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描下的南京传奇

2022-03-07苑博叶立文

当代文坛 2022年2期

苑博叶立文

摘要：自“夜泊秦淮”系列小说开始，现代南京就一直是叶兆言反复书写的对象之一。近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刻骨铭心》，不仅延续了叶兆言此前小说的创作模式，而且还从个人叙述与历史叙述两个维度展开了对于现代南京的文学书写，两种叙述模式在小说中充满张力又浑然一体。现代南京是《刻骨铭心》真正的“主人公”，小说对于动荡历史中小人物的个人叙述是现代南京城市历史的缩影。通过重复叙述和史料入文这两种叙述方法，叶兆言将“夜泊秦淮”系列中处于远景位置的现代南京转变为小说的主体，以此探索了历史叙述的新路径，同时也昭示了当代城市题材小说发展的新变化。

关键词：叶兆言;《刻骨铭心》;个人叙述;历史叙述

一

在当代文坛，大概很少有人能像叶兆言那样长期专注于一座城市的历史书写。虽然近年来与他同时代的不少作家都致力于题材创新和方法革命，但不论潮流如何变幻，叶兆言都始终保持了对于南京的书写热情。在“夜泊秦淮”这些以现代南京为背景的小说中，既有动荡时代里凡夫俗子的悲欢离合，也有世运推移中志士仁人的忠贞不渝。作家那份深重的南京情结与历史忧思，可谓从创作伊始便如影随形。简言之，不論是以人物群像的塑造方式去表现南京的城市精神与文化气质，还是用波诡云谲的时代风云和随浪沉浮的人物命运去展开历史叙述，叶兆言都已然为新文学史上的“城与人”书写范式做出了特殊贡献。

如果从作家的创作历史来看，出版于2018年的长篇小说《刻骨铭心》无疑十分重要。作品出版后，评论者普遍肯定小说成功摹写了1920-40年代“南京的风云变幻和裂变时代的痛与爱”，其中“大历史的皱褶与小人物的悲欢”均“清晰可见”。①有论者进而断言，“《刻骨铭心》是叶兆言对‘夜泊秦淮’系列的补阙之作”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作品虽然延续了“夜泊秦淮”系列小说对于现代南京的书写，但对于“每一部小说都在寻找变化”③的叶兆言来说，如果我们用“南京书写”等概念将其漫长的创作历史进行“共名”化处理，就难免会形成“遮蔽”和“盲视”的认识误区。事实上，即便是属于叶兆言创作早期的“夜泊秦淮”系列，其内部叙述方式也并不完全相同。从《状元境》到《追月楼》和《半边营》，作家实则经历了一个由个人叙述向历史叙述的创作转变。

《状元境》开篇便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地点：“状元境这地方脏的很”“各式各样的污水随时破门而出”。状元境虽小，却是清末民初南京颓败境况的缩影：“到了辛亥革命前夕，秦淮河附近早没了旧时繁华。河水开始发臭，清风过处，异味扑鼻。”④如此萧瑟凄清的南京，庶几可与苏童笔下那个缛丽阴湿的“堕落”江南对比：一个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另一个则是隔江犹唱后庭花。不过，除了开篇的环境描写和第二章对“状元境”之名来历的交代，叶兆言并未过度敷陈状元境的自然与人文状况。一般来说，环境描写大多具有一种服务于人物塑造的叙事功能，比如巴尔扎克在《高老头》开篇描写伏盖太太时，就描写了她穷酸破旧的公寓房间，其目的正是为了“强调人物与环境之间的互换关系：她的人品足以说明公寓的内容，正如公寓可以暗示她的人品”⑤。与之相比，状元境在小说中只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景观式存在。与《状元境》不同的是，《追月楼》和《半边营》一改此前历史缺席的叙述方式，而是直面了历史自身的复杂。前者的故事发生于抗战烽火掠及南京之时，后者的故事则穿插了1930-40年代南京城中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虽然这两篇小说主要关注的都是人物的性格问题——比如丁老先生的“傲骨与偏执，清高与迂腐”⑥，华太太的乖戾与残忍，以及阿米的软弱无能等等。但南京的现代历史却没有消隐在叙述中，反而正是因为作家对这一段风云激荡、变幻莫测的历史的叙述，方才成就了作品里性格各异的人物群像。

