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居正 姜文恒 熊悠竹

【摘要】在新媒体、人工智能的背景下，传播学研究的问题日趋复杂，各学科合作是大势所趋。通过230位国际传播学会会士（ICA Fellows）在Web of Science上可以查阅到的995篇合著论文为研究对象，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其合著网络进行整体属性、个体中心性以及派系的分析，从而揭示ICA会士内部的合作形态及团体特征。研究发现，ICA会士的整体网络集中程度较低，具有小世界效应特征，少部分会士拥有较广的合作关系和较强的资源控制能力。同时，基于Clique发现了17个凝聚力较强的子群，根据论文主题进一步归纳出政治传播、叙事学研究、组织传播、科学传播以及大众传播5个学术团体。

【关键词】国际传播学会会士;合著关系网络;社会网络分析

一、研究背景及目的

傳播学在创立之始就打上了“实用”“交叉”等标签。目前，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媒介技术不断渗透到传播中，使得传播学面临着不断变化、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困难和挑战。为此，传播学学科的专业细分化趋势空前突出，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建议和解决方案早已不能单纯依靠某一位学者或某一个学术团体，而是越来越需要不同研究领域的科研人员紧密协作的集体智慧。

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简称ICA）正式建于1950年，到2021年已有近72年的发展历史，是目前世界上组织规模和学术影响力最大的传播学研究机构。根据组织架构和研究领域，国际传播学会下设24个分会（如传播与技术分会、传播法律与政策分会）和9个兴趣小组（如人机沟通兴趣小组、媒介产业兴趣小组）。为表彰对传播研究、社会公共服务有卓越贡献的学者，学会每年都会定期评选出若干有各自知识和专长的会士（ICA Fellows）。这些会士的科研成果，往往会作为世界各地的传播学者了解前沿动态、获得启发的一个关键窗口。更重要的是，同一团体带来的身份认同和价值默契，可以促使这些顶级的传播学者顺利和便捷地进行学科内不同领域的理论探讨和沟通。所以通过观察ICA会士之间合著论文的情况，能够更加深刻地反映出他们力图整合不同研究专长来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努力和追求。

一流的科研合作对于强化学术交流、促进知识流动、提高学科水平等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国内外对合著网络的研究都已有比较丰富的成果，但是专门针对某个科研组织内部成员，尤其是全球某领域顶尖学者的合作分析却极其缺乏。由此，本文以全体ICA会士为对象，以他们发表在WOS（Web of Science）上的合著论文为依据，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其合作关系和他们所形成的“圈子”的种种特征进行探讨，试图揭示全球顶尖传播学者的科学合作情况和学科引导能力，同时也为未来ICA会士的评选提供预判参考。

笔者在回顾和梳理文献后发现，随着复杂网络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兴起，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对于科研合著网络的研究都保持着较高的势头。但由于国外的研究起步比国内早，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优于国内，研究体系更为丰富和完善。

二、样本选取及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收集过程

鉴于本文希望考察高质量的知识合作创新，故选取学术声誉高的WOS核心合集作为数据来源。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首先，笔者从国际传播学会的官方网站上获取所有会士名单（ICA FELLOWS LISTING），共计230位，在Excel中对每位会士进行编号（按序F1至F230），并录入出于分析目的的某些基本变量（如工作单位、国家）。其次，为了避免重名现象同时保证文献数据最大程度的完整，本文对每位会士采取的检索方式的第一步均为直接搜索作者姓名字段。但是，如若检索结果中出现两位及以上的作者，则需要根据ICA官网上列出的该会士的所属机构进行二次筛选。除此之外，如若排除非所属机构之后还存在重名，那么再结合此学者的研究方向进行最终判定。最后，笔者通过Python中的selenium等模块对每位会士的URL进行爬虫，具体信息包括姓名、标题、摘要、关键词、出版物名称等。检索的时间跨度为1950年1月1日至2021年8月1日，语种勾选“English”，文献类型为“Article”和“Proceedings Paper”。本文使用的检索结果经过了三位笔者的两两人工核查，确认一致。

