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坤毅 常雷

摘要：本文从东方鹦鹉螺如何漂洋过海到西方，并催生受上流社会宠爱的鹦鹉螺杯开始讲述，一方面探寻了以大航海时代为背景，西方人主动创制鹦鹉螺杯的历程，另一方面通过对鹦鹉螺杯早期以丝绸之路主导的西传之路的梳理，窥探东方鹦鹉螺在西方国家如何从贵族收藏品逐步演变为具有贵族身份、情感认同的标志性物品。这一发展脉络既是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东西方跨文化交流的例证，也凸显出鹦鹉螺杯是见证现代性与现代社会建构的宝贵物质文化遗存。

关键词：鹦鹉螺杯 跨文化 现代性 丝绸之路

鹦鹉螺杯的主要制作原料是鹦鹉螺，鹦鹉螺主要分布在印度洋珊瑚礁海域与我国南海海域，被视作见证西方大航海时代（或称地理大发现，约15世纪至17世纪）的吉光片羽。鹦鹉螺杯曾是西方人的“案头好”，深受16世纪至17世纪西方上流社会的喜爱，展现了收藏者非凡的审美，是财富、权势的象征。然而从历史记载与实物遗存来看，东方人对鹦鹉螺杯的使用远早于西方人。目前，我国出土的最早的鹦鹉螺杯源自魏晋时期，其作为酒杯使用，承载着东方文人的隐士文化与洒脱精神。

根据西方关于鹦鹉螺杯最早的记述（9世纪）可知，在大航海时代开启前，西方世界在长达近6个世纪里都不知鹦鹉螺杯的来源，因而鹦鹉螺杯作为大航海时代自东向西跨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见证，探究其传播途径就变得尤为关键。[1]

一、丝路作为源流——东方的鹦鹉螺杯形象

中国现存关于鹦鹉螺杯的最早记述来自三国时期东吴人萬震的著作《南州异物志》：“鹦鹉螺，状如覆杯，头如鸟头，向其腹，视似鹦鹉，故以为名。肉离壳出食，饱则还壳中，若为鱼所食，壳乃浮出，人所得。质白而紫，文如鸟形，与觞无异，故因其象鸟，为作两目两翼也。”[2]其中直接言明鹦鹉螺杯的名称、形象以及如何获取鹦鹉螺。其使用方式另载有：“螺，如瓯，从边直旁截破，因成杯形，或合而用之，螺体蜿蛇委曲，酒在内，自注倾覆，终不尽，以伺误相罚为乐。”[3]这里的“倾覆，终不尽”是指将鹦鹉螺肉体剜除后，里面有近30个相互间隔的腔体，而它们仅以一个直径约2厘米的小孔连通，所以在用鹦鹉螺杯饮用酒水时，酒水会“连绵不绝”地向外流出，增添了宴饮的趣味性。

1965年发掘的南京象山东晋王兴之夫妇墓与2015年发掘的江苏邳州煎药庙西晋家族墓合计出土了三只鹦鹉螺杯。其中，在煎药庙西晋家族墓中的M1墓东甬道发现的两只鹦鹉螺杯，体态均为回首鹦鹉状（图1），螺口、边皆用鎏金铜片镶裹，螺体上部镶饰圆形铜炮作鹦鹉的眼，外壁以黑、红两色绘饰鹦鹉羽毛。[4]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出土的鹦鹉螺杯（图2）在外形上肖似煎药庙西晋家族墓出土的鹦鹉螺杯，同样以鎏金铜条饰边，并在杯口处作双耳。[5]上述鹦鹉螺杯以铜片镶裹器口的手法是中国传统的釦器工艺。《说文解字 金部》中记载：“釦，金饰器口。”该工艺的应用除了能使器物更加美观外，还能加固器身。煎药庙西晋家族墓与东晋王兴之夫妇墓中出土的这三只鹦鹉螺杯均以铜鎏金镶釦口沿、双耳和边缘部分，这在考古发掘的釦器实物中是极其罕见的案例，彰显了墓主身份的不凡，同时也是对上文援引《南州异物志》关于鹦鹉螺杯形制叙述的实物例证。

