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翠敏 徐生权

(1.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029；2.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上海 200025)

0 引 言

网络舆情，顾名思义，就是各方通过网络或者围绕网络对特定的事件、现象及问题的综合表达[1]。近年来，网络舆情此起彼伏，不仅影响着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还蕴藏着重大安全风险。因此，要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重大安全风险[2]。而从源头上遏制舆情风险，理清其演化机理是重要前提。而舆情演化机理的理清，则源于对各方为何参与表达，以及如何表达的规律性探索。

已有研究普遍将舆情演化的动因归根于社会问题[3]，即认为发展与变革下的中国及中国社会是舆情演化的内在根源[4]。这固然没有什么错，但是这种笼统的社会问题归因有将舆情演化机理“黑箱化”[5]的嫌疑，也阻碍着我们对其真正机理的追寻与理清。另外一方面，将舆情演化只归因于社会层面，也忽略了迅猛发展的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介等，是如何作用于舆情演化的。故而，只有将“网络”视为一种潜在的“行动者”，才能够揭示“网络舆情”的真正演化机制，毕竟“网络舆情”与过往建立在大众传播基础之上的“舆情”有着巨大的物质基础差异。李翠敏等就认为，网络媒介的一些特性为网络舆情的发酵与持续发展提供了“物质性”基础[6]，姜楠也指出，新媒介技术带来了社会关系的结构性重组，而重组的社会关系赋权个体受众，进而促进网络舆情裂变式传播[7]。换言之，如何基于“网络”来分析“网络舆情”已成为当下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行动者网络理论是一个致力于打开“黑箱”、揭示社会进程内在机理的理论，并且行动者网络理论赋予了非人类行动者(如“网络媒介”等)以能动性，这种机理揭示过程也是一种跟随行动者行动的过程。基于此，本文拟运用着眼于过程思维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分析框架，跟随舆情中的行动者，分析舆情的演化过程，并基于对其演化过程的跟踪，揭示出其演化机理，进而提出可行性的治理路径。

1 一个关系性视角的分析框架

1.1作为分析框架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简称“ANT”，是一个延续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脉络，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并迅速发展的分析框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为其代表人物[8]。该理论有三个核心概念，即行动者、网络和转译。

该分析框架与惯常的社会学理论区别之处在于：

一是范式差异，拉图尔认为，社会学中存在“社会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social)和“联结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两者对立范式。所谓“社会的社会学”指的是，在行动者之前，存在着一个先验的社会，行动者不过是在这个先验社会设定的场景中行动，而“联结的社会学”，顾名思义，认为社会的本质是一种联结，社会是在行动者的实践中形成的[9]。社会学家要做的工作是解释社会如何形成的，而非认定有那么一种既定的社会存在。

二是对行动者的认知不同，在传统的社会学中，行动者是一个黑箱，只要给定条件，就可以产生预计的结果。而ANT中的行动者则具有行动能力，即能对事物状态改变而施加影响的东西。在这里，行动者范围得到了极大拓展，其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主体人，还含括非人因素，如试验器材、技术、观念等[10]。只要具有行动能力的，含括人与非人，都可以是行动者。

三是“网络”的含义不同。一般的网络指的是一种网状的社会联系，如互联网等，但是拉图尔的“网络”指的是一系列的行动(a string of actions)，一种描述连接的方法 ,它强调工作、互动、流动、变化的过程，所以是worknet,而不是 network。换言之，行动者网络理论所强调的是那种让联结(net)成为可能的工作(work)，分析者更应该关注于此。

因而，行动者网络理论中有另一关键概念：“转译”(translation)。转译可以理解为，行动者不断把其他行动者感兴趣的问题用自己的语言转换出来的过程。通过转译，行动者才能被联结起来，形成行动者网络[11]。

简而言之，行动者网络理论虽然带“理论”字样，但其并非一个纯然的描述性或解释性理论，而是一种同等重视人与非人、重视“关系探究”的系统性分析框架。

1.2 ANT分析框架下的操作性设计行动者网络理论一开始，是拉图尔试图让人们了解科学的实际运作过程，揭开科学事实的建构黑箱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拉图尔的核心关怀，是以科学家作为核心行动者，建构行动者网络的过程。但是，网络舆情的研究并不是跟随某个单一行动者的行动，相反，由于舆情中的人类行动者都在试图掌握“真相”的话语权，网络舆情的演化实质也就变成了一个“真相”的争夺过程[12]。在此过程中，涉及人、物、技术等多元行动者的聚合、连结、协作，并且呈现出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因而，将ANT用来分析网络舆情的演化，也就变成了一种寻找行动者，以及绘制出行动者之间“真相”争夺过程的研究。