如果说《状元境》主要叙写宏大历史缝隙里的个人欲望与儿女情长，继而表现细微的日常生活的话，那么《追月楼》和《半边营》就在刻画人物性格的基础上转向了对历史图景的叙述。而这种对个人叙述和历史叙述的书写方式，则在《刻骨铭心》里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具体来看，叶兆言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将个人叙述与历史叙述熔于一炉：他一方面叙写大时代中小人物的生命遭际与情感历程，另一方面则又复现了现代时期那个风雨如晦的南京城。

《刻骨铭心》的开篇定格在秀兰前往大明照相馆寻找希俨的历史瞬间，懵懂无知的少女爱慕进步青年，正是才子佳人、革命加恋爱的经典模式，小说从一开始便奠定了全篇“言情”的基调。在同一章里，主要人物秀兰、希俨、季绍彭、俞鸿、黄碧如、关丽君等人悉数出场，此时的他们如同大明照相馆中陈列的留影，每个人的脸上都只有凝固且模糊的表情，那些内心的潜流无法为读者知晓。随着情节的展开，人物的面目变得逐渐清晰，他们之间的恩怨纠葛也开始显露：关丽君的丈夫郭亚声因与冯焕庭生隙，一气之下参军北伐，最终战死济南。关丽君丧夫后为季绍彭、冯焕庭等人所追求，最终嫁给了冯焕庭。至于季绍彭，则深陷于小周、黄凤英、黄碧如三人的情感纠葛中，最后不得不在小周的威胁下与其成婚。而早已同季绍彭订婚的黄碧如则嫁给了希俨，爱慕希俨的秀兰却嫁给了俞鸿……

熟悉叶兆言作品的读者，想必会对这样的人物关系不会陌生。“夜泊秦淮”系列里的《十字铺》，人物关系与此十分相似。这部作品中的苏菲亚似乎是《刻骨铭心》中关丽君的“原型”，在亚声因刺杀失败而被枪决后，她出人意料地嫁给了亚声的刺杀对象雷师长。由于这段情节与《刻骨铭心》中关丽君在郭亚声死后嫁给冯焕庭的故事十分相似，因此大概可以说季云、苏菲亚、姬真珠、士新的四角关系，正是《刻骨铭心》中绍彭、关丽君、黄碧如、希俨之间纠葛情事的“本事”。从这个角度看，《刻骨铭心》其实重写了《十字铺》的故事。对于坚信“写作，就是反模仿”的叶兆言来说，在《刻骨铭心》中将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如此显豁地与《十字铺》保持平行，自是刻意为之。与《十字铺》相比，《刻骨铭心》显然有着更为丰满的人物形象，他们与风云变幻的时代之间也产生了更多的共振。⑦

值得注意的是，叶兆言在作品开篇不仅让主要人物依次亮相，而且还穿插了章太炎在桃叶渡清谈这一地名来源的情节。如果说秀兰、希俨等人物皆为虚构，那么作家引入章太炎这一真实的历史人物又意欲如何？是由于他的“历史癖”⑧作祟之故？还是说为了提升作品的文化品位，他刻意用了一些游离在叙述之外的历史知识来点缀故事？更为显眼的是，小说中像这样的历史叙述俯拾皆是。与此同时，在展开以某个角色为中心的第三人称限制视角叙述之前，叶兆言还会先以全知视角书写现代南京的历史，交代其后所叙故事的历史背景。比如《亚声的遗骸》一节，在叙写郭亚声殒命于“济南惨案”之前，叶兆言便用两千余言的篇幅，简要勾勒了“国民大革命”时期南京光复的历史。