（二）数据处理及分析工具

按照作者主页收集数据的方式爬取到18875条文献记录后发现，WOS网站在统计学者学术成果的过程中有少部分重复收录的现象。基于此，我们以作者姓名和文章标题为主键（primary key）进行去重，剩余16440条数据作为初步的研究对象。随后，通过自编Python程序，运用二重枚举的方法自动地构建学者的合作矩阵，即统计每两位ICA会士共同发表过的论文。结果显示，在230位ICA会士中，有190位存在合著关系（371对两两合作），有效合著论文累计997条。以上即为本文研究的数据基础。

本文主要应用到的软件包括：Python处理下载的论文数据并构建作者共现矩阵;NetDraw绘制合作网络图谱;运用Ucinet中多个社会网络分析指标（网络密度、节点中心性、凝聚子群等）考察ICA会士的合著网络以及他们所形成的“小团体”的特征。

三、研究发现

（一）网络整体属性分析

此部分回应第一个研究问题，ICA会士合著网络的紧密程度如何及是否存在小世界效应。

在社会网络分析中，密度这个概念用来反映行动者之间的关联程度，是行动者之间当前的关联数目与理论上存在的最大关联数目的比值。该比值越接近1，说明网络的连接程度越高，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也越密切，否则相反。运用Ucinet分析该网络的整体密度仅为0.021，可见网络密度偏低，说明总体上ICA会士的合作不够紧密，缺乏更多的学术互动和知识共创。不过，虽然ICA会士合著关系网络呈现稀疏和松散状态，但是局部结构上有较明显的集团化特征，这说明网络中存在着彼此熟悉和相对稳定的会士合作团队。下文中笔者将通过对个体中心性和合作团队的划分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小世界效应”又称“六度分隔理论”，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教授Stanley Milgram于1967年经过一次连锁信实验提出的，简单概括即任何两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通常来说，如果一个网络的平均距离小于或等于10，即可认为该网络具有“小世界效应”[1]。网络的平均距离是指网络中所有节点之间最短路径的平均长度，其数值越小，代表该网络节点间的分离程度越小，是衡量整个网络信息畅通程度的重要指标。通过计算，ICA会士合著网络中节点之间的平均距离为4.644，也就是说，每两位会士只需通过4.644个人就可以相互建立联系。由此可见，ICA会士的合著网络具有小世界效应，合作人员可以进行相对快捷和顺畅的沟通和探讨。

（二）网络个体属性分析

此部分回答第二个问题，ICA会士的地位和角色问题。

对合著网络的节点进行中心性数值的计算和分析，有助于了解每位会士在学科领域内知识传播和信息交流中所处的地位及能发挥的作用。

（1）点度中心度——哪几位的“权力”或影响力较大？

点度中心度测量的是网络中某个节点直接相连的邻居节点总数量，可以看出该节点的交往范围。在作者合著网络中，一个节点的点度中心度越高，说明该作者与其他作者的合作越频繁，有着较强的交际性和积极性。通过对点度中心度排名前10的ICA会士的检索发现，最为“活跃”的是来自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教授Atkin CK，13名作者与其有直接的合著关系，也说明了他与其他会士的合作情况最为广泛。其次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Oliver  Mary Beth、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Stohl Cynthia Walther JosephB.以及Seibold DavidR.，他们的点度中心度均为11。在分析有合著关系的190位ICA会士中，有100位的点度中心度的值不超过3，48位只有1名合作者，说明仅有少数ICA会士拥有较高知名度。

（2）中间中心度——哪几位的资源控制能力或“中介”作用较强？

中间中心度测量的是一个点担任其他两个点之间最短路径的次数，反映了某个节点在其他节点之间的调节能力。该数值越大，表明网络中越多其他节点联络时就必须通过它，故该节点资源控制和信息连通的能力也就越强。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Stohl教授的中介中心度最高，说明他“牵线搭桥”引导其他学者建立合作关系的可能性最大。此外，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教授Atkin CK、阿姆斯特丹大学的DeVreese ClaesH.等9位学者也是构成ICA会士合著网络的枢纽连接点。他们掌握了较多的研究资源，起着保障合著网络交流畅通的作用。此外，统计发现有107位会士的中介中心度小于1，63位为0，表明大多数会士并不具备作为“媒介者”的资质，不能十分有效地促进学术交流。

