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翔妹 马悦

上至旧石器时代，下至明清，山西文物沉淀着华夏文明的历史进程。

黄河中游“L”形的河流走向，在河东、河西与河南，分别大致划分出了晋、陕、豫三个省份，这里是华夏文明起源之“三足鼎立”的核心地带。因相对封闭的特殊地形，山西遗存的古代文物，无论是地下还是地面，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

山西文物体现出华夏文明进程，展现山西人文荟萃、文化丰富的样貌，同时也是华夏礼制在不同层面的映照。不久前，在北京举办的“华夏之华—山西古代文明精粹”特展中的300多件文物，就展现了山西境内文物的丰厚遗存，深厚积淀。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2022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赴山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指出，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统筹好旅游发展、特色经营、古城保护，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这为山西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也提供了根本遵循。

黄河中游东岸的山西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是中国境内现存距今2万至1万年间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史前遗址，出土了用火遗迹、大量动物化石和上万件石制品，以及若干件手工装饰品，对于探索中国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发展状况，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被学者命名为“西阴文化”，也被称作“庙底沟文化”，重组与融合了多种文化区系，以彩陶上绚烂的“花”纹为主要艺术特征，鼎盛期的影响范围广泛，为后世以中原为核心地带的历代王朝、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临汾盆地发现了数百处中原龙山文化遗址，发掘城墙、宫殿和高等级墓葬，还出土大量绘制精美的彩陶、玉器、铜器零件、礼乐器等。遗址显示其与早期中国可能存在的王朝有关，特别是可能的大型天文观测遗址和朱书“文”字扁壶的发现，为探索历法和汉字的起源以及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物证。

晋西南的芮城清凉寺墓地、临汾下靳墓地以及其他地区，出土了大量龙山时期玉器，种类有钱、带孔石刀、璧、环、琮、饰品等，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并显示出周边文化因素不断在此汇聚的迹象。

晋西南或是中原地带最早形成发达的用玉体系区域，对其后的二里头文化早期中国礼制文明起到了重要的先声和启示作用。境内出土了大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各个历史时期制作精美、工艺繁复、种类繁多和组合多元的玉器，序列完整性在全国首屈一指，是体现先秦时期礼仪制度用玉体系极佳的样本库。

商代，山西青铜文明即高度发达。位于黄河北岸的平陆前庄遗址，出土了多件青铜器，规制当属商代早期的王室重器。汾河以東至太行山区域内，发现多个商代晚期的遗存和中大型墓葬，出土了大量制作精良的青铜器，表现出与殷墟出土青铜器较为一致的组合关系和艺术风格，是商代贵族或方国文化的重要体现。

汾河以西至黄河东岸之问的吕染山区，许多县区亦发现了商代晚期青铜器，在反映殷墟文化面貌的同时，又表现出一定的地方风格，多见游牧民族的文化成分，是理解殷墟时期中原王朝对外关系，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

山西自古以来是多民族、多文化的融合之地，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最终与其他各地区的文化一起，汇聚为统一多民族的中华文明。

从西阴文化（庙底沟文化）时期，到以陶寺为遗址代表的中原龙山时期，晋西南就表现出了多元文化在此既汇聚融合、又向外扩张的特征。秦以前各个历史时期青铜器等器物上的草原艺术元素，证明山西自古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的前沿地带。考古发现表明，虽然长期动荡，欧亚各地的使者与商人云集于平城和晋阳，也带来了缤纷多彩的异域宗教思想和文化艺术，从而使北朝时期的文化与艺术因其空前的多元融汇性而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并为盛唐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强大的基础。

从文成帝和平初年（460年）起，北魏皇室命人开凿大同云冈石窟，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造就了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的巅峰各种外来艺术的风格元素在这里实现了融合，云冈石窟“褒衣博带”式佛像，成为佛教艺术开启“中国化”历程的发端。533年，佛教艺术成就达到了新的高度，实现其中国式审美的完全转换。

因年代久远，能保存下来唐代以前的绘画作品极为稀少。但山西保存了大量唐宋至明清时期的寺观壁画，随着20世纪考古学的发展，山西境内又出土了为数众多的汉代、北朝、唐代以及宋金元的壁画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