与个人叙述相比，这类历史叙述往往拥有更为开阔的视角，比如小说中写道：“1927年2月底，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准备攻打溧水和高淳”⑨。“1937年的夏天注定会很热，时间还是5月，气温已有点高得不像话。4月初召开的中央常委会，就蒋介石的身体状况做出决议”⑩。此处的历史叙述仿佛直接摭拾于史传，近乎史家的叙述腔调冷静而节制，明显与其后以第三人称限制视角书写日常生活和人性欲望的小说家笔法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因此作品里的个人叙述与历史叙述之间始终充满着张力。但作家的高明之处却在于能维系这两类叙述话语的平衡，张力并未造成叙述的分裂。相反，小说正是借由叙述视点的高低变换而在无形中调节了叙述的速度，在充满张力又浑然一体的叙述进程中，小说张弛有度地从近景与远景两个维度共同表现了现代南京的风貌。

二

《刻骨铭心》虽以关丽君、季绍彭、秀兰等人在现代南京的生命遭际作为情节主线，但这些人物直到第二章才得以出场。小说的开篇只叙写烈女游娜在当代社会里的境遇，以及叙述者的哈萨克斯坦之行，而从第二章起小说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游娜或哈萨克斯坦的身影。由此看来，小说开篇的故事好像游离于正文的情节之外。那么如此结构小说，又反映了叶兆言怎样的思考？

從叶兆言小说的创作发展来看，《刻骨铭心》并不是第一部采用这种“元小说”技巧的长篇。在2014年出版的《很久以来》中，第二章与第九章叙写叙述者写作小说的经历，其中涉及到了小说名称的由来、叙述者创作小说时的心理等问题，这些游离于故事主线之外的叙述同样使这部作品具有了“元小说”特质。有论者认为，围绕着小说袒露创作心理和故事的来源，让小说获得传记文学的品格，无疑可以在小说的虚构性之外增添了纪实色彩。11而《刻骨铭心》第一章对叙述者创作小说时的心理分析亦可作如是解。然而，小说开篇离题书写的叙述学意义还不止于此。

在《东方主义》一书中，萨义德曾详细分析了“东方学”对于“东方”的建构。他认为并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本质化的东方，东方只有在西方不断的叙述中才能够成立。换言之，东方如同西方的镜像，只有通过作为“他者”的西方，东方才能获得确证。借用这一说法，《刻骨铭心》开篇提到的哈萨克斯坦即是南京的镜像。正是借由关于哈萨克斯坦的叙述，小说才能照见叶兆言念兹在兹的南京。《刻骨铭心》中的现代南京，固然有如赵焕庭一般的英雄，但在更多时候，作者笔下的南京人大多是“政治上一向糊涂”“习惯了醉生梦死”的，甚至直到抗战的烽烟在北中国开始蔓延，南京的报纸才轻描淡写道：“日军前晚在卢沟桥演习突向我驻军轰击”。而这些有关南京的城市性格，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军队攻克柏林，最先冲进总理府大楼，在楼顶上升起苏联国旗”的能征善战的哈萨克斯坦人的映照下，才能更为清晰地被读者所认识。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在历史上所遭遇的种种苦难，以及那些在苦难中坚韧地生活的人们，又与南京之间何其相似，因此两地的精神气韵也凭借历史关联而血脉相通。正是这样的隐秘联结，小说开篇这段游离叙述方才具有了观照全篇的叙述功能。