4世纪初，中原人对交广地区的进一步开发，让岭南的诸多珍奇得以被中原的世家大族发现、赏玩。孙机先生所著《鹦鹉杯与力士铛》一文中，有东晋初广州官员陶侃曾“上成帝螺杯一枚”的表述[6]，这里或许揭示了鹦鹉螺杯向北传输的又一路径。

在鹦鹉螺杯的使用方面，段成式创作的《酉阳杂俎》中记载梁王筵宴魏国使者：“俄而酒至鹦鹉杯，徐君房饮不尽，属肇师，肇师曰：‘海蠡蜿蜒，尾翅皆张。非独为玩好，亦所以为罚，卿今日真不得辞责。”[7]《南州异物志》中也有相关记载。这些都证实了鹦鹉螺杯由于鹦鹉螺独特的生物结构而在饮用时有着特殊的趣味，因而被长期当作宴饮时罚酒娱乐的雅玩，是上层社会饮酒时助兴的消遣工具。这一使用方式在后期唐人的诗歌、宋人的诗词直至明清文人的文章中均有显现。[8]可见，人们在相当长的岁月中保持了将鹦鹉螺杯当作宴饮雅玩这一独特的用法。

早期，中国的鹦鹉螺杯作为南方的“特产”，经历了由南向北的流传路径。在煎药庙西晋家族墓中，随鹦鹉螺杯一道出土的萨珊王朝的玻璃碗、珍珠、双耳贝杯等[9]除了揭示出本国珍宝的南北传播外，同样还有海外贸易的传播途径，而这条传播路径不容忽视，值得我们关注。

丝绸之路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成为沿线国家、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的交流互动中心。目前，学者普遍达成共识的是丝绸之路有“两大类、三大干线”，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大类，以及“草原之路”“绿洲之路”和“海上丝路”三大干线。[10]1799年，在罗马尼亚大圣尼古拉市郊发现的阿瓦尔人黄金宝藏中，有一件8世纪下叶（也有可能更早或稍晚）由厚金片打造的鹦鹉螺型杯。虽然其眼部、耳部有缺损，但整体造型上酷肖中国鹦鹉螺杯中“鹦鹉之睡”的造型，细节之处更是直追两晋时期中国鹦鹉螺杯的风姿。[11]通过史料记载，我们可以得知，在4世纪至6世纪中叶前，阿瓦尔人曾混迹于中国北方的匈奴部族，后逐渐向欧洲迁移，这一历史背景或许能为位于西亚内陆地区出现“鹦鹉螺”形象的器物提供思考的空间。

除陆路外，上文提及的“萨珊王朝玻璃碗”似乎是对中外海上贸易往来的初步见证。南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记述：“淳熙三年（1176）五月二十一日天申圣节……再入坐，太上宣索翡翠鹦鹉杯，官里与皇后亲捧杯进酒。太上曰：‘此是宣和间（1119—1125）外国进到，可以屑金，就以为赐。”[12]“外国”进呈的鹦鹉螺杯在塑造上不同于我国晋唐以来通过釦器工艺装饰螺身的朴素做工，其是与以翡翠为代表的硬料相结合制作而成的。如此，结合当时翡翠的产地或不难推断，该鹦鹉螺杯最有可能是由东南亚国家（如缅甸）制作，并在中国宋代宫廷中成为密藏的，备受珍视。约在宋代，中国鹦鹉螺杯的制作工艺便有了不同的法门，除来自“外国”的结合硬料的制作方法外，我国传统的“肖陇禽”[13]在民间也广为流传。

发现于马达加斯加武海马尔墓地的鹦鹉螺杯[14]连同一并出土的中国瓷器等，见证了中国文明沿海上丝绸之路向西、向南而行的过程。这一时期大约是在中国的元代、明代，元代诗人王恽《赋西域鹦鹉螺杯》[15]直接以“西域—鹦鹉螺杯”为题，道明了在元代鹦鹉螺杯经丝绸之路西传的经历。

