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婧妍 任健

【摘要】借用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通过赛博民族志的方式参与到微博超话社区中进行沉浸观察和资料收集，从群内与群际两种机动性视角深描微博超话社群中趣缘群体的群体关系。研究发现，微博超话社区内不同的趣缘群体之间存在着对抗与联盟的双重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非线性的协作与抗衡，其意义在于强调群体身份认同的同时，也使得同一社区不同趣缘群体之间的界限与隔膜消融，形成信息层面的异质性流通。而同一趣缘群体中的群内关系更为复杂，既存在着层级化规训，又有着对权力的自由反叛，以此实现场域内权利的动态流转。

【关键词】场域理论;网络趣缘群体;微博超话社区;分化与联结

一、联结：赛博空间里的趣缘群体

社会群体是指若干社会成员基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并按照某种互助方式结合起来的人类基本共同体[1]，也可以说是无数独立的原子式个体根据某种属性关系聚集进行共同活动，而基于这种社会关系，社会群体可以粗略划分为地缘、血缘、趣缘等不同联结状态。与地缘、血缘等共同体相比，趣缘无疑是当今人类聚集的首要联结内容，互联网技术的加持早已突破了地区与种族的区隔，人类共同体的联结方式与聚集状态在赛博空间内得到了新的归属。

人类传统思维观念的分崩离析与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众生认同自我与强调个体意义的热情更加强烈，依托互联网，兴趣作为标签的网络社群凝聚了无数群体，这样一种群体的产生是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的产物，是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迈进新阶段的社会环境下青年群体亚文化的发展。[2]赛博空间内寄托了无数在精神世界寻求共鸣的互联网公民，这群赛博公民以网络社区为平台联结起来，形成当代社会的关系羁绊，可以说网络空间内的趣缘群体数量远超其他要素所构成的网络社群，更别提传统的线下共同体了。兴趣在网络社群中，超过了个体的身份与社会地位，是允许入“群”的首要门票，微博超话社区中的趣缘群体区别于现实世界的社会群体，是同一文化取向的群体拥趸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共同体的再建，是人类精神世界在互联网空间的又一次重逢。在新媒体技术的敦促下与高度分化的赛博空间内，小世界网络联结并再建，具有传统社群向心力与现代社群原子化兼具的趣缘共同体得以形成。

二、分化：作为场域的微博超话社区

高度分化的客观世界是由大量属性相异的小世界构建而成的，这些小世界同样是拥有逻辑运转和相对关系的客观自主空间，也就是场域。[3]在其运转逻辑和相对关系的机制之下，场域世界并非是一般化的结构，而是充满了冲突与争夺的空间。在布迪厄看来，场域的迷思来自于关系，正如卡西尔在《实体概念与功能概念》一书中阐明的那样，近代科学的标志就是关系的思维方式，而不是狭隘的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因此，若对其进行分析，布迪厄的话语是很好的界定：场域是可以被界定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而在关系/构型网络中拥有不同类型权利与资本的占有权的这些位置，则掌握了这一场域中的关键利润的得益权，它们在不同类型的权利结构分配中的处境与关系，也正是场域思考的逻辑所在。从这一方向出发，微博超话社区平台正是一个场域，其中的趣缘群体又在社会的支配性规则中被划分为若干处于不同位置的较小场域，各个群体在互动-冲突、联盟-分化的相互对撞中呈现日益复杂的关系结构。

场域的动力运转来自于其内部的结构形式，以及场域中互动的各种力量之间的区隔、鸿沟与非线性关系，正是这些积极互动的力量造成了场域中的权力差异与资本分配，而这种控制权也只有在这一场域之中才能发挥其特定效用。这种资本赋予了能够支配场域的某种权力，不仅是体现在物质或生理上的生产与再生产工具的权力，更是体现在支配场域日常运作的规则、程序以及产生利润的权力。[4]这也正是微博超话社区中，先进入该场域并最活跃的那批人往往能够成为权力掌控者，建立起趣缘群体内部的权力机制，并制定相应的发言规则等，进行结构化管理的形式所在。与此同时，不能忘记的是场域亦是一个争夺的空间，其争夺的核心正在于这些维系场域或进行革新的力量，这些占据了特殊位置的关键力量，往往会依托场域来确保或改变它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划分，因此，权力斗争和阶层划分也是场域的基本特质。这也正是场域中各部分关系动态斗争的结构原因，后文中所提到的微博超话社区中各趣缘群体的关系博弈，也来自于此。