此外，烈女游娜的叙述学意义也可作如是观：一方面，她与秀兰一样同为演员，始终处于情感的纠葛之中;另一方面，她又能果断终结不幸的婚姻，相比于丽君和秀兰们的软弱，游娜的果敢坚强格外引人瞩目。实际上，小说里的每个角色都或多或少地具有江南的阴郁之气，他们优柔寡断、得过且过，在现代南京的土地上“习惯了醉生梦死”。因此小说里的个人叙述就是现代南京历史的缩影。作为小说里着墨最多的人物，关丽君身上则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在小说第二章，从广州回到南京的关丽君身上洋溢着青春与热情，“完全是一个女革命者的形象”。听到章太炎痛骂孙传芳时，她激情澎湃，在照相馆门前的空地上开始了一场反对军阀的演说。然而正是这样的革命青年，在郭亚声死于“济南惨案”两年后，却嫁给了自己曾想暗杀的冯焕庭。小说在讲述冯焕庭热烈追求关丽君时写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轰动一时的杀妻案判决结果公布，凶手郭小三即将在雨花台下被枪决。而这一判决结果正与关丽君等人的积极呼吁有关。执行枪决的当天，关丽君与冯焕庭一同前去围观。可是到了雨花台下她却发现，当天要枪决的还有参加南京暴动的革命者。当枪决结束，“围观看热闹的观众一窝蜂地奔向死者，冯焕庭问她要不要走进看看，丽君连连摆手，示意赶快换个地方”。此时的丽君，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振臂高呼的青年。从之后的叙述来看，她已蜕变成“南京社交界最出风头的名媛”。作家并没有解释关丽君转变的原因，但考虑到小说所书写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关丽君的转变则有迹可循。

作为一个始终被男性争夺的人物，关丽君生命里的每一个男性都具备了一种政治象征，比如国民党激进左派郭亚声、国民党员冯焕庭、汉奸何为等等。从这个角度看，关丽君的几次婚姻不只是她个人基于爱情、欲望的选择，更象征着小说中的历史主体——南京城的不断蜕变。在这里，读者看到的是人与城、个人叙述与历史叙述的同一性：当革命浪潮逐渐席卷中国时，南京城的各色人物也都“咸与革命”;但随着“革命精神转成浮滑”，宁汉之间先是“对立”旋即又“合作”之后，那些人物也纷纷走向了历史的暗区，坚守者或如沈雨初、郭亚声一样为崇高理想而牺牲，或如黄凤英在动荡历史中暴露个性的缺陷：“绍彭记得刚与黄凤英认识，她身上那种女革命者气质充满了魅力”，“现在突然意识到她真的很幼稚，太固执，一点都不成熟”12;最终，当南京成为汪伪政权的首都，作家便安排了关丽君与汉奸何为同居的结局。在这个意义上说，小说里人物个体的每一次选择，几乎都与南京城的历史变迁若合符节，因而小说人物的个人生命史便是南京城历史变迁的缩影和隐喻。

三

无论是早期创作的《状元境》与《追月楼》，还是后来的《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和《很久以来》，叶兆言的现代南京题材小说总是有着清晰的故事主线与中心人物。相较于之前的现代南京书写，《刻骨铭心》显然具有更为繁复的叙述结构与更为多样的人物形象。正如众多论者已指出的那样，作为一部群像小说，《刻骨铭心》成功书写了大历史中小人物们“刻骨铭心”的人生13。因此看上去《刻骨铭心》似乎是一部缺少“主人公”的小说。即便是小说里着墨最多的关丽君，虽然与小说中的每个重要人物都有关联，而且她的三段情感经历也贯穿了小说的始终，但她并不是一般现代小说意义上的主人公。在书写现代南京战乱频仍、疮痍弥目的历史时，叶兆言尤其注意将人物置入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中去叙写他们在大时代里的生命遭际。这意味着作家并不着重表现那段历史中小人物们的心灵内面，而是如鲁敏所说，他在小说中给了人物行动线，给了人物行动的具体原因，但是并没有给人物“那种心理的挣扎、呼号”14。按说在关丽君命运的每一处转折点，叶兆言都可以对她当时的心理活动大书特书，然而作家不仅没有交代郭亚声的死对关丽君的心灵震动，而且也没有说明关丽君为何会与曾想暗杀的冯焕庭结婚。至于冯焕庭死后她又出于何种考虑委身汉奸何为更是不置一词。由此可见，这部作品并不以心理分析见长，小说中每个人物都不是柄谷行人所说的与“现代文学”相伴而生的“内在的人”（inner man）15，小说因此缺少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其中的每个角色，也因此缺少了一般现代小说主人公应有的特征。