因而，本研究将做如下具体的研究设计：

首先，选取有代表性舆情事件为个案，进行跟踪观察，并做好记录、建立其完整的个案演化实践档案，识别出各种特质的行动者，以及多元行动者之间是如何“征召”和“转译”，进而推动行动者网络进一步生成和转化的。

其次，深入到行动者行动背后，去探讨各行动者的行动逻辑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而挖掘出舆情演化的机理。行动者网络进一步的生成和转化，只是一种对“表象”的描述，其背后真正的演化机制在于各行动者行动逻辑之间的联结和冲突，对于网络舆情而言，则是各行动者对于“真相”的争夺过程。

最后，则是从行动者网络联结的打破与行动逻辑冲突之间的化解等角度入手，提出可行性的治理路径。

2 舆情个案与多元行动者的识别

2.1舆情个案2021年5月10日，“@人生就像泡沫”(林母)发布微博称，接到学校通知，其子林某坠楼身亡，而学校拒绝亲属入校、也不让看监控视频，学校师生都三缄其口。林母又称，从警方得知，救护车晚8点半到学校，孩子已停止心跳，直接被拉去殡仪馆，而事发那一段没有监控。

林母的言论引发了公众对“林某坠楼是不是存在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议题的追问和声讨,当天就登上了“微博热搜榜”。虽然5月11日教育部门发布公告称：林某坠楼系个人问题轻生。但因其言辞缺乏温度、内容不够详实等，不仅没有说服公众，还招致林母的激烈反对，并且引发央视等权威媒体的批判等，再次登顶微博热搜榜。

随着新京报对医院、“熠杰”微信公众号对林母等采访，逐渐将原本较为集中的舆论议题分化，最后随着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对事件详细调查过程及结果的公布，林某坠楼确系自杀的结论明晰，相关讨论也逐渐回落。具体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的舆情演化过程

2.2多元行动者的识别依据是否具有行动能力作为判断标准，我们可以将人类行动者分为核心行动者、主要行动者和边缘行动者[13]。而非人类行动者，则可视为人类行动者之外的共同行动者。

在本个案中，核心行动者即为林母“@人生就像泡沫”，她作为社会新闻源(非新闻专业组织)，通过行使“抗争”权力[14]，吸引了朱学东、苏小懒等微博大V加入行动者行列，进行转发与评论，进一步扩大传播范围。广大网民作为主要行动者也被“征召”至此行动者网络中。

核心行动者的行动之后，即林母发声后，另一些主要行动者不得不“被迫”加入行动者行列，而其行动又强化了原新闻源的新闻价值，进而又召唤了多家网络媒体的关注与再传播，新闻源的新闻价值进一步凸显。在此情况下，相关责任部门不得不相应召唤，一方面主动加快其线下调查行动的进度，另一方面回应舆论，加入发声队伍。而其在回应舆论的同时，也加剧了舆论声量，惊动了传统媒体，召唤其成为行动者。而在整个过程中，网民作为主要行动者，也一直对事件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除了上述人类行动者之外，算法技术、媒介记忆、地方知识、社会知识和价值观念等非人行动者提供的支持、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小觑。事实上，正是因为网络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林母发声成为可能。媒介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传媒市场的发展与繁荣，但相较于媒介数量与种类的极大丰富，媒介赋予的“人人都有发声的权利”，其对舆情议题的生成及演化极具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媒介技术发展及物质性支撑不仅促成“用户生产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15]，改变了大众传媒时代传播权力的不平衡，而且还赋予了自媒体平台“不平之鸣”的空间身份及“抗争”的权力；则是显著提升了其作为新闻源的地位，这一地位不仅左右着公众的认知，还悄然侵蚀着记者的传统职业认知及行动，职业新闻机构“不再是建构真相的唯一权威”[16]。

