P33-76)Díaz(2007)利用定量法对秘鲁山区的社区能力与微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做了考察，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社会参与能够提高家庭收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同时，社会资本和社区发展计划也能够增强居民对家庭收入和财产增长的敏感性。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普适性的反贫困模式，只有正确评估和建设社区能力，并将之融入当地公共政策框架中，才能提高反贫困和发展的效率。[7]

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部分学者认为，农村扶贫和社区重建需要引入社区能力建设概念。钱宁主张通过赋权来增强贫困人群的行动能力，并在云南贫困农村，探索出一条以能力建设为中心的反贫困道路。[8]台湾学者提出将社区能力作为“永续社区”的基础，认为社会资本与社区发展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吴明儒等人（2011）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法，考察了台南市社区旗舰计划，发现社区联盟与社区网络能够提升社区能力，促进社区发展。[9]

（二）社区能力与生态资源管理 有关社区能力与生态资源管理的研究，主要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基础，集中探讨政府、组织及个人在生态资源保护中的角色和关系。这类研究认为，信息输送、价值共享及合作网络等，能够更好地反映民众利益，减少机会主义，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进而提升公共资源的治理效率。Thomson和Pepperdine(2003)以社区能力理论为视角，利用个案法对澳大利亚河流和河岸治理计划进行评估，研究表明：管理人员与本地居民在知识和价值上的冲突阻碍了新技术的应用，直接影响了河岸治理成效；而相关管理法规变化，公平有效的利益共享系统，对政府技术建议的信任及各方合作网络等都有助于居民表达利益诉求，促进居民对河岸治理的参与，进而提升治理效果。文章最后指出了社区能力在诸如社区价值等项目测量上存在的困难，并构建了一套评估社区发展问题的本土指标体系。[10](P66-78)Torri(2010)利用印度农村地区的个案研究，探讨了社区能力在民族医药管理和医药产业创新中的作用，结果表明：政府、社会组织、社区企业及居民间的合作网络能够通过技术与信息的传播，形成知识共享系统和集体行动，促进药物种植与可持续性开发，提高医药产业的发展和创新能力。当地政府抓住农村社区能力建设的契机，与专家和专业机构建立伙伴关系，为当地居民提供技术培训，改变知识结构和传统观念，提高生态资源开发使用的合理性。[11]

（三）社区能力与公共健康 有关社区能力对公共健康影响的研究，一般从医学社会学角度切入，探讨经济资本、社会网络及政策制度对公共健康和疾病预防的影响。这类研究认为，经济资本和社会支持网能够影响医疗卫生资源和保健信息的分配，而社区归属感则主要通过改变个体行为来促进公共健康。Merzel(2008)等人以纽约Harlem区的禁烟运动为例，通过访谈法，考察了社区能力对社区识别和定位公共健康问题的影响，研究发现：社区正式领导者能够有效动员大量的外部资源，参与社区建设；而社区的非正式领导者也能够利用自身威信，促进保健信息的传递、邻里互助及社区参与，进而推动社区禁烟运动。此外，加强网络建设，通过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批判性反思也能进一步提升禁烟效果。[12]Ransom(2009)等人通过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定量研究，试图验证社区资源（食物和运动场所）对癌症预防的影响，结果表明：资源的可及性直接影响了不同种族人群的癌症预防能力。与黑人社区相比，生活在加勒比移民社区的居民，由于大型超市比较集中，居民对于营养的摄入机会比较大，因而癌症发病率明显较低。[13](P123-142)Crisp(2000)等人主张从个人、组织、社区伙伴关系及政策制度等层面入手，来建设社区能力，提升公共健康水平。最后，政府也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和资源分配，重建组织结构，增强对公共健康问题的评估和干预能力。[14]

（四）社区能力与犯罪预防 有关社区能力对犯罪预防影响的研究，主要从社区和家庭角度出发，探讨经济参与、社区支持网络及集体行动等在犯罪预防中的作用。这类研究认为，社会网络能够帮助个体获得经济福利和发展机会，避免社会排斥和失范行为。Chan(2009)等人回顾了香港天水围社区的家庭暴力预防计划，研究发现：该计划在取得成效的同时，还存在诸如多方协作困难、居民参与度低及社区能力背后的逻辑混乱等问题，因此他们主张从社区、组织和家庭三个层面入手，提出以知识和专家服务的输出、邻里互助及支持网络建构等为内容的能力建设框架，来预防家庭暴力。[15]

综上，当前有关社区能力的研究主要聚焦相关经济社会效益。现有的研究虽然对社区能力的经济社会效益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但在概念和测量上还缺乏一致性。

四、社区能力的理论启示

作为一个过程与结果并重的复杂概念，社区能力既是社区发展的成果，又能够通过赋权和能力建设，来进一步推动社区发展。这一性质给它带来巨大政策潜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理论争议和启示，具体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

第一，在理论方面，社区能力理论源于欧美社会环境，因此其基本假设是：社区内部总是拥有完整的结构，居民之间的关系很和谐，愿意彼此协作解决社区问题，社区里存在很多有待开发利用的资源。然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现实中的社区很多充满各种问题，其中的组织和居民在能力、利益取向和行为逻辑上存在较大差异性，社区中的居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也没有理论家们想象的那么美好。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社区发展。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应当结合本土情况，考察社区发展与能力建设中存在的一些偏差，以及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如：领导者的动机、社区家庭结构变迁等。同时，社区能力理论过于强调社区的自主性，而比较少关注地区发展自主性与宏观政策之间的关系，以及科层结构的影响，因此在当前经济社会背景下，可以适当地将研究重点放在各级政府与基层社区之间在日常事务上的互动和相互影响。

第二，在概念指标上，现有的社区能力指标体系存在较大的随意性。有学者认为，社区能力测量存在以下三个局限：1.缺少关于社区能力的统一概念，这主要是由研究角度差异造成的，很多学者往往从各自学科及所研究的问题出发，去界定和测量社区能力；2.缺乏关于社区能力指标有效性及稳定性的研究，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下社区能力的指标构建，很少涉及指标信度与效度的讨论；3.社区能力测量比较复杂，其指标不仅包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等较易测量的项目，还涉及一些社区归属、社区记忆等难以量化的内容。同时，社区能力既是一个过程变量又是一个结果变量，且社区能力内容往往涉及个体、组织和制度层面，这些特点给测量带来了巨大的困难。针对这些问题，后续研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进行概念指标体系的比较研究，寻找某些具有普遍性的特征要素，为定量研究提供相对成熟的指标体系；2.着眼于指标体系的量化和普遍适用性研究，在各种不同经济文化背景的社区中检验指标体系的信度与效度；3.着眼于本土指标体系的建构；4.鉴于概念测量的复杂性，后续研究还应注意测量方法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