不过，这并不表明小说中没有主人公，毋宁说，南京就是《刻骨铭心》的“主人公”。《刻骨铭心》发表后，有论者批评小说“多有情节重复”，并列举小说中三组共六处叙述存在相近之处16。尽管这三组叙述是否真的属于“情节重复”还有待辨别，以及“情节重复”会导致小说“拖沓不清”的说法亦可以商榷，但《刻骨铭心》存在一些“重复叙述”却是事实。比如第二章《刺杀冯焕庭》一节，作家先从王可大的视角叙写他前往金陵大学捉人的经过，复又从秀兰的视角出发，叙述她观看《潘金兰》彩排时遭遇王可大执行任务的过程。若是按现代小说的叙述成规，此处其实不必转换叙述视点，捉人一事只需用王可大的视角叙述一次即可。像这种转换视点的“重复叙述”还出现过不止一次。比如《希俨参与了首都计划》一节里季绍彭为护士小周所威胁被迫与其结婚，以及他的未婚妻黄碧如嫁给希俨的故事就属于重复叙述。因为这一情节已在小说中出现过，作家大可不必向读者反复申说。而在《成了电影明星的秀兰》一节里，叶兆言又借希俨之口向秀兰，同时也是向读者再次道出了季绍彭、小周、黄碧如与希俨四人间的复杂关系。以上所举，皆为小说中关于个人叙述的重复例证。如果再看历史叙述部分，则重复更为频繁。试比较以下两段分别出自《亚声的遗骸》和《高云岭45号》的历史叙述：“它（济南惨案——引者）成了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中日对抗冲突的先声。日积月累，仇恨越结越深，加上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加上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加上1933年北方的长城抗战，再加上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及紧接着的‘八一三’淞沪抗战，对日的全面战争终于爆发。”17另一段则是：“当时南京的民间气氛，因为此前发生了济南事件，因为‘九一八’东北沦陷，因为‘一·二八’淞沪抗战，因为1933年的长城抗战，对日本人的情绪，早已经是仇恨到了极点。”18

以上两段都是关于1930年代抗日战争的历史叙述，均提及了当时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小说里的重复叙述有何功能，又产生了何种效果？对于个人叙述而言，转换叙述视点去对同一情节重复叙述，似乎是为了让所叙述的事件更具形象感，并在穿越虚构叙述的同时，进而在真实的历史时空中得以确立。换言之，正是在个人叙述的“反复”中，小说所叙写的事件获得了超越叙述的真实感。由此来看，小说中历史叙述的重复叙述也具有类似的效果，可以说正是因为叶兆言对1920-40年代南京城的诸多历史事件重复叙述，南京城才从“夜泊秦淮”系列中那个遥远的背景，一变为小说的主体。由此，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何小说缺少现代小说标志之一的心理分析——塑造骨肉丰满的角色本来就不是叶兆言想要达到的叙述目标，作家真正关注的，其实是南京城这个小说的“主人公”。

除了重复叙述，叶兆言还采用了史料入文的叙述方法。《刻骨铭心》里充满了大量的材料：“所谓材料，指的是那些未经加工的、拟为作家所用的粗糙物质，它既可能客观存在，也可能子虚乌有，举凡现实、想象、神话、传说与新闻，皆可是材料出处。”19在一般现代小说中，材料是小说的“前文本”，是作家建构完整叙述过程中需要“扬弃”的部分。但在《刻骨铭心》这部作品里，叶兆言直接将历史材料，比如报章标题、广告宣传语等插入了叙述之中。问题就在于，作家如此直接地将史传材料引入小说，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叙述效果？

