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苏丽古娜 内蒙古自治区艺术研究院

田存波 乌兰察布市美术馆

一、内蒙古地区史前艺术的时空坐标

“史前”既是一种以文明国家为分界的社会学概念，更是一个以文字记载为分界的历史概念。原始艺术最根本的意义在于其是一个有别于文明社会艺术体系的相对独立的艺术体系。人类学家将艺术定义为一种文化生产，汤姆森将物质文化分为石器、铜器、铁器三期，摩尔根将文化发展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期，勾勒出人类物质文化发展的基础脉络。作为萌芽艺术与文明艺术之间的过渡性艺术，内蒙古地区原始艺术保留了人类审美文化拙稚期的印迹。石器、陶器、玉器等记录下史前先进技术水平和艺术水平的发展形态，为探索人类早期社会生活、宗教艺术提供直接依据，也是今日文明与艺术生成的根基。

从远古开始，内蒙古地区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是中国早期人类活动的核心地区之一。多源共存是内蒙古文化的基本特征，在内蒙古地域范围内相继产生过采集、狩猎、农耕、游牧工业等多种文化形态，在相互激荡、碰撞、冲击和吸纳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统一。

长期以来，对以内蒙古为地理空间的美术史研究，多数以具有地域代表性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造型艺术为重点或开篇，显然并非追根溯源之探。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提出了文明起源满天星斗和民族形成多元一体的学术论断。张光直先生在1986年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概念，直指作为华夏边缘的北方地区未曾缺席中华民族文明建设的形成与发展进程。内蒙古地区原始艺术作为我国原始艺术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用视觉语言表述出早期中国文化区内人群迁徙的区域互动与关联性。

二、游牧的出现与内蒙古地区史前艺术的关系

从宏观的历史角度看，古人类的生存繁衍极度依赖自然环境。气候变迁对人类生业模式具有重要影响。游牧文化是人类为适应特定环境而产生的经济社会体系。“新石器时代，欧亚草原东端的蒙古高原与中原一样，以定居农业为主要特征，蒙古高原地区与中原地区并无农耕与游牧之分。”[1]内蒙古地区在发展出细石器文化后，东南部演绎为以西辽河流域为代表的早期农耕文化和聚落文化。中南部黄河流域及环岱海地区出现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对应的文化类型。

5000年前，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随着人口、畜群规模的扩大及环境气候的恶化，早期农业经济模式变得难以为继。不适宜农耕的人群开始逐渐向蒙古高原腹地的干旱性草原、戈壁地带迁移。以朱开沟文化为代表的人类集团，适时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和经济结构，率先从原始农业文化中分离出来，出现农牧混合的经济文化模式。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遗迹表明，内蒙古地区农业的重要性由南往北、由东往西逐渐减低。畜牧和狩猎，则由同方向逐渐增加。

族群认同是人类资源竞争与分配的工具。伴随着青铜潮与国家潮的同步到来，游牧与农耕世界大致以现今的长城一带为分界，呈长期对峙状态。就物化形态而言以鄂尔多斯青铜器为代表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由此在朱开沟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2]而后，艺术的发展，随着生业模式的抉择产生各自的特色。

裕民遗址出土的石制品

小塘山遗址石圈房址

三、内蒙古地区旧石器时代原始艺术

认识、情感、想象、欲求等内在的心理机能，是艺术产生的重要因素。在原始人混沌、模糊的意识中，现实与幻想、表象和思维时常交织缠绕在一起。原始人缺乏对万事万物关联性的辨析，审美混合在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中。在改造客观世界及制作工具的过程中，人类的审美已于无意识中融入适应生存的环境与物质中。

工具的创造被视为造型艺术产生的开端。原始艺术从人类制造第一件工具到大约四万年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成长期。此时的艺术成长与繁荣是随着生活范围扩大、生活内容丰富、经验积累而产生的。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加工方式由粗犷的打制法过渡到更为精细的磨制法。伴随大型石器逐渐减少，细石器逐渐增加的现象。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内蒙古地区迎来了原始艺术的第一个繁荣期。