中國鹦鹉螺杯的形制在明人曹昭的《格古要论》中又有了新的演化，其载：“鹦鹉杯即海螺盏，出广南，土人琢磨。类鹦鹉，或用银相足，作酒杯，故谓之‘鹦鹉杯。”[16]鹦鹉螺杯“银相足”的工艺造型在中国传统的工艺造型中难觅踪迹，反倒更像西方16世纪至17世纪盛行的鹦鹉螺“高脚杯”形象。

二、风从东来——鹦鹉螺杯形象在西方的生成

鹦鹉螺杯多以东方国家生产为主，并通过丝绸之路逐渐向西方国家扩散。事实上，欧洲所出现的鹦鹉螺杯基本通过与东方贸易往来得到。[17]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共和国的商人同中亚、东亚的商人交往密切，海陆贸易频繁，是丝绸之路延展至西方的重要枢机。这样频繁的贸易往来，也让东方鹦鹉螺杯传入欧洲地区，并逐渐开始盛行。

现存于佛罗伦萨皮蒂宫（Palazzo Pitti）的鹦鹉螺杯（图3），是美第奇家族的旧藏，大约制于1570年。我们能从这件作品看出浓郁的矫饰主义（Mannerism）风格与东方风格的结合，即杯身上饰有中国的龙、凤造型（图中右上角有一部分凤尾形象，应绘制于转面处），背景使用大量扭曲细碎的扇形装点，以此塑造云海的感觉。值得关注的是，该杯体上龙的足部为三爪，这一形象特征也符合龙在元代前于民间使用的形象。此外，环绕于该器物边缘的金属条饰也酷似中国的釦器工艺。底部“三条海豚”[18]组成的杯梗起到了承托鹦鹉螺的作用。

无独有偶，同时代美第奇家族收藏的另一件鹦鹉螺杯（图4）也采用了相同制式的底座，而上面的鹦鹉螺部分雕饰内容也呈现出相当的东方趣味。该杯子的器壁从左至右分别描绘了一些生活场景：器壁的右侧绘有茂盛的枝叶，一座东方式的亭台中坐有一男一女，再往右侧绘有一位手攥树枝的骑马（或是驴）男子，旁边是一撑伞的侍从。这两个场景中间饰有一条金属带。器壁上部饰有城墙墙垛，下部通饰有栏杆（栏杆外部场景酷似田野）。画面整体上仿佛讲述了一段故事，通过人物动势（亭中女子深情望向身边的男子、骑乘男子远行）以及“亭”“城墙”等元素判断，画面描述送别场景的可能性较大。如该场景确为送别场景，与“十里长亭”的场景就十分接近，男子手抓树枝，或许也是中国传统中“折柳送别”[19]的象征。

上述美第奇家族的鹦鹉螺杯曾被放置于科西莫·美第奇大公的贮藏室（Guardaroba[20]），并于1618年被转移到乌菲齐美术馆，是其重要的藏品。比它们出现稍晚的是来自纽伦堡的一对鹦鹉螺杯（1588），这对鹦鹉螺杯器身均刻饰了中国龙、凤的形象。因此，其被分为雄、雌两杯。雄杯（图5）龙凤图案阴阳相背，雌杯（图6）则以凤图为主。该组鹦鹉螺杯杯体有工匠钤印，其盖子、周身银饰部分由纽伦堡著名金匠巴特尔·詹尼策（Bartel Jamnitzer，1548—1596）制作。[21]与上文提及的美第奇家族收藏的绘有龙凤形象的鹦鹉螺杯不同，纽伦堡的这组鹦鹉螺杯在器壁背景中有许多以更细腻、更具装饰性的雕刻方式呈现的东方图案（包括鸟类和植物）。

如此，一条清晰的鹦鹉螺杯的传播线路和制作流程或将浮出水面：在东方，鹦鹉螺被打捞后，经过雕饰加工（很可能是为了迎合西方人喜爱异域风情的审美需求而制作），通过丝绸之路运往欧洲（只存在极少数交易量）。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1550年的鹦鹉螺杯也可作为例证（图7）。该作品器身一面雕有“二龙戏珠”的图案，另一面雕琢了“龙凤呈祥”的图案，而杯身则选用祥云等图案烘托龙、凤的图案。与上述几件东方风格的鹦鹉螺杯一样，它们的造型普遍较为简单，许多细节草草处理，同中国宫廷端庄威严、磅礴大气的审美和精细的制作工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尤其是三爪龙、四爪龙的形象，更是表明了其源于民间的身份属性。