惯习是社会化了的主观性，是“个人陷入到他人头脑之中”的一种限制状态，更会社会性地体现在个人身体之中，为个体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动力原则。[5]惯习与场域的关系就是历史性行动在身体中和在事物中的两种实现方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模糊关系，这种关系是制约与建构的关联关系。布迪厄认为在这种关联关系中，历史遭遇了自身，就像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所言，在行动者与社会世界之间，形成了一种真正本体论意义的契合。一方面，场域形塑了关系，惯习成为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具化在个体身上的产物;另一方面，惯习丰盈了场域的意义空间，赋予场域空间以情感与价值，值得个体投入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惯习具有相对普遍性与绝对特殊性。对微博超话社区平台内部的各趣缘群体而言，相似的社会文化取向致使其内化形成的关系自然而然也具有了类似性，或者说同一群体范围内的共享性。对于群体内的不同行动者而言，因其在群体内部所处的位置或阶层的不同，其所持有的社会资本或者说控制权也不尽相同，同时他们的人生背景亦拥有较大的差异，所以行动者个体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惯习，这也是同一群体内部，不同阶层的行动者之间也会存在权力反叛与阶层流通的动态格局。

三、流动：对抗与联盟并举的群际关系

不同的微博超话社区群体从本质意义上来讲是不同文化风格的网络社区，这种独特的群体文化风格对内塑造群体成员的个体身份认同，对外确立群体形象在赛博社会内的空间定位。文化风格的不同也会构建不同网络趣缘群体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风格迥异的趣缘群体之间的关系往往趋于紧张，对抗冲突频发，双方的你来我往、剑拔弩张常态化。举例来讲，不同明星超话社区之间的趣缘群体往往会基于喜好的对象不同产生排斥与冲突，究其根源，明星只是他们喜欢的文化风格的外在符号，对立的根源还是来自于文化价值偏好的不同。通过对于明星的兴趣聚集起来的群体，内部往往有着高度的配合性与行动性，微博超话排行榜的榜单，往往是这些网络趣缘群体产生对抗的动因。2019年7月，周杰伦与蔡徐坤的超话打榜可以被视为是围绕周杰伦这一传统明星偶像聚集起来的趣缘群体和围绕蔡徐坤这一新生爱豆聚集起来的趣缘群体的一次对抗，在超话用户打榜的同时，也吸引了许多来自其他类型的趣缘群体组成联盟，共同为自己的偶像打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來自于其他超话社区的趣缘群体并不以特定的明星兴趣为倾慕对象，他们的真正属性可能来自于游戏区和动漫区，但是在这场文化对抗的狂欢中，他们借助一个他者的身份性参与进来，公开对抗另一趣缘文化符号，戏谑、解构、反讽对方的文化趋向和表达内容，以此完成自身所属群体的情感发泄与文化抵抗。但这种对抗冲突，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并没有消解原文化内容，反而放大和强化了抵抗对象的文化表征。

但不同趣缘群体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有冲突，它们同样存在着合作与协同。在自由开放的网络社区中，不同趣缘群体的联动也时而出现，如前文所提到的为周杰伦打投的群体不只是以周杰伦为兴趣的共同体，一些游戏类、学习类、娱乐类超话社区同样也为其争夺超话榜单的排名付诸努力。人们可以以兴趣为基点，在不同的趣缘社区参与、驻足。例如一个学习类超话社区用户，同时也可以是明星类超话社区的参与者或游戏类趣缘社区的互动者，甚至活跃于更多类型的超话社区之中，这种游牧式的社会交往不仅能结识与自身兴趣相投的人，更可以此为起点构架起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交关系网络，这也导致不同趣缘社区的界限与隔膜消融，形成信息层面的异质性流通，完成另一层面上桥接型社会资本的积累。不过这种联动往往存在于不同偏好类型的趣缘群体中，相似爱好的趣缘群体反而难以形成这种互动。

四、游离：规训与反叛并立的群内关系

互联网的去中心化与自主性特征会让人们想当然认为互联网空间内的信息流动与内容传播架构同样是一种扁平化属性，但这只是一种认知上的乌托邦式的描述，在信息传播的元宇宙内，话语权力的层级分化依然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正如布迪厄的阐述“个体的文化时间是关系、资本以及场域之间关系的产物”，个体行动者通过权力或者说资本的博弈在赛博空间中维系/变更自身的场域阶层，同时形成不同的网络群体关系。网络趣缘群体同样存在资本化的趋向，权力的争夺与动态的斗争使得整个微博超话社区也成为结构化的权力空间，通过层级分明的发言权力，形成等级建构。