恶劣生存条件的逼迫、逐渐形成的传统以及火的使用，是促成原始美术发展的三个重要因素。[3]旧石器时代的大窑遗址、萨拉乌苏遗址、金斯太洞穴遗址等，印证了早期人类分布于内蒙古地区的活动痕迹。

从自然界的演变来看，距今50万年至60万年之间大窑遗址周边气候温和、草木丰茂。因出土大量无使用痕迹的石器，大窑遗址被认定为内蒙古地区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古代石器制作场。该遗址以质地坚韧、易击打成型的燧石为原料。经历了不断试错，人类对石器的制作积累了一定经验。大窑遗址出土石器的器型经历了由大变小、由粗糙变细质的改变。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掌握的工艺水平由直接打击法拓展到间接打击法和复合打击法。石器工具的多样化（石片、石器、骨角器等，细石器中已有箭头）以及制作方法的多样化（锯、切、削、磨、钻）表现在由简单到复杂的石器造型中。在大窑遗址中刮削器和砍砸器占多数，伴有打击野兽的石球，说明当时人们过着狩猎为主、采集为辅的生活。此时造型的形式美既是为适应工具造型所需，也体现人类祖先萌芽期的审美需求。

旧石器晚期的萨拉乌苏河流域发现远古人类聚居的遗迹，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将其译作“河套人”。其石器与北京人文化、许家窑人文化、峙峪文化、安阳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说明萨拉乌苏文化与中原文化有悠久而密切的关系。[4]河套人与中国境内发现的其他晚期智人，都是现代中国人的直系祖先。[5]萨拉乌苏石器以刮削器为主，发现动物化石以及用火痕迹。对火的使用、控制和管理，是人类独有的行为，恩格斯曾言“就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摩擦起火超过蒸汽机”。

金斯太洞穴遗址为自然形成的洞穴，堆积物可分为三个大阶段。文化延续时间自旧石器时代中期至商代。其不同阶段出土的物质遗存变迁，是原始艺术发展的具体陈列。底部地层石器大且粗糙，具有较强的原始性；中部地层发现的石器大小适中，加工方法已转为间接打击法。“勒瓦娄哇技术”说明该地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从对“工具”合规律性的形体感受到“装饰品”上的自觉加工，两者相隔数十万年。上文化层出土各类细石器，显示出先民们开始对细石器和玉饰品原料择优录用。审美意识的萌芽逐渐生发，人类对形式的感受由功用向审美靠近，对规范、均匀、规整、节律等产生了概念。对物体大小、形体有了同一性要求，代表无序向有序转变。遗址上层出土的陶器碎片和少量铜制品，表明最后居于此地的人群已进入青铜时代。

四、过渡期的内蒙古地区原始艺术

农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人类驯化了植物和动物，拥有了较为稳定的食物来源。从自然界的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改造者。陶器的出现与定居农耕的生活方式相吻合，人类根据实际需求有意识地制造出多样化的生活器具。为了提高生产率，进行了农具的改革。处于过渡期的原始艺术发展放缓脚步,非实用的创造物逐渐减少。但接下来新石器时代全盛时期的审美艺术成果，不能缺失务实的过渡期的孕育。

内蒙古地区中石器时代遗存主要集中在东南部，有扎赉诺尔遗址、海拉尔松山遗址、大义发泉遗址等。扎赉诺尔遗址出土有细石器和磨光石器、穿孔鹿角等；海拉尔松山遗址出土大量石矛和石镞，说明当时的狩猎活动较旧石器时代有进步。这些遗址都以细石器为主要特点，这既是对该地区旧石器时代小石器传统的继承，也为本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开始准备条件。[6]

人工制品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也是理解技术的重要维度之一。在朦胧中原始艺术不断分化，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开始分道扬镳，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趋于明显。在旧石器时代向新时期时代的转变过程中，装饰品开拓了精神生活的领域，穿孔、划刻花纹和涂色，反映出原始人不断丰富的生活和不断复杂的思维方式。