来自东方的鹦鹉螺在意大利、德国的金属加工作坊中，被饰以金、银等，制作成鹦鹉螺杯。部分工匠会将自己或工作室的钤印压制在杯底，这使得杯身金属嵌制的来源、时间变得有迹可循。上文提及的大英博物馆收藏的1550年生产的鹦鹉螺杯的杯座形制似乎印证了西方早期的鹦鹉螺杯的制作方法。在16世纪初，意大利安德里亚·布里奥斯科（Andrea Briosco，1470—1532）的合金（Paduan）作坊就制作了一件底座为鹰爪型的灯具（图8）[22]，希望合金工坊（Desiderio da Firenze Paduan）制作了一件鹰爪型杯脚的青铜墨水瓶。从大英博物馆鹦鹉螺杯杯座的制作形制、时间、地域来看，与上述两者相契合。因而笔者大胆推测，对于鹦鹉螺杯这个新鲜的异域产物的生产制作，当时的西方极有可能并未有专门配套的生产线，而是根据同时代器物的造型进行改良设计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美第奇家族的两件鹦鹉螺杯虽有着迥异的螺壁装饰，却有着相同的底座，它们很可能是经过改良设计的。在16世纪初维吉尔·索利斯（Virgil Solis，1514—1562）的版画作品中（图9）也可窥其端倪。但这样的制作时段是极为短暂的，只停留在16世纪中叶左右。

随着全球贸易的深化，鹦鹉螺在欧洲市场逐渐扩张，其形制也发生改变。一件17世纪下半叶的鹦鹉螺杯（图14）与约1630年至1660年阿姆斯特丹制作的鹦鹉螺杯（图15）均展现了上述鹦鹉螺杯不同的工艺样式。虽然它们保留了神话中的海洋主题，但是其中对东方元素的使用彻底消弭，取而代之的是巴洛克风格。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17世纪中叶的一件鹦鹉螺杯，除螺壳上奢华的装饰外，杯底蜷曲繁复的构造与对黄金的运用，也是这一时期装饰风格的显现。

综上所述，由金银工艺铸造的鹦鹉螺杯与海洋神话主题共同构成了荷兰黄金时代鹦鹉螺杯的形象。使用或收藏鹦鹉螺杯，成为那个年代荷兰人身份认同的标志。随着大航海时代全球贸易的深入开展，更多的贵族与资产阶级开始普遍购买、使用鹦鹉螺杯，这使鹦鹉螺杯逐渐走出了“珍奇屋”（Kunst-und Wunderkammer），成为西方上层人士不可或缺的“案头好”。威廉·考尔夫（William Kalf，1619—1693）、尤里安·范·斯特里克（Juriaen van Streeck，1632—1687）等画家将鹦鹉螺杯与东方的瓷器、贵金属工艺品等一起绘制在静物画中，既凸显了大航海时代的视域，又进一步巩固了荷兰身份认同与富贵、典雅象征的联结。

17世纪，巴洛克风格的鹦鹉螺杯很快在荷兰得到高度认可与广泛应用，鹦鹉螺杯的制作与使用随之延展至整个西方国家。这种珍奇宝贝顺理成章地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与贵族人士的炫耀工具。迈尔顿·布勒玛·得·斯德摩（Maerten Boelema de Stomme）在他的静物画中，将削过皮的柠檬放在硕大的鹦鹉螺杯的前方，以平衡画面的视觉效果。这样的静物和构图显然是艺术家的刻意选择——柠檬同样是来自东方的产物，也代表了身份的象征。[31]而切开的柠檬已不再新鮮，是否也是艺术家对鹦鹉螺杯堂皇外表的反思？1634年，在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1606—1669）绘制的《荷罗孚尼宴会上的朱迪斯》（Judith at the Banquet of Holofernes，图16）上，朱迪斯使用鹦鹉螺杯呈敬，结合画幅的背景信息，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鹦鹉螺杯本身的神圣性不再，已沦为世俗化的产物。这一转变恰乎可以解释鹦鹉螺杯为何在16世纪至17世纪的极度辉煌后便仓促消弭在历史的长河中。