总之，人与非人等多元行动者交互、协同，推动着网络舆情的演化(见表1)。

表1 “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舆情中的行动者构成

2.3转译与行动者网络的生成加入行动者队伍后，行动者不但是参与者，还是转译者，即将他人纳入自己的“议程设置”之中，为自己言。如林母“@人生就像泡沫”，其5月10日发布的三条微博，及5月11日发布的两条微博，阐述儿子不可能自杀、学校故意遮掩真相等，设置出“儿子坠亡存在黑幕”的议题。这一设置让其信息具有了新闻价值，进而具有了召唤其他行动者的可能；情感上，运用“母爱”这一人类最伟大的情感为工具，设置出自身的弱势身份，与学校为代表的相关部门之二元对立的社会语境，蓄势情感，驱动舆情演化[17]。

而其他相关行动者，如学校，被迫自证清白、维护形象；教育主管部门及警方秉持执政为民，以人民为中心，调查事实真相；传统媒体，担负监视环境重任，维持和提升自身的公信力和影响力；网络媒体，作为主要意见表达场域，不仅可以维持与提升舆论影响力，还是吸引流量的良机；普通网民，表达着“同情弱势”的正义感；算法技术、媒介记忆、地方知识、社会知识和价值观念等，则是增强人类行动者的行动能力，实现其工具性价值等。

新行动者加入的过程，也是利益争夺与分歧发生的过程，进而呈现出新关系。在新关系中，行动者的角色及动量也会改变，有的被边缘化甚至退出，如新京报对医院采访后，确认救护车出诊并没有晚到之说后，“@人生就像泡沫”的言论真实性遭质疑，动员能力迅速减弱，其设置的“林某坠亡存在内幕”议题，也逐渐转向“死者系个人问题自杀”议题。在新的议题下，央视新闻、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公布的死者坠楼前后完整监控视频、详细调查结论等，可信度及传播力显著增强，将舆情推向另一个高潮。

总之，网络舆情演化得益于行动的多样性、渠道的开放性、内容的丰富性等，各异质行动者依据自身利益及拥有的资源、承担的任务等不断调适自己的行动，进行着话语的生产、传递，推动着舆情走向高涨与落幕。

3 舆情演化机理：行动逻辑的联结与冲突

舆情演化的本质可以视为是一种多元主体对于“真相”的争夺，因而对于多元行动者的转译行动以及行动者网络生成的描述，依然是停留在“表象”阶段的探索，并未阐述是什么导致了对“真相”的争夺。而实际上，每个行动者行动的背后都有其利益取向与行动惯性，即行动逻辑。在行动者网络中，行动者的行动不仅受自身行动逻辑的规训，还受其他行动者行动及行动逻辑的支持与掣肘，进而呈现出联结与冲突的关系。因而，舆情背后真正的演化机制在于各行动者行动逻辑之间的联结和冲突。

3.1行动者的行动及逻辑分析一是非人行动者的行动及逻辑分析，虽然行动者网络理论持人与非人“对称”的观点，但王前等认为，拉图尔在揭示非人行动者的行动能力来源方面仍存在不足，为此，其借用了中国文化思想中“生机”的概念，来协助我们理解“非人”行动者的行动能力。这个“生机”是人类赋予的，即人类设置的某种“前结构”或者“前功能”[18]。在网络舆情演化中，新媒体技术与平台、侦查设备与技术、媒介记忆、地方知识、价值观念等都是富有“生机”的非人行动者。

非人行动者，如媒体技术与平台等为多元行动者搭建了一个自由表达意见的空间[19]，并赋予公众自由表达的权利；微博排行榜、话题热度排行榜等功能设置，不仅发挥议程设置功能，还规训着其它行动者，改变着行动者之间的权力与互动关系；监控设备、数据记录能力、侦查仪器与侦查技术等为我们还原现场、重现真相提供了可能；媒介记忆、地方知识、价值观念等为行动者之间交流提供了资源支持，同时其原需庄重刻写、神圣操演，庸常化为可随时书写、随时调动及再书写[20]，而且还会不着痕迹地指引公众思维、形塑公众的认知与评价[21]。