笔者发现：Atkin CK、Oliver Mary Beth、Walther Joseph B.、Park HeeSun和Stohl Cynthia这五位学者的两种中心度排名都进入了前10，可见他们不仅因拥有更多的学术同盟而享有较高的影响力，而且还掌握着重要的知识资源和信息流通的命脉，在整个合著网络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

（三）小团体分析

此部分回答第三个问题，考察ICA会士大致的“圈子”划分及内部形态。

如果网络中某些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是较为经常的或者积极的，以至于能够形成一些子集合，这样的次属群体在社会网络分析中被称为凝聚子群。鉴于凝聚子群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往往非常紧密，因此，凝聚子群也得名“小团体”，凝聚子群分析又名“小团体分析”。

经过分析发现ICA有17个派系，经过对比各派系之间的人數可知，ICA会士群体的学术小团体数目相对较多，但规模并不大（最少4人，最多5人）。由此可见，大多数会士只与极少量其他会士具有紧密的合著关系。

为了解这些派系大致的研究方向，笔者对出现在多个派系中的会士适当合并，可进一步整合为5个规模稍大的小团体。下面，参照合著论文的主题内容并按照成员数量进行各群体的详细分析。

（1）最大的学术团体包含来自英国、卡塔尔、南非、美国、澳大利亚5国和中国香港高校在内的12位会士。他们科研合作的兴趣点主要在政治传播和媒介效果方面，这也是传播学学科最传统的研究领域。核心研究议题有：媒体使用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总统选举期间选民的动机以及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和第三人效应等传播效果理论的回顾与应用等。

（2）第二个团体中有6名来自美国的不同高校，1名来自以色列海法大学，1名来自德国曼海姆大学。叙事学和媒介心理学是他们的研究交集。最频繁的合作主题有：劝服信息如何改变观念、疾病预防和控制中的叙事学指导策略、对游戏中虚拟人物的准社会交往等。研究方法多为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中的假设检验。

（3）第三个团体共有7位会士。除韩国高丽大学的Park Hee Sun外，其余6位都来自美国传播学顶级院校，包括西北大学、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其合作的领域主要是组织传播、信息通信和全球化。

（4）第四个团体包括4位会士，分别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Dominique Brossard、Scheufele DietramA.和Michael Xenos以及华盛顿大学的Patricia Moy（博士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该群体突出的合作兴趣主要围绕科学传播展开，具体包括：公众对转基因食品、胚胎干细胞等有争议性技术的认知和态度、在社交媒体中如何进行科学传播、专家和公民共同参与政策制定的合理性等，研究方法主要运用计算机内容分析和在线民意调查。

（5）最后一个学术团体由4位会士构成。其中，AtkinCK和Greenberg BradleyS.来自密歇根州立大学，Burgoon JudeeK.和BurgoonM来自亚利桑那大学，除Burgoon JudeeK.外，其他三位均已故。他们重点对大众传播时期的媒介进行了多维度的考察，故相关研究多发表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内容有：报纸阅读量的预测因素、电视暴力场面对观众的影响等。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ICA会士合著网络数据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ICA会士整体合著网络的密度较小，结构较为松散，具有小世界效应，网络联通性一般，合著局限在小圈子内。同时也说明，这些顶级传播学者之间的科研合作还不够紧密，缺乏长期稳定合作的团体。在未来，期待更多顶尖学者之间的合作成为一种常态，发挥各自优势以共同解决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

由于本文选取的数据库为WOS核心合集，发文为英语，来源为期刊，故检索文献的范围上可能存在遗漏。另外，本文仅针对ICA会士间的合著网络做了初步的探讨，并没能全面分析社会网络的细节，后续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比如可以尝试考察230位会士的合著网络在时间上的演化规律，还有可以对他们的合著论文聚类，发现传播学高质量合著论文的研究前沿和热点等。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研究”（20ZDA057）]

参考文献：

[1]张洋，刘锦源.基于SNA的我国竞争情报领域论文合著网络研究[J].图书情报知识，2012（02）：87-94.

（傅居正为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2019级博士生;姜文恒为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2020级博士生;熊悠竹为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2018级博士生）

编校：王志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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