四、尾声

综上所述，鹦鹉螺杯的应用在中国的魏晋便已有之，来自东方的鹦鹉螺通过丝绸之传播至西方国家，在文艺复兴时期（16世纪）的意大利和德国广泛受欢迎，后来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在荷兰风靡一时。西方国家对鹦鹉螺杯的接受过程，通过由珍奇屋的收藏到普遍出现在西方人的餐桌上，直至成为身份的象征，经历了先被动后主动的态势。鹦鹉螺杯也正是因为经历了由丝绸之路到大航海时代的传播历程，因而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此外，鹦鹉螺杯形象在西方的生成过程，恰乎与西方现代性、现代社会建构基本同步，鹦鹉螺杯作为东西方跨文化交流的先锋，同中国的瓷器、茶叶等一起，成为中外交流的实物见证。

注释：

[1]H U Mette.The Nautilus Shell Cup： How Art and Nature Intertwine[M].Munich and Berlin： Klinkhardt&Biermann Press，1995：33.根据梅特书中讲述，该鹦鹉螺杯被收于教会的库藏。

[2]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674.

[3]同[2]。

[4]潘明月，吕真理，刘传明，马永强，程卫.江苏邳州煎药庙西晋墓地M1发掘简报[J].东南文化，2018（02）：27-28.

[5]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人台山东晋兴之夫妇墓发掘报告[J].文物，1965（06）：25-33.

[6]孙机.从历史中醒来：孙机谈中国古文物[J].国家人文历史，2016（24）：135.

[7]段成式，许逸民.酉阳杂俎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15：874.

[8]骆宾王《荡子从军赋》：“凤凰楼上罢吹箫，鹦鹉杯中休劝酒。”李白《襄阳歌》：“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卢照邻《长安古意》：“汉代金吾千骑来，翡翠屠苏鹦鹉杯。”陆游《秋兴》：“葡萄锦覆桐孙古，鹦鹉螺斟玉薤香。”欧阳修《鹦鹉螺诗》中甚至有“一螺千金价难量”的描述。 王恽《赋西域鹦鹉螺杯》：“老月沦精射海波，珠绳分秀贯神螺。鹧斑渍粉垂金薤，鹦喙嫌寒缩翠窠。樽出瘿藤纹浪异，瓢成椰子腹空皤。”屈大均《广东新语》：“有鹦鹉杯，本海蠃壳也。出琼州三亚港青栏海中，前屈而朱，如鹦鹉嘴然。尾旋尖处作数层，一穴相贯，甚诘曲，可以藏酒。其色红白青紫相间，生取者鲜明。”

[9]潘明月，吕真理，刘传明，马永强，程卫.江苏邳州煎药庙西晋墓地M1发掘简报[J].东南文化，2018（02）：27-29.

[10]李军.13至16世纪欧亚大陆的跨文化交流——重新阐释丝绸之路和文艺复兴[J].美术观察，2018（04）：11-13.

[11]该鹦鹉螺杯的尺寸为高10.6厘米，长15.8厘米，王兴之夫妇墓中鹦鹉螺杯高10.2厘米，长13.3厘米。两者体量相差不大，造型方面同样选用“拟形”的塑造手法。

[12]周密.武林旧事（卷7）[M].杭州：西湖书社，1981：118.

[13]原句为：介族生螭蚌，杯形肖陇禽。曾经良匠手，见爱主人心。参见：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051.

[14]孔令远，李艳华.马达加斯加武海马尔墓地的发掘与研究[J].海交史研究，2016（02）：124-145.

[15]王恽《赋西域鹦鹉螺杯》：老月沦精射海波，珠绳分秀贯神螺。鹧斑渍粉垂金薤，鹦喙嫌寒缩翠窠。樽出瘿藤纹浪异，瓢成椰子腹空皤。饮余疑与溪娘遇，一笑相看发浩歌。

[16]曹昭，杨春俏.格古要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8：202.