二是人类行动者的行动与逻辑分析，网络舆情演化过程是政府、媒体、网民等多元行动者的博弈与互动过程。在此过程中，不同行动者的行动因受限于自身的角色、资源及能力的不同，其行动呈现出一定的逻辑规律性。

无论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都是公众情绪共振与情感宣泄的平台。但互联网的虚拟性，消除了公众的畏惧和谨慎心理，开启了一场匿名的狂欢。在多节点与多终端的“关系网络”下，每个传播节点都裹挟着一套情绪推向下一节点。单点引爆、节点传递、全线爆发等特征强化了情绪的溢散特质[22]。抽象愤怒很容易在网络场所中形成群体性爆发[23]，汇聚成信息的洪流，进而撬动统计的行动逻辑、资本的力量等，进驻热搜榜、热门话题榜等，进一步发挥议程设置功能，吸引更多关注与讨论。而传统媒体受网络媒体的冲击，信息及时性受损，为抢占速度，放弃采访权转向网络寻求素材，失去了社会预警的功能。

而相关部门还没有完全改变以往的“捂”、“盖”的舆情应对逻辑，在此逻辑下，各相关部门的公关能力明显减弱，为阴谋论、谣言等提供了发酵空间。与相之相对的公众，则践行着“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行动逻辑，期望通过“炒做”“制造热点”等策略技术[24]，引发媒体、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的关注与重视，以达成其诉求目的。

3.2行动逻辑间的联结与冲突网络舆情的演进实质上是多元行动者行动逻辑间的联结和冲突。联结，意味着由情绪上的共鸣走向表达上的共鸣，促使舆情在“声浪”上进一步扩大，而冲突则意味着一种关于“真相”话语权的争夺，使得舆情不得不朝着一种“此消彼长”的方向发展。

第一，网络媒介的“赋权逻辑”为公众的“自由表达”提供了物质基础，人人都是记者的属性得到彰显，多样化的信息来源成为了舆情蓄水池，致使话语生产以几何级的速度进行，一场“虚拟”狂欢展现在公众视野，同时形塑了公众的“热点”认知。而一旦“热点”生成，传统媒体、自媒体、网民等不甘落后，点赞、转发、评论、截屏等多种手段并举[25]。与此同时，算法技术介入，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介对信息再加工并结合用户画像，进行再匹配、再分发，进一步推动着舆情的演化[26]。

第二，林母的话语与网民对于社会不公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也完成了行动者的联结。在本个案中，正是“@人生就像泡沫”生产出“唯独缺少事发那一段视频”“背后的水太深”“还儿子一个公道”等情绪化语言，契合了网民对于公共事务关注的逻辑而得以迅速传播[27]，通过登榜微博热搜，完成社会热点事件的议程设置。

第三，以往的校园霸凌、成都毛洪涛自杀事件等媒介记忆，有关殡仪馆的地方知识，监控缺失一般为主观故意的观念认知等诸多非人类行动者，联结其中。谣言(如学生如果乱说话不让参加高考、化学老师为了出国名额把人推下楼等)也作为一种助推力加入到了舆情的发酵之中[28]，一种关于“林某坠亡存在黑幕”的认知也就此形成。

第四，技术行动者之间的逻辑冲突也为谣言滋生提供了时空便利。近年来媒介技术飞速发展，但其他技术与设备，如侦查设备等，无法匹敌媒介发展的速度，致使真相呈现速度与媒介信息传播速度之间出现了时间断裂。而受隐私权、经费、时间空间等因素制约，监控、侦查、检验等设备与技术无法做到全覆盖，进而造成数据的缺失或滞后。这些都为阴谋论、谣言滋生等提供了时空便利，也助推了舆情演化。本个案中，林母借力的正是及时性传播的逻辑与调查真相需要时间的逻辑冲突，让她的“真相”一度占据上风。

第五，相关部门的求稳逻辑与当事人“情绪发泄”逻辑间的冲突。“@人生就像泡沫”之所以能够发起舆情，很重要的一点，是其充分了解并利用了学校为保障教学秩序而遵循的“大事化小”的行动逻辑，以及学校对媒介化事件的应对能力弱的现状。加之，个体的情绪化语言与相关部门通告话语之间的逻辑冲突[29]，也让“真相”的传播力大打折扣。