五、内蒙古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艺术

随着农业、家畜饲养及制陶业的兴盛，内蒙古地区原始艺术终于迎来了全盛时期。此时的文化遗存以中南部黄河流域和东南部西辽河流域分布较为集中。中南部以黄河流域及环岱海地区为集中区域，出现了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四个不同发展期相对应的文化类型。如岱海遗址、白泥窑子遗址、海生不浪文化、阿善三期文化、老虎山文化。从现有资料看，内蒙古中南部的新石器文化出现比较晚，环境温度的变化，导致人口迁移，使理念和技术通过人类移动和交流得以传播。种种迹象表明内蒙古中南部第一批农人不是当地的土著，而是中原地区仰韶时期北上的移民；东南部出现了以农业为主要生业模式的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等，东南部各文化区域因具有可溯的承继关系，被称为“红山诸文化”。

龙的形象首先在中国北部的辽西地区发现，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摆塑龙”是中国最早的猪首龙形象，是图腾崇拜的真实反映；历来龙凤并提，赵宝沟文化时期的飞鸟和猪首蛇身陶尊，被视为中国最早的龙凤呈祥图案。凤鸟造型陶凤杯被称为“中华第一凤”；红山文化时期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玉龙等玉制礼器的发现，表现出祭祀遗址规范化、祭祀礼仪制度化、思维信仰体系化的特征。

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有两个重要区系，一个是源于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一个是源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留下“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翁”的诗句。内蒙古地区是中华龙文化、玉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体现出明确的考古学证据支持。[7]

（一）聚落与建筑

聚落环境是人类有意识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创造出来的生存环境。建筑规模和精陋程度的差异，显示出阶级贫富差距。除一般居室外，祭坛、墓葬等公共建筑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内蒙古的诸多遗址反映出新石器时代人类对建筑多样化的需求。

小河西文化聚落规模较小，为成排分布凸字形半地穴式原始聚落；兴隆洼遗址的聚落规模和复杂程度较前期有所扩大，被誉为“中华远古第一村”。出现简易壕沟，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屋由东南向西南有序排列；赵宝沟文化遗址为由西南向东北，有成排的半地穴式草木混合建筑；红山文化除一般住宅外，还出现了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等。

二道井子遗址出土的彩绘陶罐

（二）陶器纹饰与工艺

陶器的制作被称为火与土的艺术，是人类最早利用化学改变天然性质的开端。陶器的产生被作为定居的标志，是人类社会由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内蒙古地区陶器制作工艺经历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具有循序渐进、一脉相承的发展与分化轨迹:陶器纹饰从无到有，再由具体到抽象、从写实到象征；制作工艺从手制到泥条盘筑法；器物用途从实用性拓展到装饰性等。

小河西文化时期的陶器以平底桶罐夹砂陶为主，表面无花纹，说明当时制陶技术处于原始阶段；兴隆洼文化时期的陶器出现几何纹饰；赵宝沟文化时期的陶器开始绘有动物纹饰，表现出鲜明的宗教信仰和崇拜；红山文化时期的彩陶纹饰十分丰富。制陶技术在手制的基础上，采用轮盘整形，使器表光滑，施以彩绘。融入后岗和庙底沟文化成分，被称为“长城南北远古先民的一种合璧杰作”，考古学上称为“仰韶彩陶文化红山期”。[8]小河沿文化时期彩陶图案的几何化、使用泥条盘筑法且开始注重器物造型，表明制陶技术有了新的进步。器物周身刻有原始文字符号和原始图案，被认为是商朝时期甲骨文的源头。

（三）宗教与礼制

社会关系为艺术提供了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和条件，也制约着艺术的特征和基调。5000年前，内蒙古红山文化率先由氏族社会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玉龙等玉制礼器为标志，表明在这些地方私有化进程已经完成，等级社会组织已经出现，原始宗教开始产生。[9]

原始宗教产生于旧时期时代发展至原始社会末期，原始人在长期的心智和意识发展过程中，逐渐把自身从自然生活环境的存在物中分离出来，大体经历了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三个阶段。礼制的出现，意味着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分工。原始社会的礼仪习俗是礼的原型，礼的起源首先与祭祀有关。朦胧的原始宗教观念渗入社会的权力、等级等概念。在后来的发展中更加明显地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或组成部分。突出表现为玉器的礼器化和陶器的纹饰及造型所体现的新审美意识。

