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旭 白佳丽 张建新

传统的体质人类学被冷落了，很多人都转向了容易发文章、出成果的分子人类学，但郑连斌却始终未动摇。

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郑连斌是我国顶尖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专家，有人这样评价他的工作——“从来没有中国人的体质数据能够被这样全面地记录下来。在郑连斌和他团队的坚守下，中国最大的民族体质人类学数据库得以建成，一幅详尽的‘民族体质地图’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

“乡野学者”一步步揭开民族“密码”

为了这部中华民族的“体质地图”，他从最北端到最南端，从最东端到最西端，山水迢迢走过30余万公里、走遍22个省份，用大半生记录下中国39个民族的6万份、400多万个身体体质数据，并将这一串串神奇的数字排列组合，“翻译”出中华民族基因与生活写下的“密码”。

“人类体质学都研究啥？是跟体检一样吗？”总会遇到这样的疑问，郑连斌每次都耐心地解释：“简单说，就是要用国际学术界统一承认的马丁尺、弯角规、直角规等工具，对人体80多项详细指标进行观察、测量、统计，比如上红唇高、环手指长、鼻翼宽度、月经初潮年龄、手肘到地面的垂直高度等。”

“未识别民族”的研究，是他科研“长征”中的“高光”。中国人身份证上的民族，是否只有56种答案？郑连斌说，不是。“很少有人知道，大约有64万中国人的身份证上，未明确标注民族。他们往往住在偏远地区，几乎与世隔绝，像西南边境地区的‘莽人’，仅有600余人，过去他们居住的4个村子中，有3个连路都不通。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他们应该留下自己的体质‘脚印’。”他解释说。

跋山涉水，有时脚步还能“穿越”历史。在一次贵州大山深处的测量中，他们遇到了汉族的一个分支——屯堡人。

“我们在贵州安顺找到了屯堡人，传说他们是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所派大军的后人。因军队驻扎地叫‘屯’，家眷生活地叫‘堡’，所以称为‘屯堡人’。他们来自江南，在贵州山川阻隔下，历经600年沧桑，但建筑、服饰、娱乐方式都依然沿袭着明代的习俗，简直是古代中国汉族留下来的‘活化石’。”郑连斌讲起历史，眉眼里生着光。

同为汉族，但民系、分支众多。“中国汉族各方言族群的身高是多少，哪个族群最高，哪个族群最矮，哪些族群的年轻人已经迈入高身材行列？”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没有人能回答。

2009年，郑连斌带领着团队，启动了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汉族體质调查。

为了尽量保证数据的“典型”性，他们避开了北上广这样人口流动大的城市，走过20个省份，历时4年，测量了4.3万多名“典型”的汉族人，并获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较为完整的汉族人体数据库。

“通过调查获取可观的数据，团队完成了规模浩大的汉族体质人类学研究。不仅破译了汉族人体质‘密码’，还为生物学、遗传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持。”郑连斌说。

“摆摊教授”一次次被城管“带走”

宇克莉是郑连斌多年的“战友”，作为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她这些年随着郑连斌走南闯北，饱尝奔波之苦。可她印象最深的，却是跟着郑老，刷新了“一名教授被城管‘带走’”的次数。

“最初做汉族体质测量的时候，我们没有经验，常常选个城市的广场、路边，拉个红色条幅，写着‘人体测量、免费测量’，就摆开架势工作。有好几次，在不同的城市，城管怀疑我们是卖假药的，就把我们‘带走’了。”宇克莉笑着做无奈状。

城管的误会，很快便能解开;老百姓的不解，却需要团队费番功夫。

“在村里给少数民族同胞进行测量时，有时得跟着向导一家家敲门，一遍遍解释。有些地方的人们，排着长队来接受测量，我们从早忙到晚，直到看不清尺子的刻度才作罢，但还是会有人测量完之后抽掉表格转身就走，就因为‘怕泄露个人隐私’。”宇克莉说，每每这种时候，郑老总是第一个上前解释，然而总有怎么解释也不行的情况。

甚至有一次，有商家认为团队的测量点位影响了自己的生意，一脚踹飞了桌子。

“所以我总结了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郑连斌说，譬如如何与当地政府沟通、挑选什么样的联络人、住宿的地址选在什么位置、怎样安排路线和时间……这都是自己多年组织测量工作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

不解可以化解，深山远途中潜藏的凶险却难以预料。有一次，在四川平武为“白马人”做体质测量时，遇到了罕见的暴雪，大家只带了春秋穿的衣服，郑连斌被冻得身体完全没有了感觉。

郑连斌不仅“拼”，还“抠得出名”。

“虽然已是承担国家级项目的教授，但他总是尽量找价格便宜的旅店，吃饭能吃饱就行;很多年我们都是坐火车、搭顺风车去做调查，有时还坐拖拉机、马车。”说起郑连斌有多“抠门”，团队成员都有“案例”。

“我的第一笔科研经费是8000元，用这笔钱，我花了三年时间，跑遍了内蒙古110多万平方公里区域内的所有民族聚居地，完成了国内首次全面的蒙古族体质人类学研究。现在经费虽然宽裕了一些，但是每一分钱都应该用在真正的科研上。”郑连斌说。

72岁再出发

我国“未识别民族”主要隐没在西南边陲的群山峻岭中。团队成员都劝他，已经退休这么多年了，该享享清福了，不要再亲赴采样地了。但72岁的他却没有停下，继续“冲”在乡野调查的一线。“一代人要完成一代人的事情，我们打好基础，未来随着科技和研究方法的进步，这些数据会发挥更大的价值。”他说。

20世纪90年代后，传统的体质人类学被冷落了，很多人都转向了容易发文章、出成果的分子人类学，但郑连斌却始终未动摇。

为什么不转行？他的回答是“国家需要”。“很多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完成了对自己民族的体质研究。我们坚持研究，就是为了给中国工业、教育、卫生等行业提供数据基础，使生产设计、标准制定等更加科学。比如，摸清体质数据‘家底’后，才能知道该生产多大的帽子、制造多高的椅子，甚至如何找到凶手。”郑连斌说。

摘编自《新华每日电讯》2022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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