随着时间的推进，在警方主导下，详细、有理有据的调查结果及完整监控视频公布，上述逻辑冲突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舆情演化也就失去了空间，进而走向平息。

4 舆情化解：打破逻辑联结与弥合逻辑间的冲突

4.1逻辑联结的打破舆情演化离不开媒介技术及平台的支持，因而限制媒介技术及平台对于舆情生成的支持成为一种常见的治理手段，如学者们提出技术的反利用，即采用关键词搜索技术，及时屏蔽、删帖等进行治理建议[30]。这虽然对打破行动者之间的联结有一定的价值，但并未打破其间的行动逻辑，或者说，多元行动者发动舆情的动力依然存在，因而对多元行动者的联结进行技术限制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反而容易引发民意的反弹。我们需要追根的是：为何行动者会参与推动舆情演化？拉什认为，任何媒介事件，都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主体做出的反思性判断[31]。此反思性判断是一种渗透和融合着情感的判断，产生了一种类似自觉而确定的秩序。网络舆情的演化正是此确定秩序下的一种网络自发传播行为[32]。反观“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的舆情演化，可以发现，媒介记忆、地方知识、价值观念及已有网络文本等成为左右行动者反思性判断的影响因素。

因而，行动者逻辑联结的打破并不是从技术上对行动者之间的联结进行限制，而是要善用技术，让行动者的反思性判断更加公允与平和。我们一方面可以从媒介记忆、地方知识、价值观念上做文章，另一方面则可以从网络文本书写上着手。“新闻舆论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33]，这正是书写媒介记忆、地方知识、价值观念的最佳实践路径之一。网络文本的书写还有赖于各行动者坚守初心，如媒体发挥媒体责任，给各方以发声机会，很多疑问、谣言自然化解。此次事件中，为何舆情，在“@人生就像泡沫”的推动下极速发酵，正是缺乏有效的他方声音。本个案事实证明，随着新京报对医院的采访，救护车出诊时间的公布，网络空间中“救护车为什么晚到2个小时”的疑问得到解答，由此也瓦解了“@人生就像泡沫”所主宰的议题设置网络。

4.2逻辑冲突的化解传统媒介时代下的媒介场域中，媒介有着自身的实践逻辑，如公正、客观等专业主义和职业操守。并且在此场域下，传媒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相互渗透、影响，缔结出一种动态的平衡。随着网络化社会的来临，原有的动态平衡被打破，大众传播媒介对我们的统治变得支离破碎。其改变的不仅是传播形态，还改变了整体范式。如互联网技术和数据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政府的信息传播地位，而且严重挑战了政府对信息的控制能力[34]。也就是说，要从根源上化解舆情风险，不能简单要求某些行动者改变其行动逻辑，以暂时性化解各行动者的逻辑冲突。而是要认知这是传播范式的改变，必须从思维层面着手，努力改变行动者的思想观念，要求其主动参与互联网时代，建构出新的动态平衡。

新时期，相关部门应认知到，网民的身份已由受众(audience)到用户(users)再到产消者(prosumers)这一变化本质[35]。此时的互联网空间，也不再是传统的信息传播通道，而是各方展演的空间。本质上，这个空间是一个权力争夺的场域，是多元行动者争相显现、短兵相接的空间[36]。相关部门只有改变固有思维，了解人类行动者的利益需求，认识非人类行动者的“赋能”特性，主动展演，才有可能化解各行动者之间行动逻辑的冲突。

5 结 语

本文依照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框架，对“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的网络舆情演化做了分析，研究发现，网络舆情演化是多元异质行动者参与、行动的过程，非人类行动者如算法技术、媒介记忆、地方知识、社会知识和价值观念也在推动着舆情的发展，而这往往是过去舆情研究所忽略的。

网络舆情演化的内在机理则源于多元异质行动者的行动逻辑联结与冲突。因而只有打破行动者网络的联结与化解行动逻辑之间的冲突，才有可能化解舆情及舆情演化的风险。但是，行动者逻辑联结的打破并不是从技术上对行动者之间的联结进行限制，而是要善用技术，让行动者的反思性判断更加公允与平和。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也要转变思维，进一步了解人类行动者的情感需求和认识非人类行动者的“赋能”特性，让多元行动者之间的行动逻辑冲突降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