从层级分化来讲，微博超话社区内趣缘群体的层级化可以归因于网络信息权力的占有与现实社会经济权力的介入。如在明星超话社区中，对明星的亲近程度和信息的掌握程度，决定了在该明星超话社群中的阶层，可依次按照明星官方、明星后援会、个站、大粉、普通人的顺序排列。这些一手信息拥有者往往在该场域中占据有利地位，并且在与普通趣缘拥趸的关系中更加主动。与此同时，微博超话社区实行主持人管理制度，分为大主持和小主持两种，负责相关内容的管理发布与社区规则的制定，每个超话社区可以有3名大主持人和10名小主持人，相关用户要想成为超话社区主持人，需要达到特定的条件;同时，超话主持人以建设超话、发展超话为己任，每个月接受平台考核。在社区公约的规定下，明星超话社区实行主持人管理制度，明星超话社区的大主持人需要得到经纪公司的认可才能担任，一般都是明星官方粉丝团，以此动员社区内群体的行动，而普通用户在该趣缘群体中往往处于最底层的角色。而在明星超话社区内，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身份和等级，用户在超话内以发帖、点赞、评论、转发等方式来参与互动并获得相应等级，刚加入超话的低等级用户往往不能参与社区发帖，等级越高的用户越容易获得相应的特权。如作为粉丝代表参与明星线下应援活动，领取自己的粉丝号认证牌等，也无疑是一种层级化的呈现。

就权力运作而言，微博超话社区中权力的价值不在于社区身份的赋予，而在于社区制度的建构与再造。在微博超话社区内往往会形成特定的制度规范与行为准则，这也可以被视为是这一场域的惯习，行动者在特定的场域中必须遵守场域内的要求，然后再采取行动。从具体实践来看，超话场域内社区管理群体的权限体现了这种制度化的内容。尤其是社区内“禁言”权力的操纵。参考福柯的方法论，“沉默”与“被忽视”是人类社会中显见的权力再现，现代人类正是由权力建构的规训社会，个体的身体、话语都是被规训的对象，超话社区内的“禁言”权力，无疑是规训社会在赛博空间中的复刻，在社区成员看来，权力的规训无处不在，尽管网络空间避免了身体的管控，但是话语内容和赛博行为，依旧是被规训的对象。如对于违背相关约定的用户，超话管理者会对其进行禁言或屏蔽，而明星的超话社区内部往往有一整套的超话发帖规则，详细地介绍超话发帖的内容和格式要求、互助顶帖的要求、超话打榜要求和违规处理等。与此同时，按照在超话内的等级身份和活跃度，可将个体分为管理型、产出型、追随型和潜水型。超话用户如果与规则冲突则会被视为越轨者，如在明星超话中，管理团队和“多数人”都希望意见相异的“少数人”可以按照主流声音与群内规定进行发言，如果发言对象不服从规劝，则会被施以删帖、封号等严厉的惩罚手段。以言论限制来宣扬超话社区的发言规则的“多数人”，目的在于维持社区内容和谐。这种纪律鲜明的发言体系与处罚手段无疑建立起一种权威的压制关系，“少数人”在群体压力和鲜明的管理体系之下不得不进行逃避，于是内部的不同声音变小，沉默的螺旋裹挟了“少数人”，群体声音同质化越发明显。

但权力不是单纯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社会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力，这种作用力建立在主体间的自由关系之上，自由意味着任何人都有获得权力的机会，个体进入和脱离超话极具随意性，他们不臣服规则制定者反而会建立一个新的对抗式超话，产生该立场的权力，形成新的规则和等级秩序与权力主体的轮换，使权力永远處于博弈和争夺的流动状态。[6]这也正是前文所提及的布迪厄的场域是动态的，通过行动者的不断争斗，场域中行动者的力量对比与所处位置此消彼长，以此实现场域内的动态平衡。但是，赛博空间内的权力实践或许在线上有其施加的对象，转化到现实世界中时则归属不定，甚至随风而逝，因此不同的场域历史空间内的权力流转状态也是值得思考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毛丹.村落共同体的当代命运：四个观察维度[J].社会学研究，2010，25（01）：1-33+243.

[2]王亮.趣缘群体、微观实践与自我培力[J].当代青年研究，2018（1）：99-105.

[3]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1-156.

[4]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1-156.

[5]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1-156.

[6]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145.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编校：王 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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