[17]何康.海交史视野下的鹦鹉螺杯[J].海交史研究，2020（3）：62-73.

[18]来源于大英博物馆官网对该器物的描述，即：three-dolphinstem。https：//www.britishmuseum.org/ collection/object/H_WB-114.

[19]唐代刘禹锡的《杨柳枝词》：“城外春风吹酒旗，行人挥袂日西时。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东汉刘熙的《释名·释丧制》解释为：“柳，聚也。”因“柳”与“留”谐音，折柳以赠行人，借此表达依依不舍的留恋之情。该器物制作于16世纪中后叶，器壁造型或也受此影響。然而，该树的造型并不同于柳树，或为流转途中的变体。

[20]K A Piacenti. Capolavori del Museo degli Argenti[M]. Firenze： Edizioni Arnaud，1969：60-61.

[21]E Link. Die Landgr fliche Kunstkammer Kassel[M]. Berlin：Verlag nicht ermittelbar，1976：18.

[22]Weihrauch 1956， pp. 70-1， where the example in the Bayerisches Nationalmuseum， Munich， is illustrated

[23]同[10]。

[24]笔者这一推论并非空穴来风，根据《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章第1至12节，东方三博士来拜的故事发生在基督耶稣出生时，地点恰在中东。而与本文相似的论断出现在徐紫迪2018年发表于《美术观察》第4期的《维米尔绘画的隐喻——细读天文学家》一文中。

[25]梅特曾收集并整理了大量的鹦鹉螺杯资料，在此基础上集合成书，她的作品也影响了后世研究鹦鹉螺杯的学者，因而她在鹦鹉螺杯的研究领域是有较高话语权的。

[26]同[1]，第48—54页。

[27]荷兰打败西班牙成为东南亚诸多岛屿的实际统治者，这也为他们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展奠定了基础。参见：J G van Dillen. Van rijkdomen regenten. Handboek tot de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schiedenis van Nederland tijdens de Republiek[J].BMGN：Low Countries Historical Review， 1973，88（1）：101.

[28]V Woldbye， C B Sheffield Jr， et al. Book Review on Der Nautiluspokal： Wie Kunst und Naturmiteinander Spielen[J].West：A Journal of Decorative Arts， Design History， and Material Culture，1998（2）：118-120.

[29]C List. Weiner Goldschmiede und ihre Beziehungen zum kaiserlichen Hofe[M].Jahrbuch der Kunsthistorischen Sammlungen in Wien， XVII. Wien：Ohne Verlagsangabe，1896：293.

[30]常雷.异域青花别样蓝——管窥17世纪荷兰绘画中的青花瓷[J].中国美术，2017（04）：124-129.

[31]值得注意的是，以削开的柠檬来平衡画面的视觉效果这一现象，在17世纪的荷兰并非个案，相似的案例在威廉·考尔夫等人的静物画中也有体现，同时也为正文中的相关叙述提供例证。参见：James Langton.When still-life gives you lemons：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itrus fruit in art and history[EB/OL].（2020-01-27）[2021-10-10].https：//www.thenationalnews. com/arts-culture/art/when-still-life-gives-youlemons-the-significance-of-the-citrus-fruit-in-artand-history-1.970482.

参考文献：

[1]V Woldbye， C B Sheffield Jr， et al. Book Review on Der Nautiluspokal： Wie Kunst und Naturmiteinander Spielen[J].West：A Journal of Decorative Arts， Design History， and Material Culture，1998（2）：118-120.

[2] M L Kehoe. The Nautilus Cup Between Foreign and Domestic in the Dutch Golden Age[J].Dutch Crossing Journal of Low Countries Studies，2013，35（3）：275-285.

[3]李军.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M].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4]谢明良.陶瓷手记3：陶瓷史的地平与想象[M].台北：石头出版社，2015.

[5]李军.13至16世纪欧亚大陆的跨文化交流——重新阐释丝绸之路和文艺复兴[J].美术观察，2018（04）：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