在《成了电影明星的秀兰》一节中，叶兆言写到了1930年代南京所开展的“新生活运动”。他引用了南京《中央日报》上一则关于露天电影的广告词：“诸君欲得一避暑娱乐之处所乎/榆园露天电影/有天然的风扇，是纳凉的胜地/不日开幕，先此露布/打到戏院夏令之臭闷空气/开创首都唯一之露天电影。”20这一节主要讲述秀兰如何阴差阳错地成为了电影明星，以及成为电影明星之后的演员生活。在引用这则广告前，小说的叙述焦点是秀兰的情感生活：王可大向秀兰求婚，由于秀兰父亲吴有贵的反对，这次求婚以失败告终。希俨与黄碧如的结合让秀兰十分失望，直到多年以后，当季绍彭与秀兰在李元老花园里偶遇时，秀兰才知道希俨娶黄碧如的原委。而出现在这则广告后的叙述，亦是围绕秀兰成为演员后的个人生活展开。按说在一段叙写“日常生活”的个人叙述里，自然可以插入历史叙述以交代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但叶兆言对报纸广告词的直接引用，却已经偏离了叙写秀兰演员生活的情节主线。问题是如果不使用这则广告，甚至不交代“新生活运动”，小说的情节线索依旧不会发生割裂。那么，叶兆言在这里引用广告，或者说这则广告的叙述功能到底是什么？当然，此处使用历史材料并不会造成小说叙述的“离题”现象，作家也无意挑战现代小说与读者之间所缔结的“有序而不乱”的语境契约——毕竟广告的篇幅并不算长，读者也不会因为耽溺于这则材料的阅读而忘却关于秀兰的情节主线。因此材料的使用，看上去并非为了延宕叙述的进程。如果再把眼光放远一点，就会看到叶兆言在此处插入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叙述目的，其实是为了和下文所叙述的秀兰被男演员骚扰一事遥相呼应，其中隐含了他对这场“建基于牙刷、老鼠夹与苍蝇拍”的“新生活运动”的讽刺意图。而引入这则“油腔滑调”的露天电影广告，显然足以为下文书写大众如何消费电影演员的情节提供历史注脚。只有理解了现代南京的电影院只是“避暑娱乐之处所”，电影演员只是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我们才能理解小说接下来所叙写的现代南京影视行业中的种种乱象。换言之，叶兆言广泛运用一些看似游离在小说主线情节之外的历史材料，其目的恰恰是为了给虚构的小说叙述提供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从这个角度看，《刻骨铭心》的历史叙述无疑是个人叙述得以铺排敷演的话语根基。

综上所述，《刻骨铭心》延续并进一步完善了“夜泊秦淮”系列小说中以个人叙述与历史叙述两个维度展开现代南京历史书写的叙述方式，个人叙述与历史叙述在小说中既充满张力，又相得益彰。在内容上，《刻骨铭心》更侧重于凸显南京这座城市的性格与历史变迁，对大时代中小人物生命遭际的叙写可以理解为现代南京城市历史的缩影。在技巧上，较之以往的现代南京书写，《刻骨铭心》通过直接将史传材料引入小说和转换视点对同一段情节“重复叙述”这两种叙述方式，探索了历史叙述的新路径。凡此种种，皆能证明叶兆言在小说叙述方面的创新努力，充分反映了当代城市题材小说发展的新变化。

注释：

①13叶兆言《刻骨铭心》研讨会：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901/c403994-30265404.html。

②刘振：《创作的模式与变化的可能——论叶兆言〈刻骨铭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6期。

③周新民、叶兆言：《写作，就是反模仿——叶兆言访谈录》，《小说评论》2004年第3期。

④叶兆言：《状元境》，《夜泊秦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⑤[德]奧尔巴赫：《摹仿论》，吴麟绶、周建新、高艳婷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25页。

⑥张学昕：《短篇小说的“艳歌”或“儿歌”——叶兆言的短篇小说》，《长城》2021年第4期。

⑦夏彬彬：《主题书写的变奏——评叶兆言长篇小说〈刻骨铭心〉》，《小说评论》2018年第1期。

⑧叶兆言、王尧：《作家永远是通过写作在思考》，《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

⑨⑩12171820叶兆言：《刻骨铭心》，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6页，第298页，第249页，第104页，第183页，第211-212页。

11沈杏培：《没落风雅与乱世传奇：叶兆言的南京书写——兼论长篇新作〈很久以来〉》，《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3期。

14网址http：//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J1nYhNO？s=zhwnl&appid=s3rd_zhwnl。