玉器作为一种礼器，是华夏文明诸多精神需求的文化载体。细石器、磨制石器、打制石器和琢制石器的成熟，为玉器文化的繁荣打好了基础。新石器时代早期，玉器从石器中剥离出来，脱离实用功能，被赋予原始宗教的神性。这些审美品格对后世华夏民族的审美观念有重要影响。

小河沿文化时期蚌珠上有不到1毫米的孔径，显示出先民精湛的钻孔技术；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玉器以小型件居多，器物已具备成熟形态。切割、钻孔、打磨、抛光等技术，为后来红山文化发达的玉器制作奠定了基础；红山文化沿袭了兴隆洼文化的葬玉传统，达到了玉礼制的完善。“唯玉为葬，唯玉为礼”是红山文化的重要特征。复杂的制玉工序，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显示出高度的专业化水准，也意味着权力笼罩。其制作受固定思维观念的约束，表现出抽象且规范的艺术形式。

从兴隆洼时期小规模的家庭氏族集体祭祀到红山文化时期已成为整个部族的公共行为。红山文化形成坛、庙、冢为格局的大型礼制建筑，其内容、规模、形式上都得到空前发展。女神崇拜作为一种原始宗教形式，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已普遍存在于辽西大地。从小河西文化遗址出土的简易陶塑人面像，到兴隆洼遗址出现石雕人像、玉器以及摆塑龙，再到红山文化石雕人像、女神像。原始人模仿出的形象并不是客观世界全部细节的再现，而是概括对象的基本特征和重要的细节部分。女神像反映其社会发展阶段属于母系氏族的繁荣期。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小河沿文化，墓葬遗址出现男性墓葬随葬生产工具，女性随葬陶纺轮和蚌质纺轮的情况，反映出父权制确立。阶级社会的产生，加快了人类社会组织复杂化和社会结构分层进度。

考古学不断更新与改变人们对历史和世界的认知。对内蒙古地区原始艺术的研究依然存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缺环。从金石并行，到石器式微。石器和陶器在新一轮的历史变革中被玉器和青铜器代替，玉器的发展可以看作是石器发展的延续，陶器与青铜器也存在一脉相承的沿袭关系。青铜催生了早期城市的诞生，青铜潮与国家潮接踵而至，原始艺术即将告别历史舞台。

朱开沟遗址出土的陶制酒器

六、结语

人是自然与文化双重演化的结果，历史上的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在进行博弈的同时，也进行着广泛的物质技术甚至精神层面的互惠交流。美术的发生和发展体现着一定历史时期人们审美需要的转变。原始艺术的存在和发展体现着审美关系的变化和发展。视觉文化随着人群的交流交往，不断迁徙、融合。内蒙古地区原始艺术之后，陶器与中原青铜器纹饰的承继关系，胡服骑射的服饰变革，北魏佛教造像的盛行，隋唐的胡风，元代的青花瓷等等，表明文明的互动从未中止。视觉文化的共享，表明双方在物质表现层面找到了平衡点。经历数番文化选择，栖息于融合后的人文环境中，通过文化实现了生存合作范围与秩序的拓展。

古物学与美术学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值考古百年，文博界的大量实物和图像资料进入艺术史的视野，拓宽了艺术研究的范围。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又拓展了艺术史的厚度。美术学应借助更广阔人文领域成就，激活艺术史的内涵。通过考古遗存所荷载的物质文化、社会文化、精神文化，探索逝去的人类历史。阴山岩画、鄂尔多斯市青铜器、红山文化彩陶、契丹小字、辽墓遗址、元上都、元代集宁路、和林格尔壁画墓、元青花等等都可作为内蒙古地域特色的美术视觉文化研究对象。需要艺术学拓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建立起艺术发展关系的纵横线。

注释

[1]徐英.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历史文化大事年表[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3:3.

[2][4][7][8][9]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内蒙古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1:38,6,15,16,14.

[3]王朝闻.中国美术史（原始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导言13.

[5][6]塔拉.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